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開始後，全國無論城市農村都設了廣播站，廣播站每天一早6點前就開始播放歌曲“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這歌一結束廣播裏就會發出三聲頻率永遠一樣的“嘟，嘟，嘟”聲，緊接著是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女播音員清脆響亮的聲音：“剛才最後一響，是北京時間X年X月X日上午7點正，現在開始播放新聞……”。那時的新聞多是各地群眾鬧革命的情況報道和中共中央革命委員會的通知。半小時的新聞播完後，就開始播放“大海航行靠舵手”，“毛主席我們心中的紅太陽”，“革命不是請客吃飯”等紅歌，如此周而複始，一年365天不停歇。人們在廣播站的耳濡中，雖然沒人教，所有人都會怪聲怪氣地唱這些紅歌了。
盤小宣傳隊結束後，我成了木樓裏同齡孩子們的頭，我們不再每天跳繩跳皮筋跳大海了。我把在宣傳隊裏學到的動作教給了王校長的與我年齡相近的小女兒王美，然後和她一起教她的兩個小弟弟演唱表演。
1967年8月裏的一天，中學的所有教室突然都住滿了軍人，我們一群孩子好奇地在他們周圍轉悠，害羞但很羨慕地叫他們“解放軍叔叔”。他們很和善，問我們會不會跳舞唱歌，我們開始互相推薦，都不好意思表現。最後是王美的女孩的最小的弟弟王老七勇敢地、口齒不清地、斷斷續續地為解放軍叔叔們唱了“大海航行靠舵手”，他為此拿到了一枚毛主席像章，還是閃金光的！毛像章的魔力使我們幾個羞怯的孩子開始爭先恐後地表演起同樣的節目來。最後我們五個年齡相仿的孩子，都興高采烈地各拿到了一枚相同的毛主席像章。
接連幾個禮拜，普安中學都斷斷續續地不斷有部隊路過住宿，我和木樓裏年齡相近的孩子們自己組織了一個表演隊，開始每天給過路的解放軍叔叔表演同樣的節目。
每次表演結束，我們都會馬上伸手要毛像章。那時毛像章人人都有，我們用表演換回了不少大小不一，各式各樣的毛像章。
當部隊不再過往後，我們把表演轉移到了縣裏唯一的旅館裏，表演隊的夥伴們晚飯後就興致勃勃地到旅館去，為住宿的旅客表演，完了當然不會忘記說：
“叔叔/阿姨，能給我們一個毛主席像章嗎？”
旅館的旅客們沒有任何準備，我們很少能要到毛像章，毛像章的魔力隨之消失，大家都沒興趣再去表演了。
為毛像章表演的時日不多，我們的興趣很快又回到跳皮筋、跳繩、跳大海、拍皮球、追跑躲藏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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