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反右傾”鬥爭和繼續“大躍進”的錯誤
1959 年7 月2 日至8 月1 日在廬山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在
會議開始的時候提出十八個問題，主要是關於當前形勢、今後任務以及一些
具體政策。他認為總的形勢是成績很大，問題不少，前途光明。他要求大家
在充分肯定成績的前提下，認真總結經驗教訓，進一步統一認識，動員全黨
完成1959 年的大躍進任務。會議分六個大組座談討論。討論中大家在原則
上都擁護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但是，有許多與會者從不同角度強調
大躍進以來問題的嚴重性，認為前一段糾“左”雖有成績，還很不夠，要求
進一步深入進行。有的還對自己工作中的錯誤感到沉痛，主動作了自我批
評。而另外不少與會者則對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護短，不願意多講缺點、多
聽批評，甚至認為糾“左”已經過了頭，使幹部群眾泄了氣，出現了右的傾
向。
彭德懷的一封信
政治局委員、國防部長彭德懷對於會議未能透徹地解決問題和統一認識
深感憂慮，7 月14 日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陳述自己的意見，希望能得到毛
澤東的理解和支持，以利於會議正確地總結經驗教訓。他的信在肯定1958
年成績的基礎上，著重指出大躍進以來我們工作中存在的一些嚴重問題及其
原因。他認為：“我們在建設工作中所麵臨的突出矛盾，是由於比例失調而
引起各方麵的緊張”。這種矛盾就其性質來看，“是具有政治性的”。我們
犯錯誤的原因客觀上是由於缺乏建設的經驗，主觀上是由於在思想方法和工
作作風上存在不少問題。一是浮誇風和片麵性，“犯了不夠實事求是的毛
病”；二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總想一步跨進共產主義”。還提到
糾“左”一般比反掉右傾保守思想還要困難些；徹底克服“左”的思想，是
要經過一番艱苦努力的。彭德懷的信反映了客觀實際和群眾要求，基本內容
是正確的。作為政治局委員給黨的主席寫信反映自己的意見，也完全符合黨
的組織原則。
7 月16 日，毛澤東批示將彭德懷的信印發給與會全體同誌，在政治局常
委幾個同誌中提出要“評論這封信的性質”。小組討論中，有些人說這封信
誇大了錯誤，低估了成績，有埋怨泄氣情緒，甚至認為這封信實際上否定大
躍進和人民公社的成績，是針對毛澤東的。也有許多人表示基本同意信的內
容，認為提出意見是好的，但不讚成信中的有些說法（如“小資產階級狂熱
性”）。外交部副部長張聞天、總參謀長黃克誠、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
等分別在小組會上發言，明確表示支持彭德懷信中的基本觀點。張聞天還對
大躍進以來發生的嚴重問題從理論上作了係統的分析，強調應該多從“思想
觀點、方法、作風上去探討”缺點錯誤產生的原因。他還提到勝利容易使人
頭腦發熱，驕傲自滿，聽不進不同意見。所以，發展黨內民主作風很重要，
領導上要造成一種風氣、環境，使得下麵敢於提意見。我們不要怕沒有人歌
功頌德，怕的是人家不敢向我們提意見。
彭德懷的信和張聞天的發言引起毛澤東的強烈不滿。毛澤東認為，從鄭
州會議以來，中央一直在領導全黨努力糾正“左”傾錯誤，而彭、張並未參
與這種努力。在毛澤東看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376
方向是正確的。他始終沒有放棄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若幹空想的執著
追求。他認為1958 年成績是主要的，缺點錯誤屬於工作中的問題，隻是十
個指頭中的一個指頭。而且他認為到上海會議作出關於人民公社十八個問題
的決定，人民公社“共產”風的問題已經大體解決；到1959 年5 月提出鋼
指標降為1300 萬噸，已經“完全反映了客觀實際的可能性”①。廬山會議隻
需要在這個基礎上統一認識，通過一個調整指標的決定，大家照此去工作，
形勢就會好轉。而彭德懷等卻要求進一步深入糾“左”，要求從指導思想上
清理“左”傾錯誤的根源。因此，毛澤東認為，彭德懷等不是跟他一道去糾
正工作中的缺點錯誤，實際上是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表示懷疑和反對，是向
他和黨中央的領導“下戰書”，因而是右傾的表現。由於對彭、張過去積有
不滿，更加重了毛澤東看到他們的信和發言記錄後產生的反感和猜疑。他認
為彭德懷這個“海瑞”是“右派海瑞”，是“居心不良”，彭、黃、張、周
是結成了所謂“軍事俱樂部”。當時，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黨內外國內外
議論紛紛。通過各種渠道向中央反映了不少幹部和群眾（包括機關工作人
員、黨校學員、解放軍指戰員、黨外人士和一些被劃為右派的代表人物）對
當前形勢的憂慮以及對領導工作中缺點錯誤的批評，其中也有否定大躍進和
人民公社的意見。毛澤東把這些批評和意見當作對黨的攻擊，並且把它們同
廬山會議上中央領導層內部的爭論聯係起來，又把國內的批評和爭論同國際
上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攻擊和蘇聯赫魯曉夫對中國的批評聯係起來，於是得出
結論：黨正處在內外夾攻之中，右傾已成為當前的主要危險。在這種錯誤判
斷下，他決心發起反擊。7 月23 日，毛澤東召開大會發表講話，說：現在是
黨內外夾攻我們，有黨外的右派，也有黨內那麽一批人，把我們講得一塌糊
塗，他們把自己也拋到右派邊緣了。他對彭德懷等人提出的不同意見逐條加
以批駁，認為他們不能正確對待革命的群眾運動，重複了反冒進的錯誤，是
在帝國主義的壓力下表現了資產階級動搖性。7 月26 日，他又在一位黨的工
作人員向中央反映意見、批評去年犯了“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的信上寫了一
段批語，認為現在黨內外出現了一種新的事物，就是右傾情緒、右傾思想、
右傾活動已經增長，大有猖狂進攻之勢。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
這是必然性。現在是應該反右的時候了。
由於對1958 年經濟工作指導思想上的“左”傾錯誤認識不足，由於毛
澤東在全黨長期享有崇高威望，由於黨內個人崇拜現象的滋長，加上少數人
的推波助瀾，毛澤東講話以後，廬山的氣氛驟然緊張起來，會議的主題由糾
“左”一變而為反右。矛頭集中指向彭、黃、張、周，形成一邊倒的局麵。
根據毛澤東的建議，8 月2 日至16 日舉行了八屆八中全會。在大會或小會上
開展了對彭、黃、張、周的鬥爭。批判的調子越來越高，並且聯係彭、張曆
史上的是非，“新帳老帳一起算”。林彪說彭德懷是“偽君子”、“陰謀家”、
“野心家”，給批判定下最高調子。一大堆政治帽子，如“資產階級民主派”，
“民主革命的同路人、社會主義革命的反對派”，“混入黨內的投機分子”
等等，都提了出來。還毫無根據地指責彭德懷“裏通外國”，組織“軍事俱
樂部”，“要分裂黨”，“逼毛主席下台”。最後，會議通過《關於以彭德
懷同誌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和《為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
會主義而鬥爭》等文件，認定彭、黃、張、周組成“反黨集團”，實質上否
定總路線的勝利，否定大躍進的成績，反對國民經濟的高速度發展，反對農
業戰線上的高額豐產運動，反對群眾大辦鋼鐵運動，反對人民公社運動，反
對經濟建設中的群眾運動，反對黨對於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領導即“政治掛
帥”，犯了“具有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性質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錯
誤”。決定把他們調離國防部、外交部和省委第一書記等工作崗位，同時保
留他們在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中原來的職務，“以觀後效”。決議正式肯定
“右傾機會主義已經成為當前黨內的主要危險”，“保衛總路線，擊退右傾
機會主義的進攻，已經成為黨的當前的主要戰鬥任務”。
出於維護黨的團結、維護毛澤東和黨中央領導威信的考慮，彭德懷等承
認和檢討了“錯誤”。毛澤東對此表示歡迎。
“反右傾”鬥爭的嚴重後果
在7 月23 日毛澤東發表講話後，劉少奇曾主張把反右傾的決議隻發到
省一級，另搞一個繼續糾正“左”傾錯誤的決議發到縣以下單位。這個主張
在當時的條件下，沒有能在黨中央提出來。反右傾決議逐步傳達到全黨，在
全國範圍內展開了一場大規模的反右傾鬥爭。一大批幹部、黨員遭到錯誤的
批判，不少人被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受到不應有的組織處分。11 月
中央規定反右傾鬥爭隻在黨內幹部中進行，因而沒有涉及民主黨派和黨外知
識分子。在農村中批判了大批農民黨員和黨外群眾，不過沒有戴帽子。據1962
年甄別平反時的統計，被重點批判和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幹部和黨員有
三百幾十萬人之多。
“反右傾”鬥爭在政治上帶來嚴重的後果。毛澤東認為：“廬山出現的
這一場鬥爭，是一場階級鬥爭，是過去十年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資產階級與
無產階級兩大對抗階級的生死鬥爭的繼續。”①這個論斷，把廬山會議上黨
內關於方針政策的不同意見的正常討論，當作對抗階級的生死鬥爭來看待和
處理，這就使反右派以後階級鬥爭擴大化的鍺誤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進一步升
級，並且引伸到黨內和黨的高級領導層中來。與此相聯係，這場鬥爭使黨內
從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員會到基層的民主生活遭到嚴重損害，大批敢於實事
求是地向黨反映實際情況、提出批評意見的同誌受到打擊，助長了不敢堅持
原則，不敢講出真話，明哲保身，但求遠禍的不正之風，甚至給一些投機取
巧、阿諛逢迎之徒以可乘之機。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的不良傾向在黨內更加
發展。這些都使黨難以防止、抵製或者及時糾正後來發生的更大失誤。
“反右傾”鬥爭在經濟上打斷了糾“左”的積極進程，使大躍進和人民
公社化運動中許多已被指出、有待糾正的錯誤重新發展起來。不久前已被認
識到的問題，仿佛又不成為問題了。比如，大躍進的一個主要教訓是沒有搞
好綜合平衡，國民經濟比例失調。在反右傾中，把這種正確認識當作“謬論”
加以批判，硬說“我國國民經濟中主要比例關係是協調的，正常的”。對經
濟和政治生活中的緊張狀態，視而不見，硬說“國家的政治經濟情況極為良
好”。 1959 年上半年降低一些過高指標的正確措施，被指責為“由於右傾
機會主義分子興風作浪”而製造的一個“小小馬鞍形”。在整頓人民公社過
程中出現的包工、包產到戶的創造，被當作“走資本主義道路”給壓下去了。
中心的口號是：反右傾，鼓幹勁，掀起新的大躍進高潮。廬山會議確定1959
年鋼指標調低為1200 萬噸。作為政治任務，靠拚設備、拚資源的蠻幹，到
年底完成1387 萬噸。 1960 年要求實現“比上年更好的大躍進”，鋼指標
定為1840 萬噸，也不顧一切地“保住”了。還提出三年、五年、八年實現
農村人民公社由基本隊有製過渡到基本社有製的設想。為促進這種過渡，用
平調生產隊的勞力和財物“大辦”各種社有經濟的做法又在盛行。農村公共
食堂，作為有助於“從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大事，要求全國大辦，
不要例外。城市人民公社也在許多中小城市掛起了牌子。總之，以高指標、
浮誇風、“共產”風和瞎指揮為主要標誌的“左”傾錯誤再度泛濫，並且持
續更長的時間，造成更大的危害。
堅持以鋼為綱的大躍進，使國民經濟比例失調的嚴重局麵繼續加劇。首
先是積累和消費的比例失調。1958 年到1960 年三年，積累率分別達到33.9
％、43.9％、39.6％，大大超過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已經較高的平均積累率
24.2％。這當然為一大批工礦的建設打了基礎，但是，隻有經過調整才能形
成可靠的生產能力。其次是工農業比例失調，重工業畸形發展。從1957 年
到1960 年，重工業增長2.3 倍，而農業卻下降22.8％。再次是工業內部各
部門比例 失調，鋼鐵生產擠占大量能源、原材料和交通運輸，使其他部門
無法正常生產。由於基本建設規模過大，增加大量職工和投資，造成財政收
支不平衡以及社會購買力和可供商品的比例嚴重失調，出現了巨大的財政赤
字和市場緊張。
最嚴重的是農業生產遭到極大破壞。主要由於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
中“左”傾錯誤的一再發展，尤其是高估產高征購，嚴重挫傷了農民的勞動
積極性，加上從1959 年起，我國農田連續幾年遭受大麵積自然災害，農副
產品產量急劇下降。1959 年的糧食產量僅為3400 億斤，比1958 年實際產量
4000 億斤減少600 億斤，而當時卻被估計為5400 億斤，認為比廬山會議公
布的“經過核實”（其實還有浮誇）的1958 年產量5000 億斤增加8％。由
於估產偏高，當年征購糧食反比上年增加173 億斤，達到1348 億斤，超過
實際產量的1/3。1960 年糧食產量進一步降為2870 億斤，比1959 年又減少
530 億斤，跌落到1951 年的水平。棉花也跌落到1951 年水平，油料跌落到
建國時水平。輕工業生產急劇下降。黨和人民麵臨建國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困
難。1960 年同1957 年相比，城鄉人民平均的糧食消費量減少了19.4％，其
中農村人均消費量減少23.7％。植物油人均消費量減少23％。豬肉人均消
費量減少70％。許多地區因食物營養不足而相當普遍地發生浮腫病，不少省
份農村人口死亡增加。由於出生率大幅度大麵積降低，死亡率顯著增高，據
正式統計1960 年全國總人口比上年減少一千萬。突出的如河南信陽地區，
1960 年有九個縣死亡率超過100‰，為正常年份的好幾倍。原本希望快一些
讓人民群眾過上較好的日子，結果卻出現這樣令人痛心的事實。這是“大躍
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失誤的最嚴重的後果和教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