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暴動，亦稱1967年香港左派暴動（英語：Hong Kong 1967 leftist riots），當年的紅衛兵、親共團體及人民日報稱為香港反英抗暴鬥爭[13]，是一場於1967年在英屬香港發生及持續近八個月的左派暴亂，當年在香港的左派組織為響應於同期在中國發生的文化大革命[14]，在中共港澳工委及新華社香港分社的策動下，左派團體於1967年年初開始捕捉在香港發起騷亂的機會。同年4月香港人造花廠新蒲崗分廠發生工潮，5月6日有部分被解雇的工人在工廠外集會及阻止製成品出廠，與到場維持秩序的警察發生肢體衝突[15]。5月11日，約1,500名示威者在工廠所在的新蒲崗聚集，貼大字報及阻塞貨運，防暴警察到場驅散人群，事態迅即演變為騷亂，並且蔓延至黃大仙及牛池灣，當晚東九龍局部地區宵禁[15]。香港工聯會領導層及左派團體領袖成立鬥委會，試圖以暴力手段鬥垮香港政府，連日在香港各區發起騷亂，可是其發起的罷工罷市始終得不到普羅市民的響應，7月起示威集會大幅減少，然而左派份子卻於同月發動炸彈襲擊浪潮，在5月至12月間於香港各區放置及投擲至少8,074件懷疑爆炸品[16]，當中有1,167枚真炸彈[17][18]，左派策動炸彈襲擊平民的恐怖活動，終導致在香港的中共組織及左派團體民心盡失，港府於同年12月基本平息這場導致多人死傷的暴動[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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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曾對創價學會會長池田大作說：“中國對於香港的政策，可以說是‘現狀不變，長期利用’八個字，再加上八字：‘民族大義，利於國家’。香港現狀的維持對中國有利，對全國人民有利。隻要能長期維持下去，可以加以充分利用。”[271]:31、“這其中香港所發生的作用之大、所作貢獻之重要，是無可估量的。由於這些實際的考慮，毛澤東和周恩來製定的香港政策是‘保持現狀，充分利用’。香港隻有保持現狀，才對中國有用，既然有用，就長期而充分的利用之。這個政策一直不變。”[271]:36、“‘反英抗暴鬥爭’，組織左派群眾，和香港的英國政府正麵衝突，衝擊港督府，與警察打鬥，到處放置炸彈。英國出動正規軍反擊，雙方都有死傷，還累及不少無辜市民，一時局麵十分惡劣。幸得周恩來總理親自下令製止這種違反中央政策、破壞香港穩定繁榮的行動，左派暴動才漸漸平息。其後這場動亂的組織者與發動者據說受到了黨內的批評，有些人還受到處分懲罰，被下放到邊遠地區的農場和礦山中勞動改造。經過了這次教訓後，‘不得破壞香港現狀’的政策在中共高層領導中更加得到重視，這個政策的基本理由是：香港現狀的維持對國家有利、對全國人民有利，也即是對全黨有利，對香港廣大中國同胞有利。”[271]:37[272]。
程翔稱六七暴動時值文化大革命，中央文革小組奪取了周恩來的外交權力，改變港澳政策，讓左派挑事，並非左派聲稱的自發愛國反帝國主義[273]。香港左派“不要以為反正身邊有幾十萬工友，隨便鬥他一場不要緊。”周恩來問毛澤東是否真的有意收回香港，毛澤東說沒有，周恩來便借此叫停。程翔稱澳門左派在一二·三事件取得全勝後支配了澳門政局，澳葡政府難有作為，澳門在往後二十年的政治、經濟及文化發展都陷入停滯，香港左派模仿澳門左派發起暴動卻遭到挫敗，港英政府把握時機革新行政，在往後的二十年間香港經濟長足進步，並且躋身入亞洲四小龍，港府又主動擴大華人參政及回應市民的訴求，民生有顯著的改善，社會趨於穩定，港英政府因而具有廣大的民意基礎支持，不像澳葡政府被左派奪權後隻能消極管治，導致有較多澳門居民期望通過政權更替改變澳門政府不作為的處境。麵對九七前途問題，香港市民並不盼望“回歸”，中共為了推動香港順利“回歸”，中共中央在香港政製發展許下普選承諾，在《香港基本法》第45條及第68條列明行政長官及立法會最終實施“雙普選”，而《澳門基本法》則沒有實施普選相關的條文[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