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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裏戈裏·納烏莫維奇·維經斯基（俄語：Григорий Наумович Войтинский，1893年4月5日—1953年6月11日），或譯魏金斯基[1]、沃伊京斯基，本名紮爾金（俄語：Зархин），在華期間化名吳廷康，筆名魏琴、衛金[1]，俄國猶太人[2]，共產國際創立初期人物，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中共初創時期經費的實際提供者。1920年奉命到中國建立中國共產黨，曾為共產國際派駐中國的代表，中國研究家。
生平
[編輯]1920年2月，布爾什維克奪取西伯利亞後，打通了跟中國的陸地交通。不久在此建立俄共（布）遠東局，負責在中國及其他國家建立共產黨的工作。4月，遠東局派遣代表維經斯基來到中國北京[3]，其妻M. F. Kuznetsova隨行擔任助手，見到李大釗。[4]李大釗隨即將他介紹給在上海的陳獨秀。5月，維經斯基在一位定居海參崴的山東平度籍華僑楊明齋陪同下前去上海，勸說陳獨秀組建中國的共產黨。陳於是開始與幾個城市的革命者進行聯絡。8月，陳在上海法租界漁陽裏2號的家中組建了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青年團。維經斯基協助成立了上海外國語學社，送青年出國學習，培養幹部。[5][6]次年7月，來自幾個城市的十幾名代表在不遠處的望誌路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1924年5月，維經斯基受命來到上海，主持召開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擴大會議。11月底，參加在上海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
1927年4月還在武漢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國共分裂後，離開中國。在伊爾庫茨克從事經濟工作。
1930年代在莫斯科從事教學研究工作。
共產國際派駐中國的第一人吳廷康
中國共產黨於1921年在上海成立。它的成立，是中國現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它改變了中國，也改變了世界。同時，不可否認，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得到了共產國際的指導和幫助。當時共產國際派出的代表是魏金斯基，中文名為吳廷康。吳廷康是一個什麽樣的人？在中共建黨過程中究竟起了什麽樣的作用？在中國大革命中，他扮演著怎
吳廷康（1893 1953），俄國人。俄文名格列高裏.納烏莫維奇.魏金斯基（Григоий Наумович Войтинскиий），又名查爾金（Эаркин）。吳廷康為其在中國工作時用的中文名。在《向導》、《新青年》上發表文章時用筆名魏琴或衛金。
1893年4月，吳廷康出生在俄國維切布斯克州涅韋爾市一個木材場管理員的家裏。1913年，移居美國，開始從事政治活動。1915年加入美國社會黨。十月革命勝利後，吳廷康回到俄國，在海參崴加入俄共（布）。1920年1月，吳廷康開始從事共產國際的工作，負責遠東事務。4月，俄共（布）遠東局海參崴分局外國處，向中國派出了一個代表團，吳廷康是這個代表團的負責人。他由此“有幸成為1920年在北京和上海與中國共產主義者直接聯係的第一個蘇聯黨員”。
吳廷康第一次赴華，主要目的是促進中國共產主義組織的成立。重要成果就是幫助建立上海“革命局”，並成為其中的一員。圍繞上海“革命局”所開展的一係列活動如建立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以之為中國共產黨的外圍組織、開辦華俄通訊社以加強理論宣傳等等無不與吳廷康有關。
1921年4月，吳廷康再次來華，參加原定5月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因準備工作沒有完成，大會沒有如期召開。5月，吳廷康返回莫斯科。其後，吳廷康與馬林就國共黨內合作形式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反對馬林力倡的導致共產黨失去獨立性的黨內合作方式。其間，吳廷康起草了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通過的對國民黨“一大”發生重大影響的《關於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和國民黨的決議》。
1924年4 7月，吳廷康第三次來華。他先到海參崴，經中東路達北京。4月底5月初，到達上海，參加中共中央擴大執行委員會會議。會上，吳廷康批評了退出國民黨的情緒，並提出加強共產黨自身的工作，糾正國共合作中一度存在的右傾傾向。會後，吳廷康赴廣州，由廖仲愷陪同會見了孫中山，並參加了太平洋運輸工人代表大會。1924年11月底，吳廷康再次來到中國，參加在上海召開的中共“四大”，並對陳獨秀和鮑羅廷之間愈演愈烈的矛盾進行了調解。1925年2月，吳廷康返回莫斯科。
1925年7月，吳廷康來華指導五卅運動。五卅運動走入低潮後所采取的“刹車”計劃就是吳廷康和加拉罕共同製定、由吳廷康直接在上海推動中共中央實行的。五卅運動結束後，麵對中共退出國民黨傾向的再次出現，吳廷康提出應對之策：“從聯盟轉向聯合”。針對國共之間的糾紛，年底，由吳廷康出麵，邀集國民黨方麵的孫科、葉楚傖、邵元衝與共產黨方麵的陳獨秀、瞿秋白、張國燾晤麵詳談。這次會談，對於挽救岌岌可危的國共合作起到了積極作用，但蔡和森視之為“向資產階級讓步的開始”。
1926年6月，吳廷康最後一次來華，在中國整整呆了一年時間。此次來華，吳廷康的身份是共產國際上海遠東局主席。遠東局開展工作後，立即麵對兩件大事：中共內部退出國民黨的傾向和即將開始的北伐。吳廷康主張“從內部反對右派”，要求繼續留在國民黨內以“切實加強自己在群眾中的影響”，同時大力加強國民黨左派。對於北伐，吳廷康協調了中共與莫斯科的不同立場，陳獨秀那篇著名的《論國民政府之北伐》是以吳廷康為首的遠東局意誌的產物。其後，吳廷康和遠東局俄國代表團另兩名成員拉菲斯、福京一起去廣州進行為期近一月的實地考察。隨後，向莫斯科提交的兩份報告說明，此行的重點是圍繞“中山艦事件”的分析。報告分析了“中山艦事件”發生的原因、造成的後果以及麵對此後果所應該采取的對策。從1926年底開始，作為上海遠東局主席吳廷康的在華工作陷入艱難處境。因此，吳廷康主動提出離華回國，要求莫斯科派出“一名有影響的代表到中國來指導整個政策”。這一請求得到莫斯科的批準，1927年6月，吳廷康起程歸國。
回國後的吳廷康，脫離了共產國際的政治事務，從事教學研究工作。1953年，病逝於莫斯科。
（周利生著：《吳廷康與中國大革命關係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4月版，定價：30.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