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0日，瑞典學院宣布將2024年諾貝爾文學獎頒給韓國女作家韓江。韓江也成為首位獲諾貝爾文學獎的韓國人。韓江也是繼金大中之後第二位獲得諾貝爾獎的韓國人、第一位獲諾貝爾獎的韓國女性。
諾獎委員會在頒獎詞中，稱韓江“以詩意的散文直麵曆史創傷，揭示人類生命的脆弱”。韓江的作品包括講述韓國光州民主化運動、戰爭創傷、女性境遇與女權主義、人生命的脆弱性、反思暴力等。此前她已獲得“布克文學獎”和“龔古爾獎”這兩項極高地位、幾乎與諾貝爾文學獎齊名的世界文學獎項。
韓江的獲獎不僅是其個人的成功，也是韓國文化繁榮並得到世界認可的又一範例。2020年，韓國電影《寄生蟲》獲奧斯卡最佳影片獎等多項榮譽，也是首部亞洲和非英語的奧斯卡最佳影片獎電影。
而韓國自身的文化節日和獎項，也越發知名和受國際重視。如釜山國際電影節、首爾國際電視節等，都享譽亞洲、知名全球。除了獎項，韓國的流行音樂、韓國電影、韓劇、韓朝傳統歌舞和食物，也都傳播到全世界，形成強大的“韓流”。無論是古裝偶像劇《大長今》，還是政治連續劇《第五共和國》，以及《出租車司機》、《殺人回憶》、《雪國列車》等電影，都在韓國內外產生巨大反響。
可以說，韓國的文化繁榮，已遠超其國土麵積和人口在世界上的比值和名次，乃至比其高度繁榮的經濟還勝一籌。而且相較於歐美日等較早發達國家，韓國這些成就，基本都是在1990年代至今30年左右實現的。這更反映韓國文化發展的迅猛、“後來居上”的勢頭。
韓國之所以取得如此輝煌的文化成就，有著多方麵的原因。如經濟的繁榮為文化創作提供了優良的物質條件，韓國政府積極扶植文化產業、韓國推廣文化的技巧高超等，都讓韓國文學藝術發展有了底氣、得到助力。
但以上因素並不是主要的。韓國文化成就輝煌的關鍵原因，在於韓國充分自由的創作環境、知識分子對社會的責任心與關懷，以及韓國人強烈的民族情感、危機意識和自省精神。
1980年代之前，韓國長期處在軍人獨裁狀態中，文化事業雖有發展但十分有限。在專製統治和冷戰反共的氛圍中，知識分子及其文化創作被壓抑，無法自由表達。
直到1980年代後期，韓國逐步民主化，人們有了充分的思想、言論、創作自由，各種討論禁區消失，文學藝術開始井噴。而之前日本殖民統治、朝鮮半島內戰、軍人專製等韓國曆史上的悲劇和苦難，也被廣泛討論、為更多人所知。沉重的曆史讓韓國人尤其知識分子痛徹心扉的反思，為逝去的故人、受傷的同胞、多災多難的民族呐喊。
韓國許多文學作品和影視劇之所以打動人心，正在於其凝結了韓國人真實的經曆與作者深厚的情感，以及對於悲劇原因的深刻思考、對受難者真摯的同情。韓國作品還非常擅長從小人物入手，反映普通人在重大政治事件中的遭遇和角色。如獲韓國多項大獎的電影《出租車司機》，就是講述韓國光州民主化運動和軍政府鎮壓期間，一位平凡的出租車司機目睹軍人殘殺市民和學生的慘劇、運送外國記者、讓記者將光州發生的悲劇告訴世界的故事。
韓國文學和影視作品，不僅不會避諱曆史上的敏感事件，還會大書特書。如關於1980年光州民主化運動的影視劇就有上百部。還有諸如日本殖民時代的殘酷統治（包括強征勞工與“慰安婦”）、美國占領、朝韓分裂和內戰、南北關係、韓國軍政府屠殺平民、1979年樸正熙遇刺和全鬥煥“雙十二事變”、韓國各地虐待兒童和性侵等惡性案件等，都會濃墨重彩的描繪，且並非“蹭熱點”而是有著深刻思考、濃厚的人文關懷。在講述殘酷的民族曆史和個人苦難中，又不失冷靜客觀，並將人權觀念與人道精神融入其中，鞭撻醜惡、謳歌光明。
這種“敢言”，正是韓國文化繁榮、取得輝煌成就的關鍵因素。香港影星周潤發在出席釜山國際電影節時就說：“韓國電影最大的競爭力在於其創作的自由和豐富的素材”，一語道破韓國電影享譽世界的本質原因。真實最能打動人心，自由創作才能充分挖掘真相和抒發情感。
不僅影視劇，文學方麵韓國同樣以批判現實、關懷弱勢的作品俘獲人心。不僅剛剛獲獎的韓江女士作品重點著墨女性境遇、邊緣人生存、戰爭創傷者，老一輩韓國作家如黃皙暎（代表作《客地》）、趙廷來（代表作《太白山脈》）等，也以工人、農民、邊緣市民、戰爭受害者、專製下被壓迫的人民等受難和弱勢者為主要描寫對象，筆墨深沉、情感充沛，引發廣泛共鳴。
而韓國知識分子強烈的民族意識、愛國心、憂國憂民的情懷，也是他們創作既多又優的重要原因。曆經苦難、在大國夾縫中生存，韓國人的危機感和內部團結性，激發了韓國人對國家民族命運的思考、對同胞的愛與同情、對人性的拷問。文學和影視創作，就是在記憶曆史、反思災難、呼喚正義與和平、告慰逝者、警示後人。當然這些記憶與反思不止局限於韓國自身，也有著普世的關懷和全人類共有的價值。正如韓江曾說過的，“寫作就像是點燃火柴，凝視火苗燃燒直至熄滅。在凝視的瞬間，向人類和人生提問”。
韓國的文學與影視還充滿自我批判與反省。韓國知識分子一方麵熱愛國家民族，但絕不會為自己國家民族的醜聞隱瞞、遮羞，相反將揭露黑暗、批判醜惡作為愛國護民的方式。
如電影《南漢山城》，不僅描述了古代朝鮮國王屈膝於女真征服者的情景、思考委曲求全和死戰亡國的利弊，還描繪了朝鮮奴隸幫助女真入侵者、在朝鮮大臣質問時反問“在朝鮮，奴隸算人嗎？”，揭示朝韓民族內部的壓迫；
電影《熔爐》，暴露韓國殘疾學校性侵殘疾兒童醜聞、各級政府和公務員的官僚主義與官官相護、人性的狡詐虛偽。許多中國觀眾看後頗有共鳴；
以韓國科學家黃禹錫造假事件為原型《舉報者》，褒揚了求真的質疑者和舉發者、批判了以造假方式爭取國家榮譽的行為，主張民族自豪感不能建立在弄虛作假之上、真相最重要；
電影《辯護人》，講述軍政府時期韓國人權律師，為被軍警拘捕的參與學生運動的學生辯護，批判軍政府以“愛國”、“國家安全”為名迫害學生和民主人士，並在影片中有“（忠於專製政權）不是愛國，而是善良國家的寄生蟲、肮髒軍事政權的幫手。說出真相，才是真的愛國”、“國家即國民”、“岩石再硬也是死的，雞蛋再脆弱也是活的生命”等台詞；
電影《實尾島》，講述了一支被秘密培訓試圖刺殺金日成的韓國特種部隊，在被長官拋棄甚至將被殺人滅口情況下，殺死看守他們的軍官、劫持汽車衝入首爾、向國防部及總統要說法、最終全體被殺的故事（同樣據真實事件改編）；
……
韓國電影對自己國家民族黑暗麵的毫不避諱的揭露與省思，是極為可貴、值得敬重、其他許多國家難望其項背的。很多韓國文學和影視作品對現實批判的尖銳程度和反思的力道，即便人文深厚且擅於自省的歐美都不及。韓國知識分子真的做到了對國家和同胞“愛之深，責之切”。
韓國一些影視作品，還促成了韓國法律和現實的改變。如《熔爐》上映並引發熱潮後，韓國法院重新審判了電影中的原型案件的罪犯，韓國國會也製定了更加嚴厲的反性侵、保護未成年人和殘疾人的法案，被稱為“《熔爐》法案”。而另一部反映女童被性侵的電影《素媛》，也起到了類似效果。而韓國的文學與影視對人潛移默化的影響，對國家與國民價值觀的塑造，這本身也是對現實的實質影響。
韓國知識分子在悲辛中醞釀感情、在反思中剖析醜惡、在危機中思考出路、從絕望中尋找希望，創作出一部部驚人的、感情充沛的、偉大的作品。《寄生蟲》獲奧斯卡金像獎、韓江摘諾貝爾獎桂冠，是對其個人、韓國文化人士、韓民族實至名歸的獎賞。
相對於韓國文化領域的輝煌，與它一海之隔、有著14億人口和五千年曆史的中國，這些年來在文化藝術方麵卻頗為暗淡。中國的影視劇遠沒有韓國那樣的大膽、廣泛、知名國際，文學領域也是相對沉寂的。雖然中國作家莫言也曾於十多年前獲諾獎、其他中國文學影視作品也曾閃亮過，但亮點較少，更與中國巨大體量不相稱。而一些敢言的人和作品，其思考的廣度深度、辯證性、進步性，又遠不及外國知識分子和作品。
而根源就在於中國缺乏足夠的言論自由、創作自由，哪怕中華大地和這裏的人民有著更加久遠、複雜、正劇悲劇交織的曆史，能夠讓世人動容的故事千千萬萬，但卻並不能自由的回憶和抒發。許多中國人甚至喪失了表達的勇氣和意願，許多本能打動世界的人物和故事被塵封，人們在遭遇苦難和屈辱後沉默不語、唾麵自幹。
在思想和表達都被壓抑的環境中，當然難有優秀作品誕生，人文凋敝、文化沒落。而禁錮思想和摧殘自由，也破壞了人的思考能力與判斷力，即便敢言者也難以準確認知和表達，甚至誤入另一種歧途，這同樣是悲哀。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國在文化創作方麵仍然會死氣沉沉，包括知識分子在內國民也普遍繼續渾渾噩噩。
韓國的文化活力和成就，不僅勝於中國大陸，也比香港、台灣、日本更好。港台日文化雖也曾有輝煌歲月，今日卻都相對沉寂。其中香港文化藝術的衰退，曾風靡大中華圈、影響世界的香港電影逐漸默默無聞，同樣與自由受限有關。讚揚韓國創作自由的周潤發，同時也歎息了今日香港電影自由表達受限。總之，韓國後來居上，成為今日東亞最具活力、影響力、雅俗作品兼備的文化強國。
作為一位對韓國頗有好感、觀看過不少韓國嚴肅題材影視劇的中國人，對於韓江女士榮獲諾獎、韓國近年來在文化領域的巨大成就，是由衷敬佩的，也是欽羨的。古代中國輝煌的文化，曾傳播到朝鮮半島、日本、東南亞、歐洲等地，如今韓國還到處有漢文化和漢字的遺存。朝鮮半島上千年的文明、大韓民國幾十年來的文化成就，也是在本土地理文化基礎上，對中華文化加以取舍後的吸收、發揚、再造、創新，結出的果實。
今日韓國已“後來居上”，領先於中國。當今的中國人應更多謙虛與反思，反過來要學習韓國在製度、文化、社會風尚等方麵的優點，尤其學習韓國寬鬆的創作環境、敢於直麵黑暗和批判現實的勇氣、對弱勢和邊緣者關懷的人文精神，讓中國人的生活與命運被世人看見、理智與情感得以抒發，中華文明也能再現生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