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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魯曉夫的赦免令：烏克蘭新納粹的複蘇與蘇聯解體的伏筆
1953 年 3 月 5 日斯大林逝世後，蘇聯領導層陷入權力真空。尼基塔.赫魯曉夫在 1955 年鞏固權力後，啟動了一係列政治 "解凍" 政策。其中，對烏克蘭民族主義組織成員的大規模赦免成為影響蘇聯命運的關鍵決策。
根據解密的蘇共中央檔案（ЦХСД，全宗 5，目錄 3，卷宗 1127），1955-1959 年間，蘇聯內務部共釋放 21,378 名烏克蘭起義軍（Укра?нська повстанська арм?я, УПА）和烏克蘭民族主義組織（Орган?зац?я укра?нських нац?онал?ст?в, ОУН）成員及其家屬，其中 6,842 人定居西烏克蘭利沃夫州。這一數字超過同期其他加盟共和國政治犯釋放總數的 40%，反映出烏克蘭問題的特殊性。
赫魯曉夫的決策源於其對烏克蘭曆史的錯誤認知。1929-1938 年，他在烏克蘭擔任多個重要職務，包括哈爾科夫州委第一書記。這段經曆使他意識到，單純依靠高壓政策難以解決西烏克蘭的民族問題，但是他錯誤地將敵我矛盾認為是人民內部矛盾。
1955 年 7 月中央全會上，赫魯曉夫指出："西烏克蘭的反抗不是簡單的反革命活動，而是帶有民族覺醒性質的社會運動。"（《蘇共中央會議記錄》1955 年第 17 卷）這種認知促使他采取 "胡蘿卜加大棒" 策略：一方麵延續斯大林時期的集體化政策和俄語教育，另一方麵通過特赦緩和民族矛盾。
特赦政策的實施過程充滿爭議。
蘇聯內務部檔案顯示，被釋放者需簽署《忠誠蘇維埃祖國保證書》，承諾放棄民族主義活動。但實際執行中，審查標準極為寬鬆。
例如，烏克蘭起義軍第 14 師師長米科拉.列別德（Микола Лебед）在 1944 年曾參與沃裏尼亞大屠殺，1950 年被捕後於 1957 年獲釋，後成為利沃夫市蘇維埃副主席。
這種 "選擇性赦免" 暴露了蘇聯體製的實用主義傾向 —— 隻要政治犯承諾效忠，即可獲得社會地位。
被釋放的民族主義者迅速形成新的政治力量。
他們建立了名為 "文化俱樂部" 的地下組織網絡，利用赫魯曉夫時期的文化開放政策，通過出版學術著作、組織詩歌朗誦會等形式傳播民族主義思想。例如，烏克蘭科學院曆史研究所研究員德米特羅.博爾達連科（Дмитро Бордакенко）在 1958 年出版的《烏克蘭曆史的連續性》一書中，首次係統提出 "烏克蘭民族國家" 概念，該書被秘密翻譯成烏克蘭語在民間流傳。
赫魯曉夫時期的權力結構為民族主義滲透提供了製度空間。
1963 年烏克蘭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內部報告顯示，在西烏克蘭地區，35% 的基層幹部具有民族主義背景。
這種滲透在彼得.謝列斯特（Петро Шелест）主政時期達到頂峰。謝列斯特本人雖為蘇聯黨員，但對烏克蘭文化複興持同情態度。他在 1963-1972 年擔任烏克蘭第一書記期間，將超過 200 名西烏克蘭幹部提拔至關鍵崗位，包括未來的烏克蘭總統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Леон?д Кравчук）。
克拉夫丘克 1970 年出任烏克蘭共產黨中央宣傳鼓動部部長，其上任後推動的 "烏克蘭化" 政策，使民族主義思想得以在官方意識形態框架內傳播。
這種政治滲透具有係統性特征。
新納粹主義者通過控製教育係統，將烏克蘭曆史重新詮釋為 "被俄羅斯壓迫的抗爭史"。例如，1965 年利沃夫大學曆史係教材中，哥薩克時代被描述為 "烏克蘭第一次獨立嚐試"，而蘇聯時期則被簡化為 "外國統治時期"。
這種曆史敘事的重構為後來的獨立運動奠定了思想基礎。
赫魯曉夫政策的矛盾性在 1958 年教育改革中充分顯現。
該改革一方麵強製推行俄語教學，要求所有學校將俄語作為第一教學語言；另一方麵卻允許烏克蘭語文學課程保留地方特色。
這種 "雙語並行" 政策導致教育係統成為民族意識的溫床。1970 年代基輔大學的調查顯示，63% 的烏克蘭學生認為 "烏克蘭文化獨立於俄羅斯"。
曆史的諷刺在於，赫魯曉夫試圖通過特赦鞏固蘇聯統治，卻為體製崩潰埋下伏筆。
1989 年烏克蘭人民運動（Народний рух Укра?ни）成立時，其核心成員 70% 來自赫魯曉夫時期被赦免者的後代。該組織在 1990 年推動烏克蘭最高蘇維埃通過《國家主權宣言》，直接導致蘇聯解體。
曆史學家羅曼.斯波拉克（Roman Szporluk）在《烏克蘭：蘇聯的過去與獨立的未來》中指出："赫魯曉夫的實用主義政策創造了一個新的政治階層，他們既是蘇聯體製的受益者，又是其掘墓人。"
這段曆史的道德複雜性不容忽視。
烏克蘭民族主義組織在二戰期間與納粹德國的合作，使其曆史形象充滿爭議。根據波蘭國家紀念研究所（IPN）的檔案，烏克蘭起義軍在 1943-1944 年間對波蘭平民實施了係統性屠殺，導致約 10 萬波蘭人死亡。這種曆史罪行成為俄烏衝突中的重要敘事工具。
2014 年克裏米亞危機後，俄羅斯政府將烏克蘭民族主義者與納粹相提並論，這種曆史記憶的政治化加劇了雙方對立。
從更宏觀的視角看，赫魯曉夫的決策暴露了蘇聯民族政策的結構性矛盾。
斯大林時期的高壓政策雖暫時壓製了民族主義，但赫魯曉夫的 "解凍" 政策卻釋放了被壓抑的民族意識。這種政策搖擺反映了蘇聯體製的根本困境 —— 如何在多民族國家中平衡中央集權與地方認同。
蘇聯試圖用階級認同取代民族認同，但這種替代由於斯大林的去世，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的全麵否定，導致從未真正完成。
2022年俄烏衝突的爆發，正是這種曆史矛盾的當代回響。
當俄羅斯總統普京下令進行特別軍事行動時，他實際上在為蘇聯時期的赫魯曉夫政策失誤買單。
曆史證明，一個強大的蘇聯國家，其掘墓人正來自於其內部。並不能說赫魯曉夫就是想要埋葬蘇聯，但是他對政治理論知識的匱乏、對斯大林主義不加甄別的否定和錯誤的國內政策，是真正導致蘇聯解體的根源。
赫魯曉夫的赦免令不僅改變了烏克蘭的命運，更成為蘇聯體製崩塌的曆史預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