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冒出了“造反司令”王洪文
崔家的新女婿
一提起上海，浮現在人們腦海中的印象，要麽是高樓聳立、車水馬龍的外灘，要麽是摩肩接踵、五光十色的南京路……其實，那隻是上海的一部分，上海並非都是那樣的。
在20世紀50年代，隻消越過外灘的外白渡橋北行，當那座22層的上海大廈（解放前叫“百老匯大廈”）從你的視野中消失之後，你所見到的便是一番迥然不同的上海：載重卡車成群結隊從馬路上呼嘯而過，長長的、高高的、灰蒙蒙的圍牆取代了那琳琅滿目、光怪陸離的玻璃櫥窗，高聳著的不是大廈，而是一根根瘦長的煙囪，來來回回的是穿著胸前印著“安全生產”的藍色工作服的人們。
那就是上海的東北角——工業區楊樹浦，80萬產業工人在這裏日夜勞作。
在楊樹浦僻遠的東頭——楊樹浦路終點，有一家規模宏大、曆史悠久的棉紡廠，解放前叫“裕豐紗廠”，解放後成為上海第十七棉紡織廠，人稱“國棉十七廠”。這家工廠擁有近萬名職工，是上海幾十家棉紡廠中數一數二的大廠。楊樹浦路盡頭南北兩側，都是國棉十七廠的廠房。
就在緊挨著上海國棉十七廠的地方，有一條短小的馬路，叫作“定海路”。沒有高樓，沒有大廈，定海路大都是低矮的平房，住戶十有七八是上海國棉十七廠的職工。
定海路194號，是一間二十多平方米的平房，上麵有一個小閣樓。泥地，竹籬笆牆上抹了點石灰，在屋裏吃柿子，隔壁都聽得見。沒有煤氣，用的是煤球爐。沒有自來水——要到“給水站”去一桶一桶拎水。
這小屋的主人，名喚崔崇嶺[1]。他生於1910年，本是江蘇省淮安縣的農民。後來到上海裕豐紗廠當木匠，慢慢地積了點錢，買下這小屋。他娶了同廠女工、同鄉高小妹為妻。他念過初小，略識幾個字。妻子比他小六歲，文盲，在粗紗車間當擋車工。
結婚多年，高小妹竟不生養。夫妻倆擔心老來無靠，便領養了一個女孩，取名崔根娣。根娣，“跟弟”的諧音。夫妻倆期望這個大吉大利的名字，會“跟”出幾個“弟”來。
不知是這名字果真靈驗，還是因為高小妹本來就能生育，自從領養了根娣之後，真的“跟”出了弟妹來。
時來運轉。解放後，上海國棉十七廠在定海路造了一批工人宿舍，由於崔崇嶺和高小妹雙雙在這家工廠做工，便分到一間新屋，於是，全家喬遷至幾百公尺外的工人宿舍，把空著的小平房出租，每月收得一點房租，輔助家用。
那一帶人多屋少，竟有三家房客，擠住在那20平方米的小屋裏：小閣樓上住一家。樓下隔成兩半，前屋住一家，後屋住一家。
崔根娣漸漸長大。從定海路小學畢業之後，就到裏弄辦的托兒所裏當保育員，算是個臨時工。每天工資八角。由於托兒所裏差不多都是上海國棉十七廠職工的孩子，後來這個民辦托兒所屬上海國棉十七廠工會領導，於是崔根娣也就成了上海國棉十七廠的臨時工。
1958年，崔崇嶺來到小平房收房租的時候，忽然要住在前屋的房客搬走。
“為什麽要我搬走？”房客不解。
“我女兒根娣要結婚了，要把前屋作新房。”崔崇嶺用一口蘇北話答道。
經崔崇嶺這麽一說，那房客當然不能不搬。
就在那房客搬走之後，崔根娣領著一個小夥子前來打掃前屋。那小夥子倒長得眉清目秀。說一口標準的普通話，從口音裏聽得出是北方人。進進出出，他總是穿一件沒有領章、肩章的軍裝，一望而知是個複員軍人。然而，軍服肩上有一根掛肩章用的布條，這小小的布條表明他退伍之前是個軍官——因為自從1955年國慶節開始，中國人民解放軍實行軍銜製，隻有軍官的雙肩上才“扛”著肩章。
王洪文在上海國棉17廠
小夥子姓王，名洪文，人們都喊他“小王”。
1956年9月，經過在南京集訓之後，21歲的王洪文轉業了。
王洪文被分配到上海國棉十七廠工作。
他穿著軍官服，手裏拿著轉業軍人證件和黨組織轉關係的介紹信，躊躇滿誌，跨入上海國棉十七廠那頗有氣派的大門。當時，憑著轉業軍人、黨員的身份，安排個工作不是件難事。
他不得不脫下心愛的軍官服，穿上藍色工作服，成天跟滿是油泥的紡織機打交道。
“閑茶悶酒無聊煙。”鬱鬱不得誌的王洪文，上班不離煙，下班不離酒。
“你好好學。不懂，我教你，包你學會。”他的師傅是個厚道的老工人，以為王洪文所苦悶的是不懂技術。
王洪文緘默不語，坐在用廢舊梭子做成的椅子上，仰天長歎。
“你不要歎氣。我教過好多徒弟，他們一進廠，也是什麽技術都不懂的。如今，都成了老師傅了。隻要你肯學，我一定教會你。”苦口婆心，師傅再三相勸。
王洪文又長長地歎了一口氣，這才說道：“師傅，謝謝你的好意。打開天窗說亮話——我不想吃技術飯，我想吃政治飯！”
王洪文眼巴巴地盯著黨支部書記的位子。他想“吃政治飯”，一旦當上支部書記，就可以脫產，可以不幹保全工。憑著他能說會道，“吃政治飯”比“吃技術飯”有出息得多。
非常遺憾，黨支部改選的時候，他隻被選為支部委員，而支部委員是不脫產的。唉，他還得幹那又髒又累的保全工。
他成了個“阿混”。他沒心思學技術，混一天算一天。
不滿，苦悶，無聊。下班之後，要麽一盤接一盤地用“車、馬、炮”打發時光，要麽困大覺。
他，談起戀愛來了。他模樣兒俊俏，倒也頗招姑娘們的青睞。
他初戀的對象是小Z[2]。小Z的父親也是在國棉十七廠工作。小Z在民辦托兒所裏當保育員。
談了一陣子，由於小Z父母覺得王洪文太浮，反對這門婚事，吹了。
在跟小Z談戀愛的時候，王洪文常常去那民辦托兒所，結識了另一位保育員——崔根娣。
王洪文跟小Z吹了，便跟崔根娣好上了。雖然崔根娣的母親對未來的女婿並不太滿意，在背地裏用蘇北話罵他“小侉子”。不過，他跟崔根娣的戀愛越來越火熱，木已成舟了。
定海路194號那10平方米的前屋，成了王洪文的新房。
王洪文每月工資64元，崔根梯每月收入24元，雙方都還負擔著長輩，經濟上不寬裕。新房很簡單：一隻老式五鬥櫥，一隻被頭箱，一張木板床。
王洪文把鋪蓋卷從單人宿舍裏扛出來。從此，他總算在上海安家落戶了。
王洪文當過五年半的兵
一個小腳女人出現在定海路崔家小屋。
她一口東北口音，長得頗為清秀。聽說兒子王洪文已在上海成家，特地從長春趕來探望。她便是王洪文的母親。
王洪文是在吉林省長春市市郊綠園區西新鄉開源村長大的。
王洪文的父親叫王國盛[3]，母親姓楊，稱“王楊氏”。王國盛一輩子務農，耳朵有點聾，家境艱難。
那時農村，崇尚多子多孫。子孫多，家中的勞動力就多。王楊氏生了四個兒子、一個女兒，王洪文是她的長子。按照中國傳統的重男輕女的觀念，王家驟添四個兒子，使王國盛異常欣喜。
兒子屬“洪”字輩。王國盛給用“文武雙全”為四個兒子命名：長子王洪文，次子王洪武，三子王洪雙，四子王洪全。王洪文的妹妹叫王桂蘭。王洪文的弟弟、妹妹及其後代，都是普通工人、農民。
當王洪文來到人世，飄揚在那裏的已不是“青天白日滿地紅”的“中華民國”國旗，而是“紅藍黑白滿地黃”的“滿洲國”的五色國旗。長春成了“滿洲國”的“首都”，改名為“新京”。
王洪文出生的前一年──1934年3月，溥儀在長春“登基”，成為“滿洲帝國”的“皇帝”，年號為“康德”。所以，王洪文出生於“康德二年”。
王洪文的童年，是在日軍鐵蹄下度過的。
王家本來就清寒，加上子女又多，日子過得拮據。長子王洪文七歲，本是到了上學的年齡，卻不得不到姨父家放豬。
表兄放學歸來，在家中做功課，王洪文在旁邊看了幾眼，便遭譏笑：“你看得懂？還是放豬去吧！”
到了1945年，王洪文十歲，終於迎來抗日戰爭的勝利。長春街頭，出現了蘇聯紅軍。
然而，緊接著，戰火又在東北燃燒。國共兩黨在東北展開了大決戰──著名的遼沈戰役。
1948年，東北人民解放軍在毛澤東的部署下，以一個縱隊和七個獨立師長期圍困長春。經過激烈的戰鬥，10月15日，東北人民解放軍攻克錦州，長春震動。17日，長春國民黨守軍──六十軍軍長曾澤生率部二萬六千餘人起義。19日，長春東北“剿總”副總司令兼第一兵團司令鄭洞國率四萬七千多官兵投降。這一天，東北人民解放軍進駐長春。
在飽受長年戰亂之後，王洪文一家總算過上安定的生活。然而，父親王國盛的身體卻一天不如一天。
王洪文在家務農。空閑時候，喜歡釣魚，給全家增添點鮮活的菜肴。
1951年4月，聽說解放軍在長春招兵，王洪文前去報名。父親王國盛最初不同意王洪文參軍，因為他已經染上肺病，身體虛弱，而王洪文是長子，已經16歲，成了家庭的主要勞動力。但是，王洪文堅決要求參軍，父親也就隻好尊重兒子的意願，同意他參軍。
王洪文參軍後，在部隊當上了通信兵。
王洪文參軍前不久，朝鮮戰爭爆發。王洪文參軍之後便隨部隊前往朝鮮作戰。
炮火連天的朝鮮戰場相當艱苦，對於王洪文來說，受到了嚴峻的考驗。王洪文在戰場上的表現大體上是可以的。
不過，王洪文也顯露出一些缺點。比如，愛睡懶覺，愛遊山玩水，愛下河摸魚。散漫的王洪文，在部隊點名時，受到機關協理員的批評，他當場跟協理員吵開了。
王洪文在朝鮮作戰三年，爬冰臥雪，衝鋒陷陣，畢竟堅持下來了。
他戴著大紅花回國後，從士兵升為軍官，而且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出身貧苦農民之家，從1951年4月到1956年9月又經過五年半部隊生活的鍛煉，而且又是中共黨員，這成為王洪文日後政治生涯中的重要“資本”。
就在王洪文有了點“出息”的時候，勞累了一輩子的父親王國盛，卻在王洪文參軍後的第三年，受肺病的折磨，在長春去世。王洪文曾趕回長春，傷感地大哭了一場。
雖說轉業之後沒有當上“官”，但畢竟分配在人人羨慕的上海灘；雖說小屋那麽簡陋，但畢竟有了自己的家。
母親風塵仆仆，千裏而來，本想享享兒子的福。可是，小小的10平方米，怎能容三人同屋長住？
她離去了，還是回長春老家。
“娘，等以後我出了頭，一定接你來享清福！”在上海北站的月台上，王洪文對即將離別的母親，說出了這句話。
遺憾的是，他在車間裏還是“工”字不出頭。他不願吃“技術飯”。幹了幾年保全工，論技術，他還是原地踏步在學徒水平。
在崇明打鳥、釣魚、捉蟹
混著，混著，一次意想不到的工作調動，使王洪文差一點氣炸了肺：
那是在1960年，我們年輕的共和國從“大躍進”的狂熱中，跌入了三年困難時期。棉花減產，原棉供應不足，上海國棉十七廠的生產萎縮了，人浮於事。
就在這個時候，為了擴大農業生產，上海組織了十萬圍墾大軍，奔赴崇明島。
崇明島是上海所轄的十個郊縣之一，稱崇明縣。對於上海來說，那是一個最遠僻的郊縣，上海的“西伯利亞”。
崇明島位於長江出口處，號稱中國第三大島、第一沙島。黃濁的長江挾帶著大量泥沙，不斷沉積在崇明島的東西兩端和北岸。寬闊的灘塗，舒平而肥沃，成了一大片待開墾的處女地。
上海市政府決定在崇明島攔洪築壩，圍堤造田，從各單位抽調了共十萬人前往。上海國棉十七廠正麵臨著生產淡季，開工不足，於是抽調一批幹部、工人，參加圍墾大軍。
在圍墾人員名單之中，有王洪文。
王洪文聞訊，火冒三丈。在他看來，那是廠黨委存心跟他過不去：如今，他連保全工都當不成，要到崇明去種田！
1960年10月5日，王洪文無奈地踏上駛往崇明島的輪船，離開了他的定海路小屋。
雖說剛到崇明的時候，他常常蒙頭睡悶覺，終日臉上無笑，扳著手指數著離回滬休假還有幾天。可是日子一久，他倒隨遇而安，在鬱鬱寡歡中找到了歡樂：那裏的河，有的是魚，是釣魚的好地方；那裏的海灘，有的是螃蟹，一趟抓個半鉛桶，用蟹下酒，美不勝收！
崇明蟹，又肥又大，向來是上海市場上的搶手貨。眼下，蘆葦叢裏，河邊灘塗，到處是這“橫行”的家夥！
崇明的鳥叫聲，也喚起王洪文的喜悅。他從上海帶去了小口徑步槍，擺下了與鳥兒“宣戰”的架勢。
“幹活磨洋工，打鳥、釣魚、抓蟹是英雄。”人們用這樣的順口溜，勾畫當年王洪文的形象。
有一回，王洪文扛著鍬，跟大家一起去挖河泥。夕陽西下，收工的哨聲響了，卻不見王洪文的影子。
王洪文哪裏去了呢？帶隊的同誌在蘆葦叢中找到了他。他彎著腰，低著頭，正在那裏跟螃蟹展開“運動戰”呢！
打牌、下棋、喝酒。一回上海就生“病”，“病”了好久才回崇明。他打發著時光，兩年多的時間就這麽混了過去。
既然王洪文無意於“技術飯”，想吃“政治飯”，領導便找他談話，要他在崇明留下來，當個農場幹部。
王洪文的臉頓時煞白，連聲說：“要我留下，我不幹，我逃也要逃回上海去！”
他終於“逃”回了上海。
科長夢的破滅
這一回，他總算不再當保全工了，當上了上海國棉十七廠第二紡織工廠的治保委員。
1964年，他調到國棉十七廠的保衛科，當上保衛員。這下子，他在進廠八年之後，終於在那幢廠部辦公樓裏，占有一張辦公桌。雖說保衛員隻是個科員，畢竟意味著他從工人轉為幹部。考慮到他是轉業軍人，廠裏還讓他擔任了基幹民兵連連長。他負責訓練廠技校的學生。就在這時，技校學生廖祖康成了他手下的“兵”[4]。
王洪文坐在保衛員的椅子上，巴望著保衛科科長的位置。那時候，保衛科科長的位置空缺，隻有一位代科長。
每當廠裏來了外賓，王洪文總是把四六分的小分頭梳得光光的。外賓一到，他搶前一步上去握手；外賓離去，他也要跑上去握一握手。遠遠地站在現場的保衛科代科長雖然已提醒過他，保衛員的職責隻是保衛外賓的安全，而接待外賓是廠領導的事。可是，每逢這種場合，王洪文豈甘默默無聞。難怪他後來在天安門城樓上要搶著走在華國鋒之前。
漸漸地，王洪文的日子越過越艱難。小家庭添丁進口，肩上的擔子越來越重：先是生了個女兒，取名亞萍，又生了個兒子，取名亞軍；最後，又添了個小兒子，取名亞民。
他呢，又抽煙，又喝酒，入不敷出，捉襟見肘，家庭經濟陷入了困境。
他聽妻子說，她是崔家領養的女兒，他想尋找她的親生父母。好在他在保衛科工作，跟公安部門常來常往。
公安部門認真負責地替他尋找崔根娣的親生父母。過了些日子，傳來消息：找到了！
王洪文和妻子一陣驚喜！不過，見麵之後，王洪文很快就明白：妻子的親生父母也很窮。正因為窮，才把自己的女兒送人。
每當回到擁擠的小屋，王洪文長籲短歎。借酒澆愁買不起酒，借煙解悶缺煙錢，拮據的日子使他的脾氣變得暴躁，動不動就發火。唯有借下象棋消愁——下棋不花錢！
他極力想從困境中掙脫，而在他看來騰躍之路，唯有“升官發財”，或者更準確地說，就是“升官”。
那時的他，“升官”的目標，不過是做個科長罷了。
正當王洪文做著“科長夢”的時候，一盆冷水迎頭澆下，使他好夢破碎，惱火之極。
那是上海市委“四清”工作隊開進了上海國棉十七廠，“四清”運動開始了。所謂“四清”，就是“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後來叫作“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在“清經濟”的時候，有人向工作隊反映：
王洪文穿在裏麵的襯衫，是用廠裏的棉布做的，顯然是偷的。
王洪文在修理自己的房屋時，用的黃沙、水泥直至門上的彈子鎖，是從廠裏偷去的。
在外賓走後，王洪文悄悄地把剩下的高級香煙塞進自己的衣袋。
有人看見，王洪文從堆放在定海路上的公家木料中扛走了一根最粗的。
最使王洪文難堪的是，有人要他當場把穿在裏麵的襯衫脫下來，弄得他的兩頰漲得緋紅緋紅的。
雖說都是些小偷小摸的事兒，算不上大是大非，但是畢竟暴露了王洪文靈魂深處的肮髒。尤其他身為保衛科幹部，身為共產黨員，這些醜事使他聲名狼藉，他差一點連科員都保不住了，當然別指望當科長了。
王洪文不怪自己的不檢點，反而倒打一釘耙，心中燃起一股對廠黨委的怨恨之火。
他也恨“四清”工作隊，還有那個向廠裏揭發他偷拿行為的定海街道第五裏委會第二居民小組組長餘鳳珍[5]。他是一個報複之心很重的人，發誓有朝一日要餘鳳珍“好看”。
就在這個時候，一場“史無前例”的風暴席卷中國大地。
王洪文“造反”生涯的起點
1966年6月12日上午10時，上海國棉十七廠醫務室旁，貼出一張氣派非凡的大字報。
大字報上方，貼著三條通欄大字標語：
堅決打倒資產階級反動權威！
堅決打倒資本主義當權派！
堅決挖掉修正主義老根！
大字報的醒目標題是《剝開黨委畫皮看真相》。長長的大字報，共分三個部分：
一、廠黨委不抓階級鬥爭；二、執行修正主義路線；三、把群眾意見當耳邊風。
這便是號稱上海國棉十七廠的“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
那張“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1966年5月25日下午2時，出現在北京大學大膳廳東牆，標題為《宋碩、陸平、彭珮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麽？》，作者共七人，領銜者為北京大學哲學係黨總支書記聶元梓。經毛澤東親自批準，這張大字報於6月1日晚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在新聞節目裏向全國播出。翌日，《人民日報》在頭版全文刊登了這張大字報，加上了聳人聽聞的際題：《大字報揭穿一個大陰謀》。同版，還配發了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於是，“文化大革命”這把火，點燃起來了。
仿佛東施效顰，上海國棉十七廠的“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也來了個七人簽名，領銜者便是王洪文。
沸沸揚揚，那張大字報剛一貼出，上海國棉十七廠就轟動了。工人們擠在大字報前，想看一看王洪文怎樣“剝開”黨委的“畫皮”……
雖說那時候的王洪文，壓根兒不認得聶元梓，然而當他從《人民日報》上讀到“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便打心底裏敬慕那個“造反女人”。在私下裏，他在保衛科同科員孫一中、內勤董秋芳以及廠黨委組織科檔案管理員唐文蘭一起，議論著如何“揭發”廠黨委。
6月11日下午，王洪文要唐文蘭打開檔案室的門。那是一個“閑人莫入”的地方。王洪文把房門關緊，躲在裏麵揮筆疾書，寫出了那張《剝開黨委畫皮看真相》的大字報底稿。寫罷，他長長地舒了一口氣，仿佛吐出了多年來積聚在心頭的悶氣、怨氣、怒氣。這張大字報成了王洪文“造反”生涯的起點。
第二天清早，大字報由董秋芳抄畢，保衛科和組織科的五個人簽了名，加上執筆者王洪文共六個人。
“六個人不行——北京大學的大字報是七個人簽名的！”王洪文頗為遺憾地說。
就在這時，財務科的一個出納員路過保衛科，王洪文一把拉住他：“你敢不敢簽？”
就這樣，終於湊齊了七個人！
“光是大字報，還不夠勁兒。”王洪文又想出了新主意，“再來幾條大字標語，造造聲勢！”
於是，由王洪文口授，保衛科的另一個科員執筆，寫了三條通欄大字標語。
“堅決挖掉修正主義老根！”王洪文口授了第三條標語。
可是，寫標語的人卻寫成了“堅決挖掉修正主義根子”。
“不行，寫‘堅決挖掉修正主義根子’不行，口氣太輕了。”王洪文振振有詞地說道，“你們注意了沒有？前幾天《人民日報》的社論說前北京市委的修正主義路線是‘盤根錯節’，那就不是一般的根子，而是‘老根’。我們廠黨委的問題跟前北京市委一樣嚴重，所以應該寫‘堅決挖掉修正主義老根’！”
經王洪文這麽一解釋，他的那六位“戰友”才恍然大悟。
“看不出，小王的肚子裏學問不小哇！”
“小王是吃‘政治飯’的料子！”
在他的“戰友”們恭維聲中，王洪文眉開顏笑了。
雖說王洪文“做過工，種過田，打過仗”，集“工農兵”於一身，卻從來不是一個好工人、好農民、好戰士。然而，在“文化大革命”的“紅色風暴”中，王洪文頓時空前地活躍起來，他敏感地意識到：出頭的日子終於來到了！
平常不讀書、不看報的王洪文，一下子成了一個“學習模範”：他仔細鑽研過江青化名“高炬”發表的文章《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開火》，反複琢磨過姚文元的《評“三家村”》，逐篇研究過《人民日報》自1966年6月1日以來發表的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撕掉資產階級“自由、平等、博愛”的遮羞布》、《做無產階級革命派，還是做資產階級保皇派？》……仿佛有了靈犀似的，他的心跟那位“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息息相通，一個蹩腳的保全工，成了一個善於觀察政治行情的投機家。他，吃“技術飯”是門外漢，吃“政治飯”成了行家裏手。
雖說在王洪文之前，上海國棉十七廠裏已經貼出一些大字報，無非是表表態或者揭發一些雞毛蒜皮之類小事。而王洪文等七人的大字報是一發重磅炮彈，作者之中六人在保衛科、組織科等要害部門工作，深知內情，對上海國棉十七廠產生了強烈的震撼。
大字報在上午10時剛剛貼出，上海棉紡公司黨委書記陳誌達便於上午11時趕到上海國棉十七廠，來看這張大字報。
保衛科事件
王洪文成了上海國棉十七廠的聶元梓，成了那裏的風雲人物。
幾十張、幾百張大字報貼出來了，對王洪文進行反擊。
王洪文忽然“病了”。6月16日，他把一張病假單塞到了保衛科代科長王有富[6]手裏。
外灘。上海最早的公園——黃浦公園。往日，那裏是戀人們雙雙對對、花前月下的地方。如今，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日子裏，卿卿我我也被掃蕩殆盡。王洪文出現在冷清的黃浦公園裏。他的幾位共同揭竿而起的“親密戰友”也來了。
自從“造反”以來，王洪文的定海路小屋每天夜裏都成為他的“戰友”們聚會之處。不再打撲克，不再下象棋，不再劃酒拳，不再開“無軌電車”。他們秘密商量著怎樣繼續“炮轟”廠黨委。
小屋坐落在上海國棉十七廠咫尺之近的窮街，四周也住著廠裏的工人。在小屋聚會已經引起鄰居們的注意。
於是，他們轉移到外灘的黃浦公園。王洪文已經理所當然地成為幾個“戰友”之中的頭頭。
經過一番計議，王洪文作出兩項決定：第一，到中共上海市委和紡織局黨委去告狀；第二，繼續寫大字報揭發廠黨委。
請了“病假”去告狀，毫無結果。王洪文拖著疲憊的雙腿回到小屋，把心中的憤懣傾瀉在橫格本上。
這一回，由王洪文起草，唐文蘭在他家小屋抄寫，完成了上海國棉十七廠的第二張“馬列主義大字報”。
6月18日清早，一張長長的大字報在廠裏貼出後，擠滿了觀看的工人。那醒目的標題：《再揭廠黨委修正主義幹部路線！》。“領銜作者”又是王洪文！
上海國棉十七廠裏的氣氛驟然緊張。針鋒相對，有人在王洪文的大字報旁邊，貼出另一張引人注目的大字報：《向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王洪文猛烈開火！》。
頓時，王洪文成了上海國棉十七廠的“新聞人物”、“爭議人物”，成為人們議論的中心。
矛盾急劇激化，終於發生了“保衛科事件”。
那是6月19日晚9時，廠黨委副書記張鶴鳴路過保衛科門前時，發覺裏麵亮著燈光。最為奇怪的是，保衛科的門不僅裏麵鎖著，而且門外還用一把掛鎖反鎖著。
“這麽晚了，是誰在裏麵？”張鶴鳴敲門，無人答應。
保衛科是機要部門，敲門不開，顯然不正常。張鶴鳴隨即喊來了一些人，乒乒乓乓地敲門，依然無人答應。
9時45分，終於把保衛科的一個工作人員找來。那門，便是他反鎖的——原以為門外也用鎖鎖上，不會有人知道屋裏有人。可是，從窗口射出的燈光，卻“泄漏”了秘密。
保衛科的門打開了。
人們一擁而入，真相大白：王洪文和另兩個人正在裏麵寫大字報！
雙方緊張地對峙著。
張鶴鳴發話了，批評王洪文：“保衛科是廠裏的重要部門。你把門反鎖，萬一有事，裏麵的人出不來，外邊的人進不去，誰負責？”
王洪文不正麵答複張鶴鳴的質問，轉移了話題：“我們要寫廠黨委的大字報，你身為黨委副書記，帶人闖進來，分明壓製民主，壓製群眾，壓製革命行動！”
唇槍舌劍，雙方爭吵起來。
工人們見王洪文蠻不講理，把他團團圍住。激烈的爭論聲，驚動了廠部辦公大樓。
第二天，“保衛科事件”見諸大字報。批判王洪文的大字報，驟然增多了。
王洪文呢，也用筆反擊，貼出一張又一張大字報，指名道姓斥罵張鶴鳴，口口聲聲稱他為“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
那時的上海國棉十七廠黨委沒有正書記，因此副書記張鶴鳴便是廠裏的第一把手。在王洪文看來，要想奪取上海國棉十七廠的大權，張鶴鳴非打倒不可。不過，要打倒張鶴鳴亦非易事：一是張鶴鳴不過四十來歲，沒有什麽政治曆史問題之類辮子可抓；二是張鶴鳴在工人中享有頗高的威信，一大批工人死保張鶴鳴。
王洪文攪得上海國棉十七廠一片混亂，使這家九千人的大廠，成為上海紡織係統最亂的一家工廠。
為了使上海國棉十七廠能夠維持正常的生產，1966年6月20日，上海紡織工業局黨委決定，派出工作隊進駐上海國棉十七廠。
就在局工作隊到達的翌日，王洪文以大字報表示“迎接”。那大字報的標題便是：《再揭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張鶴鳴》。
6月30日，王洪文又在廠黨委擴大會議上作長篇發言，“揭發”、“批判”張鶴鳴。
在這最初的“造反”歲月裏，王洪文顯示了他的蠱惑力、煽動力和組織能力。他的定海路小屋，人來人往，像個茶館一樣熱鬧非凡。
他從孤立之中掙脫出來。他的周圍，有了一批支持者。他成了這群支持者的核心。
“我們的目標，是打倒修正主義的廠黨委！”王洪文一再向他的夥伴們強調這一點。
從7月7日起，上海國棉十七廠的“造反”大字報迅速增加。
據當年的該廠“大字報組”的統計：從7月7日至7月19日，全廠貼出批判廠黨委的大字報達7525張！
上海國棉十七廠是上海紡織係統第一個亮出造反旗號的工廠。眼下，廠裏造反聲勢如此浩大，在上海數千家工廠之中，也“名列前茅”了。
上海國棉十七廠的動向，引起了中共上海市委的注意。
炮轟工作隊
上海國棉十七廠“騎”在楊樹浦路上。路南、路北，都聳立著上海國棉十七廠的廠房。
1966年7月20日，路南、路北兩扇大門旁邊，都貼出了巨幅紅色標語。這清楚地表明，一定有“紅色喜訊”降臨這家工廠。
果真，那紅紙上寫著鬥大的黑字：“熱烈歡迎市委工作隊來我廠領導文化大革命！”“熱烈歡迎以施惠珍同誌為首的市委工作隊進駐我廠！”
一彪人馬，在一個留著短發的四十多歲的女隊長的帶領下，開進了上海國棉十七廠。
數千工人聚集在廠裏的禮堂。
女隊長登上主席台，她發表長長的關於如何進行文化大革命的講話，一次又一次引述了中共上海市委的指示。
通過廣播，全廠各個角落，都響著她的聲音。
“同誌們，我們受中共上海市委的委派，前來上海國棉十七廠領導文化大革命……”她一說出這句話，台下便響起一片熱烈的掌聲。
她，施惠珍[7]，當時的上海市總工會副主席。她帶領著副隊長張六吉、趙戈、焦鳳麟，帶領著從上海市紡織、公安、工會等各機關抽調的一百多名幹部，組成了上海國棉十七廠新的領導核心。
施惠珍是一個早在1938年入黨的老黨員。解放前，先是在上海從事學生運動工作，後來到滬西區私營棉紡廠從事工人運動工作。解放初，她是上海國棉五廠的黨委書記。此後，她成為上海紡織工會副主席。從1958年起，調往上海市總工會。1964年起，出任上海市總工會副主席。
中共上海市委挑選施惠珍擔任進駐上海國棉十七廠的工作隊長，顯然經過仔細的考慮。她富有群眾工作經驗，對棉紡廠又熟悉，而與上海國棉十七廠沒有什麽人事瓜葛。
施惠珍經曆過一次又一次政治運動。雖說對於眼下這場文化大革命，她並不理解，但她憑借著以往的經驗工作著——按黨中央的指示辦事，按中共上海市委的指示辦事。
還沒有踏進國棉十七廠的廠門，施惠珍就聽說了王洪文的名字，知道他是廠裏不可忽視的一個人物。進廠之後，她就著手了解王洪文其人，摸清此人的情況。
萬萬料想不到，廠門口的紅色標語還貼在那裏，施惠珍在國棉十七廠還沒有站穩腳跟，就在市委工作隊進廠的第十天，一張大字報震動了全廠：《市委工作隊滾回去！》。
施惠珍讀著大字報，心中暗暗吃驚：工作隊的內部會議，工作隊的動態，大字報的作者怎麽一清二楚？
細細一檢查，施惠珍這才發覺，自己用老經驗辦事，出了個不小的漏洞：在工作隊領導之下，建立了“材料組”。這是一個要害部門，負責收集全廠運動的材料。施惠珍派了工作隊員擔任材料組組長，又從廠裏的幹部中抽調幾個人作為組員。按照老規矩，理所當然抽調廠裏原組織科、保衛科人員，其中包括唐文蘭等。她新來乍到，不知道調來的人員之中，好幾個是王洪文的密友。自然，工作隊的一舉一動，王洪文都清清楚楚。工作隊還沒有摸清王洪文的情況，王洪文卻已摸清了工作隊的情況。
“走了個姓孫的，又來了個猴子！”王洪文在他的小屋裏，向他的夥伴們作出自己的判斷：市委工作隊和廠黨委是一路貨，施惠珍跟張鶴鳴一個鼻孔出氣！
王洪文掉過了炮口，從猛轟廠黨委轉向炮打工作隊。
出現在上海國棉十七廠的異常動向，通過工作隊迅速地向中共上海市委報告。當時，中共上海市委正忙著向上海重要的單位派駐工作組，聽到上海國棉十七廠裏發出反工作組的聲音，當即引起了注意。
上海與北京存在著“時間差”。在劉少奇的主持下，北京在6月3日派出第一個工作組——以張承先為首的工作組進駐北京大學，取代原北京大學黨委書記陸平，領導那裏的運動。劉少奇沿用的是“老經驗”，土改派工作組，“三反”、“五反”派工作組，“四清”派工作組，自然，“文革”也派工作組。從6月8日起，北京出現反工作組的浪潮。7月19日，剛從外地回到北京的毛澤東，已明確地向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指出，“派工作組是錯誤的”。
然而，北京的聲音傳到上海，並不那麽快捷。正因為這樣，就在毛澤東指出“派工作組是錯誤的”第二天——7月20日，施惠珍帶領工作隊進駐上海國棉十七廠。她壓根兒不知道，工作組已經成了“處理品”！
敏感的王洪文關注著來自北京的最新消息。貼出反工作組的大字報，使他又多了一份“造反”的資本。
在競選“文革主任”中敗北
1966年8月9日，全國各報都在頭版頭條套紅刊登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這是8月8日經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的。這個決定共有十六條，人們也就簡稱之為“十六條”。
熱烈歡呼“十六條”之聲，震撼著上海國棉十七廠。王洪文也擠在人群之中，高喊著口號：“誓死捍衛‘十六條’！”“堅決執行‘十六條’！”
王洪文對“十六條”中的一條，發生了濃厚的興趣：“在有條件的單位，成立文化革命委員會……”
顯然，“文化革命委員會主任”（人們習慣地簡稱“文革主任”）是一把金交椅。王洪文反對張鶴鳴、反對施惠珍，就是為了奪取廠裏的大權。如今，“十六條”規定成立“文化革命委員會”，一旦選上了“文革主任”，也就名正言順成了上海國棉十七廠的頭兒了。
一場“競選”開始了。
工作隊顯然不會支持王洪文。經過醞釀，二紡車間的車間主任受到工人們的擁戴，被提名為“文革主任”的候選人。
造反派們支持王洪文，提名王洪文作為“文革主任”的候選人。
兩名候選人，其實代表著兩種不同的政治傾向，不同的力量。用當年流行的話來說，也就是代表著“保”字號與“反”字號。
分歧，也在工作隊內部產生。在一百多個工作隊員中，有三四個隊員支持王洪文——在工作隊裏也出現“反”字號！
“競選”在激烈地進行。其白熱化程度，不亞於美國總統競選。
就在這個要緊關頭，冒出了一張大字報，揭了王洪文的老底。大字報的題目，便叫《王洪文的十大罪狀》。
大字報作者，署名“餘鳳珍”。
餘鳳珍何許人，敢向王洪文開炮？
幾經周折，筆者在上海東北角一座小屋裏，找到年近古稀的餘鳳珍老人[8]。據她自雲：原本在鄉下種田。1936年，18歲的她來到上海裕豐紗廠（即上海國棉十七廠前身）做養成工。丈夫姓殷，也在這家紗廠當工人。解放後，他們成為上海國棉十七廠的工人。
餘鳳珍住在上海定海路200號，與王洪文家不過一箭之隔，同用一個自來水龍頭。
由於那張大字報《王洪文的十大罪狀》已被作為“黑材料”燒毀，無從尋覓。但餘鳳珍在1977年4月12日《解放日報》上，曾發表《王洪文在裏弄裏的醜惡行徑》，訴說了她寫《王洪文的十大罪狀》的前前後後，從中可知她的大字報的大致內容。摘錄如下：
我原是定海街道第五裏委第二居民小組長。王洪文自1958年起，就住在我家鄰近。他披著工人的外衣，在裏弄裏為非作歹。一個正在服刑、因病保外就醫的勞改分子，經常送大閘蟹、煙、酒給王洪文，是他的酒肉好友；一個現行反革命殺人犯，平時跟王洪文煙來酒去，稱兄道弟，就在他作案被捕的前一天，還在王洪文家吃喝到深夜；一個貪汙分子免費給王洪文一家大小做衣裳，王洪文待他親如一家，叫他“娘舅”，當我們從這個貪汙分子家中查出贓物後，王洪文還利用職權千方百計地進行包庇，使這個貪汙分子逃避法律製裁。
三年自然災害期間，王洪文在崇明圍墾，經常裝病回家逃避勞動。有一次，其他同誌的家屬托他帶些食品到崇明，他竟把雞肉等好的食品偷偷吃掉，把雞頭、雞腳爪帶給人家。1965年，王洪文修理自己的房子，修理材料從彈子門鎖到水泥黃砂都是從廠裏明拿暗偷來的。不僅如此，王洪文還在裏弄裏挑撥離間，製造鄰居糾紛，進行打擊報複。
王洪文的所作所為，我看在眼裏，記在心裏，我想，他哪裏像一個共產黨員，完全是工人隊伍裏的敗類。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時，我寫了《王洪文十大罪狀》的大字報，貼到上棉十七廠。
我這一張大字報揭露了王洪文的要害問題，摸了他的老虎屁股，觸到了他的痛處。他回到家裏，暴跳如雷，惡狠狠地咒罵：“他媽的，老子文革主任的位子被這個老太婆敲掉了，老子決不罷休。”“這個老太婆再敢到我家門前轉，我就把她捆起來摔死。”
王洪文竊取了市委書記、市革委會副主任的職務後，就感到在定海街道居住的一段醜惡曆史是塊心病。於是，他就采取種種卑鄙手法，對我進行殘酷的政治迫害，妄圖把我一棍子打死，從而封住別人的嘴。
王洪文利用職權，先後派人調查我的曆史和表現，查祖宗三代。我出身很苦，從小就進紗廠做養成工；我愛人是共產黨員；我的子女表現都比較好。王洪文抓不到辮子就變換手法，派人找我談話，威嚇我，逼我說出大字報的幕後策劃者。我當場氣憤地回答他們：“我寫王洪文的大字報完全是根據他在裏弄的現實表現寫的，都是事實。”1973年，王洪文又派人來威脅我，要我寫道歉書，向他認錯。我理直氣壯地說：“我隻讀毛主席的書，沒學過寫道歉書。”王洪文見我不屈服，更是氣急敗壞，以勢壓人。我們裏弄成立革委會時，裏弄的幹部、群眾信任我，選我當了常委，王洪文指使人蠻橫無理地免掉了我的職務，並且規定：餘鳳珍今後一不能入黨；二不能當幹部。這樣，王洪文還不解恨，他通過人四處放風：“餘鳳珍這個老太婆是瘋子，精神病”，“這個老太婆寫的大字報都是謠言”。他們還尋事挑釁，圍攻謾罵我，進行惡毒的人身攻擊。
粉碎“四人幫”喜訊傳來，我高興得跳了起來，熱淚奪眶而出，心裏一塊石頭落了地。我跟街道、裏弄廣大群眾一起奔走相告，上街遊行……
餘鳳珍還告訴筆者，王洪文曾經要開會鬥爭她。她不得不一度躲到福州兒子家中。
王洪文在“競選”中敗北——自然，不僅僅因為餘鳳珍的那張大字報；當時，以王洪文為首的造反派，在廠裏還隻是少數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