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北京大學中文係７９級文學專業班三位同學趙仕仁、駱一禾、何拓宇，被感慨他們才華和命運的文章，讚歎為“北大三劍客”。
記憶中的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的中國，照片上盡是黑白世界，滿麵青春笑容的他們仨，竟在的北京大學圖書館草坪鬆衫旁，留下了一張五彩斑斕的合影。
左起：趙仕仁、駱一禾、何拓宇
中國普通高等學校招生全國統一考試，１９６６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爆發，６月１３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通知“決定１９６６年高等學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遲半年進行”。７月２４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改革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決定“從今年起，高等學校招生取消考試，采取推薦與選拔相結合的辦法”。１９７０年，全國大學實施“自願報名，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學校複審”的方法，招收具有兩年以上實踐經驗、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農民、解放軍上大學。“工農兵學員”上大學的主要任務不是學習，而是“上大學、管大學、用毛澤東思想改造大學”。
１９７６年文革結束。１９７７年１０月１２日，國務院批轉教育部《關於１９７７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宣布恢複高等學校招生考試製度，但因時間倉促，暫不全國統一試題、統一考試，采用各省自行命題、考試，擇優錄取的辦法。１９７７年冬１１月２８日至１２月２５日，全國約有５７０多萬人參加高等學校招生考試，其中２７．３萬人被錄取，錄取率４．８％。由於各省市自治區自行命題，考題難易因省市而異，錄取新生實際成績不可能在同一水平線上，參差不齊。
１９７８年起，高考實行全國統一報名、統一試題、統一考試、統一政策、統一招生錄取。高考時間為７月２０日至７月２２日，回歸正常的夏季。全國約有６１０多萬人參加高等學校招生考試，其中４０．２萬人被錄取，錄取率７％。
１９７９年，全國高考首次統一在７月７、８、９日三天舉行。依考試時間安排順序，理科是語文、物理、數學、化學、政治、外語，文科是語文、曆史、數學、地理、政治、外語，上下午各考一門。全國約有４６８多萬人參加高等學校招生考試，其中２８萬人被錄取，錄取率６％。
文革後回複高考，１９７７年、１９７８年、１９７９年被錄取的這三級大學生，被稱為“新三級”或“新三屆”。這三個年級的大學生在年齡構成上差距相當大，有十四五歲的應屆高中畢業生，有文革十年中積累下來的曆屆高、初中學生，更有年齡已在二十四五歲到三十多歲的１９６６年、１９６７年、１９６８年畢業的“老三屆”中學生。
文革十年，閉關鎖國，外語教育中斷，對積壓了十年千軍萬馬過高考獨木橋的高考考生，考外語難如登天。國務院教育部體恤生情，網開一麵，７７、７８年考生外語考試成績，如果不是考外語專業，不計分，僅作參考；７９級，外語成績隻按１０％計入重點院校錄取分；對普通院校招生，外語成績隻作參考。１９８０年、８１年、８２年，報考本科院校考生的外語考試成績分別按３０％、５０％和７０％計入高考總分，從１９８３年起，外語成績方才按１００％以原始分計入總分。
北京大學文化大革命其間停課鬧革命，文革前最後一屆高考招進來的學生畢業離校後，校園裏一直沒有正經的教學活動，七十年代推薦進來的工農兵學員，天天忙著搞政治運動，開門辦學，住校不多，校舍從未修建。北京大學７７級新生，７８年春天入校；半年後，７８級秋季又入校。７９級又錄取了兩千新生，頓時校舍十分緊張。
７９年金秋九月，１８歲的我提著行李箱從江蘇無錫來北京大學報到，新生接待站的兩位中文係７７、７８級三四十歲的老生，將我領到３２摟４２６號房間，說：“這就是你未來四年的大學宿舍。”
那是一間約十六平米的筒子樓房間，水泥地上放了三張上下鋪雙層床，一側兩張床首尾相連，一端頂著連門的牆，另一端頂著連窗戶的牆；另外一側，一張床沿牆連著一張桌子、一個書架。另有一張長方桌，擺放在靠窗的兩個雙層床之間。屋裏空蕩蕩的，無任何生活用品，有桌無凳。兩位師兄說，要想有凳子坐，報到新生須繳交兩塊錢押金，到學生宿舍樓區正中的學校總務處，領一個方凳，畢業時還凳退押金。
他們指導說，新生入學第一件事是要趕緊去海澱鎮的合作社去給自己買被褥、碗盆、毛巾牙刷、暖水瓶等日用品，然後借給我幾塊錢菜票、幾斤麵票、米票、粗糧票，說我們中文係是在學生第四食堂就餐。
來日北京大學中文係在第一教學樓的一間大教室，為我們七九級北大中文係文學專業班開迎新會，王力領銜係裏名望卓著的眾教授致辭，熱情祝賀、鼓勵初入最高學府的我們新生。主持迎新會的係副主任，介紹完北大中文係的崇高學術地位後，特別把班上的全國文科高考狀元王友琴介紹給大家，說你們這個班五十幾位同學，來自全國除了新疆、西藏各內地省市區，即便不是每個都是當地的狀元，至少也是榜眼、探花！
班上的五十二個同學，每個省最多出兩個，近半隻出一個，邊遠省區缺如，唯有北京市因為是東道主，人數極多，出了十三個，相應錄取分數比外省市的生源低一些。
晚上回到宿舍，大家相互攀談、介紹起來。同屋最年長的是李景強，河北豐潤人，５８年出生；趙仕仁，福建永泰人，６０年出生；駱一禾，北京人，６１年出生；我，江蘇人，比駱一禾僅小兩天；劉寶明，陝西寶雞人，６２年出生；雷榮貴，福建寧德人，６３年出生，最小，入學時僅１６歲。我們屋除了李景強，都是應屆畢業生，大家一致推他這個老大哥做室長。
大家仿佛還沉浸在剛才係領導誇耀我們狀元的興奮中，對自己能從競爭如此激烈全國高考中，與年長自己十幾歲的老三屆考生同場競爭，大獲全勝，自豪不已。７９年全國高考試題公認是曆屆最難的，六門考試，外語按１０％記分，滿分總分為５１０分。高考結果，考生成績總分能過４００分的極少，僅個別省市有個把，大部分省缺如。
李景強介紹說，比我們大十來歲的班上老大姐王友琴，名校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的老三屆，文革時畢業作為知青下放到雲南農場，從那裏參加高考，以４５３分的成績名列全國文科第一名。他讓大家報各自的高考成績，得知駱一禾是北京市西城區文科第一名，來自高考名省福建的趙仕仁、雷榮貴，考分都很高。我報了自己的考分，說外語考了７８分，他們驚歎說，江蘇不愧是高考第一大省，如果外語不是僅按百分之十計入總分，你應該才是全國高考文科狀元啊！
７９年全國文科高考，英語考試是最後一科，安排在最後一天７月９日的下午。開考後不到半小時，考生因為答不出題，紛紛交卷走人，各教學大樓的教室，瞬間空空如也。被設為高考考場的整個中學，僅剩下我一個人仍在答卷。各教室的監考教師，聞訊皆跑到我考試的空蕩蕩教室，圍了一大圈，默默觀看我一個人伏筆急書，三十五度的盛夏高溫下，揮汗如雨回答高考英語試題。
與同屋同學都是來自當地中學名校不同，我來自無錫一所民辦無錫市十六中學，我那屆除我外，沒有一個考上大學的，沒幾年它就改為職業學校了。７９年江蘇省沒有公布高考第一名成績，但無錫市公布我是市文科第一名，刊文在當地政府機關報《無錫日報》上。十六中的吳校長在市裏高考總結大會上，非常得意地誇耀說：“你們一中、兩（江浙人把二做兩）中是重點中學，送上了一大批大學生；我們十六中是垃圾學校（指犯事進監獄的學生多），隻送上一個，卻是狀元！”
７５年初，１４歲的我隨軍籍父親的調動，從北京來到江南小城無錫市。號稱小上海的無錫，同首善之地的京師相比，非常原始落後，大街上的男廁所，竟是無牆遮擋、成排背對馬路撒尿之所。父親計劃送三個孩子去無錫最好的第一中學，姐姐和我嫌它離家太遠，步行單程要半個多小時，就選擇離駐軍大院不遠的無錫市第十六中學，哥哥去了一中。十六中是民辦中學，地處無錫市邊緣的西門水溝頭，校園破爛，教學樓的樓梯、走廊都在室外，風雨無阻，與一中蘇聯式樣紅磚教學大樓，天壤之別。一中的生源基本是無錫當地有一定地位幹部、知識分子的子弟，而我上的十六中，生源基本是城區工人、市民和城郊菜農的子弟。姐姐和我最受不了是每星期要讓我們交肥，即把家裏的生活垃圾，主要是燒煤球剩下的煤灰，帶到學校，幫助菜農子弟的公社積肥種菜。我們住在軍營裏，三頓飯均由軍隊夥房料理，哪裏會有煤爐渣這種東西！
從說普通話的北京到說吳方言的無錫，轉學第一天，我幾乎沒有聽懂一句這個民辦中學教師的無錫土話。不過半年後，我已經能聽懂當地人說的每一個字，以至後來在北京、美國的聚會場合，上海人發現我這個說北京話的人，竟然把他們評頭論足的議論聽得明明白白，不免麵露驚訝、尷尬之色。
那時是文革後期，遵循偉大領袖毛澤東主席開門辦學的規定，中學每學期一個月學工，一個月學農，一個月學軍，課堂教學沒有幾天。物理課講三機一泵——柴油機、拖拉機、電動機、水泵，將工農業機械技術納入於理科課程之中，為當時的高中畢業生分配上山下鄉打好基礎。
見學校課堂上學不到什麽知識，父親就鼓勵我們自學成才，特別給哥哥在無錫市圖書館辦了一個借書證，讓我們可以借大量的課外書閱讀。７７年哥哥高中畢業到新疆核實驗基地當兵，我繼承了他的借書證，每天背一大書包課外書到教室，上課時埋頭自己讀。我從小就是大個子，永遠坐在課堂的最後一排，又是口音迥異的外地人，老師絕少幹涉。
７７年底，中國開始恢複高考。學校開始轉入正軌，以高考科目為教學重點，期望把耽誤了十年的正規教育，用一兩年的時間補回來。高中一年級１７歲時，我挑級參加１９７８年的高考，事後江蘇省高考招生辦特別給我來了一封信，熱情鼓勵了一番，但抱歉地說，為了照顧被文革耽誤了十多年的老三屆中學生上大學的機會，非應屆高中畢業生參加高考，隻有達到總分４００分，才允許跳級。這可是當年清華大學的錄取分數線啊！
這次雖然未能跳級，但分數提醒我，如果我想通過高考實現我返回我所熱愛的北京城夢想，考理科把握沒有考文科大。在考試科目上，文科高考隻是把理科的物理、化學，換成曆史、地理，而曆史、地理是我自幼喜愛的科目，日夜沉浸其中博覽的閑書，盡是這兩門。
來年高二，我上的這個末流民辦中學，好像全校畢業班隻有我一個學生要參加高考。校長找到我，說我們無力單為你這一個學生開班上課，準備高考，你就自學吧。你可以用學校的圖書館，那裏很安靜，上課時間就你一個人在那裏。教室你就不用再回了，那裏上的課程度太低，對你毫無意義。你也可以在家自學，來不來學校都無所謂。希望你好自為之，高考取得優異成績，也為我們這所毫不起眼的民辦中學爭個光！
我完全靠自學，７９年高考破了４００分的大關。那年江蘇省成績過４００分的考生，據說文理科加起來僅幾個人。７９年高考全國重點大學錄取分數最低分是３２０分，普通大學最低錄取分數是２２１分。北京大學在江蘇錄取分數線為３５０分。７９年是先高考，公布分數後考生再填報誌願。以我高高在上的成績，任何全國文科大學、專業，任我挑！
大學錄取，嚴格按照全國高等學校入學統一考試的分數高低，擇高錄取，是最公正的錄取。大學錄取競爭，類如體育比賽，一戰決高低。後來中國大學本科、研究生錄取，搞推薦免試，種種社會活動、競賽、體育加分，其實都是主持高考錄取的機構，為了想送進但又擔心考試成績不過硬的自家與關係戶的子弟。美國大學錄取，大學入學標準化考試ＡＣＴ、ＳＡＴ成績外，列了一大堆錄取優惠待遇，諸如體育、課外活動、社會活動、義工、少數族裔平權行動（affirmative action）加分，最荒唐的竟有校友子女優惠製度（legacy），捐款者子女優惠製度，本質上是一樣的路子。至於學生將來是否成人才，同是否上高校、上哪個高校，其實沒有太大直接關係。
正式開學上課後，我們漸漸熟悉了我們這個五十來人的班，除了十來個往屆生外，大多數是應屆高中畢業生，兩者年齡相差十歲左右。班上入學前有５年以上工齡的年紀大的同學，享受職工助學金；家庭生活困難的農村來的同學，以及小部分城市同學，發放人民助學金；城市來的大部分同學，生活費用自理。大學四年，國家沒有收任何學費、雜費，免費住宿，完全是義務教育。
我們七九級北大中文係文學專業班，北大郵箱編號為７９１０，因此又稱７９１０。班上的領導核心，一直是年紀大的同學擔任。
左起王友琴，７９年全國高考文科狀元，雲南；王鄭生，河南；賀紹俊，湖南；楊全，北京。均為五零後，王、楊退伍軍人、黨員；賀應該是北大入黨。
大學一年級，班上組織春遊，從清華園乘坐火車到八達嶺觀光古跡。
大概班上的活動都是由年紀大的同學引導，我們屋的人又偏偏盡是尚在青春期的六零後，逆反心理強，難免有青少年問題（teenage problem），鼓噪著要獨樹一幟，自己搞出些名堂。
那時中國的文學刊物很少，發表作品不易。７７、７８級高班的老大哥、老大姐，耐不住不能發表作品的寂寞與焦慮，在我們住的３２樓對麵的北大出版社院牆上的公告欄，張貼自己手抄詩歌作品，引得飯後回宿舍的同學、路人，不時駐足觀看。
我們４２６室的老大室長李景強，提議我們也編一本文學期刊，無緣出版就手抄，刊名《泉水》，采自當時收音機裏最流行的歌曲《泉水響叮咚》，本屋作者外，還向班上其他六零後組稿，拉來了何拓宇、石冰、熊國盛等同學。這撥人年齡相仿，興趣接近。
二十歲還不到的毛頭小夥子，啥社會閱曆也沒有，能寫出什麽有份量的文學作品？也就是若幹首詩歌吧。我們屋的趙仕仁書法最好，字跡如鋼筆硬書法字貼，這第一期《泉水》，基本就由他謄抄了。年幼的雷榮貴聲稱尚寫不出作品，但能寫一筆好字，毛遂自薦幫趙仕仁謄抄大家的手稿。
刊物僅出此一期，好像沒有大家期望的反響，後續就不了了之。但參與的這些六零後同學，後來就形成了比較談得來的關係密切的小圈子。
開學後第一件讓我苦惱的事，是堂堂北大，居然難以找到安靜的地方看書。我對讀書環境的要求很高，我閱讀東西的時候，周圍不能有任何噪音幹擾，因為我看過的書是要記憶到腦子裏的，用心讀過後基本可以做到大致內容過目不忘。我們那十六平米的宿舍，狹窄得六個居民同時下地，連站著的空間都局促，在宿舍裏自習，室友竊竊私語聲不斷，很難集中精神讀進書。
後來我發現北大的圖書館二樓的文科閱覽室，盡管理論上是按各班分配座位，實際上並非什麽時間都會有該來的同學出現，尤其是進入北京寒冷冬天以後。圖書館的座位白天較鬆，晚上有同學來館自習，索求其規定的座位，我可以再到圖書館附近晚上沒有安排課的空教室自習。入北大沒兩個月，我基本上早上六點半起床，宿舍、教室、食堂、圖書館，四點一線，晚上十點回宿舍。整個大學四年都是如此，同屋裏、班上的同學，見麵有限。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書號稱全國第二，僅次於北京圖書館（９８年更名為中國國家圖書館）；全亞洲高校圖書館第一。我們借出的一些首版圖書，書後的借閱記錄卡經常可以見到五四名人周樹人（魯迅）、胡適之（胡適）的簽字。全國高校圖書館之首的北京大學圖書館，承擔全國高校外文參考書的采購的任務，負責采編選送書目，然後由國家有關部門批外匯從國際圖書市場上采購，書到了後，北京大學圖書館通常會扣留一本，因而其外文藏書品種非常齊全，基本上國際上的名著都可以找來借閱。對我來說，這個圖書館等於向我打開了世界之門，有取之不盡的思想資源。大學四年，我絕大部分的時間是泡在北大圖書館裏，那是我最留戀的地方。
大學新生一年級，我還基本按部就班地上滿各種課。但我很快就發現，任課教師在課堂上講的東西，基本上是課本和輔導材料上都有的東西。明明一個星期可以通讀掌握的內容，教師竟然要拉拉扯扯地囉唆一個學期。大概一般學生沒有教師的提示監督，很難讀進課本裏的內容，每星期上一兩回課，循序漸進，一學期下來，知識就漸進掌握了。但這種方式對我來說，效率太低，簡直是浪費時間！
我決定自二年級起，除了知識需連續性訓練的英語、古代漢語兩門語言類課，不再去課堂上任何專業課了。唯一連續聽完的隻有一門趙複三開的選修課《基督教史》。４９年中共建政後，趙複三一直以教徒身份任職國內基督教機構領導層，文革前夕他突然一改“宗教界進步人士”的形象，公開了秘密黨員幹部的身份，後官至中國社會科學副院長。他是副部級幹部，每周五下午來北大正門辦公樓旁的一個大教室開選修課，司機把其乘坐的高級轎車就停在教室外門口路沿上。趙複三８９年六四事件發生時正在法國巴黎任中國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執行局委員，公開表態反對中共鎮壓並向遇難者致哀，與中共政權決裂後居留國外，為中國出走級別最高的官員。後輾轉海外教書，終老美國。
我日夜坐在圖書館博覽中英文群書，根本不留意北大規定必修課程的內容，隻是到學期末考試複習的那個星期，集中精神認真讀、記一番，往往是考試那天，才第一次見到任課教師。考試成績下來，成績優良的往往不是每次上課都坐在前排認真聽講，勤做筆記的同學，而是我這種課堂上從不見蹤影的人。有位開“民間文學”課的教師發現此問題，她考試那天手捧名單，挨桌核對考生的麵孔與考卷上的名字，凡是生疏的就在名單上做上記號，無論考卷答對多少，都隻給分數“及格”。同學們按她三字名字的諧音，快讀成兩字“缺德”。
我讀北京大學本科四年的經驗體會：所謂課堂教育，不過是為缺乏自主學習動力和能力的人而設，真正有激情追求知識、真理的人，按部就班去課堂聽講，實在是浪費大好青春時光。所以美國兩代科技巨擘——創建微軟公司的比爾·蓋茲（Bill Gates）與創建臉書公司（Facebook）的馬克·紮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即便考進美國最著名的哈佛大學，也覺得循規蹈矩讀下去就是浪費自己珍貴時間和機會，毅然決然輟學創立自己的事業。以為進了頂尖名校，就可以從授課老師那裏學到什麽絕技，日後可以跳龍門改換門庭發大財成大事，或者是從來沒有進過名牌大學，想當然而已；或者是自己或子女進入名校，是其一生人生的最高點，沉溺其中，自欺欺人。
我後來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讀碩士、博士，其研究機構的性質，讓業務課完全自學，就非常對我的路子，如魚得水。當然，我體會出的這套理論，也許隻適合我自己，太太從來製止我向兩個兒子灌輸。
進入二年級，我們這夥六零後漸漸老油條起來，曠課成風。與我不願在課堂浪費時間不同，他們是睡懶覺，早上起不了床。我們的年輕英語教師邵國棟，雖然是工農兵學員出身，但曾被公派到英國進修過兩年，一口牛津腔英語，《新概念英語》教得有聲有色。他發現進入冬涼季節，班上聽課的人越來越少，於是點名。點到石冰時，何拓宇隨口應道：“石冰感冒發燒，不能來上課。”全然沒有意識到上課鈴聲響過，石冰最後一刻溜進教室，貓在最後一排。邵老師見狀大怒，把手裏的課本、名單猛擲在地，說這課沒法教了，揚長而去。後來也不知道何拓宇、石冰這兩個難兄難弟如何賠禮道歉，擺平了這場罷教風波的。
北大規定體育課是必修課。除了田徑、體操、球類運動外，北大還有兩項涉水運動的獨特便利——冬天到未名湖上學滑冰，夏天去東操場露天遊泳池學遊泳。令大家意外的是，同屋兩個福建來的南方人，居然不會遊泳！他們解釋說，他們生活在閩北山區，都是溪流，水淺而急，較大麵積的水塘、水庫很少，遊泳機會不多。我小學三年級十歲時就能通過北京市遊泳池深水區資格考試——必須在十分種內，連續遊泳兩百米。白底藍字的長方形深水合格證，縫在遊泳褲上，可拉風了！我曾手把手地訓練趙仕仁和雷榮貴遊泳，他們學期結束時至少可以埋頭一口氣撲騰十幾米，盡管把頭挺出水麵喚氣還有些困難。
我們這夥六零後體育還行，我投擲鉛球，何拓宇跳高，文弱的駱一禾短跑雙腿交替的頻率很快，係裏的運動會均可以爭到名次。
何拓宇跳高躍杆英姿
２０２５年５月３０日，作於芝加哥西郊
（圖片來同學攝影、網絡）
長文分載。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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