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中期，我在北京大學讀書。一天，得知方勵之要到北大來做一場講演，我就慕名前去聆聽。那還是在改革開放之初，“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之前。其時，方勵之是科大副校長，與溫元凱同為當時著名的改革家。也許為這緣故，北大校方對他很客氣，講演安排在北大辦公樓禮堂。北大辦公樓，是北大黨委、校領導辦公之處。二樓的禮堂，是當時北大最高規格的禮堂。據我所知，凡使用那個禮堂的活動，都必需北大黨委辦公室的批準。可見當時方勵之還是黨內的自己人，而且還是紅人。
講演的題目已經不記得了，但記得內容毫不涉及“政治”，而是談教育改革。印像深刻的是他介紹了一個新概念：教育（education)不等於培訓(training)。如果學生在大學裏隻是接受到一些專門知識，那就隻是受到了培訓，而不是受到了教育。當時中國的大學，都是照搬蘇聯模式（當時蘇聯還沒有解體，還是“蘇聯”而不是“前蘇聯”），給予學生的都基本隻是培訓，而不是教育，所以要改革。我是第一次聽到那種教育觀，覺得很新鮮、很有意思。然而卻有學生起哄，表示他講的東西沒意思；同時也沒有學生起來反對起哄者。方勵之大概是覺得他那教育說不受北大學生歡迎，就放棄了講稿轉而講別的東西，結果更是講得雜亂了。
那天，我覺得他太過於軟弱、太過於討好學生了。大學生，基本就是些半大孩子，什麽都不懂。而北大學生卻十分自大，目空一切，動不動就要起哄、造反，其實不過是一種“烏合之眾”效應。方勵之為人師表，應該幫助學生認識到自己的不足才對，可他卻一點不敢逆了學生，隻想講點什麽學生愛聽的好贏得掌聲。真是應了蔡元培所說“殺君馬者道旁兒”。
過了幾年，科大學生鬧學運，導致“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胡耀邦下台，方勵之也丟了科大副校長之職，還被開除出黨。他也在那條路上越走越遠，成了另一場更大的學生運動的“幕後黑手”，終於亡命海外，客死他鄉。
話說回來，這一切也可以說正是中國的“教育體製”的失敗及結果。起哄、造反的學生正是那個“教育體製”培養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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