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們的宣傳隊》
作者：子榮同誌
那個年頭，廣播裏永遠在唱，唱得天高地響，但還壓不過咱們。不是咱們嗓門大，是覺悟高。那覺悟呀，比身高還高，光亮得像剛擦過的玻璃似的。文革正火，咱們這些孩子也火，一夜之間被封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文藝兵”。聽著氣派，其實就是會點兒樂器、唱點兒樣板戲、跳點兒忠字舞，最好還能來一段革命相聲什麽的，挑上了就到處演出。
為什麽去？宣傳去。有信仰？當然也有。但更直接一點的是：宣傳隊有免費白米飯吃，有紅糖熬的地瓜湯，饅頭也白得晃眼。偶爾還能蹭到幾片薄得透明的肥豬肉，雖然大多被湯泡過了三四遍。
那時生活緊巴巴，一根鹹菜能扛一天。蘿卜湯若鹹了點兒，就能當下飯菜。誰餓？誰不餓？人人餓。再紅的宣傳也擋不住正在長個兒的肚子，再高的覺悟也沒法跟地瓜湯饅頭打擂台。咱們演出時感情真摯、淚如雨下，不全是因為劇情激動人心，有時候，是實打實的低血糖反應。
演出排得跟下餃子似的：今兒工廠，明兒軍區，後天省委，公園劇場也跑，農村也跑，城鎮鄰裏也跑，反正哪兒有場子往哪兒跑。學校來了外賓？上！開運動會？上！卡車一搖，人在顛，台詞也在顛。車後鬥裏沒椅子，隻能坐道具箱子上念詞，嘴裏還琢磨：“今晚是不是四菜一湯？有肉沒有？”有人一聽說“有炒豬肝”，頓時嗓門高了半個八度，《萬泉河水清又清》一開嗓，像開閘泄洪，淚跟著唱出來——餓的。
有一回，咱們在文化公園的大舞台演出，與市歌舞團同台。說是“同台”，其實是輪著上，一段接一段。人家是專業的，咱們是半路出家的，可真輪到咱們上場，台下觀眾有不少人真的看不出誰是誰。甚至有人轉頭問：“這個是市歌舞團的嗎？”我們聽見了，心裏那個驕傲啊，差點沒飄上天。當然，後來中學一畢業，宣傳隊裏頭還真有幾個被專業團體挑中了，吃上了這口飯——這是後話。
說到底，不是咱們平均水平真有多高，是咱們那股認真勁兒能擰出水來。白天拉排練，晚上拉練習，一上場就跟吃了參一樣精神。唱也唱了，跳也跳了，奏也奏了，台上一個鞠躬，台下掌聲就像在炒鍋上撒鹽，嘩啦啦響，響得人心裏也跟著一燙。
後台永遠像廟會，一片熱氣騰騰。女同學穿得像參加婚禮，紅領巾係得那叫一個工整，辮子梳得那叫一個筆挺，有一個還在最後一秒偷偷塗多了點兒口紅，說是“顯精神”。男生則忙著找皮帶、補紐扣，一邊係，一邊用肩膀頂著門，生怕別人撞進來看見他的破內褲。最怕的不是衣服破，是忘詞。有一回，一個同學剛上台，人就愣住了，眼睛瞪得跟銅鈴似的，嘴巴張著不合攏，台詞一點兒沒蹦出來。腦袋像被人敲了一棒，空得能聽到叮當響。他憋了兩秒，硬著頭皮咕噥了幾句：“同誌們，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是……，相當激烈的！”咱們在後台笑得人仰馬翻。
還有一回，盛夏，熱得塑料涼鞋踩在地上都黏腳。剛演完一場，又臨時叫去加演，下了台，汗像刷過一樣往下滴，喉嚨也冒煙。這時候，有人悄悄遞過來一根冰棒，說：“給，我買多了一根。”
一抬頭，是謝曉玲（不是真名）。她平時不怎麽說話，演出完總在角落發呆。那冰棒，橙子味的，帶著一點糖精甜的那種，咬一口，感覺甜得耳根子都發熱。我隻記得，那一瞬間，心裏某個角落軟了一下，像甜地瓜湯泡過的饅頭，不燙，但甜到心裏。
她後來轉學，走的時候沒打招呼。再後來我在菜市場聽見廣播放老歌，冰棒的味道就又冒出來，跟記憶一塊兒，在腦子裏化開。那味兒簡單，糖精、汗、青春，再加點兒糊裏糊塗的心跳——很淡，但紮實。
咱們唱得投入，唱得眼紅。不是裝的，那是信仰在發熱。那時候咱們真信——信紅旗能指路，信“為人民服務”比吃飯還重要，信革命的歌能穿過工廠的煙囪、田野的泥濘，一頭紮進人心裏。咱們唱“延邊人民熱愛毛主席”，唱“全世界人民一定勝利”，唱得義正詞嚴，唱完就蹲下喝地瓜湯，一邊喝一邊說：“今天唱得特有感覺。”那感覺到底是餓出來的，還是信仰的？現在說不清。
那是個什麽年代？信仰靠唱，忠誠靠跳，情感靠喊。咱們喊得撕心裂肺，跳得汗流浹背，最後在饅頭香氣中昏昏沉沉，一覺睡到天明。醒來還信，覺得昨天那段唱，是革命精神的高光時刻。什麽算是高光時刻？誰管這個？唱著唱著就信了。
幸福不複雜。一碗熱飯，一句表揚，一點掌聲，能讓你覺得自己就是小雷鋒附體。至於是不是真感動、是不是真信仰？那得餓一餓才知道。有些人演久了入戲，有些人入戲了就信了。咱是前一種，沒準慢慢就混成後一種。
如今老了，沒人再跳忠字舞了。可有時候舊歌響起，人一下就回去了，回到卡車後鬥裏，手裏端著地瓜湯，心裏念著“今晚別又是蘿卜湯吧”。記憶像晚霞，一片片落入心湖。
說到底，那些唱著唱著就哭的青春，也許沒改變世界，但咱們真唱過，真餓過，真心實意地年輕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