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風之子張曉山的人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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菁英丨胡風之子張曉山：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

譚洪安張泊寒

新三屆

2019-06-06

   老編的話：新三屆學子，人中龍鳳薈萃，皆為一時之選；南金東箭聚集，各領幾分風騷。40年過去了，他們中立德者有之，立言者有之，立功者更有之，可謂不拘少長、賢能輩出。本號特辟“菁英”欄目，刊發記錄新三屆精英的非虛構作品。

北京，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所長辦公室。張曉山的容貌讓記者立即想到了他的父親胡風。如此酷似！

原題

胡風之子張曉山：

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

作者：譚洪安張泊寒

綜合自《中國經營報》《內蒙古日報》

插隊土默特左旗的經曆，讓張曉山“永遠懷著一顆感恩的心”！

招工招生無緣，回城無望；參加高考讀研，成為專家。從戴著精神枷鎖生活到走進中南海為國家領導人講解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張曉山的經曆折射出社會的發展與進步……

在公共場合，總是被介紹為“我國著名文藝理論家、詩人、文學翻譯家胡風之子”。比起其正職“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所長”，“名人之後”的光環，更能讓大多數人留下更深刻的印象。

坎坷前半生

　　1955年5月，胡風以“胡風反革命集團案主腦”罪名被突然從家中帶走之日，張曉山還不滿8歲(1947年10月出生，在家排行老三)。當時，幾個人把胡風單獨叫到一間屋子裏談話，獨自在客廳的梅誌心情忐忑不安。張曉山從外麵跑進來，天真地對梅誌說：“媽媽，我們家外麵有很多人，還停著汽車。”

　　整整10年後(1965年底)，父親獲釋回家時，他已是18歲的高三學生了。

　　可是，更大的噩夢剛剛開始。

　　仍是負罪之身的父母不久就被迫從北京遷居四川，“文革”爆發後再度雙雙投入監獄。

　　“我是1968年9月第一批，上內蒙古，並不是我覺悟高響應號召，是因為我當時20來歲了，經過‘文革’兩年看得很清楚，對於我來講，沒有什麽別的選擇，早晚要走這條路。因為明擺著，別的地方人家也不可能要你，看來就是去農村。這樣的話，晚去不如早去。”

把中學上了個底掉

1966年初，北京四中高三（1）班學生張曉山學習完了高中課程，他麵臨著畢業和上大學。

    6月，“文革”運動爆發。18日，《人民日報》一版發表了北京女一中高三（4）班和北京四中高三（5）班全體學生寫給毛主席的信，強烈要求廢除高考製度。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高考果然被廢除。

“很顯然，這個決定對於很多人來說，意味著他們的命運將發生巨大的變化，但由於家庭問題，我對上大學早已經不抱什麽希望了。”張曉山說。

轟轟烈烈的“文革”運動，似乎與張曉山毫無關係，他躲得遠遠的。

“我家庭出身不好，所以‘文革’中你也不可能在那裏折騰，上躥下跳，躲還躲不及呢。所以就是逍遙派嘛，沒幹什麽事兒。偶爾趁別人不注意，出去串聯一下，走一走，看一看。”張曉山所說的“家庭出身不好”，是身為著名文藝理論家、詩人、文學翻譯家的父親胡風，因“胡風反革命集團”案受迫害，被捕入獄11年，當時還看不到平反的蛛絲馬跡。

逍遙之後的張曉山，回校“複課鬧革命”，在“與工農相結合”的大環境下，他和同學們學工學農。



“我在四中待了8年，初中3年，高中3年，再加‘文革’兩年，所以我們這一屆學生是空前絕後的，在中學上了8年，把一個中學上了個底掉。”張曉山微笑著。

“文革”中，學校積壓著老高三、高二，高一，老初三、初二、初一的6屆學生。

“眼前的問題是，這些學生總得安排，總得有個地方打發，總得有出路呀。”張曉山說。

胡風梅誌全家福

參軍、在北京當地當工人當教師，這是比較好的。然後是安排到三線工廠，如到青海、陝西等地當工人。之後，是到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需要政審。

“人們當時的出路是多樣化的，根據你本人的政治背景、家庭情況，條件好的優先安排。”張曉山說。

1968年12月22日，毛主席發出號召：“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大規模的上山下鄉運動開始了，許許多多知青開始到“廣闊天地大有作為”去，到農村和農民一樣掙工分。

“廣闊天地大有作為，這是一個出路，實際上這個出路，從毛澤東來講，這是個戰略考慮。”張曉山說。

插隊土默特

北京的知青開始分赴內蒙古、山西、陝西插隊。張曉山說：“一輪一輪篩，篩到最後這些人，出身不好的，家裏是走資派的，被打倒的，還有知識分子、職員等有點兒色的，就到這些地方去了。”

張曉山也在其列。

“曉山，到內蒙古插隊，去不去呀？”同學們問張曉山。

“去！”張曉山回答得幹脆利索。

“我是1968年9月第一批，上內蒙古，並不是我覺悟高響應號召，是因為我當時20來歲了，經過‘文革’兩年看得很清楚，對於我來講，沒有什麽別的選擇，早晚要走這條路。因為明擺著，別的地方人家也不可能要你，看來就是去農村。這樣的話，晚去不如早去。”

“1968年9月9日登上西行的列車，‘呼呼’一路，就到了土左旗。”張曉山說，他們在旗裏住了一天，當地給發了棉襖、棉褲。第二天，大卡車就把他們拉到塔布賽公社，這個村放一群人，那個村放一群人。

    張曉山他們10個男生10個女生被放到了一個村子——雨施格氣大隊。

“要把你們分開，5個男的5個女的一隊。”生產大隊的人說，這樣勞力比較平均，要是把10個女的擱一塊兒太弱了，把10個男的擱一塊兒強了一點兒。

他們被分在了比較富裕的一隊和三隊。

知青插隊第一年，是供給製，他們不用吃生產隊的，到旗糧庫買糧吃，單純掙工分。

晚年胡風

國家給每位知青500元安家費，一部分蓋房子，一部分應急，有個病災什麽的可以報銷一些。“這錢掌握在大隊會計手裏嘛，你跟會計關係好點兒，能多報點兒錢。”張曉山說。

第二年開始，知青就完全和村民一樣待遇了，掙工分，分口糧，分柴火。“那時候工分還是不平等的。”張曉山說，男知青不管年齡大小，按當地滿工10分記分，女知青按當地婦女最高工7分記分。

“女生比我們小，相對比我們幼稚。一上工，還唱‘我們是毛主席的紅衛兵’呀。相比，我們沒有她們那麽革命，鬥誌昂揚，我們把世道看得更多一些。”張曉山回憶。

一鍋攪馬勺的矛盾

“有一種活兒（工分）是不一樣的，什麽活兒呢，起甜菜。”平時勞動掙工分，知青和社員幹多幹少都一樣，起甜菜卻是個例外。

甜菜季節性很強，如果一變天凍在地裏，糖分就會受影響，送到糖廠的售價自然會大打折扣。生產隊為了保證甜菜按時起完，規定社員包工，多勞多得。

張曉山回憶，起甜菜多為三人一組，一人起甜菜，一人跟著擰掉纓子，一人持刀削掉甜菜青頭。隊裏安排兩人跟隨抬筐運甜菜，根據筐數給記工分。

“你們知青看吧，你們願意參加包工也行，不參加也行，參加包工就和社員一樣，不參加你們就愛怎麽挖怎麽挖，工分比平常高一點兒。”隊幹部說。

“我們又不是不能幹，我們也包工，我們不包工好像我們掙不來似的，讓人家看著笑話。我們也幹！”男知青躍躍欲試。

“我是來幹革命的！”女知青組長認為包工是資產階級傾向，不想參加包工。

為此，男知青和女知青不可避免地發生了矛盾。

“這實際上反映出，我們下去插隊的時候，一些人腦袋還是比較幼稚的，還有一種革命的思想。從我們來講，經曆的事情多一點兒，相對來講變得比較實際了。”張曉山說。

男知青和女知青“一個鍋裏攪馬勺”，磕磕碰碰不斷。女知青嫌男知青吃得多，男知青嫌女知青懶。

    雖然都是些芝麻大的小事兒，“扯到最後鬧開了，鬧到最後分家了”。男知青和女知青都鄭重其事地寫了《分家宣言》。“宣言的前頭都是毛主席語錄，語錄下麵寫上財產、糧食怎麽分，（分家）責任在誰，都把對方說成修正主義了。”張曉山回憶，“分家宣言我還保留著呢！”

子女筆下的胡風

如今，張曉山和老朋友相見，提及當年分家的事兒，大家都一笑了之。

“對我們來講，在農村最艱苦的時候就是分家之後這段時間！”張曉山說。

分家之後，男知青叫苦不迭。“說實在的，人家女生照顧我們，女生吃的少我們吃的多，在一塊搭夥吃不顯，分開吃起來，我們男生‘嘩嘩’一吃，發現這糧食‘噌噌’往下走。”張曉山回憶，“最後一看，這麽吃不行呀，不夠呀！”

男知青懂得了精打細算。分糧食時盡量不要麥子，要玉米。因為玉米90%多都能加工出玉米麵來，磨麥子隻有70%的出麵粉率，一部分成了麩子，這就等於手裏的糧食少了。

當時，土豆也算糧食，5斤土豆算一斤糧食。

“算了，不吃糧食，吃土豆吧！”分土豆之後，他們每天晚上每個人吃3兩糧的土豆。每人一斤半土豆，稱好，切成土豆條或者土豆尖尖，鍋裏稍微放一點兒油熗一熗，再擱水一燴，吃土豆糊糊。

“哎呀，挨餓的滋味不好受啊，尤其是吃窩頭什麽的！”張曉山感歎。

當地老鄉喜歡吃蓧麵，蓧麵不太好消化，蛋白質含量高，耐餓，幹活能扛得住。但是加工蓧麵有損耗，有麩皮什麽的，男知青也舍不得吃，他們選擇吃窩窩頭。

“哎呀，棒子麵是穿腸草，‘嗚嗚’穿過去就不行了。吃幾個窩窩頭，幹活幹到前半晌半後晌，腿都軟了。”張曉山說，“後來一到冬天，大家能回北京的盡量回北京，去打打饑荒，省點兒糧食。”

多了10雙筷子

“插隊之後，首先麵臨的問題，你說是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到廣闊天地大有作為，但是老百姓、隊裏首先考慮的是你們來了給我們增加負擔。”張曉山說。

知青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貧下中農們卻不願意“教育”他們。

“後來，一隊和三隊終於不願意讓我們待了，死活就不願意要我們。”張曉山說。

“我們本來吃一盤肉，吃得好好的，你們一來，多了10雙筷子，你們這10雙筷子下來，我們就吃得少了。”貧下中農們說。

“現在從經濟學來講，就業機會是有限的，人創造的財富是有限的，你多出一個人來之後呢，一人一年掙300個工，10個人就掙3000個工，可是它的產出又沒有增加，實際上把整個工值拉下來了。”張曉山說，“當時我們腦子裏還沒有經濟上的賬，人家老百姓，隊幹部樸素地算，就覺著這玩意兒不劃算。”

“哎呀，鬧了半天，人家貧下中農也不是真正歡迎我們呀？！”知青們很吃驚，也很失落。

二隊和四隊達成協議，一隊和三隊撥點兒地給他們，他們就接收知青。

“對於一隊三隊來說，你不是勞動力來了要就業嘛，需要就業機會就給我們增加負擔，我們給別人，別人也是負擔，怎麽辦？給你點兒生產資料呀，給點兒地，實際上這是非常合理的，從經濟學角度，把資源配置，怎樣把勞動力和土地結合的更好。”張曉山說，得到了一隊三隊劃過來的地，二隊和四隊就接收了知青。

“以後一幹活，說上哪塊地呀，上知識青年地去。”劃來的地，被口頭冠上知青的名稱。

分久必合。男知青和女知青“都覺著分開受損，談了談，算了吧，合起來了。”

一年後，二隊和四隊分別為知青蓋起5間小房子。5名男知青住兩間，5名女知青住兩間，剩下的一間是灶火間。

知青的生活安定下來。

“在隊裏幹活，尤其是我們歲數大一點兒的，有點兒文化，而且在當地文化程度比較高，人家相應地考慮發揮你的作用。”張曉山說。

知青有懂電工的，隊裏讓幫著“鼓搗鼓搗”電；當地婦女文化程度、工作能力比較低，女知青組長工作能力大一點兒，隊裏就就讓她當婦聯主任；還有知青當上大隊賣藥的、小學教師。

“當時，人民公社農技推廣做的還是比較好的！”張曉山說，當地推行旗——公社——大隊——生產隊四級科技網，一有良種和好的栽培方法，公社就派技術員到旗裏學習，回來傳授給大隊技術員，之後推廣到生產隊。

1970年，大隊從4個生產隊調了40畝地，搞起良種場，負責良種繁育和推廣，張曉山和一名知青當上技術員。

“我從1970年幹到我考學走，一直幹農業技術這攤活兒。”張曉山說，“如果沒有那會兒插隊，沒有那會兒幹農業技術，我現在也不會到社科院搞農村發展研究，不會的，絕對是，可以說當時冥冥之中的一個定數吧。”

不是非要在村裏老死

“一開始去插隊，我們絕大數都是想，以後就在這好好幹吧。那時候誰也想不到要回城呀！”張曉山說。

“你要好好幹！”老鄉對張曉山說。

“你想我們那會兒工分值挺高的，一個工能折到將近一塊錢。一年幹360個工，就能掙360塊錢。那時候一年掙360塊錢不得了，一個初級工每月才32塊錢，一輛飛鴿車才148塊錢。我們沒有什麽花銷，糧食是分的，這錢淨得呀。”回憶當年，張曉山有些激動。

“好好在農村幹吧，也沒別的出路了。”大家都說。

1970年開始，開始有了抽調，這對知青來說是一個機會。

張曉山清楚地記得一位同學要被抽調到旗化肥廠的情景——大隊把這位同學叫去，“回來臉紅撲撲的，眼睛都直了，特激動”。“幹嘛呀，去幹嘛呀？”大家問。“走啊，讓我去工廠了。”同學回答。“大家還讓他請頓客。結果他沒去成，後來我們告訴他，挺不好意思，白請客吃了一頓。”張曉山說。

察素齊軸承廠是家國有企業，要大批工人。張曉山的一位男同學和女知青組長都抽調去了，全旗抽調了幾百人。

一石激起千層浪。“大家發現，哎吆，鬧了半天，原來不是非要在村裏老死呀？是有機會出去的。從那以後，人們的心開始就浮動起來了。”張曉山說。

1971年，國家開始在知青中招工。

1972年開始，國家開始招收工農兵學員。當時，高考製度雖然廢除，但是要恢複大學，隻是不再參加考試，而是從工農兵中擇優選拔。

當初，尤其是女知青，插隊後感覺沒有什麽出路了，就考慮未來生活。有的覺著自己家庭境況不太好，有的覺著自己出身不太好，就找（嫁）了當地的農民或者當地的知青。這種情況在全國各地都有，張曉山插隊的地方也比較多。

“知青成為工農兵學員，這比當工人更有吸引力，等於一下子成幹部了。”張曉山說，在這種情況下，農村的知青開始分化，大家根據自己不同的條件對未來有不同的打算，“那時候呢，知青發展情況不再是單一的色調了，而是很多彩的，或者是多樣化的，酸甜苦辣，什麽都有。”

報我也浪費指標

“這種大潮當中，我處於什麽位置呢？”張曉山自問自答，“我插隊之後感到，別看知青都是到農村耪大地，但是，我跟別人還是有差別的，因為從家庭情況，顯然即使到農村，還是處於另類的狀態。所以你在農村，不可能得到更多的機會。”

張曉山清楚地記得，1973年，國家招收工農兵學員時，知青報名先要通過政審，然後才能參加文化考試。

後來，因為張鐵生白卷事件，文化課考試一陣風吹散了。但是，當時對於張曉山來說，參加考試還是可望不可及的。

“我沒有資格去參加文化課考試，因為首先你政審就通不過。政審沒有人拿上去，沒有人說這個話。你要提出這個問題，人家就說，呀，你這事我們得去請示去。請示完之後呢，誰也不敢拍板，一級級往上請示，最後就是不了了之嘛。除非你到中央了，你要不能到中央。沒有人能給你畫圈，行了，這事就不可能了，懸而未決的，你就不可能去參加考試。”

村裏的知青都去參加文化考試了，隻有張曉山獨自一人到地裏幹活。

“哎，曉山哪，啥都好，就是成分太大！”一位老貧農見到張曉山，惋惜地說。

“當時的感覺就是，你本人是處於另冊的狀態。”張曉山傷感。

1974年，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都到內蒙古招收工農兵學員。張曉山回憶，“那次從大隊到公社到旗裏都給寫了證明，都說（我）表現好，作為‘可教育好的子女’推薦。”

北京招生的人看到當地層層推薦，對張曉山的情況挺感興趣，但最終還是不行。

“大概人家一看我的家庭情況也不能要呀。”張曉山深受家庭出身所累。

張曉山心情壓抑，得了急性肝炎，在呼和浩特傳染病醫院住院50多天。

住院期間，張曉山自己基本上沒花過錢，患肝炎需要營養品，在一起和不在一起插隊的知青，還有已經工作的知青，在看望他時帶來白糖，帶來點心……

“這些同學對你的同情，對你也是一種支持。即使在那種情況下，還是好人多，應該看到，中國的老百姓心中有杆秤，公道自在人心哪！所以使我感到，永遠要懷著一顆感恩的心！永遠要相信這個社會，相信人！任何情況下，都要看到社會積極的東西。我們作為一個人活在這個世界上，要保持積極向上的人生態度。我保持積極樂觀向上的人生態度，要感謝我插隊的近10年的生活。”張曉山感歎。

讓張曉山感到溫暖的還有，土左旗知青辦把他的藥費都給報銷了。

“曉山，還報你嗎？”1975年，在又一次招收工農兵學員時，大隊幹部問張曉山。

“別報了，報我也浪費指標，報其他的同誌吧。”張曉山對此不抱任何希望。

親曆割資本主義尾巴

對於當年的“割資本主義尾巴”，張曉山有“實實在在的生活體驗”。

當年，很多人家在院子裏栽了枸杞，夏天摘了曬幹可以賣錢。

“就這個，也算是資本主義尾巴。我記得當時，組織基幹民兵到各家各戶刨枸杞，我這人沒資格當基幹民兵，所以也沒跟著去。後來有人跟我說，去刨枸杞時，有的老大娘抱著枸杞就哭啊。有的枸杞長了幾年了，很粗了，刨掉了。”張曉山回憶，“為什麽刨掉呢，就是說，‘針尖大的窟窿要透過鬥大的風啊，堵不住資本主義的路就邁不開社會主義的步呀’。”

張曉山親身經曆的是，二隊種了點兒黨參，等苗長起來，問題來了。

“黨參不能種，你是搞經濟作物，以糧為綱啊，把黨參整個給刨掉了。種點西瓜秧子，不行，西瓜秧子搞多了也不行，都要刨掉。這些事兒，都是我自個親眼看到的。”張曉山回憶。

“這咋了這是，種這還不行，還要刨掉？”社員們很不解。

“農業學大寨，挑燈夜戰，點著棉花球還要幹，一個人有多大精力呀，無非夜裏幹了白天田間打瞌睡嘛！大隊也召開賽詩會呀，學習小靳莊賽詩，小靳莊是江青樹立的典型呀。很多這種事情，當時從上麵布置下來，然後作為革命的東西，真正把老百姓的利益損害了，他們隻能用各種方式變相地來抵製。”張曉山細數當年的怪現象。

當年分糧食，是嚴格規定的，糧食達到一定產量，分的糧食和工分值都要經過小隊報到大隊，大隊報到公社，批準之後才能分。

“老百姓吃多少糧食，工分值多少錢都要由上麵批準，你說這農民還有什麽積極性呀。”張曉山說。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去，到場院上去，給你多少就是多少，不要問。”夜晚，隊長對社員說。

“一個一個社員，黑燈瞎火來了，分什麽，土糧，其實什麽土糧啊，基本上是好糧，有一點兒土就說土糧。這是私分瞞產啊，如果揭發不得了啊，那就是資本主義傾向。老百姓沒轍了，就這樣幹。”張曉山說。

“經過這些情況，我才明白，為什麽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能夠調動農民的積極性，就是因為，過去那套製度真正是違背了科學發展，違背生產力和生產關係，違背經濟發展規律，注定造成老百姓強烈抵製。最後呢，我們改革開放這些新的舉措，老百姓必定會擁護，這樣我們才能吃飽飯，才能發展。”張曉山分析，“後來我為什麽吃這碗飯呢，一遇到問題，馬上就聯想到當年農村的實際情況，你自身感覺就有了。你這種感覺哪兒來的呢，就是將近10來年農村的生活，耳濡目染，不知不覺很多東西已經滲透到心靈當中了。這樣的話呢，好多東西你能夠把握住。”

問心無愧地生活

“插隊這些年，對我的一個鍛煉就是，逐漸逐漸對社會對一些左的做法有了清醒的認識。”張曉山說。

    林彪垮台，實際上是在“文革”當中對一些人的思想解放。

“人們感到，並不是說毛主席說的話都是正確的，一句頂一萬句，毛主席選的接班人竟然是這麽種情況？好多事情，我們都應該打個問號，到底什麽樣的事情是正確的。”張曉山說。

隨著知青的分化，張曉山在思考中國的道路問題，“當然不敢說的那麽高”。

        “當時在我的心目中，逐漸逐漸感到，雖然個人家庭情況不一樣，但是作為人來講，應該都是平等的。你要看電影《簡愛》，簡愛對羅切斯特講，‘在上帝麵前我們都是平等的，雖然你是富有的，我隻是一個窮家庭教師’。盡管每個人的出身不一樣，但是我們都到農村老老實實幹活，接受貧下中農教育，盡自己的力量為老百姓做點貢獻。從這點兒的話，都是平等的，應該是堂堂正正地做人，能夠站得住的。如果說一種體製把人的創造性積極性都給遏製了，把人都處於三六九等，不是因為他本人的原因，是因為他家庭的原因等，使一部分人處於屈辱的狀態，沒有尊嚴，沒有基本的堂堂正正做人的權利，這種製度是有問題的。”張曉山說。

知青越走越多，走掉的相對來說都是條件好一些的，留下的都是“黑五類”，有海外關係的，“反動”的。

知青原來是一個村一個村的互相來往，最後一個村就剩下兩三人了。“留下的這些人就相互串唄。”在張曉山看來，串就是大家同病相憐。

“在那種情況下，我就接觸好多知青，20多歲的人，都應該說是有理想有抱負的人，都還是想好好幹點事兒的人，但是呢，報國無門。所有的人，都被這種無形的枷鎖套住了。”張曉山說。

後來，有些知青無奈，隻能到類似畢克齊鐵業社、察素齊機修廠、呼和浩特鑄造廠等大集體單位工作。

    “大概是畢克齊鐵業社怕我們把造鐵鍬的秘密偷到國外去了。”即使到這些大集體單位，政審還是森嚴的。一位知青因為有海外關係被拒，他哭笑不得，開起黑色玩笑。

“這是最後一次了，登不上末班車再也走不了了。”1975年，知青走得所剩無幾。當時又有單位來招工，有知道底細的人說。

好多知青，包括在當地結婚的女知青，都到旗裏，找招工的人磨。

“我呢，因為心如死灰，我知道這些都沒用，所以我根本就沒去。”張曉山說，他後來聽回來的人說，有的女知青在招工的地方絕望地喊，“誰要我呀？當大師傅也行啊”，景象相當淒慘。

“如果說一個社會把人逼到這個份上，它這就有問題了。”張曉山說，當時在知青內部，他和很好的朋友在觀點上也發生了激烈衝突。

“盡管我出身不好，但是我如果是他們，我也會這樣做，這樣才能保證革命、保證統治。”張曉山的朋友說。

“兩種觀點的對立非常尖銳，甚至說到這個份上，如果後來有社會動蕩的話，我們倆就會站在不同的陣線上。”張曉山說，“左”的路線對社會造成的危害，給人們心靈造成的危害，感受非常深，“在那種感受之下，不要在乎別人怎麽看你，關鍵就是你自己怎麽看你自己，你自己能不能立的住，自己能不能真正的盡你的能力做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問心無愧地生活，盡量把你的生活過得有意義。”

張曉山認為，插隊這些年，奠定了他基本的人生理念、價值判斷和生活態度。

    “我要感謝插隊，可以說，對外界來說，比較差的環境，經過這種環境磨練以後，我對一些苦難也好，挫折也好，什麽問題也好，看的都比較淡泊了，你再怎麽樣，比那會兒要好多了。”

張曉山自稱是“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

在插隊的9年多裏，他一直樂觀地看待中國的現狀和問題，他覺著中國肯定是要往前走的，肯定是要進步的。

“我要是張曉山，我還活著幹嘛呀？這活著有什麽意思呀？”其他隊有知青說。類似的情況，張曉山屢見不鮮。

張曉山回憶，有時到外邊去，人家不知道他還行，一知道就悄悄說，“這是胡風的兒子”，別人看著他就像看著一個怪物似的，很好奇。

“我為什麽是一個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呢？那種情況下，世態炎涼呀，人情冷暖，就是在那種陰霾密布的歲月，仍然感受到人性的溫暖，人性的光輝，感受到世上還是好人多。這一點兒，應該說感受得特別深。”張曉山說。

1988年，張曉山回到了第二故鄉，回到了生活了多年的村裏。

“哎呀，曉山你那會給我們弄的黍子種，前兩年才串混了。”一位老鄉說。

    “農民的本質是，你真心實意地給人家幹好事情，你真心實意盡力做些微薄的努力，老百姓都看在眼裏，認可你。”張曉山感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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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曉山患肝炎出院後，大隊照顧他，讓他到村小學代課一學期。

“我也教了一批學生。這些學生，經過幾個知青好幾年的熏陶教育，好幾個都考出去了，別的村就說，你們看人家雨施格氣，張曉山那些知青當老師，把人歸攏的，你看咱們村一個也沒出去。”張曉山說。

2008年，張曉山再次回到第二故鄉。

“這不是曉山嘛！”當張曉山一走進當年生產大隊隊長的家，老隊長當即說。

“一見老鄉，哎吆，還能叫上名字。”張曉山心裏很溫暖。

“要不是翻一下記錄，好多人想不起來，但是呢，一回想起來，哦，某個事情上，人家幫過你，某個事情上，人家推薦過你，有些事情人家給你幹過什麽。”張曉山說，“老百姓呀，這麽多年在一起，人家不是看你成分大不大，人家主要是看你這個人是不是實誠。”

“社來社去”學員

轉眼到了1975年底，張曉山已經在大隊良種場幹了好幾年，盡心盡力地在培育良種上做點兒努力。

      “農業大學辦在城裏不是見鬼嗎，隻有辦到農村才能見太陽。”毛主席的這個語錄，讓遼寧朝陽農學院辦到農村去了。內蒙古農牧學院效仿，把學院分到4個盟市，其中，農學係和植保係分到巴彥淖爾盟，成立了巴彥淖爾農牧學院。

哈素公社知青王馳，是張曉山的同學，也是好朋友，他是工農兵學員，在內蒙古農牧學院畢業。他對張曉山說：“現在巴彥淖爾農牧學院要招‘社來社去’學員，你本身就搞農業技術，如果來我們這兒，難度應該比較小。”

“行！不管怎麽樣，有機會總比沒有機會好，有機會學習比沒有機會學習好。”張曉山不想放過這次難得的學習機會。

“你知道什麽叫‘社來社去’嗎？”張曉山問記者，“當時從朝陽農學院學來的經驗，招的這些學農的學員，從社員裏邊招，不轉戶口，不轉幹，畢業還回到農村，回到社員裏去。這樣的話，保證把你學到的知識用到農村，這叫‘社來社去’工農兵學員。”

張曉山到旗裏一說，旗裏比較支持，“我們幫著你跑吧。”

王馳還帶著張曉山找到農學係總支書記。“我沒別的意思，我就是想多學點兒東西，在農村就搞農業技術這攤兒，理論需要提高。”張曉山說。“行，我們考慮吧，反正咱們政策是有成分不唯成分論，重在表現。”總支書記說。

“他們考慮，‘社來社去’嘛，這樣的機會再不給人家……就把我錄取了。”1976年初，在臨河縣狼山公社，張曉山開始了為期一年的學習生活。

“我們班有幾十個人，大多是回鄉知青，有一兩個插隊知青，因為插隊知青誰去上‘社來社去’呀。我們屬於半工半讀，上半天課，半天勞動，割麥子，鋤地。”張曉山說。

當時，農學專業學製一年，植保專業學製10個月。問題凸顯，學員文化程度參差不齊，有小學的，有初中的，有高中的，有的學生連通分都不知道，有的化學都沒上過，化學元素不知道。把三年的課程壓縮到一年，老師很麻煩，這怎麽教啊？

“這對我正合適，我用的時間不太多，集約一下把知識都學到了，包括植物生理、農學、育種、作物栽培。我現在還保留我的筆記，十幾本筆記呢。”張曉山說。

在這裏，張曉山學到了最初啟蒙的農業經濟，還和同學們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一天早晨，廣播裏批判狄克詆毀《八月的鄉村》，狄克就是張春橋啊！我一聽，這廣播很不尋常啊！”當年10月，學院派張曉山和另一個學員到磴口運土豆，廣播播送的內容讓張曉山感到新奇。

“你們還不知道啊，‘四人幫’倒台了！”張曉山和同學回到學院，同學們告訴他們。

    “大夥在田間路上就排起隊來遊行，呼口號呀。呼完口號以後，學生馬上想到自己的利益問題了：我們也是受‘四人幫’迫害的，搞‘社來社去’，這麽多課程一年哪能學的完，我們要求延長學製，我們要求畢業要分配。”張曉山回憶，後來，學院安撫了學員一通，放兩場電影，會會餐，哪來哪去，給打發走了。

回到村裏，張曉山也“不死心”，和一個同學到了呼和浩特，找有關部門給安排工作。“哎呀，回公社吧！”得到這個答複，張曉山無功而返。

“知青一部分上學了，一部分人招工了，一部分人回北京當教師了。

    大浪淘沙呀，淘到最後，剩下的走不了。我沒轍了，我這個工農兵學員‘社來社去’呀。”張曉山感慨。

撥亂反正之後，張曉山的同學在當地算有點兒文化的，給安排工作了。2003年，張曉山到巴彥淖爾盟參加農村經濟發展論壇，他在同學的陪伴下到了狼山，發現當年學習時的宿舍、食堂還在……

“在臨河聚了兩次，以前我都不怎麽喝酒，到那時候不能不喝。同學聚在一塊，酒拿來，‘打開，喝！’說起當年的蹉跎歲月，說起幾十年的經曆，感慨萬分，喝得酩酊大醉呀，沒有辦法。那種情況下必須要喝，喝死也要喝呀！”張曉山說。

山窮水盡中的希望

“1977年，是我到內蒙古插隊又一個最困難的一年。”張曉山“社來社去”，回到村裏繼續培育良種。

    公社從每個大隊平調了一些土地，抽調勞動力，建起良種場。但是，這個良種場一直半死不拉活。

“你回來我們得用你呀。”張曉山說，“這種情況，大概公社領導想到我了，‘曉山不正好學完，讓他去吧。’”

“公社良種場這個攤子本身很難搞，各個隊去的人心不齊，而且是人民公社體製，幹好幹壞一個樣，你怎麽能幹好呢？”要到公社良種場當技術員，張曉山卻並不看好前景。

村裏來的20名知青，18個人走了。一位知青雖然戶口在村裏，但是人在旗裏教書，村裏就剩下張曉山一個人。他“人頭熟”，這麽麽多年下來，和大家關係都比較親近。

“每一個知青走的時候，大家心裏都很清楚，留下的人比走的人要困難的多，走的人基本上不會帶走糧油，所有家當都給留下來的人。這種情況下，留下來的人越來越少，我的家當越來越多了，我有一缸一缸的麥子，一壇一壇的油呀，慢慢地生活已經擺脫了入不敷出的局麵，小日子過得非常好。”張曉山說。

公社良種場離村子十幾裏地，張曉山沒有自行車，隻能住在那兒，跟老鄉們擠在炕上。張曉山在村裏，晚上看看書，聽聽廣播，還寫點兒東西。但是，他一到那兒，什麽都沒有，更重要的是沒有自己的空間，沒有學習的機會了。張曉山坦言，在良種場，幹的是沒有希望的事兒。既是如此，張曉山還是盡力地工作，他組織人到公社，自己帶頭去淘廁所搞追肥，幫助要債……

“那幾個月，感覺心情非常不好，已經感覺到山窮水盡了。”張曉山說。

10月的一天，張曉山正在地裏幹活，他從廣播裏聽到了一個突如其來的消息：國家恢複高考，66屆、67屆高中生可以參加考試。

“這是好機會，你可以利用呀。”張曉山的哥哥來信給他說。

    報名順利，政審不再極左苛刻。

“我得請假了，回村複習去。”11月，地裏已經上凍，沒什麽活兒，張曉山向公社良種場場長請假。

    “快去吧快去吧。這兒沒什麽事兒，能考上，你就不用當莊戶人了。”場長痛快準假。

張曉山騎車到旗裏，找在工廠、學校上班的知青哥們，借閱輔導書參考書。

張曉山想，考理科有物理化學數學，丟了多少年了，現在撿起來很麻煩，而且他對理科也沒多大興趣，文科考語文政治史地數學，在農村待了9年多，淨看閑書，等於對語文政治史地都有所接觸，那就考文科吧，隻要把數學撿一撿就可以了。

“趕緊蒸點兒窩窩頭，擱那兒，中午節約點兒時間，就把窩頭熱熱，隨便搞點兒菜就完了。”張曉山把中國地圖、世界地圖往牆上一掛，把參考書一堆，每天給自己定複習計劃和作息製度，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裏，全力以赴複習功課。

期間，張曉山偶爾騎車到旗裏，他看到在工廠在學校上班的同學都在為高考緊張複習。他在旗裏打聽打聽高考有什麽動態，有什麽複習材料，打聽完趕快回來複習。

心如止水參加高考

12月13日早上，村裏的一位回鄉知青敲張曉山的門，他倆騎著車，頂著星星，到塔布賽公社中學參加高考。

“頭兩天已經把幹糧準備好了，考完中午趕快回來，趕快把午飯吃了，下午再去考。”張曉山說，“當時考的話，應該說心如止水，就是說心情很平靜，該複習的我盡我的力量複習了，不到一個月時間我不可能把全部功課補回來。對於我來說，考上好，考不上也沒什麽不好，反正我盡力了。”

“你考得不錯。”不久，有人對張曉山說。

“啊，外邊都傳遍了，你還在炕上躺著呢？你沒事兒吧？”有人到張曉山的屋子裏說。

“我能有什麽事兒？！”張曉山說。

“曆史（試卷）上有個什麽題，哪個國家的主子是誰呀？全內蒙（古）就你答上了。”有人誇張曉山。

“不是主子，是一個農民起義領袖。”張曉山糾正說。

“聽說就那一道題就50分呀！”那人又說。

“不對，那道題才兩分。”張曉山再次糾正。

“一位記者給我說，文科數學和理科數學就差一道解析幾何題，文科全內蒙（古）可能就我一個數學考了100分，語文、史地也可以。”張曉山說，“考完之後，我就不管了唄，該幹什麽幹什麽。因為畢竟已經到了77年，整個政治氣氛已經不一樣了，我當時心裏有一個大致的考慮，我不知道自己多少分數，但考得不會太差，恐怕我的命運會發生轉機了。”

呼和浩特師專要招收一批外語學生，兩位在那裏畢業留校任教的北京知青到土左旗招生。張曉山幾位在旗裏工作的同學與她們相識，急忙對他說：“這也是個機會，有棗沒棗打一竿子嘛。”

    張曉山聽從建議，去考試。

“哎，把張曉山的試卷拿來看看。怎麽搞的，怎麽能這麽答呀？”張曉山的同學看了他的試卷後想為他作弊，“給他換一換（卷子）行不行？”

“那不行呀，這要把我們開除的。你們放心好了，他答的卷子，盡管像你們說的有些問題，但在那幾個（考試的）人裏還是最好的。”那兩位招生的同學說。

同學們為了張曉山能上學，還去找呼和浩特師專的老校長，希望錄取他。老校長也很感動：“你們北京四中的同學，對張曉山的事兒真夠義氣。”

“現在記憶模糊了，你一回憶，看到當年的一些東西，一回憶起來就感到，很多事情曆曆在目，心裏有一種說不出的滋味。生活也好，社會也好，正麵的東西，溫暖的東西，人性的東西是占主要位置的。”張曉山說。

“你得去跑一跑！”有人建議張曉山。

“我是張曉山……”張曉山找到呼和浩特市招辦。

“你不用往下說了，知道了。你說，最低限度想上哪兒？”招辦副主任問張曉山。

“我最低限度想上呼和浩特師專就行了。”張曉山不敢苛求。

“那沒問題，我們可以保證。”招辦副主任說。

“這時我感到，政治上的春天就要來了。對我來講，我的命運也要發生轉機。”張曉山心裏泛起漣漪。

千萬不要把自己當人物

內蒙古師範學院（現內蒙古師範大學）錄取了張曉山。他有點兒莫名其妙，自己報考中文係，卻被數學係錄取。張曉山事後得知，學校老師認為中文和文藝關係密切，為了避免麻煩，出於好意幫他改了誌願。他也坦然麵對，講到現代文學自然會提到自己還在獄中的父親，老師怎麽講？自己怎麽聽？

1978年3月，張曉山踏進內蒙古師範學院的校園，經過爭取，他進入外語係學習。1979年9月，他考上人民大學農業經濟專業研究生，回到了北京。

在內蒙古師範學院一年多的大學生活，是張曉山一生當中最快樂的時光。

張曉山說，自己小時侯是無憂無慮的，以後有階級鬥爭有各種運動，自己被打入另冊，生活上帶著各種精神枷鎖，很大程度上被異化了，性格被扭曲了。

“這一年多，你能夠幹點兒自己想幹的事兒，你能夠和別人一樣平等地生活，你能夠沐浴在改革開放的春風當中，你能夠體驗到或者覺察到撥亂反正的氣息，大家如饑似渴地學習，一些外國電影給放了，交誼舞也可以跳了。這一年多你沒有任何功利，你就是想，我30來歲了，有這個機會，我一定要好好學習，如牛進了菜園一樣，如饑似渴地學習。在這麽多年以後，我能夠有學習機會，能夠到校園生活，以至於大家能夠一起玩了，一塊打球，一塊唱歌，非常愉快。”張曉山說。

張曉山坦言，到了社科院境況改變以後，功利之心也有了，脫俗是不可能的，當了助研還要當副研呀，當了副研還要當正研呀，然後還想自己怎麽樣發展呀。



“以後幹工作給你一些擔子，比如行政職務，這些東西多了，你責任也重大了，你感到有很多壓力。”張曉山說，在這種情況下，自己永遠處於欠債狀態，別人約你的文章沒寫完，有課題要討論，很大程度上很難有自我，很大程度上是在履行職責。



“這一年多，角色很單一的，我是一個學生，就是學習，珍惜時光，把‘四人幫’造成的損失奪回來。所以說這一年多，是我心情舒暢而且活得很高興的一年，所以非常留戀這一年多的大學生活。”張曉山說。

        張曉山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所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研究員、研究生院農業經濟博士生導師，兼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學科評審組專家、農業部專家谘詢委員會委員、中國林牧漁業經濟學會理事長、中國農業經濟學會副理事長、中國農村合作經濟管理學會副理事長、北京市人民政府農業經濟顧問等職。

2006年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進行第28次集體學習，張曉山作為主講人之一，進入中南海，為國家領導人講解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並坦陳自己的看法和建議，還根據自己的研究，實事求是地回答了國家領導人提出的一些問題。



“人最重要的還是自己的本身的價值，包括基本操守、人生理念、能力和對問題的把握。至於外界的，你的家庭、你的頭銜，那些東西都是後天給你本身的東西，人千萬不能迷失了本性，知道你有幾斤幾兩。逆境的時候，你要相信自己，順境的時候，你要時時刻刻警醒自己。就是說，不要把自己當成個人物，不要把自己看的有多高，實際上你還是你，要保持平和的心態，時時刻刻有一種內省，自我來反省，要看清楚自己。”張曉山說，“名利之心，名韁利鎖，不可能完全沒有，人家圍著你讚揚你要與你合影呀，很高興呀，這些虛榮也在所難免，關鍵是自己要跳出來，還是要冷靜地審視自己，時時刻刻警醒自己。就是說，你不就還是這樣的人嗎？關鍵是你能不能通過自己的努力，能夠不愧於這個時代，不愧於許許多多曾經給與你溫暖的人，許許多多在你困難時曾經幫助過你的人，爭取你的工作能夠為社會的進步做點兒力所能及的貢獻，而不是你的功利，不是為個人地位的提高，生活的改善。”

功成名就的張曉山，依然撲在他的農村發展研究上，農村是他去的最多的地方，那裏有他的研究源泉，有他的牽掛。

“任何情況下，尤其是現在，你千萬不要把自己當什麽人物，而且你也不是什麽人物。”張曉山時常告誡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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