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大中小原本就是個扯淡的事，小縣城裏一個文革期間一個大學畢業十來年的就夠“反動學術權威”了，有資格被批被鬥被打了，算大知識分子了吧，其實他一個月隻拿五六十塊而已，到上海的大學研究所設計院裏，絕對是革命群眾的級別，批別人打別人鬥別人都可以很神氣的， 所以大小是可以請教愛因斯坦的。
拿上海的某些國防科工委研究所作例子。
這些體量龐大的研究所，其知識分子階層的結構是個三角形，擬分為大中小三層。
大知識分子，以穿軍裝時的校級軍官（對應的級別是六級以上的工程師）為基本標準，大知識分子要想升到四級以上，應該是大學畢業於1945年之前（這點和共軍的抗戰幹部資曆吻合），且大多有國外留學的經曆。至於大學畢業於1945年到1949年之間，相當於共軍的解放牌幹部，成為五級六級的可能性也不小，少校肩章，不過本事人緣機遇不太好的，隻好落到了低一個檔次的“中”知識分子範疇了。
這類“大”者 在一個所裏不超過二十名， 隻要1957年沒中獎，住房應該是三間以上一套，視人口多少。文革期間自然很難得逃脫，隻有挨整的輕重不同，被“擠占”住房，就是大概率現象了。
“中”知識分子，也就是技術7，8，9級，9級是交叉級，可以是起碼工程師，也可能是最高級的技術員，在國防科工委，定的軍銜是大尉，一杠四星。這批人中， 大學畢業於1945年左右的，實在屬於倒黴，或者是大學畢業沒從事專業工作， 解放後歸隊的，起點就比較低，所以和他們的“同年”相比，級別低了一點工資少了一些住房就可能會少，人口多得很的，也許能分到三間，一般也就是兩間而已。
一個所就可能會有好幾十個這類技術幹部。這幫老爺叔，隻要不亂說亂動，也沒有什麽曆史問題，文革的挨整就看命運了，上麵有一些“大”知識分子頂著，革命群眾的矛頭就不容易對著這些人，想擠占他們的住房也難，因為這些人都住房本身就不比工人和一般行政幹部多。
解放初期的大學畢業生呢，分到大單位容易提級，分到地方國營的小廠，當年畢業就是六十幾塊，比誰都高，再提就難了，所以這些被分到研究所設計部門或萬人大廠的，弄成八級是常態，甚至有評到七級的，本事人緣運道的綜合效益不佳者，九級也不錯， 倒黴蛋也有連九級都沒混上，就跌到“小”知識分子的隊伍中了。
1953到1956年的大學畢業生，按照那時的標準，畢業轉正就有六十幾塊， 一兩年之後再提一次就是七十幾隻老洋，額骨頭碰到天花板，在1956年又提一次，就可能拿到八十幾塊人民幣啦，但職稱依舊是技術員， 可以定義成“小”知識分子。
我家的鄰居中，這批人若是結婚生孩子早，趕上1957年前的分房，好歹也能分個兩間至少也能有個一裏（小）一外（大）的套間，接著再生一二三個孩子的老爺叔，就一平方厘米的房子也不會給你增加，一直住到1978年或更晚的落實知識分子住房政策時，才得到了實質性的改善。
到了1957年及以後到1965年，大學畢業的工資級別被壓低了一級，轉正隻有五十幾塊（國防係統可以拿六十塊）啦，至於職稱就就成了根本沒有的事，文化大革命的興起，這些研究所裏的這個年齡段的人，就成了運動的主力，很多人成分也不差，能說會寫，腦子轉得快，與北京國防科工委機關也有著不少老同學的關係，事就很多了。
這幫被歸類成“小”知識分子的，好歹混上一間16平方房子的，也挺讓其他人羨慕，結婚後和營房科（軍隊編製不說是房管科）死纏爛打，才能分到一間14平方米的小房間，小夫妻還算OK，生了兩個小赤佬，人均3.5平方米，比上海的困難戶還多了了一平方米呢，文革期間最有興趣通過“正常組織渠道”，就是這幫人，想方設法就想 擠進“大”知識分子的三四間房中的一間十六平方房子！
Again, 整個文革期間， 那幾個研究所裏，“大”知識分子的房子大多有被擠占的經曆，人均就有變化； “中”知識分子居多不進不出，子女上山下鄉，房子總麵積不變，人均增加；“小”知識分子最苦，麵積不變孩子長大， 但又沒到上山下鄉的年齡，人均雖未變化，但兒女進入青春前期造成的居住不便，想想又不能怪劉少奇彭德懷林彪（當時還不敢怪四人幫），熬吧。
還別說，熬出頭了，大中小都在鄧小平振臂畫圈之後，住房得到了改善，“大”者落實政策，或擠占者搬出去或另行分配相應的房子；“中”者基本都得到增配住房的福利；原先最可憐的“小”者，乘著改革開放的春風，當官加薪提職稱，實打實的好處一樣一樣的來。
順便說說， 當年擠占進“大”知家的“小”知，有為人厚道者，善對合用廚廁的“大”，文革後，提職提薪，“大”者說幾句好話，幫助不小；而“小”擠進去“大”家後耀武揚威的不是沒有，沒想到山不轉水轉水不轉人轉，居然提個工程師落到了“大”的手中，“大”者也未必是真“君子”，你曾不仁我也可以不義，“小子，提工程師？ 你等著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