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永貴，這個抗日戰爭中的地下積極分子，土改運動的帶頭人加入了“好漢組”。但是，他心裏不安。在抗日戰爭中，他有42名戰友被日本人殺害了，還有20人參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為解放全中國去戰鬥了，戰友們的雙親、老婆孩子組織了“老少組”，自己作為一個壯漢子怎麽能加入最強壯、最好的互助組，而把死去的和在部隊打仗的戰友的家屬撇下不管呢？
陳永貴說：“所有缺少勞力的家庭正處在困境之中，在這些家庭裏，有婦女，兒童、老、弱病人”。
這些人問道：“我們怎麽辦？”
“他們都是貧下中農，聽著他們的抱怨，我禁不住想，這些家庭的勞力都哪兒去了？有的被日本人殺害了，有的參加了解放軍，現在該誰來照顧他們的家庭？”
他們說：“我們已經翻了身，但什麽都沒變，我們還是無法生存，我們沒有牲口，沒有農具，沒有勞力，土地對我們有啥用？黃土又不能吃”。
“我當時沒有想到什麽路線問題，我隻想他們是我的兄弟姐妹，我也是個貧農，他們在舊社會受盡了苦，我也是，他們的困難不就是我的困難嗎？我們所走的路應該是為所有的人解決難題而不隻是為少數人。”
“我從‘好漢組’退了出來，加入了‘老少組’，老人中年紀最輕的60歲，小孩兒中年紀最大的12歲，這些人中不管哪個人賣勁兒地幹都會有損自己的健康，我成了這個組唯一的壯勞力。我不是誇口，確實，我壯得像頭牛。
所以，陳永貴就和‘老少組’在一起幹了，他幹那些老人孩子幹不了的活兒，他編了兩隻大筐，用扁擔挑起來，一次就能挑200斤，而四個小孩子一次隻能抬100斤。日複一日他們就這樣辛辛苦苦地幹，老人和孩子們不明白老陳是什麽動機，他們在背後議論說，也許是他覺得對不起他們，他是一個好心人。可富農卻譏諷老少組，說陳永貴是個大傻瓜，還說“這唱的是哪出戲？”後來，他們才明白過來，陳永貴是出於階級感情。他站在窮人一邊。
“漸漸地老少組的人也明白了，他們越來越支持我們看法，整天和我一起幹活，一塊收工。回到家裏盛了飯就來我家和我邊吃邊嘮，老老少少都是這樣，我們團結得像一個人。”
讓所有的人，特別是“好漢組”感到吃驚的是，“老少組”的收成竟然比任何人的都好。
“為什麽？剛開始第一年，我們怎麽就會收那麽多？我們勞力那麽少，收成卻超過了‘好漢組’，是因為我們團結，是因為我們決心走合作化的道路。
“好漢組”春天聚在一起幹活，夏天就解散了，秋天也都隻顧自己收獲，冬天又不在一起幹活。實際上，他們的互助組隻在一起互助1－2個月，然後就“各自為政”，所以，平均畝產不到100斤（這個產量是大寨的傳統產量）。
可“老少組”就不同了，他們組織得好，民主討論每一個問題，集體決定事情，他們互幫互助，一起勞動，所以糧食大幅度增產。他們在一起幹了七年，年年增產，他們還吸收新成員，到1953年已有49戶，他們的畝產量是230斤，幾乎等於從前虎頭山上種地收成的3倍。
成功的關鍵在於陳永貴推翻了互助組裏通行的規矩——以工換工，他能付出自己的壯勞力而不要求孩子和老人給予相等的勞動交換。
所有的人都認為他瘋了，人家說他：“家有一斤糧，不當孩子‘王’，”但陳永貴的思想卻沒有那狹隘：“他們的問題不也是我的問題嗎？我們所選擇的道路必須解決所有人的問題。”一方麵，他憐憫那些為地主幹了一輩子活兒的老人；他同情那些父親、兄弟被日寇殺害的人；同情那些在前線冒死打仗的戰士的家屬和孩子，“翻身”對他們來說應該是一種偉大的解放，翻身的意義不因為他們年歲、體力上的劣勢而打折扣。另一方麵，對合作化的作用他有自己的遠見。有老人的經驗，年青人的熱情，有團結一致的艱苦奮鬥，有民主的公開討論，難道還不能打開虎頭山的寶藏，改變他們的命運嗎？ 陳永貴堅信他們能。正是這種堅定的信心使他不同於成千上萬隻看到互助合作對自己或自己的鄰居有短暫的好處的農民積極分子。而這些人卻幾乎沒有認識到這是一條社會變革的道路。
陳永貴在當時可能不曾清楚地表達過上述觀點，但他相信互助合作的路子是對的，從長遠來看是有好處的，他沒有像普通農民那樣過分計較個人得失，在互助組發展的每個階段他都堅持這種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