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華夏文摘）
章立凡：回憶與閻明複在1989年的交集（上）
前言：為什麽曆史上總是好人出局？
閻明複先生永別人世，我無比悲痛！追憶我的人生軌跡，曾三度與閻明複先生交集。
一是在1978年，我進入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工作，在《不列顛百科全書》簡編組工作。出版社社長是我國著名翻譯家薑椿芳先生，閆明複先生是該社副總編輯。他已從秦城出獄三年，其父閻寶航先生曾和他關在同一監獄，但相互不知；出獄方知閻寶老在秦城逝世，父子天人永隔。
由於有類似的遭際，明複先生對我這“小老弟”頗為關照。他一點沒有官架子，談話間總是尊稱我父親為“伯父”，我和社裏的年輕人，私下裏都稱他“明複”（據說後來統戰部的人也是這樣稱呼他），相互間沒有距離感。不久我請辭大百科的工作，到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臨別談話時，他還有幾分不舍。
二度交集時閻明複已是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統戰部長。他因工作關係，與我時有接觸，1989年較為頻繁。同年6月的中共第十三屆四中全會上，他被免去中央書記處書記職務。1990年，他更被免去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全國政協副主席等職務。
第三度交集時，他已到了民政部，先後擔任常務副部長和中華慈善總會會長。我曾在他的安排下，擔任了中華慈善總會理事（將另文回憶）。
閻明複接受采訪時曾說，：“我自己覺得，這一生最有意義的是兩件事：一是組織出版了中國的第一部大百科全書，二是主導創辦中華慈善總會，並在此工作了5年。這兩件事，前者是提高國民科學文化素質，後者是救助困難群眾。” 他總結自己時沒提在統戰部的經曆。
現在回想，閻明複的仁愛之心與社團組織能力，或許與他家庭的基督教文化熏陶有關，盡管他是一個共產黨員。我由是聯想：白求恩也出生在這樣的家庭，都不是來自草莽。一個人成長過程中的經曆和家教，決定了他的一生。
明複先生是繼胡耀邦先生之後，我所敬重的好人之一。
不論政治傾向如何，幾乎所有的悼文都公認閻明複先生是一個好人。
有的文章說明了，閻明複的確是好人；有的文章要證明，共產黨裏的確有好人。
但為什麽中國曆史上總是好人出局？就不是所有人願意去思考的了。
譚嗣同說：“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秦漢以來完成了“儒表法裏”的整合，實現了“外儒內法”下的“輿論一律”。不適應這種治術的好人，往往率先被出局。
他複出後承擔的扶貧和慈善工作，是適合好人做的事業。比起曆史上蒙冤投江的屈原、被構陷殺害的嶽飛、為變法殉難的譚嗣同……，閻明複是幸運的。他晚年仍抱病筆耕不輟，留下了見證曆史的回憶錄，分量也不是一般的重。
本文將重點回憶1989年我與閻明複在中央統戰部的交集，他青史留名，重在於此。
1989，新年亂象
1988年，繼1987年“反自由化”過去之後，知識界的自由空氣又開始複蘇，各種沙龍、討論會十分盛行，這類集會的主題頗為廣泛，大部分與社會現實問題有關。
這一時期的知識界，最時髦的莫過於談論“新權威主義”。此前曾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似乎可以把當前的一切困難和問題都貼上“初級階段”的標簽，讓人們保持信心，稍安毋躁；嗣後又提出了“新權威主義”作為政治體製改革的指導思想，就其本質而言，當然不是什麽民主化主張，但又是中國特定社會環境下非產生不可的東西。《經濟學周報》1988年12月11日發表溫元凱、嚴家其的對話錄，提出“非程序權力更迭”問題，更顯示出對改革前景的擔心。
與此同時，“多元化”、“社會主義議會民主”的討論，也已經開始，這些話題的背後都有一個共同主題，就是如何改造政治體製。
1989年初，知識界的氣氛空前活躍，任何具有一定政治敏感性的人，都可以感受到“早春天氣”的來臨。
這一年春節收到的聚會請柬尤其多，迫使我隻能作出選擇，參加這個，或者參加那個，蓋因時間上往往相互衝突。2月1日，我應邀到中共中央統戰部禮堂參加“首都各界知識分子迎春茶話會”，發現會場上的黑頭發占了多數（以往都是白發者大會），氣氛頗為活躍，主人閻明複部長還唱了俄文歌。
我於4月19日出席了《世界經濟導報》與《新觀察》聯合舉辦的悼念胡耀邦座談會，接著全程在耀邦家紀錄追悼活動，並參加了21日人民大會堂的追悼大會和遺體火化。我和好友張凱（在統戰部研究室工作）忙於將這幾天的經曆整理成文，為此頗感疲勞。此時《世界經濟導報》在上海已出了麻煩，不能如期出版。《解放日報》本來同意刊載我們的文章，但到了4月25日晚與該報主編通電話時，得知稿子不能發表了。這篇文章後轉到《團結報》和《新觀察》發表。再後來，我將這段親曆寫成《胡耀邦治喪手記》一文（《炎黃春秋》2012年第6期）。
4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北京學潮陡然升級。4月27日又發生了上海市委查禁《世界經濟導報》的事件，原因是主編欽本立堅持發表19日該報與《新觀察》合辦的座談會內容。作為這一事件的直接當事人，我自問這些年來潛心治學，在政治方麵隻是一個旁觀者，向來無意卷入政治漩渦；且改良與革命相比，經濟、政治和社會代價要小得多。我仍希望中共改革能夠成功，故對體製內改革仍存一線希望。
4月28日，我寫成致閻明複先生的信函一通，對形勢有所建言。建議政府迅速與學生對話，同時在報刊上開辟論壇、專欄，允許各方對一係列重大問題展開自由討論。
紀念“五四”，與李鐵映、閻明複座談形勢
此前，我已收到統戰部的請柬，邀請出席4月29日的首都知識分子紀念五四運動七十周年聯誼活動。
這次聚會的主持人，是統戰部六局的陶斯亮和一局的馬曉力兩位女性官員。幾乎所有近年間活躍的精英人物均有出席，我記得的有李澤厚、戴晴、張顯揚、吳稼祥、陳小魯、何新、梁曉聲、諶容……等等，共約數百人。
閻明複到會場後，不少人簇擁著他說話。張凱請我過去見閻。他先是稱讚我研究工作有成績，接下來又說：“在這種時候你可不要背棄我們，我們可是老交情呢！現在我口袋裏還裝著你剛給我的信。”談到美國政府對中國形勢表態的一事，他說，對於解決目前的問題，甚至包括解決像魏京生這類問題，本來有一位學者提了一個很好的方案，但現在美國政府一說話，我就不好辦了。事後推測：閻說的這位學者及其方案，係指何新上書所提“放逐不同政見者”方案。
不久，教委主任李鐵映到場。聯歡會開始，由統戰部六局副局長陶斯亮主持。她的第一句話是：“這幾天，我覺得我們的孩子們一下子長大了”，這句話馬上贏得滿堂彩。她介紹了今天的來賓之後，就請近代史所丁守和先生（也是我的前輩和同事）簡單談了五四運動的曆史意義，接著便開始聯歡。
閻明複應邀唱了俄文歌曲，李鐵映的節目是指揮大家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這是李在眾多場合最愛表演的節目。其後是來賓同跳交誼舞並共進自助餐，氣氛活躍，至下午六時半方散。
會後，我和一些學者被留下來，回到統戰部參加一個小型座談會。除閻明複、李鐵映及統戰部的幹部外，學者還有李肅、陳越光、孫立平、黎鳴、李盛平、黃方毅等人。
這次會的氣氛不怎麽自在。大約閻明複的意思是想要李鐵映多聽聽各方麵的意見，以促成官方與學生的對話，但我很快感到李的態度仍然僵硬。
不少人在發言中力主對話，此時六局熊運藻副局長走到我身邊耳語，力促發言，並說“這是個在重大問題上參政議政的好機會”。但我在潛意識中仍存有1957年的陰影，決定隻發揮今天那封信中的觀點，其餘免談。我的發言內容如下：
在中國近代史上，對話是一種政治傳統，並舉了北洋政府大總統徐世昌、總理龔心湛，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行政院長孫科接見學生的先例。並說“對話有助於改善政府的公眾形象，像你們二位（李、閻），今天的公眾形象就很好”。我一再力陳對話之必要，李鐵映打斷我的話說：“請你放心，我們共產黨就是搞群眾運動起家的，我們絕不會害怕對話。”我在接下來的發言中，主張優先考慮學生七點要求中的“新聞自由“這一條。我說：這些年來“小廣播”發達，使黨的領導和人民之間產生了不少隔閡，究其原因，是因為“大廣播”不發達。我建議選擇一些有影響的報刊，開辟專欄或論壇，讓人民自由發表意見，這種意見不一定是要代表官方的。這樣做，才能使目前的輿論由無序變為有序，把街頭政治引向圖書館、閱報欄……。如果人人有發表意見的自由，就不一定要采取過激的手段了。況且觀點形成文字，就會重視說理，而不是宣傳煽動，這樣，人們的思想和情緒也會變得冷靜。
看來閻明複是聽懂了我的意思，當我說到報刊上的文章不一定要代表官方時，他說：“像美國之音那樣，播社論時，說明是‘代表美國政府的社論’；也就是說，它所播的其他東西，都不算是代表美國政府的。”但李鐵映似乎有些不耐煩，在我發言時，他離開會議桌，靠到後麵的一排椅子上去休息。顯然，他不喜歡我的話。
人們一個接一個地發言，會議進行到一半時，發生了一段小插曲：何新不知從何渠道聽說這裏在開會，從家裏趕到統戰部要求與會。這時已經是晚上九點多鍾了。他抱了個大信封進來（大約是新的奏折），呈遞給閻、李，沒坐穩便要發言。黃方毅製止說：“還有不少先來的人沒有發言。”何悻悻然坐下。輪到他發言時，何新說自己一年前就預料到會發生今天的情況，在某雜誌上有文章為證，又稱自己的“錦囊妙計”已在信中寫了。
在會前和開會過程中，我曾與一些朋友個別溝通過，力促重點推動新聞自由。不少人在發言中都談到了這個問題，或許這與後來短期出現的新聞自由不無關係。
會議發言中，也有一些比較書生氣的內容。例如有人稱讚閻明複在緩和4.27危機中的作用（據說閻的徹夜斡旋，使鄧取消了當天進行鎮壓的旨意），並向李、閻建議：“現在是你們這些第三代領導人樹立自己形象的時候了”。說這番話真是太不懂中共的決策程序了，簡直是將他置於一種危險的境地。李鐵映立即進行批駁，強調要在常委的領導下工作。還有人對高幹的特權生活提出批評，並舉鄧小平每天抽一盒特製熊貓煙為證，認為太奢侈。這種說法馬上引起李的不悅，他說：“小平同誌這麽大年紀了，又有那麽多的貢獻，別說一天抽一盒，就是一天抽十盒也是應該的。” 看來這番對話的雙方，水平上也是旗鼓相當。
受邀參與調停，起草四點建議
5月16日上午，我離家外出，中午在一家餐廳與家中通電話，得知統戰部來了四次電話，要我馬上去。我意識到此事與解決絕食問題有關。
午後一時左右，我到達府右街統戰部大院，被引入一間大會議廳。裏麵有二三十位學生，個個神情嚴峻，另有一些是熟人，都是以往一起座談過的中年學者。我很快明白了，學者們是被請來作為官方與學生之間的調停人。事後又得知，此前統戰部已請了戴晴、李澤厚、嚴家琪、劉再複等人調停，但他們的表態（即《我們對今天局勢的緊急呼籲》）被認為過於偏向學生，不能為最高當局所接受。於是，我們在事先毫無所知的情況下，被請來作為調停的第二梯隊，以謀求達成一個雙方都能接受的解決方案。
我頻頻與學生交換意見，很快了解了狀況。代表們大致來自三部分學生：一、絕食團（即廣場絕食學生）；二、對話團（即高校學生對話代表團）；三、高自聯（首都高校自治聯合會），實際上有些代表是一身二任。其間的立場略有差異，明智派主張以適當條件結束絕食，另一些人則堅持達到絕食時提出的全部要求。
我和其他中年學者作為調停人，必須了解學生所能接受是最低條件，才能提出調停方案。我提出一項原則：我們（學者和學生）必須用同一個聲音說話。學者們在磋商後，向學生代表說，我們準備提出一個解決方案，這個方案必須是你們和全體絕食學生所能認可的，同時我們也會力促政府接受這一方案，因而這必須是一個雙方都能接受的方案。為此，我們必須了解你們所能接受的最低條件。
對話團代表何光滬向我出示了一份《救命書》，說明這是他們所能退到的最低限度要求：一、當局承認學生運動是愛國民主運動；二、政府與學生公開對話，電視現場直播。隻要政府能接受這兩條，學生就可以停止絕食，同學們的生命就得到了挽救。他還特別向我說明，為了使政府有一個回旋的餘地，他隻要求政府正麵承認“學生運動是愛國民主運動”，而不必像以往要求的那樣，確認“不是動亂”；但對於這一點，學生內部的意見卻不盡一致。何是社科院研究生院的在讀研究生，年齡與我相仿，比大學生們要成熟得多。
我和其他一些學者聚集到另一房間，討論並起草一份調停方案。這時學者中間也發生了爭論。大家都認為中央對絕食學生的要求遲遲未能作出表態，是權力不夠集中所致，希望中央特別授權一位最高領導人全權處理學潮問題。由於趙紫陽5月4日講話中對學運表現出的新姿態，知識分子中很多人對他抱有希望。故有學者主張建議中央授權給趙紫陽。
但我表示了異議，理由是：一、我們知識界應該表示自己的獨立性，不介入中央內部的鬥爭；二、如果我們建議授權某個人，就會給人以支持某個人的印象，可能會對我們所提方案造成阻力。我的意見是：建議中央授權一名常委全權處理學潮問題。雖然某個人在現時形勢下是呼之欲出了，我認為也隻能由中共中央自己決定授權給誰。
激烈的爭論議而不決，為防止延誤時間，我和一些與會者私下交換了意見並付諸表決，通過了所謂“四點建議”。全文如下：
一、鑒於中央集體討論，取得一致意見後處理問題的工作程序，對於處理當前學生絕食這樣的緊急情況已經不適合，不利於迅速靈活地解決問題，必然坐失良機，造成局勢日益惡化，損失日益擴大，故建議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授權一名常委處理學生的絕食問題。
二、建議被授權處理問題的政治局常委迅速接受絕食學生提出的兩點要求，即承認學生運動是愛國民主運動，不是動亂；中央領導與學生公開對話，電視廣播現場直播；
三、在前兩條的基礎上，學生結束絕食行動，撤離天安門廣場。
四、對於學生運動的直接參與者、組織者、支持者不以任何形式打擊報複。
需要說明的是，第二條原來隻寫了“承認學生運動是愛國民主運動”，未寫上“不是動亂”四個字；但王丹說，我們來這裏時已經向同學們作了保證，因此這四個字必須加上，於是又臨時將“不是動亂”四個字加上。但我內心仍認為，不加這四個字，回旋餘地較大。無奈時間緊迫，無暇繼續爭論了。我們提出將對話團的《救命書》與這份《四點建議》同時上報政治局，其中一份有“不是動亂”字樣，另一份不寫，說法稍有不同，中央仍有自行選擇之餘地。
我問王丹，如果中共中央接受上述建議，你們是否有把握率領同學停止絕食撤出廣場？王丹說，隻要他們所提的兩點得到認可，他保證可以撤出。建議書由學者們簽字提出後，學生代表亦在上麵簽字表示同意，並立即呈送中共中央。
兩天後《科技日報》將這一文件刊出時，所加的《中年學者及學生對話代表團共同提出四點建議書》標題，與實際情況有出入。
在這份名單上簽字的人有：
學者代表：曹思源、劉世定、鄧正來、章立凡、沈從照、黃方毅、陳小平、周舵、林毅夫、李盛平、鄭也夫、陳兆鋼。
學生代表：王丹、程真、梁二、童屹、路敏、白勇舉、劉清珺、陳季、林屹鬆。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