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
1966年我們小學畢業後就是“停課鬧革命”，整個國家瘋狂地追隨著每一項“最高指示”折騰。到1969年後，按“繼續革命”戰略部署，我們小學文革中畢業的三屆同學就填進廣州近郊工業區裏的一間文革前歸為三類的中學的初中一到三年級裏“複課鬧革命”。我們分配去的廣州第44中學，同學中多是來自員村的工廠職工和棠下的菜農家庭，當年，他們是被歸為社會中的“紅五類”，認定為“紅色基因”的攜帶者。不過到目前為止，這種人家出身的人要進入進入權力階層作“共產主義接班人”似乎仍然是遙遙無期之數，因為即使是帶“紅色基因”，也要按特定的等級序列才能輪著去那些交椅上過把癮。
其實按就近入學的原則，我們小學的畢業生去華師附中（當時叫61中學）是距離最近的，但當政者顯然是有忌諱的，因為華師附中附近有好幾間的院校，如果就近安排進中學，一大幫來自當局極其排斥的家庭背景的“狗崽子”和準狗崽子可能去到同一學校，用念念不忘階級鬥爭的立場來審視，這可能會形成潛在的威脅，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所以我們就得去那間更遠的中學裏混日子。
那種入學安排隻是一種過渡性的措施，就是讓這一輩未成年人等到15歲後就夠標準可以送去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了。為了實施這種不可言喻的部署，當局還是迫不及待地將六年製的中學改為四年製。按全國學解放軍的要求，每個年級稱為連，每個班級稱為排。比方初中三年級第2班就叫三連二排。
那時的學校裏並不傳授文化知識，我初中的數學知識是知道了正數和負數，物理學了杠杆原理，化學是知道了水的分子式，英語會說“Long Live Chairman Mao”，但拚寫不出Chairman這個英文單詞。當局倒不在乎知識和文明的斷層，而隻需要“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人民群眾”，學校就是為加工生產這種“人民群眾”的而設立的流水線。
我們小學同學被分到不同的班裏，因為家庭背景是顯得頗為另類。在我那個班裏，有一個文革前讀書老是留級的，我們戲稱之為“逢二進一”的“革命幹部子女”是學生幹部，很賞臉地把我們幾個來自“臭知識份子”家庭的同學貼上“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標簽。和納粹一樣，在一個社會中劃分出政治賤民最能讓統治者享受到社會地位提升的優越感和可以欺淩人的快感。
那時來了一批“手把文書口稱敕”的要“領導一切”的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每天都安排各種政治洗腦活動。“憶苦思甜”就是一種他們很趁手的用於製造和煽動仇恨的工具。像現在娛樂選秀節目一樣，讓表演者編織難辨真偽的 “賣慘”博取同情，然後收獲對政敵的憤怒，引導民眾對現政權的感恩。當然，對現政權時期那些無休止地殘害蒼生的“鎮反，肅反”，“三反，五反”，“反右”，三年饑荒和正在進行的“文革”是不能包括進“憶”和“思”的範疇裏的。
一次，我們被安排去學校禮堂裏聽一重量級的“憶苦”。禮堂在經過“革命造反”的洗禮後是沒有椅子的，窗戶是沒有玻璃的。一般去開會就是席地而坐的，一開完會站起來就是一片拍褲子塵土的聲音。但這回請來的主講聽說以苦大仇深感人而名振一方，而且這苦好像不是一，兩節課的時間裏可以訴完，坐兩小時地板不是誰都能熬得住的。所以我們得帶著凳子去禮堂受教育。
主講人披著外衣上台，姓王。我看了一眼就趕緊在椅子上把身子往下縮了縮。我認識他：父親單位裏的一個食堂職工，前國軍士兵，被俘後成為解放軍士兵，受傷後退役。文革前不是在總務科就是食堂打雜，看見人老笑嘻嘻的，一隻還沒渾濁的眼總是帶著紅色的血絲，卻能一眼就認出我們這些小孩的父母是誰。文革開始後，對“牛鬼蛇神”嗬斥和動手的，這姓王的身影是從不缺席的。
開講了，大概是說他在河南老家時都受了什麽苦，為了有渲染效果，他還得帶著哭腔來傾訴。我敢肯定，表演了這麽多場後，他的眼睛是不會真有眼淚的。聽著一中年男人拿腔拿調高聲喊話，就有種滑稽感。老實說，演講者那口河南土話的意思能猜出兩三成就不錯了。聽不聽得懂另說，現場已經有女生開始也趴在前排的椅子背上，看見肩膀一抽一抽的。很快就聽到抽泣聲和擤鼻子的聲音此起彼伏。一個前排的女生在地上已經能看到不知道是眼淚還是鼻涕的一攤水了。
我們幾個來自同一小學的男同學湊巧坐在一排，也先後臉朝下地趴在前排的椅背上。對這種“憶苦”毫無共鳴是肯定的，臉部表情是不能落人把柄的。記得剛入學不久就讓那個有一雙陰冷蛇一樣眼睛的年級負責人（那時他的職稱是“連長”）盯上了，屢屢在年級大會上影射挑撥“一些同學看不起工農子弟，沒有階級感情，跟他們家庭一樣，不投身到用毛澤東思想改造世界觀的運動”。
這種場合，需要表現出同情，悲哀和憤怒。過了很多年以後我們才知道做學術答題有一種叫“Multiple Choice”的選擇方式，回答題目時選錯答案是沒分或要扣分的。我們當時偏偏是做了最“錯誤”的選擇。聽著台上表演者用做作的腔調講很難聽懂的故事，而台下的聽眾很悲切地認可他們其實並不明白的情節，我們都糟糕地感到想笑，並且這種感覺居然在我們幾個人之間不可收拾地傳遞著。拚命想忍住笑，結果還是沒成功。恐怕這也是公共認知：要把笑在公眾場合之間隱藏起來絕非易事。更要命的是如果被人檢舉，我們“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身份可能因此驟變為仇視革命的敵對階級的“孝子賢孫”。幸虧我們也像其他人一樣臉向下地趴在前排的椅背上，用咳嗽來掩蓋憋著的笑意，用手巾捂著下死勁才沒咧開嘴笑的臉。順帶說說，那時紙巾的發明者可能還沒問世，人們都用手巾或報紙擤鼻子。就這樣，在一大片趴在椅背的後腦勺中，在一大片仿佛都在抽動的肩膀中，監視者和告密者無從分辨悲喜的個體。
會後，我們幾個沒心沒肺地站在禮堂外聊著看到的各色大會觀感，一個女同學走過來，看起來她在剛剛受教育時哭得挺像那麽回事的，找我們搭話：“挺慘的？” 我們都很同情地看著她手上那條可能含有眼睛和鼻子分泌液的濕手絹，異口同聲地讚同她的看法。前些年在小學同學微信群裏了解到，這位女同學初中畢業時主動申請去接受“再教育”，而且她認定那是一段“青春無悔”的激情歲月。
想想《皇帝的新衣》那個寓言，我們不難悟到：拙劣的騙術和不可救藥的愚蠢固然讓明白人感到滑稽，但有些人的社會存在卻是需要仰賴謊言和假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