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新京：插友們到處串隊，不擇男女，不問西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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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 翁新京：插友們到處串隊，不擇男女，不問西東

Original 點擊加盟新三屆

2024年03月19日 17:19

作者簡曆

翁新京，1955年生於北京，1965年隨父母支援三線建設到四川內江白馬電建三公司，1971年在內江市五初中畢業，同年下鄉到四川樂至石佛區泰來公社，1974年招生進四川內江鐵路技術學校，後期成人教育畢業於內江教育學院漢語言文學專業，先後在內江鐵路機務段子弟學校、重慶鐵路中學和內江鐵路中學任語文教師，2010年退休後定居成都。

原題

知青串隊往事

作者：翁新京

1971年冬，作者（前排右）與隊友和社員在生產隊山頭合影

每每提到燦若星辰的花季，我沒有引以為傲的感覺，沒有憐花惜玉的情愫，隻有知青往事湧上心頭，隻有蹉跎人生彌漫腦海。那是交織著苦澀與艱辛，浸透了汗水與淚水，散發出純真與無邪，纏繞著青春與夢想的不堪回首的年華。

1971年7月，我從四川內江市五初中畢業。當年10月5號，我與同學、夥伴們一起，下鄉插隊到離家幾百裏外的樂至縣石佛區泰來公社。人生之路僅此一條，“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不知何去何從......

下鄉時，我們才十六七歲，絕大多數人從小生活在父母身邊，還未曾“遠遊”，現在卻少小離家。鄉下生活的艱苦，日曬雨淋的煎熬，繁重勞動的考驗，日複一日的單調枯燥，讓我們倍加思念曾經擁有的一切，我們想家、想親人、想同學和夥伴。

為了排解思鄉、思親之苦，尋找友情支撐、精神寄托，抱團取暖、“共克時艱”，知青們開始串隊。不少男知青到處串隊，不擇男女，不問西東；我們女知青則是有選擇地串隊，一般是去要好女友隊上玩兒，偶爾也邀約去男同學隊上看看，以此苦捱這看不到頭的渺茫知青生涯。

我們女知青走村串隊，友情滋潤，這是本能的精神需求和心理慰藉。但是，我當時卻不大理解有些男知青不加選擇、樂此不疲串隊的行為，而片麵理解男知青串隊，認為他們隻是為了“蹭飯”，而忽視了他們也有和我們有一樣的精神需求。後來有了一些人生閱曆後，明白了自己那時太年輕，膚淺無知，自以為是，尚不能換位思考，加之男女界限阻隔，似乎與一般男生之間有天然屏障，還殘存學生時代“老死不相往來”的心態。

那時，我有截然不同的“待客之道”，相好的女知青來，我毫不吝嗇、傾其所有、熱情接待，不熟悉的男知青來，我很不情願、湊合打發、如同施舍。我還心想：憑什麽要拿好吃的招待你們？這都是家裏省給我的。

公社那些和我不太熟悉，特別是不屬於一個單位子弟的男知青來我們這兒串隊，需要吃飯的時候，我和同吃同住的女隊友平時吃紅苕稀飯，那就照常吃紅苕稀飯，不會單獨做好的給他們吃，所謂“好的”，也就是紅苕幹飯而已。

我們生產隊土多田少，紅苕是主產，穀子產的很少，生產隊年年執行上級的知青政策，即知青口糧每人按照一個半人的標準分配。記得有一年，我和女隊友兩人分得稻穀一共才140斤，這相當於隊上普通社員三個人的分額。這140斤稻穀打成米隻有大約八九十斤，我倆平均每人一年隻有四十來斤大米，普通社員就更少了。青黃不接時，我們隻有靠家裏接濟糧票和錢買米。

我們知青的生活生存，有家裏或多或少的援助，大都也能勉強度日，然而隊上一些貧困戶的境況卻是令人唏噓。

我印象最深的是，隊上鄧家院子住著一雙鄧氏孤兒兄弟，哥哥與我們年齡相仿，弟弟十三四歲，他們的父母是何時去世的，我們不知道；因為沒有住在一個院子裏，他們的生活起居，我們也不了解。我們隻是知道兄弟倆住在一間破爛的石頭房子裏，相依為命，苦度生涯。兄弟倆都瘦弱不堪，衣衫襤褸，哥哥個頭不高，臉色青黃，嘴唇發紫，麵容黯淡無光，隻有幹癟和晦澀，時時皺著眉頭的瘦削臉龐上，極少有笑容，言語也很少，顯得老氣橫秋，完全沒有十六七歲少年應有的青春朝氣和活力。弟弟因為更年少，稍顯得活潑一些。

兄弟倆都在生產隊憑出工勞動糊口，哥哥為了多掙一點兒工分，出工時拚盡全力幹重活、挑重擔，幹柴棒似的身體踉踉蹌蹌、偏偏倒倒也在努力掙紮往前奔，生活的全部都壓在他瘦弱單薄的肩頭。嚴格來說他還未成年，但是還有一個更小的弟弟要靠他幫襯扶助。至今，這對孤兒兄弟淒風苦雨的模樣，還不時清晰浮現在我的眼前，心中仍是和當年一樣有一種深深的憐憫、揪心的疼痛和說不出的無奈。

1972年，作者（後排中）與知青朋友在樂至縣寶林區合影

在那艱難困苦的年代，我們雖然離開父母獨立生活了，但是生活並沒有獨立，還在依靠父母資助，每月知青的父母會寄錢給下鄉的孩子，多則五元、少則兩元，這是有工作有收入的知青父母才能做到。

我還算家境好的一類，父母每月按時給我寄來或帶來五元錢。1972年春，參加工作時間不長、身在北京的哥哥，牽掛惦念在遙遠而偏僻的鄉下艱辛勞作的妹妹，把他省吃儉用節約下來的三十元錢寄給我，這相當於他一個月的工資。此事通過公社郵政所的老賀，幾乎在公社知青中傳遍，引起不小的轟動。當時的三十元錢，對於我們這些每天勞動日價值隻有一毛多錢、甚至幾分錢的知青來說，無疑是一筆“巨款”。我絕對不會亂花這筆錢，於是告訴父母，暫時不要給我寄錢來了。

而那些父母沒有穩定工作，或者收入微薄的家庭，對下鄉的孩子的資助隻能少得可憐，甚至一點兒沒有。

多年後，我曾聽一位初中同學、小鎮居民子弟告訴我，他下鄉時，因為父親早逝，母親又沒有工作，家裏拿不出一分錢給他。他下鄉也離家幾百裏，每次回家沒錢買票隻有扒火車逃票。他每次回家，就把家裏閣樓上的木板拆下一塊，去市場上賣幾塊錢帶回鄉下用，家裏的木板被他拆賣了不少。

當年我要求自己勤儉節約，有時對男知青吝嗇小氣，更多的是體諒父母養育自己不易的因素存在，也是不得已而為之。

有一次，幾個男知青來串隊，我們仍是煮的紅苕稀飯下泡菜招待，因為我們平時也很少能吃到蔬菜，社員們也如此，我們隻有在趕場時偶爾買一點兒蔬菜嚐嚐鮮。這樣招待男知青，我很坦然感覺並無不妥，因為我和女隊友也幾乎天天頓頓這樣吃。

飯後，男知青和我們閑聊一陣，其中一個聰明過人、能說會道的男知青還講了一個小故事給大家聽，大意是：有幾個和尚外出化緣，走到一座尼姑廟時饑腸轆轆，他們進廟裏討口飯吃，尼姑給他們煮了一鍋粥喝。眾和尚狼吞虎咽，食後卻甚為不滿，將飯碗倒扣桌上，並寫下一張字條放在桌上，隨即揚長而去。尼姑一看字條，上麵寫著“今日路過貴庵，曾蒙盛情款待，清湯爛苕一缽，食後不勝感慨！善哉善哉！”落款“一群過路貧僧”。這位男知青講完故事後，眼裏似乎閃過一絲狡黠。

我聽了故事後，感覺十分有趣，忍俊不禁，哈哈大笑。男知青們走後，我細細思量，才恍然大悟，這不明擺著是諷刺、嘲弄、打擊我們兩個東道主的嗎？講故事的男知青“狼子野心何其毒也！”我心裏恨恨地想“真是白眼狼！” 我是“摔了不疼，爬起來疼！”隻好吃了這啞巴虧，從此這“和尚和尼姑的故事”，我再也忘不了。

我還聽說公社有男知青評價女知青時說：“全公社最不落教的女知青，就是十一大隊六隊的那兩個女崽兒！”這就是指的我和女隊友。“不落教”是川渝方言，在這裏是不地道、不厚道的意思。我倆知道後卻“不以為恥，反以為榮”，完全是逆反心理，以後再有男知青登門吃飯，我們這“兩個女崽兒”依然我行我素，甚至還變本加厲，不知道男知青暗地裏怎麽議論我倆了。

如今想來，真是有些汗顏，倒也“青春無悔”。

我記憶深刻的邀約串隊是剛下鄉不久的一天，大概是1971年11月，我們八九個女知青結伴，一同去另外一個大隊的兩位男知青周克明和郭全喜的隊上看看，他們生產隊距離我的生產隊有十裏地以上。大家相互之間都是鄰裏發小和同學，在這特殊時期，慢慢在打破以往的男女界限，特別是周克明是我們這一批知青裏年齡最小、運氣最不好的同學夥伴。

那年當地下鄉政策規定，當年9月1號以前滿十六周歲的初中學生全部下鄉，極少數9月1號、以及以後滿十六周歲的暫緩下鄉，並且還有上高中的機會，而周克明恰恰是8月31日出生，真是生不逢時！我看著個子矮小、稚氣未脫、“童工”模樣的周克明，往往心生惻隱，雖然我也隻比他大幾個月，但是男孩兒發育、成熟更晚。從下鄉之初一直到如今，同學們見麵有時還在調侃周克明，說他在娘胎裏太著急，要是晚一天鑽出來，聰明好學的他一定能上高中和大學，人生命運會迥異。

1972年作者（左）與知青隊友在樂至縣寶林鎮合影

那天，周克明和郭全喜見到我們非常高興，熱情接待我們。我們打量著他們簡陋的住房，與我們一樣。那個年代的樂至縣，物產不豐，卻石頭遍地，農村修房子普遍用石頭柱子、石板牆，甚至裝糧食的櫃子和桌椅板凳等都是石頭做的，初來乍到的人可能會誤以為來到了“石器時代”。

“少年不言愁”，“自己動手豐衣足食”，大家齊上陣，分工合作煮好了“大鍋飯”，下飯菜是炒牛皮菜和泡菜。我們圍成一桌，或坐或站，說說笑笑、熱熱鬧鬧、高高興興吃了一頓開心飯。

晚飯後我們告辭，此時茫茫夜色籠罩著四野，天上不見星星月亮，四周一團漆黑，我們打著手電筒，小心翼翼地在田坎和小路上前行。因為道路阡陌，縱橫交錯，加上路況不熟，走了一段路後，我們就分不清東南西北，完全失去了方向感，我們找不到人問路，隻有在田間小道上徘徊逡巡，有的夥伴說應往左走，有的夥伴說該朝右去，大家急得團團轉。就在此時，附近傳來了一陣陣狗吠聲，我們更是嚇得魂飛魄散，有的女伴直叫喚“我的媽呀！......”被狗撲上身的滋味，好幾年前我就嚐過。正當我們瑟瑟發抖的時候，聽見了狗的主人大聲嗬斥家犬的聲音，我們仿佛遇到了救星，拚命大聲呼叫：“老鄉，我們是知青，迷路了！請問去公社方向怎麽走啊？”這位好心的村民也高聲回複我們，指點我們朝哪個方向去。最終有驚無險，我們走上了正路，安然無恙各自回到了隊上。

從那以後，我們經常去要好女知青隊上串門，我們利用公社每月一次的知青會的時間，或者去公社和區上趕場的時間串隊。就我來說，串隊最近的距離隻有幾百米，翻一個埡口就到，那是好友孫容和陳倫永的隊上，我去得最多，有時我在她們那兒玩晚了，就和她們擠在一床睡覺，這麽近也不想回去了。還有好友徐玉蘭和甘秉蓉的隊上就在公社街上附近，也是我常落腳的地方。最遠的距離有一二十裏，那是好友趙淑榮、還有張永桂和戴愛華的隊上，我也去玩過住過很多次。

記得有一次，我們幾個好友又相約去淑榮隊上玩兒，走到她生產隊時，她還沒收工回來。我們在屋外等了一陣，眼看飯點已到，肚子也餓得咕咕叫了，心想等淑榮回來再做飯，我們不得餓暈？我們迫不及待了，於是就冒冒失失把她房屋的門鎖扭開，進去後輕車熟路、七手八腳就開始煮飯，等淑榮收工回來遠遠看到房門大開，嚇她一大跳，以為屋裏來了竊賊！

下鄉之前我不會織毛衣，全是家裏大姐操辦。下鄉後的一年夏天，我需要拆毛衣、洗毛線、重新織，拆洗沒問題，織毛衣就難倒我了。鄰近生產隊的女知青熊鳳霞，是父母單位家屬區裏的鄰居小姐姐，她在家是大姐，賢惠能幹，溫柔善良。我們從小也一起玩兒，很熟悉。我就利用夏天中午歇工時間長的工夫，去找鳳霞姐教我織毛衣。鳳霞姐放棄午休、熱情周到、耐心細致地手把手教我織毛衣。我連續幾個中午去鳳霞姐那兒求教，終於學會了織毛衣。這也是“串隊”的收獲吧。

我們知青之間的來來往往，社員們都看在眼裏，甚至記在心頭，彼此生產隊的社員有時到公社趕場回去後，會告訴本隊知青一聲：“今天碰到你們的知青朋友某某了！”

2021年10月，是我們下鄉五十周年的日子，我們公社知青組織了有幾十人參加的返鄉活動，我也在其中。每個知青都回到了自己的生產隊，看望鄉親，懷念青春。淑榮告訴我們，她的隊上當年的小社員裏還有人記得我們這幾個“常客”，甚至叫出了我和孫容的名字，還打聽我們現在哪裏。那時我們生產隊和淑榮生產隊相距一二十裏，如今時間相隔四五十年，真是不可思議，我被深深感動了......

在我的三年知青生涯中，最後一次串隊是1974年11月中下旬，嚴格說不叫“串隊”了，那是我即將離開鄉下時的知青聚會。當時，我和發小好友孫容分別被內江鐵路技術學校和樂至縣師範學校招生錄取。我和孫容商量後，我倆各出五元錢一起辦“家宴”，請知青好友吃頓飯，以此表達告別之意，地點就定在我這兒。我和孫容提前一天去公社趕場，買回來一隻大鵝、兩三斤豬肉、好幾個豬腰，還有一些蔬菜。我倆不會殺鵝宰兔，也不會做菜，幸好請來做客的知青朋友中有一兩個男知青擅長廚藝，還是“殺手”，就請他們當“大廚”。

那天，我住的農家大院一隅，十來個知青朋友歡聚一堂，為我和孫容“餞行”，整個大院上空回蕩著我們的歡聲笑語，飄散著飯菜的誘人香味，彌漫著知友的濃情蜜意。除了我和孫容之外，這些赴宴的知青朋友們的未來還是未知數，但是他們卻由衷地為我倆“跳農門”而欣慰。有的朋友給我倆送上嶄新的題了字的精美筆記本留念，有的朋友送上熱情洋溢的美好祝福，都用不同的方式表達了他們深深的友情。美好記憶已永存心底。

這是我下鄉以來，第一次在自己這裏做的一頓如此豐盛的美味佳肴，也是第一次這樣心甘情願、理直氣壯花掉父母給的一個月“津貼”。

我還有一次最遠的串隊，而那一次經曆讓我終身難忘！

1972年5月，我和女隊友高玉琳與另外兩個要好女友張永桂、戴愛華相約，去本縣寶林區新建公社看望下鄉在那兒的一位家住內江市白馬鎮的女同學易碧芬，除了玉琳和易碧芬是初中不同班的好友以外，我們三人都和易碧芬是初中同班同學，在校時我們彼此相處都不錯，下鄉後我和易碧芬還有書信來往，她幾次邀請我們去她那兒看看。

五月中旬的一天，我們四人動身去看望碧芬，她插隊的地方，距離我的生產隊大約八九十裏地，我和玉琳提前一天去永桂和愛華隊上住宿，從她們隊上出發距離目的地大約六七十裏地。

第二天清晨天剛亮，我們四人就興高采烈出發了。這是一個晴朗的日子，一輪紅日從連綿起伏的山頭冉冉升起，頓時陽光普照，田野一片盎然生機，正是人間四月天，山山水水好風光。我們心情舒暢、腳步輕快，一路談笑風生，不知不覺就走了一二十裏，來到了本區龍門公社的地界。

我們路過一座寺廟，寺廟門上有“報國寺”三個字，從外觀看這寺廟曆史悠久，頗具規模。我們根本沒有進寺廟看看的念頭，一是趕路心切，二是因為正值“文革”風暴蕩滌了的時代，“破四舊立四新”的革命口號猶在耳邊震響，當時的廟宇是排列在“封、資、修”的頭一號，很多廟裏的菩薩被打碎，供桌被掀翻，香爐被丟棄，估計這“報國寺”也成了紅衛兵眼中的“誤國寺”，難逃劫難，裏麵一定也是殘破不堪，不值一看。於是，我們經過廟門而不入，阿彌陀佛不在心。

不知是否我們幾個“小人”，對這座雖然落難，已經“被踏上一隻腳，永世不得翻身”，但是千百年來被頂禮膜拜，奉為神聖的廟堂，有此輕蔑之舉而觸犯了神明，冥冥之中菩薩顯靈，要懲罰一下我這個大不敬的“勢利眼”，走著走著，我感覺肚子不舒服了，逐漸疼痛起來，我隻好放慢腳步，女伴們圍住我十分焦急，關切地問長問短，我也不明疼痛的原因。我緩慢地移動腳步，腹部疼痛卻愈加劇烈，我頭上冒出了虛汗，緊緊捂著肚子，直不起腰身，幾乎邁不開步子了。女伴們攙扶著我，為我擦拭著額頭的汗水。正當大家束手無策之際，一個女伴抬眼往四周一看，語調興奮地說：“那裏有一所學校，我們趕快去那兒，讓新京歇歇再說！”

我抬眼一看，在一座小山坡上矗立著一個四合院，下麵是二三十級石梯，正對石梯是院門，院門旁邊有一塊校牌，白底紅字，上書“樂至縣石佛區龍門公社學校”字樣，那高高的石梯讓我望而生畏。

三個女伴連扶帶架，一梯一梯把我弄上去，好不容易來到院門口，她們也是滿頭大汗、氣喘籲籲了。我們進入院內，四處張望。此時正是上課時間，院裏不見人影。永桂能幹大方又能說會道，她跑在前麵去找人。片刻，一位三十多歲、教師模樣的女性緊隨永桂從一間屋裏快速走出來，她來到我身邊後關切地打量著我，然後說：“我是學校的老師，到我家來吧！”

女伴們攙扶著我，跟著這位老師來到她家。老師讓我躺在大床上，床上鋪著涼席，在我躺下之前，老師拿來被單鋪在涼席上。待我躺下後，老師立即跑出去找藥，我躺下後感覺輕鬆了一些。很快老師找來了藥，並在屋裏倒了一杯開水端到床前，她扶著我的後背讓我坐起來，然後輕手輕腳地喂我服藥，再扶著我的後背，讓我慢慢躺下。

我感受到這位老師的善良與關愛，回味著女伴們的情誼和付出，雖然當時手腳冰涼，渾身發抖，然而心卻是暖暖的。不一會兒，我的腹痛感減弱，逐漸消失，迷迷糊糊睡著了。

我這一覺就睡了兩個小時左右，醒來後腹痛症狀完全沒有了，一切恢複正常。在我熟睡的時候，那位老師還給女伴們送來了開水，讓她們也歇歇腳，好好休息一下，因為前麵的路程還很遠。

我們準備上路了，老師送我們到院門口，我們彼此揮手道別，我隻會連聲說“謝謝老師！”雖然眼眶濕潤了，卻連老師的姓名都忘了問一句，這讓我遺憾到如今。但是，老師那清秀的臉龐，不長的辮子，溫柔的嗓音，卻永遠留在了我的記憶中！

夕陽西下、晚霞滿天的時候，我們長途跋涉到了碧芬隊上。我們走到碧芬家附近的田間小路上，她正和女隊友王仲田扛著鋤頭，沐浴夕陽餘暉收工回來，王仲田家也住白馬鎮，她也是我們初中同年級的同學。我們相見時，一聲驚喜的“啊！......”後，一擁而上，緊緊擁抱在一起。此時的我，這一天遭遇的痛苦掙紮，已經拋到九霄雲外。

我們在碧芬隊上住了幾天，度過了歡樂時光。我們一起去了新建公社和寶林區上趕場，還去了區上相館請出攝影師為我們拍照合影，並在照片上寫下 “重逢”的字樣，留下了永恒的瞬間，成就了我的唯一一次張在十七歲芳華時，與青春少女們在“廣闊天地”裏“颯爽英姿”的群像。

以後每當我看到這張照片，瞬間就會有鄉土味的青春氣息撲麵而來，與此同時，龍門公社學校那位老師的形象即刻就浮現眼前，這位可親可敬的老師已經永駐我心間！

這位不知姓名的老師，你可曾知道，當年一個你曾傾情幫助過的，不諳世事的年輕女知青，心裏一直記著你，曆經五十二年風雨滄桑後仍在想念你？

寂寥中落寞，惆悵中懷想，一首當下流行的歌曲不由在耳畔響起：

“歲月長河紛繁中寂寞，淘盡浪花千萬朵，有你也有我，深情凝眸幾多，雨露滋潤幾多，星輝斑斕幾多，塵緣牽掛幾多......”

2024年3月17日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