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在邊疆少數民族區域治理的諸多方案中，隻有主體民族大規模移民，才能做到長治久安。比較成功的便是中國東北的山東、河北等地民眾的闖關東，使得人跡罕至，隻有遊牧民族的東北地區，成了漢族的核心生活區域，即便現在有“滿洲國”之類的組織死而複生，絕無成功的可能。
當然也有另類的成功者，為了保證邊遠地區長治久安，除了大規模移居主體民族外，也對原住民進行殘酷的屠殺，蘇俄就是典型的代表。
外蒙古的離去，是國人永遠的痛，之後國共兩黨也分別進行了一些舉措，企圖拿回失地，最後都不了了之。
1.老蔣的做法
1949年敗退台灣後，蔣介石在聯合國發起“控蘇案”，以蘇聯並未做到“不援助中共”等條件認為蘇聯違約在先，於1953年2月24日廢除《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改為不承認外蒙古獨立。台灣當局順勢在地圖上重新納入外蒙，讓地圖重新變成秋海棠。
敗退台灣後的國民黨政權，將秋海棠地圖作為維係“法統”的核心符號。從1950年代到1990年代，台灣的教科書、郵票、貨幣上，秋海棠版圖無處不在。
直到台灣首次政黨輪替後，民進黨政府2002年重申其承認蒙古國，並於對方互設具大使館功能的代表機構。而因蒙古政府遵循一個中國政策，台灣和外蒙雙方僅保持非官方往來。
2.中共對外蒙的人種改良計劃
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中共不僅在與蘇聯談判時提到了外蒙問題，在中蒙的經濟交流中也進行過一種“和平演變”- 通過主動提出派遣漢族勞工、鼓勵赴蒙工人定居的方式加深中蒙聯係。
新中國的援蒙工人項目並非外蒙的要求，而是中方主動提出勞務項目。這一點可以從《中國赴蒙援建工人研究（1949 - 1964）》的研究中看出。
中方首先提出了派遣工人援助蒙古建設的問題。中方在對蒙交涉裏提到，組織勞工的理由之一是為了解決“中國有很多剩餘勞動力的問題”，赴蒙工人將由移民至綏遠與察哈爾從事農耕的貧苦農民組成。這實際上就是要派遣漢人前往外蒙工作。在這之後，中蒙雙方於1950年達成了六千中國工人赴蒙項目。
1954年，中方再次主動提出“派遣適量的勞動力支援蒙古”的議題，“並詢問蒙古工廠勞動力缺乏問題”。外蒙方麵表示“最好在1955年4月或春耕前派來，可攜帶家屬，在蒙工作期限越長越好。”隨後向中方交出了蒙古各行業所需的勞力缺口：“建築工人 9220名，農業工人2305名，工業工人725名，涉及近 40個技術工種”。
然而當第一批7000名中國工人陸續抵達蒙古以後，蒙方便發現了蹊蹺之處，7000名赴蒙工人中隻有幾百名是蒙古人，餘下全是漢族。
而之後外蒙方麵發覺了一件更加令其不安的事，“中方還多次主動提出派遣赴蒙工作的中國工人與蒙古婦女通婚，長期定居蒙古等要求”。
中方人員向蒙古提出赴蒙工人長期定居方案的提議，從“盡量讓援建工人在你們那裏定居”到“中國政府主張中國工人與蒙古公民結為夫妻”，這些提議都希望赴蒙工人可以無限期乃至永久定居於蒙古。
毛澤東聲稱：“中國壓迫剝削了蒙古三百年，很對不起你們，現在要給各個少數民族還債，給你們移民幾十萬人過去如何？以後在農業方麵，中國可以用勞動力援助蒙古，其數目可以在10萬，也可以是20萬，甚至也可以達到30萬。”
這個移民是否有可能是蒙人呢？當然不是，因為當蒙古方麵請求中方將內蒙蒙族移民至外蒙時，中方卻全部將之拒絕，與之相反，漢人勞力移民要多少有多少，“中國無法從內蒙古派遣畜牧工人，但可以用任何數量的中國工人來替代”。
1957年4月，外蒙黨中央第一書記丹巴還曾試圖向中方請求“幾十萬蒙古族牧民到蒙古工作和生活”，同樣也受到了中方的拒絕，中方以“內蒙古的居民有870萬人，其中700多萬人是漢族，而蒙古族僅有100多萬人”為由，向蒙方表示“大量遷移內蒙古的蒙古族居民去蒙古定居是有困難的，隻能動員漢族人去蒙古參加工、農業方麵的工作”。
有研究指出，中方“在派遣漢族工人時顯得格外康概,而在派遣內蒙古蒙古族人時卻十分謹慎”。同時“中方的上述言語和舉動給蒙方留下的一個印象是，中國工人赴蒙工作可能並不是他們的真正任務，而讓工人長期定居在蒙古，成為蒙古公民並增加蒙古人口才是是長遠目標。”
外蒙方麵為增進中蒙之間的經濟合作（特別是與上萬赴蒙工人及其家屬相處）向全蒙黨政幹部機關工人發出了學習漢語的呼籲。這些均是中蒙兩方由赴蒙項目加強經濟與文化聯係的例子。
但隨著六十年代中蘇關係的全麵惡化、合作的破裂，赴蒙工人項目也最終破產，1964年4月至7月，中國在蒙工人6000餘人分28批離開外蒙。1983年，外蒙對在蒙華僑全麵驅逐。
最後，國共兩黨在外蒙問題上的各自努力均宣告失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