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反”運動與“抗美援朝”（65）
“八月宗派事件”發生後，毛澤東見到多年來在朝鮮培植的勢力幾乎一朝盡毀，不禁大怒。他立即寫信給赫魯曉夫，說你看朝鮮這事怎麽處理。蘇聯派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米高揚來華商議解決辦法。毛澤東氣憤地對米高揚說：“朝鮮這棵小樹本是你們栽下來的，後來被美國拔掉了，讓我們又給栽回去了，現在長大了，不聽話了，你們看怎麽辦？”最後毛澤東和米高揚決定，一旦情況許可，廢除金日成另覓合適人選擔任朝鮮領導人。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九日，毛澤東派彭德懷和米高揚一起，以中蘇兩黨代表團名義去朝鮮與金日成談判，逼迫金日成承認錯誤，重開中央全會，將開除黨籍的全部恢複黨籍，撤職的官複原職，被逮捕了的全部釋放。在中蘇兩黨重壓下，在中共還有四十萬誌願軍駐紮在朝鮮的軍事威脅下，金日成不得不將這些條件都答應下來。但很快地到了十月以後，波蘭、匈牙利相繼發生反蘇事件，毛澤東趁機打擊蘇共威信，指責蘇共處理危機的立場和方法都錯了，若不改變，中共將公開表達反對立場。於是金日成趁蘇共自顧不暇，中共視線轉移之機，又開始秘密調查，重搞清黨、肅清反革命運動，把從監獄放出去的又重新關了進去。
十一月，朝鮮勞動黨通過了一個決議，主旨是說國際上有關朝鮮的問題以後要在聯合國框架下解決。實質是想擺脫中蘇的控製。這一來毛澤東就更加憤怒了。十一月三十日那天毛澤東把蘇聯駐華大使尤金召來，氣勢洶洶地對他說：“朝鮮決議你們看了嗎？金日成要幹什麽？我看這個人要背叛革命！他早晚是革命的叛徒，不是鐵托就是納吉！”毛又說：“你回去給赫魯曉夫同誌帶一個信，怎麽處理朝鮮問題，兩種辦法：第一，現在（我們）在朝鮮還有四十萬軍隊，可以幫助他改正錯誤。第二，隨他去，以後不管朝鮮的事。”“我們把誌願軍全部撤出去，給金日成自由。”（以上見沈誌華：《一九五〇年代中朝關係驚天內幕》一文）毛澤東要尤金把這個意見告訴赫魯曉夫，目的是想拉蘇聯一起廢掉金日成。毛澤東有四十萬軍隊在朝鮮，要廢掉金日成本來不成問題，但當時蘇聯畢竟還是名義上的“老大哥”，而且金日成是蘇聯捧上台的，廢掉金日成須要得到蘇聯的同意。但是，也許是毛澤東在斯大林死後對蘇聯的態度表現得越來越囂張，這次處理金日成問題也是這樣，說是“給赫魯曉夫同誌帶一個信”，其口氣都是居高臨下命令式的，令人聽了非常不舒服。而且廢掉金日成換人，牽涉到將來由誰控製朝鮮的問題。金日成因為不聽毛澤東的話，毛要把他廢掉，則換的新人必須要毛澤東滿意才行。到時候這個新人聽毛澤東的話，未必也聽蘇聯的話。如此，則蘇聯豈不是替他人做嫁裳？總之，據說是赫魯曉夫不同意這麽做，結果金日成逃過了一劫。
“八月事件”的性質是屬於朝鮮勞動黨黨內派係的權力鬥爭。金日成以清除異己來為自己的獨裁道路掃清障礙，做法當然是錯誤的。黨內反對派不論是延安派還是蘇聯派，他們想乘蘇共二十大的“春風”推翻金日成的獨裁統治也是情有可原的。但是在此同時，我們也應看到金日成清除的那些親蘇派和延安派，都有外國代理人之嫌，站在朝鮮民族主義立場，清除他們也可算是一種反對外國勢力滲透、操控朝鮮政治的行動，在不合理中也有部分合理的成分，因而能獲得黨內多數的擁護。
然而毛澤東對“八月事件”的反應卻真正有點令人匪夷所思了。因為這個反應的立場同他反對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的立場是矛盾的。具體來說，朝鮮黨內反對派反對金日成獨裁的行動是在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個人崇拜和揭露斯大林鎮壓異己罪行的政治氣候下發生的，兩者的性質也是大體相同的，都是黨內爭取和擴大民主的一種表現。所以，如果說他毛澤東認為朝鮮黨內反對派趁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之機反金日成這個“小斯大林”是對的，那麽他就不應該反對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不應該指使蘇共出兵鎮壓匈牙利民主運動，同時也不應該在國內搞“引蛇出洞”的“陽謀”，鎮壓中國的民主萌芽；反之，如果他毛澤東認為赫魯曉夫揭露斯大林的罪行是錯誤的，是助長了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的反蘇、反共、反革命氣焰，那麽他也就不應該去支持朝鮮勞動黨內的反金日成勢力。可是，他毛澤東一邊反對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裝出一副公正、寬容和處處為共產陣營大局考慮的樣子，另一邊又趁共產世界掀起“去斯大林化”的民主潮流之際，企圖以反對金日成個人崇拜為名搞掉金日成，從而實現其更大程度控製朝鮮的目的。所以，這種做法不僅自相矛盾，也充分展現了毛澤東翻手為雲，覆手為雨，毫不羞恥、公開玩弄陰謀詭計的奸雄本色。
除了上述立場矛盾、善玩陰謀詭計這一點外，毛澤東在處理“八月事件”過程中還有兩個看點也值得我們細細品味。一個看點是他在與米高揚會談時，把金日成說成是他和蘇共栽下的“小樹”。這種用詞毫不掩飾地暴露了他對金日成的輕蔑，暴露了他大國沙文主義的內心世界。而他在與米高揚商量如何處置金日成時的口吻，也一如兩個黑社會老大在商量如何處置“不聽話”的徒子徒孫。他們說在適當的時候把金日成換掉，赤裸裸地暴露了他們幹涉別國內政的帝國主義心態，暴露了在他們這個特定的現實世界裏，除了實力和拳頭，其實根本沒有什麽道義可言，也無法規的限製，對人是殺是剮全在他們一念之間。這就暴露了共產黨所謂在社會主義國家之間和各兄弟黨之間地位是平等的、獨立的，和不容許幹涉別國內政的宣傳，統統不過是騙人的謊言。由此進一步推測毛澤東的心態，雖然他表麵上也不得不承認朝鮮是一個獨立國家，但究其內心，恐怕他仍是將朝鮮看作是中華天朝的屬國，是主子與家臣的關係。而宗主國和屬國、主子與家臣，雙方是不可能有平等地位的。
另一個看點是毛澤東對蘇聯的真實態度。這在他會見米高揚和召見尤金時都有所暴露。雖然直到此時，毛澤東在公開場合還口稱蘇聯是“老大哥”，但毛澤東在米高揚尤其是尤金麵前，都擺出了一副居高臨下，以我為主的架勢，不僅對“老大哥”的敬意蕩然無存，甚至明顯地是在指揮“老大哥”，要赫魯曉夫在他指定的兩個辦法中選一個。然而這也不奇怪，因為這正是毛澤東內心世界的自然流露。自斯大林死後，毛澤東就野心急速膨脹。赫魯曉夫，在他看來何足道哉！現在全世界共產國家領袖中就數他資格最老，功績最彪炳。他憑一己之力開天辟地，創建了一個大黨，打下了一個大國，且著作等身，允文能武，是當仁不讓的繼馬、恩、列、斯之後，第五個國際共運的“偉大領袖”。因此，他一直在處心積慮挑戰蘇共新領導集團的地位。他曾在波、匈問題上做了許多小動作以測試蘇共領導的智慧；也曾趁蘇共在“波、匈事件”後威望受損之機，試圖拉攏南斯拉夫鐵托，發起召開世界各國共產黨會議，取代蘇共國際共運的領導地位。毛澤東有了這樣的心態，在言語、行動上自然也難免要有所流露。至於後來毛澤東在中南海遊泳池隻穿了一條泳褲，腆著個大肚子，如一條刮了毛的大白豬，會見遠道而來貴為一國領袖的赫魯曉夫，發生這種刻意羞辱人而又自輕自賤、自丟國格的荒唐事，不過是他那種狂妄心態歇斯底裏式的一次表演而已。
說到這裏似乎有點扯遠了。言歸正傳再回到中朝關係這個正題。總而言之，中共為控製朝鮮，重拾昔日帝國的榮耀，布局已久，用心良苦。但從朝鮮戰爭爆發前到爆發後，再到停戰，然後到誌願軍全部撤出朝鮮，中朝之間的關係，基本上一直是中共在別有所圖野心下表現的“剃頭擔子一頭熱”。金日成對中共，表麵友好接受中共幫助，實則內心如防賊一樣防著中共。因而在整個朝鮮戰爭過程中，金日成始終對中共保持警惕，並一直努力想擺脫這種控製。雙方爾虞我詐，明爭暗鬥不斷。
朝鮮停戰後幾十萬誌願軍留在朝鮮不走，一直是金日成的心病，如芒刺在背，必欲除之而後快。中國誌願軍留駐朝鮮的局麵到了一九五七年底才有改變。那年毛澤東在莫斯科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見到金日成，態度突然轉變，竟主動向金日成認錯，說以前錯怪了你，你是革命的，是他偏聽偏信了。（真是見鬼了！他“偏聽偏信”了誰的“讒言”？）還說：“這樣吧，我把誌願軍都撤回去，讓你放心。”會議期間雙方談了兩次，據說關係有了好轉。然後是周恩來在一九五八年二月與朝鮮敲定了撤軍計劃，到十月把誌願軍全部撤出了朝鮮（以上見沈誌華：《一九五〇年代中朝關係驚天內幕》一文）。
毛澤東為什麽要對金日成主動認錯呢？對此，我們隻要想一下毛澤東參加這次莫斯科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的目的和在會上的表演，以及後續的事態發展，就可明白大概了。就在這次會上，毛澤東擺出了一副斯大林之後領袖群雄舍我其誰的姿態，開始了與赫魯曉夫為首的蘇共公開爭奪國際共運領導地位的鬥爭。也是在這次會後，毛澤東逐步公開地走上了“反修”、實際是反蘇共的道路。毛澤東要與蘇共鬥，光靠自己勢單力薄是不行的，必須要多多拉攏其他黨，身後有一幫跟班，才能壯大聲勢。然而當時各國共產黨中追隨中共的黨不多，執政的、而且有交情的更少，比較起來還是朝鮮和北越與中共多少有那麽點“戰鬥友誼”，因而很自然地成了他拉攏的首選對象。而既然要拉攏朝鮮，自然也要做點讓金日成高興的事。朝鮮已停戰，雖然美軍沒有撤出南韓，中共也有理由讓誌願軍仍然在朝鮮呆下去，但朝鮮人不高興，繼續呆下去也沒意思。再說中國與朝鮮一江之隔，什麽時候需要，再去也很方便。這才有了毛澤東主動認錯又主動提議撤軍之舉。
這金日成是何等精明之人！他看準了形勢，要左右逢源撈取實惠。一九五八年毛澤東發動“大躍進”，大辦食堂，搞全民皆兵。金日成立即投其所好，說“主席做得真好，我們現在朝鮮也這麽幹。”把毛澤東哄得雲裏霧裏，說我這麽搞沒人學，就金日成學得快。毛澤東是否真的被金日成騙倒了？或者未必。但在當時這些話正是毛愛聽的，希望大家都說的，所以即使有疑心，也不會揭穿他。就如劉少奇當時也說了許多鼓吹“大躍進”的過頭話，毛澤東也不說穿他，一直到文革清算劉少奇時，才由江青說了出來，說劉少奇鼓吹“大躍進”比毛澤東還厲害。此後幾年，中蘇關係破裂逐漸公開化，毛澤東更急於組織“反修”同盟軍。金日成看到毛澤東有求於人，就年年到中國來要東西。那時中國自己也不夠糧食，全中國人都在餓肚子，可朝鮮要，中共就二十萬、三十萬噸地給。反正在中共眼裏，中國人民的命從來都賤過外國人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先生曾寫過一篇短篇小說，說是他們家鄉有一個大姑娘因為沒有布做褲子，用了一隻日本“尿素”化肥袋做褲子，屁股部位正好是“尿” “素”兩個大字。文中還說當時朝鮮的化纖工業比中國發達，老百姓不缺衣服穿。可是金日成說朝鮮缺棉花，因而棉布不多，要求中國支援。周恩來二話不說，大筆一揮，把山東一個產棉大縣所有的棉花產量從此都劃歸了朝鮮。此文凸顯了那個年代中國人民缺吃少穿的窘境，和中共媚外刻薄自己人的真相，我讀後印象深刻，也從此喜歡上了莫言。當然可能有人會說這是小說家言，不足為證。那麽還有不少可以作證的證據。如一九六二年正是中共在國際上最孤立的時候，也是中共撕破臉皮與蘇共公開“論戰”的時候，金日成看準時機向毛澤東提出，說中國長白山的白頭峰是“朝鮮革命聖地”，要求將白頭峰連同山上的天池劃歸朝鮮。而毛澤東竟然也同意了，由周恩來與金日成簽署了一份《中朝邊界協議》，將白頭峰和天池的大半，包括附近一千二百平方公裏的土地都給了朝鮮。
為了拉住朝鮮，中共在自己“一窮二白”的情況下給朝鮮提供了大量的經濟援助。據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研究員齊學德披露的數據，不算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三年戰爭期間中共援助朝鮮的七十二萬億朝元和大量工業用品及建築材料，戰爭結束時中共又免除了朝鮮在戰爭期間欠中國的十四點五億盧布債務。此外，中共在一九五四年到五七年間向朝鮮無償援助了十六億盧布的金錢和物資。而同一時期蘇聯和東歐給朝鮮的援助總計也不超過十二億盧布。一九五八年誌願軍從朝鮮全麵撤退時，在朝鮮的要求下又將價值約三億美元、近十個師的武器裝備無償移交給了朝鮮。（以上資料見“多維網”《中朝其實是“金錢結成的友誼”，中國援助朝鮮真相》一文。）
金日成得了中共好處，在“反修”問題上采取曖昧立場，這就算是對中共的回報了。當時赫魯曉夫看毛澤東把金日成拉得很緊，怕金日成完全倒向中共，就使了一招離間計。據中蘇問題專家沈誌華說，赫魯曉夫把金日成找到莫斯科，給他看了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三十日那次毛澤東召見尤金的談話記錄。結果金日成看後大怒，罵道：“毛澤東真不是東西！當麵說好話，背後罵我！我怎麽可能是革命的叛徒？”從此立場又有變化，變得比較親蘇聯，遠北京。也因此之故，到了文化大革命初期，知道一些內情的北京高幹子弟紅衛兵就在大街上刷大標語罵金日成是“朝修”。此舉的結果是金日成下令把抗美援朝犧牲的中國誌願軍的墳墓，包括毛澤東兒子毛岸英的墳墓全都給毀了。而中共對此竟然連一聲抗議也沒有。非但不敢抗議，還得繼續保持中朝友誼。那時候我們單位內公家訂閱的報紙有好多種，但畫報除了“人民畫報”，外國的隻有一份“朝鮮畫報”，可見朝鮮地位的特殊。現在的誌願軍陵墓是文革以後中朝關係有所好轉以後才重修的。總而言之，毛澤東時期的中朝之間的關係就是這麽一種關係，表麵光鮮，揭開內幕，裏邊的黑暗、汙穢，簡直臭不可聞！
現在回過頭來看金日成這個人，我覺得這個人實在聰明得很。他或許沒有毛澤東的“雄才大略”、“允文允武”，但也不像毛澤東那樣好高騖遠、好大喜功，一心想當馬克思、列寧之後第三個國際共運的偉大導師。他很務實。當他有幸被斯大林選為北朝鮮的首領以後，就一心想把北朝鮮經營成自己的、封建世襲的小朝廷，其最大的願望也不過是想統一南朝鮮。至於其他方麵，金日成做事心狠手辣，隨機應變的能力並不比毛澤東差多少。其自吹自擂、自我造神的臉皮甚至比毛澤東還厚。在金日成身上，我們一方麵看到這些小國獨裁君主可以如何在他的小天地內作威作福，同時也能看到他們處在大國陰影下，如何應對大國，如何艱難求存，積累了千百年的經驗和智慧。總而言之，在處理中朝之間控製和反控製的鬥爭上，金日成是最後勝利者，而毛澤東是失敗者。毛澤東想控製朝鮮的企圖，苦心經營了多年，花了巨大代價，死了數十萬人，最後還是落了個一場空。
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七十年過去了，斯大林早死了，毛澤東早死了，金日成也死了多年了。中蘇關係一度反目成仇、兵戎相見；中朝關係也至今沒有實質的好轉。反而朝鮮第三代領導人金正恩傳出話來說，我們與日本的仇恨是百年之仇，我們與中國的仇恨是千年之仇。可見他們對中國、對中共怨恨之深！說老實話，我對金正恩說出這樣忘恩負義的話並不覺得奇怪，因為中朝關係本就是爾虞吾詐的關係。我也不清楚朝鮮人千百年來究竟受了我們“泱泱中華帝國”多少氣，積了多少恨，因而無法評價這句話的對錯。但中國誌願軍為了拯救金家小王朝付出了數十萬人的生命卻是實實在在的事情，金家小朝廷正是賴此才得以穩定下來並得以傳至第三代，金正恩不應這樣健忘。當年，為了“抗美援朝”，中國人民做出了多少犧牲，遭受了多少苦難啊！因此，我深深地為當年被毛澤東送到朝鮮去，犧牲在異國土地上，以及在朝鮮戰場上受過傷、吃過苦的人不值：憑什麽他們要去為一個不相幹的外國小朝廷，在冰天雪地中作戰，流血犧牲？同樣，我也替因為要給“抗美援朝”籌集戰費，從而在“三反”、“五反”運動中無辜受到迫害的人感到悲哀和不平：哪有一個所謂的“人民救星”，這樣對待自己國家人民的？“抗美援朝，保家衛國”，根本就是一個大騙局！有人至今還在鼓吹“抗美援朝”的“偉大勝利”，說什麽誌願軍“打出了中國的國威”，除了暴露這些人的無知，或者竟是邪惡，這種虛妄的“榮耀”，在中國人民實實在在的苦難麵前一文不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