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天石：光緒急躁盲動導致戊戌變法生變
兩甲子以前，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在光緒皇帝的支持下，改革政府機構，裁撤冗官，任用維新人士；鼓勵私人興辦工礦企業；開辦新式學堂吸引人才，翻譯西方書籍，傳播新思想；創辦報刊，開放言論；訓練新式陸軍海軍同時規定，科舉考試廢除八股文，取消多餘的衙門和無用的官職。
這場改革從1898年6月11日開始實施，到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後等發動戊戌政變，隨後，光緒帝被囚，康有為、梁啟超分別逃往法國、日本，譚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殺，曆時103天的變法失敗。
今年正好是戊戌變法120周年，鳳凰網曆史將圍繞戊戌變法的前因後果，以及失敗原因等一係列問題，專訪多名專家學者，下麵是鳳凰網曆史近日專訪社科院榮譽學部委員楊天石教授實錄。
楊天石教授
1、為什麽會有戊戌變法？
鳳凰網曆史：曆史學界有一個耳熟能詳的說法，中國在16世紀以前一直都是領先的，到英國工業革命之後，因為西方發展太快，然後中國才顯得落後了。那麽，中國16世紀以後的掉隊，是否和清代的閉關鎖國有關？
楊天石：我對於中國古代如何領先的說法持懷疑態度。現在有相當一批學者都講，中國在什麽時候GDP就已經是世界第一了，這種說法沒有任何科學根據。因為當時沒有任何科學的統計，這是第一。第二，當時我們對外國的情況還很不不了解。自己的情況不清楚，別人的情況更不清楚，完全是估計、猜測。
中國落後的原因，首先是因為還停留在農業文明的基礎上。西方之所以跑得快，之所以走在世界前列，因為它是工業文明。農業文明的國家，它的發展速度無論如何趕不上工業文明。閉關鎖國當然影響了中國的發展，但是，絕對不是落後的主要原因。我們現在已經到了信息社會，不可能再閉關鎖國了。即使你開放，如果是農業文明，你還是要落後。西方工業化的時候，中國社會仍然是建立在農業文明的基礎上，再加上專製主義，加上閉關鎖國，這幾個重要原因造成了中國的落後。
鳳凰網曆史：在晚清，中國其實還有一些思想先驅，比如說郭嵩燾，還有徐繼畬，他們對西方就有比較客觀和清醒的認識，提出了自己的主張，但是，這些主張並沒有成為思想界的主流和共識，也沒有被政府作為政策製定的參照。現實中，這些人經曆坎坷，倍受打擊，像郭嵩燾，很多人罵他是漢奸，他其實是在鬱悶中去世的。你怎麽看待晚清的這種現象？
楊天石：個人的力量是有限的。走在前麵的思想家，任何時代都有，但是，如果隻有個別的人有先進的思想，不能形成一種社會輿論，得到社會公眾的普遍承認，那他對社會的影響還是極其微小的。
鳳凰網曆史：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西方就打開了中國的大門，1860年又有第二次鴉片戰爭，中間還有其他一些戰爭，但是清朝政府全部戰敗。其中，甲午戰爭的失敗對清朝的刺激最大。你覺得，甲午戰爭是導致戊戌變法最直接的一個因素嗎？
楊天石：鴉片戰爭以來，清朝不斷戰敗，每次都是刺激，刺激中國人要發奮圖強。這是個累加的過程。為什麽說，甲午戰爭刺激最大，到了爆發點呢？兩個原因。第一，日本是學習中國文明起家的，等於是原來我們的學生，現在學生居然把老師打敗了，這是中國人不能接受的。第二，中國人一向看不起日本，蕞爾小國。一個堂堂的天朝大國，敗在它原來看不起的一個小國的手上，這是中國人更加不能接受的。另外，《馬關條約》中，日本逼迫中國賠款2億兩白銀，賠款數量很大，超過了以前。
更重要的是中國割去了土地，台灣割了，澎湖割了，遼東半島也要割，這是中國人無論如何不能接受的。遼東半島是清朝的龍興之地，起家的地方，連龍興之地都要割給日本，這是奇恥大辱。當時出了一本書叫《普天忠憤集》，從“普天忠憤”四個字，可以感到當時中國人，特別是知識分子高昂的義憤情緒，要救亡，要圖強，要變法的呼聲就空前高漲了。
鳳凰網曆史：通常認為，自下而上的自發性改革會比較順利。戊戌變法是朝廷下詔主導，自上而下，這種改革比較難。你怎麽看？
楊天石：我不完全同意這個看法。戊戌變法，並非來自於高層的決策，而是公車上書，由地位較低的舉人們提出的，康有為七次上書，是從下麵提出的要求，無非是光緒皇帝，或者說翁同龢等人接受了這個要求。所以，戊戌變法還是由下而上的。
鳳凰網曆史：洋務運動的時候，清朝就是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是從器物方麵著手，想達到自強和求富的目的。餘英時先生認為，戊戌變法是自強運動的延續，是它自然的延續。他的大致觀點就是，改革到最後，必然要變製度。你怎樣看待餘先生的觀點？
楊天石：我們過去很長時期內，對於洋務運動是否定的，認為洋務運動變的是經濟、生產，意識形態沒有變，政治製度沒有變。而且認為，清朝政府搞洋務運動，目的是為了鎮壓農民起義，鎮壓太平軍，鎮壓撚軍，對外是投降的。這些年，對於洋務運動評價有很大的改變，洋務運動是個貶義詞，台灣稱之為自強運動，是一個正麵詞匯。
洋務運動引進先進生產力，引進科學技術，路子是不錯的。這是清朝政府允許的。問題是隻抓經濟、隻抓生產、隻抓科技是不夠的，還要改革政治製度，改革意識形態。但是，清朝政府絕對不允許在政治體製和意識形態領域裏邊往前走。
戊戌政變為什麽會發生？就在於改革派試圖把改革擴展到政治體製和意識形態這兩個方麵。
2、戊戌變法為什麽很困難？
鳳凰網曆史：康有為在變法運動之前，做好了很多理論準備。他寫了《新學偽經考》、《孔子改製考》兩部書，但是，那些正宗的儒家學者都把它們視為異端學說，為什麽？
楊天石：第一，康有為想為他的變法找到理論上的依據，托古改製。他把孔子打扮成一個搞改革的祖師爺，以爭取中國社會，中國知識分子，包括官僚的同意。因為孔子是當時中國思想的權威，如果孔子是改革的祖師爺，那我們跟著老祖宗學，搞改革，有什麽不可以呢？所以，康有為是企圖利用孔子，為他的變法改革找尋一個保護神。
至於《新學偽經考》，他是想把儒家的經典，傳統的儒家學說，說成都是王莽、劉歆他們搞的，是假的，企圖以此推翻儒家的理論體係，為他推行自己的改革理論找尋合理性。但是他的這兩部書都得不到輿論讚同。當然，現在對孔子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曆史上的真實孔子肯定不是變法改革的祖師爺。孔子講過三個字叫“吾從周”，克己複禮，希望回到周，回到周朝時期的禮製標準。因此，不管康有為怎麽把孔子化妝打扮，但在理論上，曆史實際上，都站不住。至於把世代相傳的儒學經典都說成是假的，偽造的，這一點，儒家學派，當時中國絕大多數的知識分子自然更不會同意。因此，盡管康有為的這兩部書當時名氣很大，很轟動，但是得不到讀者的信任，大家不相信那一套。
學者汪榮祖分析戊戌變法失敗的思想原因，他認為就壞在康有為這兩部書上。第一，科學上站不住；第二，知識分子不相信。
鳳凰網曆史：有人認為康有為想搞君主立憲製，還有人說，康有為想在原來的舊製度上開創出一個新的局麵。你怎麽看？
楊天石：從康有為構想未來世界的《大同書》來看，他的理想很高、很遠大，堪稱理想高遠，說他是烏托邦，是空想社會主義，都可以。他設想，在未來的世界裏，君民是平等的，甚至可以沒有君主製度。這是一方麵。另一方麵，在現實生活中，康有為的腳步又很謹慎。他最初確實想搞君主立憲，召開國會，建立議會製度，這是康有為在政治體製改革方麵的目標，是在上皇帝書裏邊正式提出來的。
這份上皇帝書跟他的《大同書》中的理想已經差了十萬八千裏了，可是康有為還是覺得，君主立憲在中國還是無法實現，所以後來就改變主張，主張設製度局，在朝廷上成立一個政治體製改革機構。不提立憲法，也不提立議院，搞議會了。沒有多久，他又退了一步，建議開懋勤殿。因為議院是中國以前沒有的事物，製度局中國也是沒有，所以康有為想找一個中國曾經有過的東西，想來想去，想到了懋勤殿。懋勤殿在康乾時代有過，是皇帝的書齋，本來是皇帝和臣僚議論古今，吟詩作畫的地方。康有為想借用這個名詞和這樣一個地方，找一些中外專家共議政治製度。
盡管康有為的理想高遠，但是在實際的政治生活裏麵，他是一步步後退，要求是越來越低。但是他沒有想到，這個懋勤殿，西太後也接受不了。所以，要看到康有為這兩麵：一方麵，是他有高遠的社會主義空想。另一方麵，在現實生活裏麵，康有為走了一條比較穩妥的改革道路，而且是不斷地後退，不斷地減弱改革對於中國社會的衝擊。但是他沒有想到，連這一小點可憐的改革他也沒有辦法做到。
鳳凰網曆史：茅海建《戊戌變法史事考》有一個觀點，認為戊戌變法當時出台的這些改革詔令，數量很大、很密集，103天裏麵居然下了110道，從這個事就可以看出，光緒和康有為都急於要改變現狀，但是按照清朝當時的社會環境，人的們思想觀念，包括權力格局，這些改革還是過於急切了，你怎麽看這個觀點？
楊天石：光緒皇帝操之過急，穩重不夠，這也是我的觀點。按照清朝的規矩，普通的老百姓，級別較低的官員，都沒有給皇帝上書的權力。光緒皇帝急於聽到意見，擴大議政範圍，下詔說，官員、平民給我奏章，要馬上往上送，不許阻攔。詔書下了，禮部主事王照馬上響應，上書言事，但是禮部的尚書（部長）侍郎（副部長）們不聽，居然拒絕代遞，而且跟王照在禮部的大堂上吵了起來。對這麽一件事，光緒皇帝批評一下就可以了，但是，光緒皇帝卻要“議處”，研究懲罰辦法。大學士徐桐提議“降三級調用”，這個處分本來已經夠重的了，但是，光緒皇帝仍然嫌輕，一下子將把部長、副部長六個人（其中滿三人，漢三人）全部罷免了。光緒皇帝雖然是皇帝，但他實際沒有這個權力。當時，這個權力在西太後手上，光緒事前不跟西太後商量一下，西太後當然不幹了。這件事情，光緒皇帝心是好的，但處分太重，沒有請示，這讓西這太後感到，不把光緒皇帝的權力拿過來，局麵不可收拾。
另外還有一個情節，禮部尚書懷塔布這個部長，他的夫人是陪西太後打牌的。光緒皇帝見西太後也許還有點不方便，不是隨時可見，但是懷塔布的夫人要見西太後很方便。所以，懷塔布被罷免以後，本人就立即到天津跟榮祿商量，告了光緒皇帝一狀。懷塔布的夫人則同時找到西太後告狀：聽說皇帝要“盡除滿人”，老佛爺，您可得作主啊！這就是在要求西太後出麵幹涉了。
3、西太後變臉在前，袁世凱告密在後
楊天石：西太後發動政變不是由於袁世凱告密，而是由於楊崇伊的上書--這應該是直接的導火線。楊崇伊上書後，西太後立即回宮發動政變，楊崇伊很高興，就跑到天津去向榮祿報喜，當天晚上成為榮祿的座上客。袁世凱這才從楊崇伊這裏知道，政變已經發生了。
康有為的計劃是：第一步，由皇帝以紅色“朱諭”命令袁世凱，立即將榮祿“正法”，然後以袁代理直隸總督，張掛告示，宣布榮祿罪狀。第二步，封禁電局、鐵路，率兵入京，以一半兵力包圍頤和園，一半兵力守衛皇宮，以湖南好漢畢永年率領敢死隊入園，捕殺西太後。八月初三夜，譚嗣同訪問袁世凱，告以計劃的主要內容。袁世凱問：包圍頤和園幹什麽？譚嗣同答：“不除此老朽，國不能保。”他說：“此事在我，公不必問。”當時，譚嗣同聲稱有“朱諭”在手，袁世凱要看“朱諭”。譚嗣同拿得出來的隻有光緒帝交給楊銳的《密詔》抄件，其中隻有“另議良法”的希望，並無“誅榮”、“圍園”之說。這些自然不可能使袁世凱相信。
西太後發動政變的導火線是楊崇伊八月初三的上書。八月初五日晚間，西太後自頤和園回宮，發動政變。同日，袁世凱回津，立即拜見榮祿，“略說內情”。六日一早，榮祿主動來見袁世凱，袁世凱和盤托出譚嗣同所述康有為的“圍園”密謀。當時，他也還不知道北京已經發生政變。為什麽這麽說？西太後訓政以後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下令抓抓捕康有為、康廣仁兄弟，沒有下令抓譚嗣同。這就很清楚地說明，西太後最初不知道譚嗣同他們有一個“圍園”密謀，等到楊崇伊到了天津，從榮祿處得知袁世凱的“告密”內容，西太後才於初八日淩晨，立即下令抓捕譚嗣同等人，而且抓了之後，迅速決定，不用審判，馬上就砍腦袋。
前些年，我就寫文章說，西太後發動政變跟袁世凱告密無關，但是由於袁世凱的告密，西太後擴大了鎮壓麵，加大了鎮壓的力度和殘酷度。
鳳凰網曆史：我采訪汪榮祖先生的稿子發表後，有人說，戊戌變法是上了日本人的當，我不知道，這個說法從而而來？
楊天石：這好像沒有什麽根據。我在日本外務省檔案中發現當事人畢永年的日記《詭謀直紀》後，寫成《康有為謀圍頤和園捕殺西太後確證》一文，然後繼續研究袁世凱的《戊戌紀略》，將兩方史料做了比較，認為袁世凱的《戊戌紀略》的主要情節和若幹次要情節都可靠，僅在少數問題上有掩飾和美化，而梁啟超的《戊戌政變記》則有意隱瞞關鍵情節。我還發現，康有為、譚嗣同、梁啟超等所稱，西太後準備乘天津閱兵時廢掉並且殺掉光緒帝的所謂“廢弑密謀”，完全是維新派的虛構。康有為等那麽說，完全是為自己的政變找理由。關於這些事，我都寫過文章，收在拙著《晚清史事》和《晚清風雲》裏。
鳳凰網曆史：回頭來看，康有為派譚嗣同去勸袁世凱圍園捕後，這個行為有非常大的風險。有人認為，康有為這個想法完全是異想天開，你怎麽看？
楊天石：康有為準備了兩手，一手是抬高光緒皇帝的權力，抬高君權。所以，他給光緒皇帝送了兩本書，一本是《俄彼得變政記》，一本是《日本變政考》。為什麽送給光緒這兩本書？就是讓光緒皇帝學習俄國的彼得大帝和日本的明治天皇，靠自己的權力控製局麵，進行改革。在當時，如果光緒皇帝是彼得大帝或明治天皇那樣的人物，這條路最後是能走通的，問題是光緒皇帝不是彼得大帝，也不是明治天皇，大權在西太後手上。同樣，如果當年康有為的“圍園計劃”成功，把西太後抓起來，變法也可能成功。
鳳凰網曆史：那你認為康有為成功的可能性多大？
楊天石：從兵力上看，袁世凱在小站所練的新軍隻有七千人，自然敵不過榮祿統領的各類北洋兵。當時在京津地區不僅有聶士成、宋慶的淮軍，而且有董福祥的甘軍，北京京內還有旗兵。康有為、譚嗣同所設計的先殺榮祿，後圍頤和園的計劃是愚蠢的紙上談兵。殺榮祿固已不易，率領新軍從天津到北京圍園，也更非易事。袁世凱之所以不敢接受康有為的計劃，恐怕也有這方麵的原因。當然，兵貴出奇。如果以奇謀出奇兵，也不是完全沒有成功可能。曆史上並非完全沒有因少數人的“兵變”而成功的例子。問題在於西太後動作快，她先下手為強。光緒皇帝手上沒有兵。康有為手上也沒有兵，敢死隊隊長是畢永年，估計頂多隻能雇傭數十人，自然不能成事。
4、慈禧為什麽扼殺戊戌變法？
鳳凰網曆史：我看到有一個學者分析戊戌變法不能成功的原因。第一，詔令的數量太多。因為中國的幅員很遼闊，在當時的通訊條件下，文件傳遞比較困難，而且，當時官僚體係運行效率又很低，執行起來就更難。第二，改革的涵蓋麵太寬，改革的詔令包括政治、經濟、軍事、文教方方麵麵，沒有輕重緩急，這樣它就成了行政效率的障礙。第三，缺乏細則，這些改革詔令都是泛泛而言，隻講原則和大道理，隻有空泛的目標設定，沒有具體的實施細則和配套措施。當時，英國人赫德就說，皇帝的方向是正確的，但是他的團隊缺乏工作經驗，這樣一來，隻形成了“口水改革”，你怎麽看這種意見？
楊天石：這種意見都對，都有道理，但是都沒有抓住要害。要害就是光緒皇帝無權、無兵，在罷免六堂官事件上操之過急，處分太重，沒有爭取掌握實際權力的西太後的同意。當時，同情變法，同情光緒皇帝的比較穩重的軍機大臣翁同龢被“開缺回籍”了。這件事，我相信光緒皇帝沒有跟別人商量過，純粹屬於個人獨斷。一方麵，把那六個部長、副部長給罷免了，打得很重，打得很厲害，另一方麵，迅速提拔譚嗣同、楊銳、林旭、劉光第等四個人進入軍機處，職位雖不高，但進入決策圈，也沒有經過西太後同意。所以我認為，光緒皇帝銳意改革、熱情可佳，但操之過急，失於穩重，不講策略，沒有考慮到會激起保守派如此迅速、如此激烈的反對，而他本人，又沒有一絲一毫的力量可以善後。
鳳凰網曆史：在戊戌變法的操盤手裏，康有為、梁啟超、嚴複和譚嗣同四個人，嚴複應該是對西方了解最多的人，因為他在英國生活了很多年。但是，戊戌變法的時候，主要是康有為在主導，嚴複處在一個邊緣。汪榮祖先生認為嚴複吸鴉片，所以比較消沉，你怎麽看？
楊天石：嚴複主張漸進。嚴複認為要變法，關鍵是開民智，要提高老百姓的智慧和文化水平。這是一個長期、緩慢、穩步前進的過程，嚴複後來為什麽很落後？他就是過於穩重了。康有為有時也穩重，但是，戊戌時期，他總的特點是，希望快，希望迅速成功，以為抓住光緒皇帝就可以雷厲風行，迅速打開局麵。這是兩個人不一樣的地方。
鳳凰網曆史：西太後很信任張之洞，清廷一開始是準備讓張之洞去領導變法，但是當時沙市出了事，張之洞就去處理這件事，錯過了機會。有學者認為，要是張之洞來領導戊戌變法，成功的幾率很高。你怎麽看？
楊天石：這是假設性的問題了。我注意到了這種意見，有兩個人都被認為比較好辦。一個是張之洞，還有一個是湖南巡撫陳寶箴。
我認為，如果不是康有為，而是張之洞在那裏操盤，戊戌政變流血的場麵可能不會發生，但是張之洞如果搞改革，也就是洋務運動、自強運動的範圍。既然清朝政府可以允許奕忻他們搞洋務運動，張之洞繼續搞洋務、搞自強運動，清朝政府完全可以允許，但是要想靠他來搞政體和意識形態方麵的改革，幾乎沒有可能。第一，張之洞主張中學為主，西學為用，他反對全盤西化。
其實，有“全盤西化”嫌疑的倒是西太後，到現在為止，學術界還沒有人談過這個問題。變法開始時，光緒皇帝向西太後請示，西太後給了他六個字，“今宜專講西學”。“專講西學”，不是“全盤西化”是什麽？據翁同龢日記記載，四月二十三日（6月11日），光緒皇帝向他傳達“慈諭”時，就有這句話，以致翁同龢當時就表示異議：“西法不可不講，聖賢之學尤不可忘。”這個材料應該比較可靠，但問題就是，西太後所講“西學”，不過是學英文，成立天文算學館，研究天文、數學一類，她的概念裏不會有立憲法，開國會這一套。
鳳凰網曆史：於善浦先生認為，人們後來對慈禧妖魔化了。
楊天石：我認為，不能把西太後看成是一個徹頭徹尾的頑固派，西太後有幾點還是可以肯定，一個是英法聯軍入侵時，她主張抵抗，反對向熱河逃跑。第二，洋務運動開始時，討論要不要成立天文算學館。天文，就是天文台；算學，就是數學研究所。西太後是支持洋務派的，有她開明的一麵，八國聯軍入侵，西太後帶著光緒皇帝逃到西安。這是千古未有之變，給了她深刻的教訓，所以後來要搞“新政”，派“五大臣”出洋考察。要發展經濟，要獎勵實業，要預備立憲。1904年，日俄戰爭，日本大勝之後，清政府進一步宣布要“仿行憲政”。《欽定憲法大綱》也頒布了。這些方麵，似乎西太後和清政府都在進步，有些地方，甚至超過了康有為他們當年的主張。這些，自然可以適度肯定，但是，不宜誇大。西太後和清政府的這些做法，其目的都在保證大清帝國“萬世一係，永永尊戴”。其次，立憲有九年預備期，搞的是預備立憲，不是迅速立憲。1909年11月西太後死了後，清政府又搞了個“皇族內閣”，閣員13人，滿族占9人，其中皇族7人，其維護滿洲貴族既得利益的目的就暴露無遺了。
西太後的底線在什麽地方？第一，不能損害她的權力。第二，不能損害滿洲貴族的既得利益。第三，不能搞政治體製方麵的改革，特別是不能觸動專製主義政體的根本方麵。在這個前提之下，西太後可以讚成變法，但是，康有為和光緒做的這一套，恰恰違反了西太後的底線。不觸動這三條底線，變法就沒有多大意義了。
5、康有為素質太低？
鳳凰網曆史：現在有些研究戊戌變法的人認為，康有為個人的素質不適於做改革的領導者，不管他的性格，他的品性，還有他的智識和政治能力，都有所不足，讓他領導戊戌變法，實質上超出了他的能力範圍。你怎麽看這些學者的觀點？
楊天石：第一我沒那麽想過。第二，這都是事後諸葛亮，是以成敗論英雄。
鳳凰網曆史：餘英時有一個觀點，戊戌變法是對中國傳統體製提出了全麵改革的要求，比如開國會、定憲法，已經完全突破了中國傳統的政治製度。戊戌變法失敗的原因很多，但是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國家利益和王朝利益的衝突。1898年舊曆三月，康有為在北京召開保國會，聲勢極為浩大，引起守舊派的強烈反對。據梁啟超說，當時最有力的反對者就是禦史文悌，文悌上的一個長折中說道“保國會之宗旨，在於保中國不保大清。”保國會之宗旨，在於保中國不保大清。這說明當時已經有保守派的人，把變法的實質看得很明白了。對餘先生這個看法你持什麽意見？
楊天石：說保中國不保大清，這是站在滿洲貴族的立場，站在既得利益的立場上考慮。餘先生說的有道理。所謂“保大清”，實際上是保護滿洲貴族的利益和特權。
鳳凰網曆史：餘英時還提到，戊戌變法最直接的一個後果，就是滿清統治集團意識到，不管變法給整個國家帶來了多大的好處，但是都不能讓滿洲貴族喪失政權。對他們來說，政權肯定是最重要的，但是戊戌變法就是要改變一族專政，這點是滿洲貴族集團肯定沒有辦法接受的。
楊天石：這個可以看得很清楚，光緒皇帝把譚嗣同、楊銳、林旭、劉光第提拔到軍機處，那是重用漢人一個重要表現。光緒皇帝裁撤了很多衙門，而且準備精簡機構，裁掉好多冗官，而且沒有給這些官員安排出路，這確實是損害了相當一大批既得利益者的利益。
康有為估計到，他這個改革搞不下去，另外他們也感到自己本身就有危險。光緒在衣帶詔裏就講，你趕快想辦法救我，你不救我，我可能連皇帝的位置都保不住。西太後後來把他囚在瀛台，讓他沒有任何權力，而且想立一個新的皇帝，但是因為當時外國人不同意，國內也不同意，沒有施行。上海有個商人叫經元善，他發起一個運動，就是反對“己亥建儲”。當時全國有一千多個人簽名，聲勢很大。所以，西太後感到，還不如把光緒留著，權力都奪過去了，光緒皇帝已經沒有任何威脅了。
6、經濟上的“超穩定”與政治上的“超穩定”
鳳凰網曆史：我們現在來回溯一下，晚清的政治製度變革，其艱巨性和複雜性可能遠遠超過了人們的想象。清廷開始被英國人打敗，後來又被英法聯軍打敗了，然後後來甲午海戰又慘敗，就是這種慘敗之後，對於士大夫知識精英會產生一種很焦慮的心理，所以就非常激進。你說，孫中山的革命是有必要的，還算不上激進，為什麽？
楊天石：前些年有一些議論認為，隻要按照清政府新政的那條路子就可以走下去，所以辛亥革命沒有必要。這種意見，這兩年好像還有發展的趨勢。但是，在滿洲貴族集團已經非常腐朽，非常昏庸、保守的情況下，等待清朝政府來搞君主立憲，把權力交給人民，等於與虎謀皮，可能性有多大？從它將預備立憲的年限定為9年，從它堅決鎮壓“國會請願運動”，搞“皇族內閣”等方麵看，等待它“自改革”，要等待多少年？幾十年、一百年、二百年，都是可能的。
鳳凰網曆史：魯迅先生說過一句話，在中國，挪動一張桌子也要流血。因為幾千年的君主統治，保守勢力過於強大。這是否就是光緒、康有為搞戊戌變法難以推進的原因？
楊天石：這個我同意。金觀濤、劉青峰說，中國社會是一個超穩定結構，這個意見有一定道理。我在《帝製的終結》一書裏，曾經將中國的“中古社會”定義為“皇權專製地主小農社會”，是“君主專製製度”和“地主小農經濟”的結合體。君主專製製度是一種十分落後、十分腐朽，但也十分嚴密、十分穩定的製度，自給自足的“地主小農經濟”是一種極為穩定，發展極為緩慢的經濟模式。沒有新的生產力，沒有新的階級力量，商人、資本家、資產階級永遠發展不起來，社會就無法轉型。經濟上的“超穩定”和政治上的“超穩定”，兩者結合，這個社會也就極為凝固，形成“超穩定結構”了。
鳳凰網曆史：但是，從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不管是自強運動也好，戊戌變法也好，清末新政也好，這些變革就沒有一個成功的，如果要是從戊戌變法來作為一個個案來檢討的話，你覺得中國走向現代化的挫折，主要原因是在哪裏？
楊天石：中國人急於要使中國成為一個富強的國家、民主的國家，這和中國近代以來，民族危機不斷加深的情況有關。因為危機一個接著一個，中國人當然希望迅速改變這個狀況，這是好的。但是，不能急於求成，一步登天，不能把穩步前進視為落後、妥協、折衷主義。須知，激進主義超越現實，超超可能，也常常壞事，帶來許多問題和危害。多年來，我們對於激進主義的危害性研究不夠，這是缺點。
鳳凰網曆史：宣統三年，就是1911年，康有為在日本發表《戊戌奏稿》，內容和戊戌變法時康有為所上真奏稿有很多不同，為什麽？是康有為有意作偽嗎？
楊天石：康有為戊戌年所上真奏議，和後來到日本時出版的《戊戌奏稿》，確有很多不同，有較大改動，人們由此認為，康有為善於作偽，弄虛作假。
康有為、梁啟超或者是為了誇張自己的聲勢，或者是為了爭取擁護者，確實講過一些假話。但是，康有為在日本出版的《戊戌奏稿》，和我們前些年在故宮找出來的真奏議，確實不同。康有為當時是匆匆逃走的，他不可能把他當年的奏稿原封不動帶走，所以他到了日本之後，手頭什麽都沒有，但是他還要宣傳，還要爭取擁護者，那怎麽辦？隻能根據自己的記憶去恢複。再好的記憶力，他不可能恢複原狀，對這個情況，我以為要理解。
比較這兩份奏議的前後不同，由此證明康有為人格卑劣，弄虛作假，這是苛求。當然，康有為到了日本以後，時間、地點、政情都變了，為適應當時情況，有一些變動，也是可以理解的。
本文作者：張弘（實習生汪蘭對此文亦有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