團結報丨謝俊美：中國共產黨為什麽在上海誕生
上海，作為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地，有其曆史的必然性，是由上海獨特的曆史地位和特殊行政管理係統等因素決定的，並與西方資本帝國主義對遠東地區侵略格局以及俄國十月革命後麵臨的困境有關。本文根據馬林檔案資料以及中共上海一大會址紀念館輯日本警視廳所存中共成立前後的資料，就上海成為中共誕生地的曆史原因進行再探討。
國際大都市的特殊地位決定中國共產黨在上海成立的必然性
二十世紀初年，上海已是一個國際大都市，西方人形容她是“東方的巴黎”。這裏聚集了來自中國各省區和世界各地區、各民族不同膚色人種，這在當時乃至世界都是極為罕見的城市。據1920年日本警視廳的調查，當時上海人口約有187萬。就中國人來說，有來自各省的，還有大量來自海外的華僑華人。在上海市區，以江蘇、浙江、福建、廣東、安徽人為多，浙江寧波幫更成為上海各業的主要成員。而外國僑民，不僅有英、美、法、日、德等國人，還有東亞、西亞、南亞等各國人。1920年前後，上海公共租界內有英國人、美國人，法租界有法國籍人外僑總數不下數百人。在亞洲人中，有越南人、朝鮮人、菲律賓人、印度人、印尼人等。
此外，在上海的猶太人約有二千多人，包括來自俄羅斯、波蘭、德國的猶太人。猶太人分歐洲係統和舊土耳其境內出身的阿拉伯係統兩部分。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和共產黨人通過報紙、雜誌、宣傳小冊子、傳單，以及商業經濟活動、勞動關係等形式與他們聯係。一些信奉馬克思主義的猶太人還以上海為中心，在廣州、天津、北京、哈爾濱等遠東各地支持中國、朝鮮的民族獨立運動，支持勞資鬥爭中的日本工人。
俄國橫跨歐亞兩大洲，在十月革命前，在滬隻有360多人，十月革命後，猛增至5200多人，其中有因逃避革命和布爾什維克的舊官僚、軍人、軍屬、貴族、資本家，他們挾資攜眷，拖家帶口，或因物價飛漲，為生活所迫，逃到中國哈爾濱、大連、青島、滿洲裏等地，最後輾轉來到上海，在公共租界的約有3500多人，居住法租界的大約有1500多人。在這些俄國人中，也有因鬥爭需要而未登記或對布爾什維克抱有好感的人約1500多人。大批布爾什維克來到中國後，從事秘密情報活動，他們通過西方商人購買武器彈藥和其他軍事通訊器材。更多的是從事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宣傳活動。“此時的上海已成為遠東赤化地，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中心發源地。”
十月革命後，蘇俄工農政府、遠東省先後在上海設立了有關組織，開展革命宣傳活動。
《上海生活報》。該報前身為《上海新聞》，社址在蓬萊路、熙華德路交匯口。直接受蘇維埃遠東共和國領導，後更名《新上海生活報》。該報得到上海猶太人的資助。在1921年中共成立前，該報主要負責吸收中國人“給予充分的培訓，接受有關俄國、中國及軍事等學識。”宣傳方麵，盡量采用中國的俗語對中國工人、學生、農民團體進行宣傳，從他們當中發現和培養“將來共產黨的胚芽，籌措建設中的中國共產黨的基礎。”由於“上海是朝鮮革命運動的中心”《上海生活報》還吸收了不少朝鮮人參加學習。
上海民主俱樂部設立於《上海生活報》社內，又稱俄羅斯民主俱樂部，是“俄國勞農政權設立全世界宣傳過激主義的機構之一。”這是俄國布爾什維克在上海的“中樞機構”，發行機關報《上海指南》。俱樂部表麵上宣揚世界語，其實是宣傳革命，活動經費由全俄消費合作社中央聯合社資助，通過蘇俄政府代表越飛“供給”。俱樂部成員大多擔任聯絡員，聽從莫斯科派來的官員指揮。其中有俄國人，也有陳獨秀一派的人物。
《上海生活報》同民主俱樂部一起成為上海紅色宣傳的中樞，實際二者是兩塊牌子一套班子，共同構成紅色宣傳的中樞機關。並派出由官員直接同中國有關人員接觸，孫中山自“二次革命”失敗後，開展護國討袁、護法鬥爭，他在探索救國救民道路的苦鬥中，隱約看到資本主義背後還有一個更好的東西，那就是社會主義，此後，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孫文越飛聯合發表宣言，孫中山表示願意接受蘇俄支持，蘇俄表示願意支持孫中山統一中國的鬥爭。《上海生活報》同中國早期共產主義者接觸的，在北京有陳獨秀、李大釗等人。
《世界語學社》。該校設於上海四川路公益坊，成立於1919年前後。該社有俄語老師多名，表麵上標榜：“隨著世界人文的發展，學習世界各國的共同語言。”實際上是“宣傳布爾什維克主義”，“通過不同人種或國際的世界共同語言”，“研究和討論無國界思想問題，主張廢除戰爭，消滅資本主義，建立民主共和製，廢除私有財產。”該社與《上海生活報》、上海大韓民國臨時政府、中國共產主義者均有聯係。學社成員大多為俄國人、中國人、朝鮮人、日本人，彼此相互往來，作為“穩健的共產主義者，他們以世界語為手段，宣傳和謳歌過激思想，可以說在馬克思主義活動中取得了巨大的效果。”該社還和蘇州、杭州、北京、天津的馬克思主義者舉行交流活動，發行《自由》雜誌。
社會主義大學校。主要是宣傳馬克思主義。陳獨秀、俞秀鬆、李人傑（漢俊）、沈定一（玄廬）、王仲甫、施存統（複亮）、邵力子、楊明齋等負責實際工作和宣傳活動。開辦之初，該校有學生60名，其中長沙10名，武昌9名，濟南10名，廣州10名，廣東5名、上海18名，來自日本2名，法國2名，俄國1名。平日主要閱讀宣傳和刊載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報刊如《共產黨》《自由》等等。
十月革命後，蘇俄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
辛亥革命後，封建複辟思潮的回瀾和各種社會思潮的湧現，引起了先進誌士的思考和對救國道路的進一步探索。十月革命前，巴枯寧、蒲魯東的思想、虛無主義、新村主義、工團主義、托爾斯泰的泛勞動主義、克魯泡特金的進化論等為代表的無政府主義已在中國傳播多年。無政府主義者主張消滅私有製、階級，倡導無國家、無政府、無軍隊、無法律、無宗教、無家庭、無婚姻。無政府主義的這些主張對於尋求民族解放道路的中國先進誌士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他們反對資本帝國主義，反對外國壓迫剝削，希望將中國變成一個無政府、無階級的，“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社會。
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社會思潮早在辛亥革命前後已傳到了中國，但得到廣泛傳播則是在1919年五四運動後。十月革命後，馬克思主義隨之傳入我國。馬克思主義也主張消滅階級，消滅私有製，建立一個沒有人壓迫人、人剝削人的共產主義社會。無政府主義雖與馬克思主義有相似之處，但畢竟不是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認為要實現共產主義必須先建立有組織紀律，實行民主集中製的無產階級政黨，實行無產階級專政，通過革命奪取政權，最終消滅一切剝削製度、剝削階級，實現共產主義。同無政府主義有著根本性區別。
十月革命勝利，蘇俄工農政權的建立，給中國一批尋求救國救民道路的知識分子以希望和鼓舞，他們為什麽信奉馬克思主義呢？正如施存統講的：“我生於貧困的農家，到16歲為止，還在家幫工。後來進了杭州師範學校，當時學界新思潮風靡，我因家貧，自己的行動不能如願，常有不遇不平之感，終於對共產主義思想產生了共鳴。”1920年初，上海有二個共產主義團體：一個是以陳獨秀為首的馬克思主義小組，一個以黃介民為代表的無政府共產主義組織。1920年5月，由陳獨秀為代表的信奉布爾什維克的上海共產主義者成立共產黨發起組，其中“真正埋頭研究之或一切行動為之的，具有深厚基礎者，有20餘人。”上海共產黨發起組是“全中國共產黨的代表機構”，根據日本警視廳收集的情報“共產黨總部最近有中國共產黨人42名。”其中主要成員有沈定一（玄廬）、陳望道、陳獨秀、施存統、張聞天、俞秀鬆、李達（鶴鳴）、李漢俊（人傑）、沈雁冰、李大釗、張國燾、邵力子、陳公博、柯慶施、沈澤民、楊明齋、張複（太雷）、袁振英、諶小岑、周佛海等人。日本警視廳1920年7月的情報還說“上海共產黨是中國共產黨的代表機構。”
公共租界行政係統為中國共產黨成立提供了可能
和中國其他城市不同，上海自開埠以後，逐漸成了以公共租界、法租界以及中國居民為主的所謂“華界”的城市格局。公共租界由原先的英、美租界合並而成，法租界則由法國殖民當局管理，分設工部局、公董局負責治理，而比鄰的中國人居住的地區，習慣上被稱為“華界”，則由上海道、上海縣負責管理。若有人在公共租界“犯罪”，或被捕判罪，如逃到法租界就可以免於逮捕。反之，在法租界“犯事”，理應判罪被捕，但隻要能逃到公共租界躲避，就可以化險為夷，若在“華界”犯事被追捕，亦是如此，隻要能逃到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就可平安脫險。所以許多革命者往往借住在公共租界或法租界從事革命活動。
三界管理模式的理念各不相同，上海城市治安管理法律既不完備，執行也很緩慢。此外，由於政治思想這類問題的案件處理也十分複雜，三界處理方式也不盡相同，“在法租界，從尊重個人自由尤其是政治自由為宗旨出發，與其說對政治犯采取極其寬容的政策，不如說是庇護的傾向。反之，擔任公共租界的警察首腦的英國人，受愛爾蘭問題及印度問題等刺激，對政治運動非常敏感。而在中國方麵的狀況卻是沒有統一的取締方針，隻有在偶發事件發生後，才采取一些措施。”
1910年日本吞並朝鮮，為了抗日複國，1919年4月，韓民族愛國者、革命人士在上海法租界馬浪路普慶裏一所民宅秘密成立了大韓民國臨時政府。因為中國地方政府管不了租界事務，所以中國共產主義者決定把建黨活動安排在當時的法租界漁陽裏（貝勒路“適廬”）。據說1921年中共成立時，大韓民國臨時政府的保衛局長金九先生還擔任過警衛工作。這是中韓友誼的一重佳話，血肉情誼的見證。對於上海租界這種管理的“漏洞”和缺陷，租界當局不是不知道，但限於立法程序而無法改變，無論是公共租界還是法租界，每一項議案必須由納稅人三分之二通過才可立案。租界當局隻求平安無事收稅，所以對這類政治活動少有禁止辦法，隻要政治活動對租界安全不構成威脅，也就“眼開眼閉”，幹脆了事。筆者家原住南京西路1768號，當年屬於公共租界。但此處是公共租界、法租界、華界交匯處，聽老輩人說，這座房子最早為鴉片煙館，被隔成很多小間，房間很暗。房子後麵有條馬路屬於華界，房子牆後有一個梯子直通此馬路，若有人“出事”就可以援梯逃入租界，反之，若在租界“犯事”，亦可從此處進入“華界”。
上海這種特殊的行政、警務，為共產黨人和革命者提供了鬥爭活動的空間。
發達的交通通訊信息係統、出版印刷和語言翻譯係統
上海發達的交通通訊信息係統以及優良的出版印刷和語言翻譯係統便於東亞各國革命者活動交流，這也是中共在上海成立並將黨的中央設在上海的原因。
公共租界、法租界都設有當時先進的通訊機構和交通機構，通訊電訊設備如無線電通訊、有線電信、新聞雜誌、通訊社、印刷所等，這對革命者來說，聯絡十分便利。上世紀二十年代，上海是遠東的國際航運中心，信息中心，海陸交通工具都很完善。以水上交通航線為例，上海有太古、怡和、日清郵船株式會社，可以直接通航歐美、日本、東亞、南亞各個重要港口，或者可以通過延長航線轉運到世界各地。鐵路則有中東鐵路，從上海出發到哈爾濱、滿洲裏，可達海參崴、赤塔、莫斯科，直至歐洲各地。國內則有輪船招商局開辟的通往沿江、沿海各省區的定期航線。在電訊、電信方麵更優於國內其他城市，在上海有線電話，海底電纜電話，可以直通巴黎、倫敦、紐約等歐美各國城市，可以直達莫斯科與共產國際進行聯係。
在上海，英、法、美等國及中國南北政府均在租界內設有通訊體係。蘇俄“勞農政府設有半官方的通訊社—羅斯塔通訊社，遠東共和國政府則設有半官方的達爾塔通訊社。兩家通訊社均報道有利於蘇俄政府的政策，其報道多刊登在上海的英文報紙和中國報紙，以引起公眾的注意。
共產國際有關重大活動往往也選擇在上海召開。此外，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乃至華界，也沒有什麽關於印刷品的出版法或新聞法等統一處理意見的規定，一旦發現不穩文書（即擾亂治安的文件）以及其他印刷品，僅僅以違反治安及有傷風化為理由，由警察給予處分或者處罰。“三界”對文書的不同處理方式，為馬克思主義著作、馬克思主義刊物、書籍的出版介紹、譯介、印刷、宣傳提供了可能。
公共租界、法租界當局亦曾想通過一項法案來堵塞這一治安“漏洞”，但同樣限於法律限製而未果。假設在公共租界要通過一項法案，則需要召開納稅人大會，議員需足夠三分之二以上的法定人數才能召開納稅人大會。對議員的資格要求是：一實價在500兩以上的土地或者房產擁有者，或者兩者合並，每年家產評估後需繳納稅金十兩以上者；或每年交付500兩房租的住戶等，因此，受到中國新聞出版界為主的印刷者的反對。由於討論上述法案的臨時納稅人大會的人數，連續幾年一直達不到法定人數而無法通過議案，故該法案至今未能製定出來。同樣，“華界”中國當局雖製定了管理印刷品的規定，但馬克思主義者、革命者仍可以在公共租界、法租界印刷大量進步書刊，通過租界郵政係統將之寄往中國各地和海外，將大量信息傳遞到各地的革命者那裏。
同樣，蘇俄政府、赤塔地方政府則通過西伯利亞大鐵路郵寄有關資料到中國、朝鮮、日本各地，同這些地區的馬克思主義者，無產階級革命者進行信息情報交流，“在哈爾濱駐紮蘇俄工農政府和赤塔的駐中國代表。”“上海是名副其實的遠東共產主義運動的中心。”數年來，馬克思主義在上海等地的傳播，直接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提供了條件。1920年2月，陳獨秀、李大釗等馬克思主義者開始了中共的建黨活動。同年3月，設在伊爾庫茨克的共產國際東方局派維經斯基（即吳廷康）、楊明齋等來華，與陳獨秀、李大釗聯係，介紹蘇俄布爾什維克黨的組織情況，共同籌商中國共產黨的建立。8月，陳獨秀、李達、李漢俊、陳望道等在上海設立中國共產黨發起組後，北京、武昌、長沙、廣州、濟南、歐洲和日本也分別建立了共產主義小組，在其他地區同時進行建黨組織籌備活動。這些籌備小組其成員主要有：李大釗、鄧中夏、劉仁靜、張國燾、董必武、毛澤東、何叔衡、王盡美、鄧恩銘、陳潭秋、周恩來、劉伯垂、包惠僧、譚平山、陳公博、施存統（施複亮）、周佛海等。1920年9月，上海發起組在《新青年》雜誌外，又創辦了《共產黨月刊》，宣傳馬克思主義，為中共建黨做了輿論準備。
1921年7月23日，來自各地共產主義小組代表12人和陳獨秀的代表包惠僧，共13人在上海法租界望誌路106號（今興業路76號）李漢俊家中，舉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全國57名黨員，正式宣告中國共產黨成立。為了防止法租界巡警搜捕，會議最後一天，移至浙江嘉興南湖，在一艘遊船上繼續召開，會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黨綱、黨章，建立中共領導機構中央局，推舉陳獨秀為總書記。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是中國開天辟地的大事變，開創了中國曆史的新紀元，直接影響和改變中國曆史發展的進程乃至世界曆史發展的格局。
作者丨謝俊美（華東師範大學曆史係教授）
來源丨團結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