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自古雖有貴賤之分，卻從未像印度那樣，設有明文規定、不可逾越的種姓製度，但到了二十世紀中葉，在毛澤東的時代，中國卻被人為地製造了兩套隱性的“種姓製度” 。
其一，是根據家庭出身劃分的成分，這是一種父子相承的“政治種姓” （官稱“政治成分”）。所謂貧農、下中農、富農、地主、反革命、右派之類——這些標簽像烙印一樣，世襲在每個人的身上，父罪子承，幾無逃脫之徑。吾鄉富農地主成分找不到對象， 不得已兩家或者三家互為“換親”，換親的“親家們”也都是同一種被人視為下賤的“政治成分”，一個人在社會上的地位、前途，在出生的那一刻就被決定了，以後也很難因自身努力所改變。這種“政治種姓”，打擊了社會最有潛力、最富創造力的人群。
其次便是戶口製度，毛以嚴格的城鄉屏蔽政策，創造了中國曆史上空前的“經濟種姓”（比朱元璋時代規模更大），使得占人口大多數的農村人民成為在各方麵都低於城市人口的世襲階層。城市與農村的界限如同天塹，農民不僅在經濟上受限，更在人身自由、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各個方麵長期受歧視。一個農村孩子，即使再聰明，再勤奮，也難以跨越這座種姓的高牆（尤其是在取消高考之後），所以那時候農村人最渴望的就是當兵，因為當兵提幹成了那時候幾乎唯一跨越階層的途徑。
筆者這一代中國人，絕大多數都是這些種姓製度的受害者，極少有幸免。 比如，即使算是高一等的城市“知識青年”也要因為“上山下鄉”而變身農民，而親身體驗到“經濟種姓”製度的不平等。
所以，盡管中國人民的刻苦耐勞，在毛時代表現得更突出， 比如在根治海河、修水庫等各種大規模社會工程中， 中國百姓被像牛馬一樣役使， （當時農民有口頭禪“插上個尾巴就是條牛”毫不誇張） ，—— 其實那時候的中國人有些方麵還不如貓狗，因為貓狗尚有自由，而國人則從言論到肉體被禁錮得幾乎毫無自由空間， 比如鄉下人進個城都要開證明， 比如有時候為了過“革命年”“革命節”，年節還要參加集體勞動，如此之類舉不勝舉。
但盡管如此辛勤， 由於毛製造的這些人為的種姓製度， 中國人的智慧無從得到發揮， 所以雖整天累死累活， 結果卻往往做得都是無用功。其中比較典型的就是大躍進大煉鋼鐵、大軍團作戰樣出工之類，如果不是出現如此空前絕後規模的勞民傷財， 1959-1961那三年的年景就絕不至於那樣大規模地餓死人。
毛創造的這些種姓製度，引發了中國文化和社會的曆史性倒退。其最惡劣的社會效果，便是打擊了最有創造力的中國知識精英階層， ——敢於獨立思考、有創造精神的知識分子。從“反右運動”到“文革批鬥”，無數棟梁之才被羞辱、迫害、甚至消滅。若想苟且偷生， 就需屈心附世，阿諛奉承。
大家總是責備錢學森不該寫出“太陽能利用的好，畝產萬斤絕無問題”的“科普文章”， 卻看不到錢學森這樣做心理上正經受著的如履薄冰如臨深淵的磨難，作為從美國回來的人，他 不抱定領袖的大腿就隻有死路一條。 這就是為何文革來時， 他會因為所在單位被造反派奪權而嚇得幾乎暈倒。
（美國的華裔女作家張純如 曾有紀實文學披露， 受毛澤東讚揚上海“一月風暴”的鼓舞，北京有一批紅衛兵決定奪取七機部“走資派”的權。 他們在事先請示周恩來、聶榮臻和李富春並得到準許後，於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３日晚上１０點多鍾把部長王秉璋、錢學森和其他四個副部長召集到部長辦公室，通知他們七機部奪權了，錢學森聽了一下子變得麵無血色，差點昏了過去。見《 文革中的錢學森》https://bbs.wenxuecity.com/memory/1763828.html）
毛時代的種姓製度，使得誠實、才華、創造力變成了危險的罪狀，而阿諛、愚昧、盲從則成了求生的通行證。—中國文化和社會道德從那時候才開始全方位地走向了墮落！
——最可怕的專製，不是讓人痛苦，而是讓人墮落！
毛創造的種姓製度對中國社會和經濟發展的重大傷害是有目共睹的。 未來曆史學家眼中毛澤東的最大汙點，大躍進造成的大饑荒、文革大慘劇應該還得往後排，居其首位的應該是人為的“種姓”製度。
鄧小平的經濟改革，雖然一定程度上逆轉了毛澤東的種姓弊政，部分釋放了中國城鄉的巨大生產力，對幾十年來的經濟飛速發展功不可沒。但由於毛推行的種姓製度已經浸淫中國25年之久， 已經形成了無孔不入浹骨淪髓的社會文化， 所以，凡是獨裁傾向的政客，至今仍能輕易動用這種文化基因，玩弄民眾，借屍還魂。
視頻：整肅粟裕，鄧小平扮演了什麽角色//從彭德懷秘書的將死之言看彭的側影//毛定性粟裕為“軍中壞人”（細說1958年整肅粟裕之謎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