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芝圃（1906.03—1967.10），在新中國成立後，他先後擔任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席、省長，以及河南省委第二書記等重要職務。1958年，吳芝圃成為河南省委第一書記。他在大躍進期間推行的過激政策，給河南帶來無比沉重的災難，成為當時“大躍進”運動中一些地方錯誤決策的典型代表。吳芝圃也因此與四川的李井泉、安徽的曾希聖、山東的舒同、甘肅的張仲良並稱為浮誇風的“五虎上將”。自1961年，吳芝圃先後多次向中央進行檢討，承認自己在“大躍進”期間的錯誤，表示他的所作所為“對不起河南人民”，“對我處極刑，我也應引頸受戮。”
吳芝圃打擊潘複生，成功上位河南省委第一書記
1952年，平原省建製撤銷並入河南後，中央決定調任潘複生擔任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擔任第二書記兼省長。然而，吳芝圃對這一人事安排極為不滿，認為自己的資曆和地位被低估。從那時起，吳芝圃便開始與河南本地幹部趙文甫、楊蔚屏等人聯係，對潘複生進行排擠和打擊。他們采取包括散布流言蜚語、製造輿論壓力，以及暗中收集潘複生的所謂“黑材料”等方式，試圖在黨內營造對潘複生不利的氛圍，進而達到排擠潘複生，以圖謀取更高權力的目的。
1957年春，潘複生等人根據中央政策製定了一個迎接春耕生產的“宣傳要點”，該文件由省委常委研究通過並印發。然而，吳芝圃卻發動突然襲擊，嚴厲批評宣傳要點“是發展資本主義的綱領”，存在“指導思想上的右傾情緒”。此後，以吳芝圃為代表的極“左”思想在河南占據主導地位。1958年5月，吳芝圃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公開攻擊潘複生，將其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最終導致潘複生被撤銷職務。此事得到部分高層的支持，說“真理在你們那邊”，譚老板更是“祝賀河南戰勝了以潘複生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拔掉了這一麵白旗，也祝賀你們鞏固了以吳芝圃同誌為首的這一麵紅旗。”
吳芝圃上台後，在全省範圍內掀起批判潘複生的運動，對潘複生及其支持者進行大規模的鬥爭。吳芝圃不僅批判潘複生，還對與潘複生關係密切的幹部如楊玨、王庭棟等人進行打擊，將他們打成“反黨集團”，並對其餘從平原省來的幹部和反潘楊王不積極的同誌進行殘酷的政治鬥爭。這場鬥爭嚴重破壞了河南的政治生態，製造了濃厚的恐怖氛圍。許多幹部因害怕被牽連而不敢發表真實意見，導致黨內民主和集體領導原則受到嚴重損害。為他推行大躍進的過激政策打開了大門，如“大躍進”中的浮誇風、高指標等，給河南的經濟和社會帶來了災難性後果。
吳芝圃上台後推行了一係列激進政策，對河南的經濟和社會造成了嚴重破壞
1958年，吳芝圃提出了極為激進的口號和目標，包括“一年實現‘四、五、八’”（即黃河以北糧食畝產四百斤，以南畝產五百斤，淮河長江以南八百斤），以及水利化、除四害、綠化、消滅文盲等“四化”目標。他還聲稱河南一年內可以實現水利化、機械化、良種化、綠化等“十化”。這些高指標嚴重脫離實際，導致基層幹部為了完成任務而虛報浮誇。例如，遂平縣衛星農業社放出小麥畝產3530斤的“衛星”，西平縣和平農業社更是放出小麥畝產7320斤的“超級衛星”。1958年河南全省的糧食產量實際上隻有281億斤，而河南省委竟然吹估為702億斤； 1959年河南受災，糧食產量隻有240億斤，但是吳芝圃硬是估產為450億斤。這些虛假的高產數據不僅誤導了上級決策，也加劇了基層的浮誇風。
吳芝圃推行高征購政策和“反瞞產”運動，進一步加劇了河南的災難。1958年至1959年，河南省委一直虛構糧食高產，為高征購政策提供了虛假依據。在糧食減產的情況下，依然要求農民完成高征購任務，導致農民的口糧、種子糧都被征走，群眾生活陷入極度困境。1959年秋收後，信陽地區出現了大量浮腫病和餓死人的現象，但吳芝圃和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卻認為這是農民瞞產私分導致的，當信陽已開始發生非正常死亡的時候，路憲文還在推廣確山縣所謂反瞞產萬人大會的錯誤經驗。全區各縣相繼召開了52次萬人、雙萬人大會，到處鬥、逼幹部和群眾，直到把群眾的口糧擠光收淨。在餓死人的事已經發生的情況下，地委不僅沒有采取任何補救措施，反而加大反瞞產的力度，直接信陽出現導致大麵積饑荒。
吳芝圃推行的高征購政策和“反瞞產”運動直接導致了信陽事件的發生。1959年到1961年期間，河南有200萬人口非正常死亡，其中信陽地區就有100多萬。信陽地區的農業生產遭受嚴重打擊。據調查，全區大牲畜損失24.6%，家禽、家畜損失70%以上。大量良田荒蕪，生產資料被嚴重破壞，許多村莊的樹木被砍伐一空。基礎設施與生活資料損失：房屋倒塌和失修現象嚴重，生活資料匱乏，許多家庭一貧如洗。吳芝圃後來在檢討書中也承認：“人民被摧殘得家破人亡，幾乎人人戴孝，戶戶哭聲，有的整個村莊變為廢墟，令人目擊淚下。”這一慘劇震驚全國，但吳芝圃卻將這些問題歸咎於政治鬥爭，聲稱是“壞人當權”和“地主封建勢力破壞”，試圖掩蓋自己的錯誤和責任。
吳芝圃在信陽事件發生後，試圖封鎖消息、隱瞞災情，阻撓中央調查組的調查
中央調查組在信陽揭開事件真相時，吳芝圃仍在繼續支持信陽地委的錯誤做法，例如開展“反瞞產”運動。直到1960年11月，為了糾正“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出現的“左”的錯誤，特別是針對信陽事件等嚴重問題，中央發出了《關於農村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之後，吳芝圃才被迫承認錯誤。然而，在中央多次要求嚴肅處理信陽事件相關責任人時，吳芝圃仍然遲延處理。他不僅沒有及時處理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還在1960年3月發現固始、潢川出現浮腫病和死人現象後，未能采取果斷措施扭轉局麵。這種遲延處理的做法，進一步加劇了信陽地區的災情，給當地人民帶來了更大的苦難。
中央調查組調查報告上報後，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對信陽事件的處理意見
1960年10月，中央組織部和中央監察委員會向黨中央提交了一份詳細的調查報告。報告中指出，信陽地區出現了大量人員餓死的慘劇，同時部分幹部存在嚴重的違法亂紀行為。毛主席在得知信陽事件的真相後，極為震怒。他深刻指出，信陽事件絕非單純的自然災害，而是“打著共產黨招牌的國民黨在實行階級報複，是反革命複辟，是民主革命不徹底”的表現。毛主席明確強調，這是一場“人禍”，而非“天災”，並要求中央工作組迅速介入，對信陽事件進行全麵、徹底的調查和處理，同時避免錯誤的進一步擴大化。他要求在信陽地區開展整風整社運動，堅決揭露和懲治犯罪分子，切實解決群眾的生活問題。
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草擬的《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在毛主席的親自修改後正式發出。緊急指示信明確規定了12項重要政策，要求全黨以最大的決心和努力堅決糾正“共產風”。毛主席在批示中指出：“全體幹部必須真正分清共產主義與平均主義的區別、大集體下的‘小自由’與資本主義自發勢力的區別等。”他還要求中央各部門深入檢查自身工作，堅決杜絕因主觀主義、官僚主義的領導以及不切實際的過高要求而引發基層幹部的“共產風”、浮誇風和命令風。與此同時，中央緊急撥款3.9億多元，增撥統銷糧4.24億公斤，全力支援信陽地區，並迅速派遣醫療隊深入當地，為群眾防治疾病，幫助他們渡過難關。
中央對信陽事件相關領導幹部進行了嚴肅追責。在河南，共有13萬幹部受到審查，其中983人被撤職，275人被判處刑罰。信陽地委行署中，地委書記路憲文被開除黨籍，判處三年有期徒刑。除張樹藩和紀委書記外，其他人員全部停職反省。此次事件中，共有12名縣級幹部被逮捕，光山縣委書記馬龍山和固始縣委書記楊守績被判處死刑（後改判為死緩），其餘人員則被撤職或停職反省。相比之下，河南省委和吳芝圃本人得到了相對從輕的處理。1961年7月，中共中央決定對河南省委領導進行調整：劉建勳被調任河南，擔任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則被降為省委第二書記。1962年，中共中央免去了吳芝圃在河南的所有職務，並將其調往中南局，擔任中南局文教書記。
吳芝圃的檢討反思、被批鬥及平反
信陽事件發生後，吳芝圃經曆了多次深刻的思想鬥爭與檢討，其態度也從最初的回避、推諉，逐漸轉變為深刻的反思與自責。在事件初期，吳芝圃試圖掩蓋真相，將責任推給下級幹部，聲稱省委對信陽地區的嚴重情況“全然不知”，試圖逃避責任。然而，隨著形勢的發展，在1961年1月5日的初步檢討中，吳芝圃開始正視問題，認為河南人民遭受的慘重損失，主要源於階級敵人篡奪了部分基層領導權，以及省委在執行政策過程中存在的“左”傾冒險錯誤。他承認這些錯誤對河南人民造成了巨大傷害。到了1961年8月1日的進一步檢討中，吳芝圃的態度發生了顯著的轉變。他不僅深刻表達了對自身錯誤的內疚，還決定向那些在反傾向鬥爭中被批判、受打擊的同誌當麵賠禮道歉，以表達自己的誠意和悔過之心。在晚年，吳芝圃多次表示自己對不起河南人民，認為自己對信陽事件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他甚至表示，即使對自己處以極刑，他也願意引頸受戮，以謝罪於人民。他在寫給朋友的信中動情地寫道：“倘若我的病情能夠好轉，我願將餘生全部奉獻給黨和人民，以彌補我曾經犯下的錯誤。”
1966年8月，鄭州大學校園內張貼出一份名為《千刀萬剮吳芝圃》的大字報，指責吳芝圃是“屠殺河南人民的劊子手”，聲稱他製造了“信陽事件”，尤其是其中最為嚴重的“光山事件”。文中描述稱：“在這些事件中，河南人民遭受了巨大的劫難，生命被無情剝奪，財產也遭到毀滅性的破壞，其慘狀令人不忍目睹，痛苦更是難以言表，任何文字都難以準確描述當時的慘烈！”大字報還強調：“全體學生強烈要求必須徹底追查事件的真相，堅決挖出幕後根源！”9月5日和11日，紅衛兵在鄭州市體育場先後組織了兩次萬人大會。會上，紅衛兵們聲討以吳芝圃為首的河南省委，指責其在工作中大刮浮誇風，虛報高產數字，過度征購糧食，最終導致數十萬人在饑荒中喪生，釀成了“一段令人痛心疾首的悲慘曆史”。與此同時，河南的造反派曾派人前往四川，準備將吳芝圃揪回河南進行批鬥，為大饑荒中的死難者討回公道。
1967年10月19日，吳芝圃因病在廣州逝世，享年61歲。周總理在得知吳芝圃逝世的消息後，作出四點指示：為吳芝圃舉行追悼會；追悼會及後續安排應按照中央委員的待遇標準進行；追悼會的消息需要在報紙上公開報道；妥善照顧吳芝圃的家屬。然而，由於造反派的幹擾，這四點指示未能得到貫徹執行。直到1979年1月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為吳芝圃舉行平反昭雪追悼會。悼詞中說吳芝圃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無產階級的忠誠戰士”，“為發展河南和中南地區的國民經濟，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作出了積極的貢獻”。中共中央決定推翻林彪、“四人幫”強加於他的一切誣陷不實之詞，為其恢複名譽。
吳芝圃是我國“大躍進”時期“左”傾錯誤的典型代表之一。在河南任職期間，他推行的一係列錯誤且激進的政策，尤其是高征購政策和“反瞞產”運動，直接導致了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給河南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更給信陽人民造成了難以磨滅的傷痛，信陽事件，成為他一生的汙點。吳芝圃晚年多次表達懺悔，聲稱：“我對不起河南人民啊！對不起黨中央和毛主席！”然而，這種反思和懺悔雖然體現了他對自己行為的悔悟，但並不能直接減輕人民所遭受的痛苦，也無法完全彌補那些已經發生的悲劇。曆史的傷痛和教訓是深刻的，值得後人銘記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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