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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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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11月7日，張郎郎生於延安中共中央醫院，在“馬背搖籃”裏長大。跟著部隊進入北平（1949年9月改稱北京），在北京上學。 1958年，從北京四中轉到育才中學。1959年，進入北京一零一中學。1960年轉到北京外國語學院附屬中學法語專業[2]。
1962年，中學生張郎郎等人在母親陳布文（曾為周恩來秘書、國務院秘書，當時在中央工藝美術學院教文學）以及作家張海默的支持下創辦文學沙龍“太陽縱隊”。成員多半出自幹部家庭或者文藝家庭，成立這個文學沙龍秘密寫詩，張郎郎回憶稱“我們既不是革命，也不是反革命，隻是不革命而已。”1962年，當時中央工藝美術學院有群詩歌愛好者，學生會主席張緒曼到張郎郎家，和張郎郎的母親陳布文商議辦個大型詩歌朗誦會，張郎郎和朋友們主動要求參加，張郎郎在朗誦了長詩《燃燒的心》的結尾時說“我們——太陽縱隊！”。散會後，董沙貝（畫家董希文之子）提議成立“太陽縱隊”。1962年底或1963年初的一天下午，“太陽縱隊”在老北京師範大學的蓧莊樓一間騰空的教室裏正式召開了成立大會，張郎郎、張久興、張新華（父親是西安第四軍醫大學副校長）、董沙貝、於植信、張振州（父親是大提琴教授、王人美月光歌舞團時期的同事）、楊孝敏（女）、張潤峰參加，由張郎郎起草了章程。後來又有甘恢理等人陸續加入[2]。
不久，當局在當時諸多文藝小組中認定了兩個“成形的組織”，一個是郭沫若之子郭世英主持的“X社”，另一個是“太陽縱隊”。其中“X社”首先被鎮壓。1964年，有關方麵發現“X社”策劃到法國去，立刻實施抓捕，郭世英隨後被送去勞動一段時間，1968年被隔離審查和毆打，最後墜樓身亡[2]。
1963年秋，張郎郎升入中央美術學院美術史美術理論係，同班的有原北京一零一中學的同學巫鴻，巫鴻由張郎郎介紹而參加了“太陽縱隊”的活動。當時“太陽縱隊”的其他成員中，張久興參軍成為坦克兵，於植信因想去法國留學而被送往天堂河農場“組織勞動”。張郎郎和巫鴻同時愛上了蔣光鼐家的女孩，張郎郎追求蔣定粵，巫鴻追求妹妹蔣定穗，她們家大哥蔣建國是中央美術學院畢業生，從事版畫和攝影，二哥蔣之翹寫古詩，蔣慶渝寫新詩，小弟蔣慶寧想寫小說。蔣光鼐家成了該階段“太陽縱隊”沙龍的主要活動地點，另外還有其他地方[2]。
1964年到1965年，地下沙龍的壓力不斷增大[2]。在聽說郭世英的沙龍“X社”成員全部被捕後，“太陽縱隊”立即停止了有形的組織活動，化整為零[3]。張郎郎的朋友袁運生的畢業創作《水鄉的回憶》被視為西方資產階級藝術觀的產物。在官方雜誌《美術》刊登以備批判。中央美術學院將這巨幅油畫搬出藏畫樓，堆在乒乓球室待批判。袁運生、丁紹光、張士彥三位叛逆型畫家和張郎郎等人是好友，袁運生當時已經赴吉林省。張郎郎和吳爾鹿、於植信、蔣定粵分別商量怎樣搭救袁運生，張郎郎最終決定獨自偷走那張畫，使批判失去靶子。公安機關為此到中央美術學院，將該畫失竊作為政治案件處理。另外，張郎郎將自己作的長詩《進軍號角》寄給《人民文學》雜誌，在文藝界上層引起很大震動，經邵荃麟簽發，《人民文學》準備全文發表，但最終未發表。背景是當時文藝界已開始批判“中間人物論”、“人性論”、“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廣闊道路論”，邵荃麟首當其衝遭到批判，因此發表的事未果。後來時任中共北京市委宣傳部長陳克寒之女告訴張郎郎，當時關於大學動態的內部資料已將張郎郎描述為流氓般的“資產階級文藝青年”[2]。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後，張郎郎之父、時任中央美術學院院長的張仃被當做走資派打倒，張郎郎被拉去陪鬥。1968年春，張郎郎遭到公安機關通緝。通緝原因一是“太陽縱隊”，二是他愛給“首都中學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聯動”）那些小孩講“江青和毛主席結婚時組織不同意”之類的故事，江青得知後成立了一個專案組，查到聯動背後有大學生張郎郎等人，說張郎郎是“聯動的思想後台”。附有張郎郎照片的通緝令在北京大街小巷張貼出來後，一夜間照片便被“聯動”全部撕毀，當局很惱怒。張郎郎和女朋友蔣定粵跑到杭州龍井村，5月1日兩人訂婚。1968年5月14日，張郎郎在杭州龍井村被作為“反革命分子”抓捕回北京，罪名有三條：“惡毒攻擊中央首長”（因為講了江青的笑話、傳播小道消息）、“裏通外國”（因為和一些法國留學生聊天）、“陰謀叛國投敵”（因為曾想留學法國學習西方藝術史）[3][4]。被押回北京後先關在中央美術學院，1968年6月被關進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審訊。他的朋友周七月（老七，周巍峙與王昆之子）也被審訊。張郎郎的全部作品被查抄，在中央美術學院開了個展覽會展示他的“反動藝術”[2]。
張郎郎案發後，“太陽縱隊”其他成員及張郎郎的朋友也受到牽連。張久興正在軍隊服役，被整得很慘，1972年或1973年自殺身亡。甘露林後上軍事外語學校，在軍中被整，1972年或1973年自殺身亡。於植信後來在天堂河農場更名於鐵生，被送到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農二師，1980年代末回北京，在中國工藝美術館當保衛，後提前退休，寫過不少影視劇本但未被采用過。張新華後成為畫家，任中國農民美術協會秘書長，曾到匈牙利和美國展覽。張振州後在中國電影發行公司工作，翻譯了不少有關自然的電影片如《動物世界》。董沙貝後旅居日本，在一所大學教繪畫。吳爾鹿為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美術史碩士，後居紐約和北京，是畫商，在北京開有畫廊，也寫藝術評論。張潤峰從事出版，後開文化書店。楊孝敏一直在工廠當翻譯，後病退回北京，是個體翻譯工作者。蔣定粵後居洛杉磯當醫生。牟敦白（又名小白）是唯一橫跨兩大沙龍“太陽縱隊”和“X社”的健在者，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內貿易部當土木工程師，堅持寫作，在《南方周末》等國內刊物寫焦點報道如《陳衙內何許人也？》（陳衙內指陳希同之子陳小同），也寫過《X詩社回憶》等地下文學回憶。巫鴻是芝加哥大學中國美術史講座教授。甘恢理後任民盟中央委員，生前曾整理“太陽縱隊”的作品想出版。郭路生住在北京的精神病療養院，一直寫詩。張大偉在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教高中語文，堅持寫作。張寥寥在北京一文化公司當編劇。王東白提前病退回家[2]。
1968年10月或11月起，在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張郎郎和遇羅克被關在一個牢房，兩人成為好友，直到1969年夏被分到不同監獄。1970年2月9日大年初四，兩人又一起被關進死刑號。張郎郎和死刑號裏一位女囚孫秀珍戀愛。1970年初，全國開展“一打三反”運動。在這場運動中，從1970年1月到11月底，全國共批準逮捕28.48萬人，其中被判處死刑的9000餘人。張郎郎、遇羅克所在死刑號的這批死刑犯在1970年3月5日宣判，遇羅克、田樹雲、孫秀珍、沈元、索家麟、王濤、王文滿、朱章濤等人被帶到工人體育場宣判，後來張郎郎不知道王文滿、朱章濤的下落，隻知道上述其他人都立即被執行死刑[4][5]。當時何群（後成為導演）與張郎郎的弟弟很熟，何群當天爬到工人體育館外的樹上聽宣判結果，沒聽見張郎郎的名字[3]。
張郎郎沒有被帶走宣判，隨後被判處死緩。後來周七月的叔公王鶴壽說，當時中央槍斃張郎郎等人的決議已經通過了兩次，但周恩來說要留下活口，才沒槍斃[4]。1971年，張郎郎被送到河北饒陽的監獄勞改六年，平時的勞動是擰麻猴，空暇時間寫小說、講故事、聽人講故事。一天，一位獄友突然背誦起一首詩，後來張郎郎才知道這首詩是當年“太陽縱隊”的“小孩”郭路生（詩人“食指”）所寫。1970年代，繼“X社”和“太陽縱隊”之後，北京地下文藝沙龍重新興起，參加者包括日後的朦朧派詩人北島、芒克等，而“太陽縱隊”的後備力量郭路生和張寥寥的詩歌引領了風氣之先[3]。1977年12月31日，張郎郎被假釋回家[4]。
1978年至1980年，任中央美術學院美術史美術理論係教員。1980年，張郎郎離開中國。因為張郎郎等人這批案子的數百人到北京市公安局要求銷毀審訊記錄和檔案，公安局同意了大部分人的要求，但不肯銷毀張郎郎和周七月的審訊記錄和檔案，說二人並非“判決無罪”，而是“證據不足”。張郎郎害怕此案無法完結，為安全起見於是合法地離開了中國[4]。
1983年至1987年，任美國凱壽律師事務所駐京辦事處中國部經理，香港科苑電子有限公司駐京首席代表。1987年至1989年，任《中國美術報》副董事長。1988年至1990年，任香港華潤集團中國廣告公司駐北京辦事處主任。1990年至1993年，任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所訪問學者。1993年至1994年，在美國康奈爾大學東亞研究所當住校作家，並為語言學係教中文。1997年至1998年，任德國海德堡大學漢學係及語言學係客座教授，教中國文化及中文。2003年至2013年，在美國國務院外交學院教中國文化及中文[6]。
2010年起，任清華大學張仃藝術研究中心研究員。2017年7月8日，張郎郎首次個人畫展“一個文人的從心童畫”在清華大學美術學院美術館開幕[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