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在去世前給我的最後一封信中，提醒我過幾天就是舅公的九十大壽，別忘了寫信去祝賀。父親在信中說： “舅公對我們家的恩很深很深”。
那是我父親的肺腑之言。
我從小家貧，記得那時（半個世紀前）每年過春節父親都會收到舅公從遠方匯來的十元、二十元錢，讓我們家高高興興地過春節。父親是聾啞人，收入很低，全靠他的父母幫助把孩子養大。我上小學時，祖父去世了； 我上高中時祖母也去世了。麵對不久就該上大學的兩個孩子，父親愁得不知如果是好。 舅公從遠方前來參加我祖母的追悼會，住在我家。我睡到半夜醒來，看見舅公還在與我父親“筆談”，他勸慰我父親不要太擔心，他會幫助他。
不久，我上了大學，舅公每年都資助我一百元錢，那是我父親當時兩個月的工資。後來我弟弟上大學時，舅公也每年都資助我弟弟一百元錢。 那些錢對當時的我們家，幫助巨大； 那份情對我們的心理影響更是巨大。
父親留給我最後的話是“舅公對我們家的恩很深很深”， 那是他的肺腑之言。
舅公是我父親的舅舅，我祖母的二弟。我祖母晚年病弱，出門都需要我伴陪；在家時也基本是我作伴。祖孫相伴，絮絮叨叨，從祖母口中聽到很多陳年舊事。祖母、舅公兄弟姐妹四人出身於一個舊家，即貴陽的唐家，是作過雲南巡撫欽賜太子少師榮銜入《清史稿》二百四十五的唐炯的第四代孫。他們的祖父唐瑞銅是光緒二十九年癸卯科二甲第七名進士。但他們的父親基本是個閑人，所以家裏也相當拮據。祖母閑談中說到過她的三弟穿的鞋破得露出腳後跟。舅公在他家男孩中排行第二，在家族中喚為“二胖”，上有一個大哥，一個姐姐（即我祖母），下麵有一個三弟。
祖母對我提到她的兄弟時稱她的哥哥為“大舅公”， 二弟為“二舅公”， 三弟為“三舅公”。 祖母常說他們兄弟姐妹間感情極好，但人事滄桑，到祖母跟我絮絮叨叨時，她們兄弟姐妹四人隻剩下她和二舅公了，說到這些，祖母總是很感傷。祖母說三舅公當年是貴陽一中的學生，水性很好，常在一中邊上的南明河裏遊泳，一天發洪水時他還是照常去遊，結果被洪水衝走了。他的同學看見他留在河邊的衣服，知道不妙，跑去通知他的家長。他的外公家趕緊雇了船往下流去搜尋，但什麽都沒有尋到。 （我的理解是他們的父親可能很缺乏處理事變的能力，也沒有錢； 而他們的外公，即華之鴻是貴陽最大的商人，處理事情的能力要強得多。） 祖母說後來好長日子，她從南明河邊過，聽見那河裏的嘩嘩水聲就腿腳發軟。
祖母說大舅公中學畢業後就到社會上去做事，掙了錢支持二舅公上大學。大舅公本人則一生沒有成家，四十來歲時因肺結核去世了。就這樣，她們兄弟姐妹四人隻剩下了兩人。
對舅公的最早的比較清晰的記憶，是上小學時從貴陽到重慶去見到他。祖父去世後，舅公怕祖母傷心太過，把她接到重慶他家裏去住一陣，換個環境散散心。後來我父親帶上我去重慶把祖母接回。舅公給我的最初印像是有點嚴厲。我坐在飯桌上興奮地嘰裏呱啦，舅公就說“莫說話，莫說話”。那個“莫”是四川人的口頭語，在貴陽沒人那麽說，所以舅公的那四川口音的“莫說話”讓我印像深刻，五十年過去了，還言猶在耳。我在舅公家住了十天，舅公家訂了份《人民畫報》，我很感興趣，把好幾年的舊刊都翻遍了，現在還模糊記得在那畫報裏看到“義和團運動“、“廖仲愷”、“桑弘羊” （那時正在“批林批孔”）。 舅公很不讚成我成天呆在家裏看書，經常催我出去走動。
舅公的兒子，我的表叔有次對我說舅公“是個福將”。 他是套用京劇裏的唱詞。更確切的說舅公是個福人。在我童年的記憶裏，祖母的所有親戚在那個年代都無不“運交華蓋”，都在“牛鬼蛇神、地富反壞右”之列。但有一個例外，那就是舅公。他工作的單位叫“民革”，新中國的無數政治運動，沒有一次對他這個封建家庭出身的人有過任何衝擊。好像他身上有個無形的“金鍾罩”，讓那年代的任何狂風巨浪，到了他身邊都悄然而過。 也許是因為他與世無爭，對人總是一團和氣，沒什麽言行讓什麽人對他不滿。也許是因為他的外婆、母親都是極虔誠的佛教徒，一生不問世事隻知修行，果然為她們的外孫、兒子修得了稀有的福分。
舅公終生居一閑職，薪給尚屬優渥。於是他就廣濟眾親。他的父親在日，自然由他供奉。他父親去世後，留下一個姨太太。那個姨太太無兒無女，也沒有工作。盡管那個姨太太在舅公們小時候跟本就沒有關心、照料過他們，舅公也沒有介意，供奉她十幾年，直到她去世。
祖母跟舅公有一位姑媽，我稱為四姑祖祖。這位四姑曾祖母也是無兒無女，沒有收入。我就聽見這位四姑曾祖母對我祖母說“二胖”真是好心，不時對她有些接濟，她有的唯一一件值錢的東西是一床駝絨毛毯，她去世後要留給“二胖”。
我祖父祖母在七十年代初被下放到一個生產隊，舅公給他們寫信說鄉下太寂寞了，他要為他們買一台收音機。我祖母回信說千萬不要為他們買收音機，免得被人誣告收聽敵台。
這些都是我所知道的舅公廣濟眾親的例子。我想我不知道的可能還很多。
上大學時，一天接到舅公一封來信，說那幾天政協開會，他是個旁聽代表，要到北京來，住在某賓館，叫我去見見。我就去了。 舅公見了我，就帶了我去吃飯。現在回想，不知道他是不是考慮到我出身低微，有意幫我增加點見聞。但那的確是我唯一一次看到全國政協開會吃飯是什麽樣。吃完飯，舅公帶我回到他的房間，提出一袋二十來斤的橙子給我，說是他從重慶帶來的四川廣柑。那時舅公已經七十多歲了，到北京來開個會，還不遠千裏給我帶來那麽多橙子。
我大學畢業後，舅公退休了，有一次從重慶回到貴陽來走訪親戚，由我陪同。 那真是少小離家老大回。 那時中國還沒有大興土木，很多街巷還保留不少他青少年時代的遺痕。舅公走在那些街巷裏，對我說這裏從前是什麽樣，那裏從前是什麽樣。他那時已經七十多歲了，但腰腿還很靈活。邊走邊聊，舅公聽出我的思想很有些異於“正統”，即當時的官方話語，很是擔心。對我作了很多說服。我覺得有一點點怪，我對我祖父母和他們的眾親戚都有些了解，沒有像舅公那樣真心完全接受當時的官方話語的。
那一次，有一天走在街上，他看到路邊一個小書攤上一本字帖，翻看了許久，看得出有些喜愛。我後來才知道舅公習字，雖說未成名家，但也寫得相當不錯。那天我等候在一旁，過了好一陣，看到他戀戀不舍地把那字帖放回，並沒有買。那本字帖，可能也就幾元錢。我當時的感覺就是舅公並不是錢太多可以隨便花的人。他在資助我和弟弟的同時，也在節製他自己的開支。
舅公也頗憂國憂民。那次他回貴陽，我父親和我陪同他去安順的龍宮（一個地下溶洞）和黃果樹瀑布遊玩，走在路上，看見一些鄉民的破茅草房，舅公有些意外，感歎說： “唉，改革開放都這麽些年了，但是看來農村人除了衣著有些改善，其他的都還是原來的樣子”。看得出那些貧窮的景像讓他痛心。他自共產黨當政以後就一直在“民革”工作。如果說黨是個球隊，他工作的“民革”就是個啦啦隊。黨為了提高那“啦啦隊”的士氣，不時會組織他們去參觀各種“又新又美的圖畫”。那次他離開組織自己下鄉，看到一幅不同的“圖畫”，有些意外，有些無奈。他的善良並不止限於對家族中人，對貧苦的農村人他同樣充滿同情，隻是無能為力。
舅公後來多次在信中表示他對我偏離“正統”的擔心。八十年代末，我親曆了“風波”，那時年紀也大一點了，竟又看出了另一種相反話語背後的不美妙的東西。我在給舅公的信中說我在“風波”中有所見所思，不會天真地全盤接受與官方相反的那一方的說法，更不會投身入他們的行動。請舅公放心。從舅公的回信中，看得出他很滿意。
然後，我離開了中國，在一塊陌生的土地上開始了人生中的另一場為生存的努力。轉眼又過了二十幾年，我終於在美國拿到了綠卡，第一次回到中國，帶上兒子到重慶去看望舅公。那年舅公已經九十七歲了。 不料發現舅公的世界觀竟然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他也不再接受當年的那些官方話語了。
我兒子問舅公： “Great grand uncle, 您活到這麽高壽，有什麽秘密呀？” “我也不知道”， 舅公謙虛地笑了。 我兒子： “Great grand uncle, 您活到這麽大年紀，一定經曆過很多事情吧。 您都經曆過些什麽事呀，告訴我們吧？” “我什麽大事都沒有經曆過，經曆過的都是些沒什麽意思的小事”，舅公還是笑著。
他在那一百年間，經曆過的肯定不會“都是些沒什麽意思的小事”。但是時間倉促，在那一兩天的時間裏，我們肯定不可能輕易地擺脫各種通行的話語，深入進那深沉的曆史，去抓住那些並非微不足道的“意思”。
在中國文化中，士的準則是“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 “窮”，是不具權勢的意思，不一定指沒有錢。舅公大半生在個啦啦隊中，可謂“窮”，他也就守“窮”修身養性，完全作到了“獨善其身”； 他的收入小康，他就用他那點小康經濟能力兼濟家族中人，雖不能比“兼濟天下”，但也已經惠人不淺了。
舅公是一個早已消逝的遙遠的舊時代餘留下來的一個真正的好人，於一百零四歲高齡去世。謹以此文保留些許他和那個時代的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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