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上海監獄誌》記載，１９０３年華德路監獄（提籃橋監獄）啟用，監獄管理人員為西方人，看守為印度人，後來逐漸增加華人看守。
１９３０年華德路監獄的職員、看守人員中，印度人占６５．５％，到１９４０年印度人占２６．８％，共有１６５名印度看守人員。這些監獄看守也是由租界警務處招募來的印度錫克人，為了方便他們的宗教活動，在監獄北邊的舟山路２１８號建立一個小的錫克教謁師所。
舟山路是虹口區的一條老式居民集聚街區，近年來由於二戰時期庇護猶太難民的曆史而被人熟知。從舟山路起點的霍山路從南向北走去，除了那排曾經居住過猶太難民的外廊式的房子外，基本上都是一些老式民居，過了昆明路就可以看到一幢有些西式裝飾的三層樓房，樓房底層右邊第一家的門牌號正是“舟山路２１８號”。根據老上海地圖指示的位置，２１８號裏麵的小房子應該就是錫克教堂。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全麵占領租界。１９４２年１月，日軍接管華德路監獄，派菅井喜三郎等１１名日籍人員接管華德路監獄，日文稱華德路刑務所，菅井任刑務所長，把原英國籍監獄上層管理人員４０多人關入集中營，而看守、監丁等下層人員原班留用。到１９４３年８月，華德路刑務所被汪偽政府接管。日偽監獄當局對外籍看守采取“隻出不進”的措施，允許辭職和調走，不準調入，因此印度看守人數逐漸減少。１９４７年的《上海百業指南》老地圖上，華德路監獄還有“印籍職員宿舍”，麵積比“華籍看守宿舍”和“外籍職員宿舍”大，說明當時還有很多印籍看守在監獄服務。
日軍占領租界時期，大量的印籍巡捕、看守、司閽被解雇失業，在滬印度僑民生活陷入困境。有些人離滬回國，有些人轉業牧場，經營乳品。從地圖看，舟山路印度教堂外的當街門麵就是一個乳品店，一個孟買食品店，顯然都是印度人開的。抗日戰爭勝利後，國民黨發動內戰，牧場經營不景氣，印度僑民紛紛離滬回國。１９４９年５月上海解放，解放軍接管了上海的警察局和監獄，此時已經沒有印籍巡捕和看守了，上海印度僑民僅有２００餘人，戈登路、馬霍路、舟山路的錫克教謁師所先後關閉。１９５６年，上海市人民政府資助印度僑民離滬去香港謀生，留存上海不足２０人。１９６２年１０月，市政府再次資助留滬印僑去港。寶興路錫克教謁師所因無教徒禮拜而停止宗教活動，現在底層是虹口區四川北路街道社區衛生服務中心，上麵為民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