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4月下旬，由蘭州西去的一列火車上，乘坐著甘肅日報社新近被定為右派分子的 6個人，他們原都是甘肅日報社的編輯、記者，其中一個年輕女性就是我了。我和我的丈夫 王景超坐在一起，我們 全都沒有臥鋪--確切地說，都已失去了享受臥鋪的資格；火車長時間的顛簸，使每個人都 十分疲憊。我緊緊地靠著他，斜倚在他的肩頭上閉住了眼睛。在公眾場所，我從未和他這樣 親近過，現在，我還想跟他更親近一些，因為我們患難與共，相依為命，卻將勞燕分飛。偶 爾襲來的睡意總是瞬間就消退了，我哪能睡著呢。我們相聚的時間沒有多少個小時了，到 了酒泉，他就要下車，當時報社要他去勞動教養的地方是酒泉夾邊溝農場。作為報社的頭號 大右派、極右分子，他已被開除公職，報社已與他一無幹係。他將怎樣走完他的人生之旅? 我們將怎樣從我們共同的苦難曆程中拔步行進?此時，我們都沒有想它，我們也很少說話， 一切都在默默無言中。但我們是多麽珍惜這最後相聚的20多個小時，如果我們知道這將是 我們生命曆程中相聚的最後20多個小時，我們將會怎樣充分地使用這20多個小時的分分 秒秒!啊，變幻莫測的人生，難以逆料的生離死別!
才剛過去的1957年夏天，風雨如晦，我們在未能逆料的政治風暴中遭了難，共同的罪名將我 們緊緊地捆綁在一起。我為他蒙受的奇冤和屈辱痛苦得心都碎了，他由於我是受他牽連被劃 為右派分子而悲歎不已，我們被打成了一個右派小集團，還被起了個不太美妙的名字--" 黑社"，我被劃入"黑社"，完全是由於我是他的妻子。
1957年5月下旬到6月初，我曾隨甘肅代表團到北京參觀全國農業展覽館，全報社去了農村部 的副主任曲鶴雲和我兩人。在那個年代能去北京很不容易，是一次難得的機遇。我所以能 去 ，是因為那一時期我在工作上表現突出，我在甘肅農民報主持編二版，在農民報內部紅旗競 賽中，二版屢得紅旗，我個人也被評為先進，獎勵了一支浪琴牌鋼筆。甘肅農民報是甘肅日 報社的一個部門，接受甘肅日報社編委會的統一領導。
我這是生平第一次出省，第一次到偉大祖國的首都北京，心情格外激動。讓我欣喜的是，景 超1951年在慶陽報道土改時認識的省委農村工作部的楊允文，也出現在代表團內，我們已是 老熟人了。我們到了北京住在西苑大旅社後，第二天隨團參觀，開始覺得一切都很新鮮，大 開眼界。兩三天後，雖覺得每個展室都有新套套，但心裏急著想到北京有名的景點去玩玩看 看。北京還有我蘭州女中的幾個同學，一定要見見麵。而參觀的日程安排很緊，幾乎沒有多 少閑空，這樣，後來便不得不放棄有些參觀自由活動了。和我同來的農村部副主任曲鶴雲， 是才從 縣上調來不久的黨員幹部，我們原來接觸極少，不熟，要自由活動得有個伴兒，最佳選擇便 隻能是楊允文了。楊允文也是首次來北京，和他在一起，他口口聲聲說我是他"好友的妻子 "，我們拿著北京遊覽圖找故宮、天壇、頤和園，他總能很快找到，並弄清應坐哪路的公 共汽車就能到達。在頤和園，我們租了小船，蕩舟在昆明湖上，是他自由揮動著木槳，我們 在岸邊楊柳依依、風景如畫的昆明湖上流連了兩三個小時。我要找同學，有的同學住在胡同 裏，北京胡同如蛛網般，進了胡同，我連東西南北都分不清，但他分得清，並能耐心地詢問 ，幫我一定找到。記得當時在中國青年報社的劉昆的宿舍，就是經他幫助找到的。劉昆的愛 人束沛德出差在外，我在她家住了一夜，暢敘別情。第二天是星期天，我們還一起到北海公 園走了走。找到了在中央氣象局工作的黨貽，當晚她還帶我找了住在附近的於滬生。於滬 生 在北師大俄語係畢業後，分配在馬恩列斯理論編譯局工作。當時，北京正有大量的荔枝上市 ，每斤三毛五，物美價廉，我平生第一次吃楊貴妃吃過的鮮荔枝，真是吃得愜意極了。黨貽 當時還沒結婚，我和她在大宿舍同睡一床，第二天她上班，我自個兒回了西苑。
在北京，我們也和報社在京的二位同誌見了麵。第一位是副總編輯葉濱，當時他正在中央黨 校學習，聽說我們在西苑大旅社住，他特意趕來同我們見了見麵。第二位是在中國人民大學 新聞係學習的杜修文，他是工農幹部出身，陝北人，是我和曲鶴雲去學校找的他。當時已是 晚上，林希翎正在什麽地方發表演說，杜修文不屑地說及此，顯然很反感。當時，我們尚不 清楚林希翎何許人也，沒有說什麽看法。
在參觀農業展覽館期間，各省的代表團還會受到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鄧 小平等中央領導人的接見，並一起照相。我們得到這一信息，非常激動，一直在急切地等候安排。這一天終於到來了，上午通知大家不要外出，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中央領導人要接見。 10時左右，大家坐車到了中南海懷仁堂前，草坪上早已擺好了呈半圓形階梯式的長凳。甘肅 代表團因為有少數民族，我們的團長就是回民，是民政廳副廳長馬淳靖，照相時受到優待被 安排站在最中間，女同誌站前排。我的前麵就坐著周恩來，左側前方是毛澤東的座椅。此時 的中央領導人大都五六十歲，他們的麵色紅潤健康，顯得都比實際年齡更年輕，十分和藹可 親。當周恩來來到我麵前將坐未坐之時，我真想伸出手去和他握手，因接見前已有叮囑而作 罷。領隊曾告訴大家，如果毛主席、周總理同每個人都握一下手，他們的手會握疼的，最好 不要主動和他們握手，我就聽話地沒有伸出手去握。
在我們來北京之前，5月1日，中共中央已在報上公布了《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人民日 報》聞 風而動，連續配發社論，鼓動知識分子及各民主黨派幫助中國共產黨開展整風運動。我對這 一運動，尚未在意，沒放到心裏去。及至到了北京，對整風這樣的國家大事早已置諸腦後， 報紙當然是不看的。到我們臨離開北京時，《人民日報》6月8日的社論《這是為什麽?》已 發表，中共中央已公開發出了開展反右派鬥爭的號召，我仍渾然不覺，根本沒有意識到反右 派跟自己會有啥關係。
從北京回來不久，報社動員大家幫助黨整風。在解放以來的曆次運動中，我都積極參與，對黨的號召積極響應。此次領導上號召幫助黨整風，我仍真誠地響應號召。此時，甘肅農民報 的總編輯薛劍英、副總編輯流螢，我們原來相處都不錯，工作上合作得比較協調。特別是流 螢，他脾氣好，我學畫版樣都是他手把著手教的；工作上有什麽問題，大家都願意向他討教 ，同他商量。可是，1954年，寧夏同甘肅合省，從寧夏來了個女同誌×××，也被放在了副總編輯的位置。此人資格比流螢老，貧農出身，也曾是大學生，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但她原來在寧夏一直搞婦聯工作，不懂新聞，她的丈夫××，原為寧夏日報總編輯，來甘肅後，被任命為甘肅日報副總編輯。不知為什麽，×××來甘肅後，願意改行搞新聞，就安排到甘肅 農民報當了副總編輯。我從1952年開始獨立編版，已能獨當一麵。×××作為副總編輯，每 期報紙的大樣，她都要過目審閱。但是，作為新手，看大樣時常常出錯，通順的句子，她會 改得不通，有些政策問題的提法應十分確當，經她改動一兩個字，就變得似是而非。我作為 二版的負責人，對於由她審閱大樣感到非常為難，對她改過的大樣，我們如有不同意見，認為改錯了或有不確當處，會與流螢改過的大樣作出對比，向她提出："流螢在這兒沒改" 或 "流螢的看法"如何如何，我們原本不敢直接說出自己的意見，是想借流螢的名婉轉表達自 己的看法。誰知，不提流螢則已，一提流螢，她立即火冒三丈："那你們去找流螢，不要找我。"流螢在大家心目中的地位，使她忌恨不已。這樣，兩個副總編輯之間，就有了嫌隙 。絕大多數人的同情都在流螢這邊，她意識到此，心中就更不悅。在動員大家鳴放、幫助黨整風的時候，我共寫了5張大字報，第一張大字報是《向×××同誌進一言》。我認為×× ×與流螢的關係已影響到工作，舉出一二事實，說明其責任主要在×××方麵，×××本人應有所改進。第二張大字報題目是《請公開宣判》，這完全是一張替別人鳴不平的大字報 。整風期間，農民報的王維新發牢騷說："老薛(指薛劍英)和我個別談話時，說我反黨反領導 ，我到底把誰反了?"陳雪鷗在整風前也曾一次流著眼淚私下和我說："領導上曾讓我交待 反黨反人民的問題，我哪有這些問題，我又怎麽能交待得出?"整風中我學習了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講話。我認為王維新、陳雪鷗都是好同誌， 他們怎麽會"反黨、反領導、反人民"呢?一定是農民報領導上"左"了，沒把毛主席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精神吃透，王維新、陳雪鷗也可能因說話不注意，得罪了個別 領導，受到不應有的傷害。在這張大字報上我摘要引用了他們的原話，然後質問："他們到 底反了誰，請農民報的領導公開宣判!"另外兩張大字報，一張是和潘玉軍合寫，一張是王維新所寫，我簽了名，這兩張大字報都是指名針對農民報個別黨員工作或思想作風上的問題寫的。第五張大字報寫了些什麽內容，我已完全忘記，肯定無甚要緊。在鳴放的討論會上， 我發過一些言，至今仍認為很一般。但×××聽取大家的意見很不冷靜，強辭奪理。我當時 認為她很不虛心，心裏不滿。此時已到了6月下旬，×××作為××的妻子，對毛澤東、黨 中央決定開展反擊右派分子的鬥爭已心中有數，而且清楚新聞單位是重點，所以，她沒有必要表示虛心。可我一直渾然不覺，懵懵懂懂，做夢也沒想到自己會成為右派分子。
此時期的景超，在編輯部也備受尊重。在我去北京前，中共甘肅省委召開文教工作會議，由 4月13日到22日，邀集黨內外人士450餘人熱烈討論談心，傳達毛澤東在2月最高國務會 議和3月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就怎樣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 互相監督"的方針，請大家各抒己見，熱烈討論。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自始至終參加並領導了會議。報社根據會議要求，除了派文化部副主任楊康參加，也讓非黨的景超去報道。
景超在會上聽了毛澤東兩次會議上的重要講話，拿回了講話原稿，在會上聽了大家的討論，很受教育，很受鼓舞。會議結束，他寫了3000多字的會議消息，其中的小標題是：
1、放得羞羞答答，鳴得吞吞吐吐；
2、要在鳴和放中來比好壞，求真理；
3、解決人民內部的思想問題隻能以理服人；
4、黨外人士為何不能暢所欲言?
5、要克服黨內外的宗派主義；
6、用辯證唯物主義的鑰匙，去開人民內部矛盾的鎖。
這篇會議報道，刊登在4月24日一版頭條，下麵並配發社論：《大膽地"放"，大膽地"鳴 "》，社論由楊康寫就。
這次會議對推動全省發展"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局麵，意義重大。編輯部有些人認為，會議消息寫得生動活潑，真正體現了毛澤東當時關於"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
我去北京後，報社領導上急於改變報紙的麵貌跟上形勢，特意找了些思想比較活躍寫作能力 強的編輯記者談話，動員他們寫雜文，景超就是動員的對象。經一再動員，景超寫出了第一 篇雜文：《略論"行政手段"》。此文正是為了貫徹毛澤東提出的"雙百"方針，以尖銳犀 利的文筆，對"經常靠'行政手段'"製服人的種種現象，作了鞭辟入裏的剖析，發人深省 。此文由文化部發到了總編室，值班副總編輯樊大畏讀後大喜過望，三版編輯將文章加花邊 發頭條，樊大畏仍嫌不夠醒目，嫌標題用鉛字排印不突出，讓三版編輯找到景超用鋼筆另寫了標題製成鋅版於第二天(5月26日)見報。此文見報後，首先在編輯部引起大家的關注，成 為人們議論的熱門話題，認為雜文針砭時弊，說到了點子上，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好文章。總 編室按甲等稿發了稿費。領導和同誌們的鼓勵，促使他連續又寫了兩篇雜文：《為"三脫 "幹部叫屈》、《關於"抵觸情緒"》(此篇未見報)。
此後，編輯部召集黨外人士座談，由副總編輯××主持，××滿臉堆笑，一次又一次地口稱 "景超"，動員景超發言。此時，毛澤東關於"我們還要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 到頂點"、"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的指示，已在半個多月前向黨內少數人通知。6月8日 ，毛澤東又再次為黨中央起草黨內指示：《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文中開宗 明義地指示："省市級機關和高等學校大鳴大放的時間，大約十五天左右即足。"同時表示 要組織人們繼續"向黨提意見，盡量使右派吐出一切毒素來"。××滿臉堆笑動員景超發言 ，正是為了貫徹毛澤東"盡量使右派吐出一切毒素來"的意圖。但，景超不知道。在省文教 代表會議上，他對毛澤東的兩次重要講話深信不疑，他做夢也沒有想到風向已經變了。所以 ，經××一再動員，他也暢快地說了說。其實，他的《為"三脫"幹部叫屈》的雜文，於6 月5日在報紙上發表時，就已內定為毒草，他渾然不覺。
7月中旬，我仍到武山縣文家寺采訪。這是我兩年來常去的點。采訪中，我心情愉快，發辮 上係著從北京帶來的漂亮發帶，有個年輕技術員開玩笑說我："洋氣!"我不以為意，還高 興地辯解幾句。下旬，接到領導要我回報社參加反右派鬥爭的來信，我立即搭火車回蘭州 ，一路上也沒有大禍臨頭的任何預感。
下了火車，回到家裏已是深夜。景超已上床準備睡覺。一路坐火車我已很累了，也很快上了 床。等我睡到身邊，他才鎮靜地告訴我："報社搞出了個右派集團，叫黑社，黑社頭子就是 我。"這一晴天霹靂，把我嚇懵了。我們徹夜未眠。
他詳細地告訴我這些天開鬥爭會的情況。報社領導知道他性格剛強，能言善辯，絕不 會輕易地束手就擒，一開始就召開全報社200多人的大會鬥爭他，而且一鼓作氣，連續鬥爭 ，以後每天都是100多人的鬥爭大會要他交待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行。他被認定的罪行主要 有三個方麵：一是他寫了的三篇雜文都成了大毒草；二是他在報社動員鳴放的座談會上的發 言；三是組織右派小集團"黑社"，身為"黑社"首領。
景超寫雜文完全是由於領導上的動員。毛澤東大罵《人民日報》在最高國務會議十一次擴大 會議之後"無聲音"，是"死人辦報"。他的批評也是針對所有的省報的，並提倡寫雜文， 改進報紙文風。報社領導們緊緊跟上，為急於改變報紙麵貌，改進報紙文風，才動員景超寫 雜文的。當時，一般人都認為雜文難寫，寫不了，景超知難而上，寫出了當時具有轟動效應 的雜文，放三版頭條，發甲等稿費，而後才有了第二篇、第三篇。此時，三篇雜文卻都成 了 大毒草，誰能想到?誰能想得通?這裏單對未曾見報的《關於"抵觸情緒"》一文先略作介紹 。此文有一段寫道："前二年，某單位的黨員負責同誌，曾在大會上公開稱：'你們再不要 說黨員也有某種缺點，黨員拔下一根汗毛，都比你們的腰粗!'試想，如果對這種狂妄自大 、自吹自擂的宗派主義者，會不引起'抵觸情緒'，倒是難以理解了。"文章提到的事實， 正是發生在甘肅日報社內，說此話的人在60年代已擢升為報社副總編輯。報社初創時期，景 超曾同他大吵過一次。當時實行供給製，為照顧記者采訪，給記者每人發了一支金星鋼筆， 不知何故，未給景超發。當時，他主管此事，景超找去問他，就爭吵起來，鬧了個不愉快。 作為領導的他，此後就到處散布景超的壞話，影響到以後的職稱評定及工資等問題。這位領 導人，陝西人，文化素質較低，平日裏說話總愛帶上個"他媽的×!"親近他同他氣味相投 的人對此不以為意，有時還會引起哄笑。編輯部的人對他就另有看法。且說景超在雜文裏未 指名揭出的事實，正是他一次在禮堂講話時當眾說過的話。此類事實，也正是毛澤東動員整 風，要求大家揭發的內容。可是，這種證諸事實的雜文，因為景超成了右派，就也成了大 毒草，其揭發出的事實便不再成其為事實了。
現把《略論"行政手段"》全文錄之如下。
中國古語有雲：以理服人者王，以力服人者霸。而經常靠"行政手段 "以服人者，是不會不帶點"霸"味的。
所謂"手段"者，欲達目的之方法也；而能夠憑借行政手段以服人的，隻能是一些行政領導 人物。這裏無意一概否定行政手段；所欲反對者，不過隻是用以"服人"的行政手段而 已。 我沒有作過調查，不知道愛用行政手段以服人的人，究竟基於什麽原因，都是些何等類人? 但推之於理，證之於耳聞目見之事實，這種帶著"霸"味的人，多半是傲於"資"，而又疏 於"德"、"才"的!
說這些人傲於"資"，是因為這些人多半是專靠老資格吃飯的人。他們平日既懶於學習理論 ，又懶於鑽研業務，覺得不管怎樣，反正總有他們一碗飯吃，總有他們的"官"當，那麽還 有什麽必要再去刻苦學習呢?他們以黨自居，覺得黨是光榮的、偉大的、正確的，他們自己 也便是光榮的、偉大的、正確的了；他們覺得黨能領導一切，自己當然也能領導一切，服從 是別人的義務，讓別人服從是自己的權利，具體工作反正有被領導的人去作，自己隻"掌握 原則"、"發號施令"就對了!老資格使得他們心飽肚塞，幾乎到了滴水不進的程度，用行 政手段服人，當然也最適合這些人的身份!
說這些人疏於"德"，是因為這些人並不把黨的事業看得比自己更重要些，這主要表現 在對群眾的看法，和對待群眾的意見的態度上。他們唯我獨尊，當然不會承認群眾有長於他 們的地方，當然也不會承認群眾能見到自己所不能見到的地方，所謂群眾路線、群眾觀點， 在他們隻不過是騙人的鬼話。遇到不同的意見，他們並不考慮對工作如何，對革命事業如何 ；考慮的隻不過是看別人的意見是順著自己還是逆著自己，是有益於自己的尊嚴還是有損於 自己的尊嚴罷了；他們提倡"愚忠愚孝"思想，喜歡"愚忠愚孝"的人。"順我者昌，逆 我者亡!"於是，品質惡劣的人乘機鑽營，形成"君子封口，小人得勢"的局麵，在他們的 獨立王國裏，再找不到真正的是、非!他們總是以"片麵性"責人，批評別人隻看缺點、不 看成績，而他們也總是以片麵性護己，因為他們自己永遠是隻看成績、不看缺點的!他們不 願意理解發現並消除缺點，正是自己的責任，而唯恐別人湮沒了他們的豐功偉績。說這種人 疏於"德"，亦不為過矣!
說這些人疏於"才"，也並非"惡語中傷"。所謂"才"者，不外乎指以馬列主義知識處理 工作的能力，即指業務能力也無不可。這些人既然以為有了"資格"，就可以換得在今天必 須用勞動才能換得的一切，因而優哉遊哉，蹉跎歲月，無所學而無所知!在他們的口袋裏， 除了幾個老教條和幾頂大帽子，別的本錢就不多了，以至遇真理而不辨，遇善言而不聽。對 於自己不喜歡的意見，欲說之而無詞，隻好繼之以"壓"，於是行政手段便出來了，這便是 一大堆帽子，如"不尊重領導"、"驕傲自大"、"不按黨的意圖辦事"等等。隻此三言兩 語，便噎得提意見的人瞠目結舌，欲語無言!
孟子曰："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愛用行政手段的人，多半是在自己的"德"、 "才"不足以服人時，才搬出行政手段來的。對黨的十六字方針，這些人會特別感到不舒服 ，因為這個方針迫使他們和同誌采取平等的態度，迫使他們丟掉老教條和大帽子，認真去學 點東西，動動腦筋，改變"光靠黨的威信吃飯"的沒出息思想，丟掉"我即是黨"的臭架子 ，踏踏實實地去做些工作。所以，這不僅對"老資格"有好處，即對於那些並沒有什麽老資 格、而也有些"霸"味的新提拔起來的小領導者，也大有好處。因為老的苦學，新的也就不 便於光指手畫腳了!
1956年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標誌著我國已進入全麵建設社會主義的 曆史新階段。在此形勢下，許多社會弊端得以暴露，靠老資格發號施令，用行政手段以服人 者，大有人在。朱正對此有一段鞭辟入裏的評論，他說："他們，是在戰爭、土地改革，各 種秘密工作中獲得足夠的革命資曆的，革命就把這一定級別的領導職務當做對他們過去功績 的酬勞，卻並沒有給予他們足夠的領導經濟建設文化建設的專業知識的訓練。"一個領導 人應該懂得他所領導的專業，這應該說是常識範圍內的事情。而事實上，這些被安排在領導 崗位上的黨員，有不少並不具備應有的專業知識。"(引自《1957年的夏季- -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第538頁。)
《略論"行政手段"》一文，指出這些"專靠老資格吃飯的人"，"他們平日既懶於學 習理論，又懶於鑽研業務，覺得不管怎樣，反正總有他們一碗飯吃，總有他們的'官'當， 那麽還有什麽必要再去刻苦學習呢?""他們覺得黨能領導一切，自己當然也能領導一切。 ""老資格使得他們心飽肚塞，幾乎到了滴水不進的程度，用行政手段服人，當然也最適合 這些人的身份!"景超是滿腔熱情地從幫助黨整風，期望黨改進工作作風，讓"專靠老資格 吃飯的人"及"新提拔起來的小領導者"都刻苦學習，在領導的崗位上勝任工作，以適應經 濟建設文化建設的新要求。
但是，批判他的文章，卻說他這是要求"靠黨吃飯的下台"，"靠老資格吃飯的滾開"!斷 章取義如此，歪曲事實如此!一個被打趴在地的人根本無法作任何辯解。
改革開放以來，全社會對"官本位"、"論資排輩"大加撻伐，砸碎鐵飯碗已在 全國付諸實施。這一切的舉措都說明靠老資格吃飯當官，已阻礙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現再把《為"三脫"幹部叫屈!》全文錄之於下。
所謂"三脫"，就是脫離組織、脫離領導、脫離群眾。
沒有一個同誌(注意這裏說的是同誌)，是不想靠攏組織、接近領導的。但在不少單位，確 有相當一部分人是被視為"三脫"之類人的，這就不能不引起注意了。這些人究竟是怎樣的 一些人呢?平心而論，他們隻不過嘴上不大討人喜歡罷了。如果說他們"仗義執言"，未免 誇之過分；但是，如果說他們是由於看不慣工作中或某些領導人身上的缺點，而偏愛"發發 牢騷"、"提提意見"，卻倒真是事實了。當然，這些人不可能不和一般人一樣，自己身上 也多多少少總有著某些缺點，如"偏激"、"片麵"、"不講究方式方法"、"小資產階級 情緒"等等，因而往往"言不中聽"、"出語刺耳"，這就招了某些領導人之忌。在某些單 位裏，要求盲目服從領導的風氣，是確確鑿鑿存在著的，這些領導人隻承認一個"道德標準 "，那就是"盲目服從"。凡是不合乎這個標準的人，便被列為"改造對象"，直到你合乎 了那個標準!試想：百花尚野穀爭豔，何況人乎?即曆千秋萬代，人們也不會合乎一個模子， 更不會合乎"盲目服從"的模子，所以這"三脫"類人，實質上是被某些領導者當作"外人 "而排斥的人!
或曰："君何危言聳聽耶?!"當然，這些話在某些人聽來，是會感到刺耳的。但，刺耳由 它刺耳，當說我自說之：在這次大鳴大放的民主浪潮裏，許多黨外同誌對組織上、領導上提 出了尖銳的批評意見，許多意見就直接關係到這個問題。人事部門一般既代表組織，又代表 領導；人事幹部本來應該是革命同誌傾心倒肚的知己，幫助、教育、團結黨外同誌的長上， 但許多意見都說人事部門是個"特殊組織"、"獨立王國"，令人心存戒意，敬而遠之!何 以黨的威信齊天，而某些人事部門的威信卻"平地"呢?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恐怕與那個宗 派主義、主觀主義的"道德標準"不無關係吧?以一個模子要求人的人，是不可能不偏聽偏 信的，於是經過他們的手，終於畫出了"親生"與"後養"的界線。盡管"親生"的未必個 個爭氣，但他們是貫徹"領導意圖"的依靠，是"領導威信"的維護者，思想"進步"，所 以處處順利，事事如意。"後養"的即便勤勤懇懇地作了工作，敢於本著革命良心，大膽提 出工作中的弊病與改進工作的意見，但終因隔著一層肚皮，領導者絕不容許他們在自己臉上 拂灰塵，到頭總難免不落："從個人情緒出發"、"勞動態度不好"、"和領導上講價錢" 之類的責罵!於是，猶如風助火勢，"親生"排斥"後養"的現象，在下邊便愈演愈烈；未 必作了工作的人，可以指手畫腳地罵人；而真正作了工作的人，倒忍氣吞聲地挨罵，哪裏還 能分出是非，辨明黑白?組織上這種不是"相引"實乃"相斥"的態度，讓人怎麽去"靠攏 "呢?!
一旦被扣上了"脫離組織、脫離領導"的帽子，是急切翻不了身的!對組織上、領導上猶靠 之不攏，遑論群眾?領導上影響群眾，讓群眾卑視他、冷淡他，他們再也找不到知心人，聽 不到知心話，或由自卑而消沉，或由氣惱而孤傲，被禁錮在精神囚牢裏，豈能不脫離群眾?!
應該說，這些同誌絕不屬於所謂"消極因素"，其所以外表消極者，蓋因含冤受屈故也。寫 到這裏，我要"反話""正說"了：這些同誌並非真的脫離了組織和領導，而是組織和領導 上脫離了他們!所以我才敢於為"三脫"幹部叫屈，並籲請以"盲目服從"的道德標準要求 人的領導者，拋棄這個標準，而以馬列主義的是非觀點對待所有的同誌!
《為"三脫"幹部叫屈》一文，指出有些領導人喜歡"盲目服從"。"凡是不 合 乎這個標準的人，便被列為'改造對象'，直到你合乎了那個標準!試想：百花尚野穀爭豔 ，何況人乎?即曆千秋萬代，人們也不會合乎一個模子，更不會合乎'盲目服從'的模子， 所以這'三脫'類人，實質上是被某些領導者當作'外人'而排斥的人!"
後麵還提到人事部門工作中的問題，指出"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恐怕與那個宗派主義、主觀 主義的'道德標準'不無關係吧"。
有些人"即便勤勤懇懇地作了工作，敢於本著革命良心，大膽提出工作中的弊病與改進工作 的意見"，而"領導者絕不容許他們在自己臉上拂灰塵，到頭總難免不落：'從個人情緒出 發'、'勞動態度不好'、'和領導上講價錢'之類的責罵!"
景超對"盲目服從"、"領導者絕不容許他們在自己臉上拂灰塵"、宗派主義、主觀主義等 弊端的撻伐，文筆犀利，點到了要害處。就是在40多年後的今天，以上弊端仍以各種新形式 ，出現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麵。
當時對此文的批判，主要指出："其主旨是為反共、反人民的資產階級右派嘍口羅爭取合法地位，為他們爭取群眾，為他們打氣撐 腰，為他們'控訴'，為他們向人民'倒算'!"22年後，景超和眾多右派分子問題得到改 正平反，此說當不攻自破。
敬愛的讀者看了以上兩篇雜文的全部內容，一定會認為兩篇雜文是針砭時弊的好文章，文筆 犀利，針對性強。就是放在當今社會，其針砭的意義仍不乏其應對的作用。但是，這樣的好 文章，在反右鬥爭的形勢下，竟被認為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景超遭此誣陷，有口難 辯，真是冤哉冤哉!? 景超在××主持召開的座談會上的發言，在鬥爭會上，當然被認定為噴著毒液的反黨反社會 主義言論。××故作親切，堆著滿臉笑一再動員景超發言，要的就是這個效果。
再說所謂的"黑社"，完全是總編室主任、編委委員×××一手製造出來的。總編室的杜紹宇，同景超1951年在慶陽地區報道土改時結識的摯友王思曾是小老鄉，都是河南靈寶人。王 思曾原來也是西北大學的學生，來甘肅後在青年團甘肅省委做秘書工作，此人對團省委書記 ×××的工作有看法，提意見很刺耳，說"我對×××的工作作風深惡痛絕"!×××對他 自然認為可惡之極，在1955年肅反時搜羅"罪證"，將他定為壞分子，並把他周圍的一些人 定了個落後集團。王思曾於1952年主持創辦《甘肅青年報》，帶了一幫人在甘肅農民報學習過，
和我及農民報的有些人也非常熟悉。我們一致認為他是個好同誌，不是壞分子。到1957年鳴 放開始後，王思曾另一個小老鄉荊讚哲，和杜紹宇熟悉，對王思曾定為壞分子更是憤憤不平 ，他找到杜紹宇表示，即使他本人丟掉工作也在所不惜，他一定要為王思曾鳴冤叫屈，力爭 使王思曾定為壞分子之事得到解決。景超原來和杜紹宇來往不多，但杜紹宇知道景超和王思 曾是摯友，對王思曾定為壞分子極表同情。在此時期，他們之間就有了些來往，杜紹宇還把 荊讚哲帶到我們家，商量如何為王思曾翻案，荊讚哲答應回去後先寫材料。杜紹 宇為王思曾翻案之事來我家幾次之後，適值鳴放期間，也和景超一起對報社的有些事作過議 論。反右鬥爭開始後，杜紹宇因為得罪了×××，先在總編室受到批鬥，在交代問題中說到 同景超有來往，×××立即敏銳地意識到大魚是景超，而非杜紹宇，經過同總編室副主任× ×誘供逼供，硬是讓杜紹宇供出了個"黑社"，網羅了編輯部5名右派分子。為壞分子王思 曾翻案，成為杜紹宇、景超和我3人的共同罪行。
我奉召回到蘭州的第二天早上，仍換上了雅致素淨的裙裝，穿上了從北京買來的淺黃色半高 跟皮鞋，踏上宿舍不遠處的大台階，向南拐個彎，走向編輯部大樓。在一樓的過道裏，我看 到了向"黑社頭子王景超猛烈開火"的好幾張大字報，也看到一兩張大字報要我揭發黑社頭 子王 景超，指出我也有反黨反領導的言行，必須低頭認罪，還質問我在鳴放期間為什麽同黑社頭 子王景超表現那麽"一致"?此時的我，已經一點也不覺得害怕，隻是想應如何麵對現實， 對付這突如其來從天而降的災難。我仔細地逐一看完了批判景超和我的大字報。左一個"反 動透頂"、右一個"猖狂向黨進攻"的批判用語，令我目瞪口呆，我絕難接受如此的現實，心底湧出陣陣悲涼痛楚。
當天下午，我一個人坐在二樓的辦公室裏，辦公室的牆上還貼著紅旗競賽的 報表，二版的格內紮著好幾個用大頭針做的小紅旗。這是對我的工作成績的肯定。我獨自一 人坐在自己的辦公桌前，是因為所有的人都到四樓會議室開批判鬥爭會去了，鬥爭對象就是 景超。
景超和我都無法改變這個冷酷的現實。
景超每天經受一二百人的批判鬥爭已經有些日子了，奇怪的謬論，無與倫比的謊言，被當做 批判他的重型炮彈不斷地猛轟。我坐在報社定做的考究的皮靠椅上，沮喪，難過，六神無主 ，耳邊時不時地傳來四樓會議室裏發出的眾多的喝罵聲，叫喊聲，雖說聽不真切，集中猛烈 的火力都是對準他一個人的。如此強大的政治攻勢對準了無辜的他猛轟不止，他就是有一百 張嘴也難以為自己辯護說清問題。天哪，這些天來他的精神一直在經受著怎樣粗暴的蹂躪?
他曾頑強地據理力爭，想竭盡全力為自己辯護，但這樣的鬥爭會豈能允許他為自己說話?全 國在冊的55萬多右派分子又有哪個未曾試圖為自己辯護過?但他們連張口說話的機會都沒有 啊!終於，一次次的狠批猛鬥，使他臉色蒼白無以答對，心神困頓到了極點，一二百人的吼 叫詈罵，逼迫他不得不按照"組織上"和"群眾"為他限定的思路編造低頭認罪的謊話，說 自己思想反動，幹下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行徑。不是因為軟弱，更不是由於虛偽，他才違心 地編造謊話，臭罵自己。他對於強加給自己的罪名萬分委屈，根本無法接受。而當時無論他 或我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這場運動還沒有發生根本性的懷疑，我們仍崇拜中國共產黨，對於 反右鬥爭在內心深處雖有不解之處，特別是對把自己打成右派根本想不通。作為新聞工作者 的我們，對於通過新聞渠道傳播的整個運動的進展情況都深信不疑，絕沒有想到其中會有什 麽虛假。諸如《人民日報》報道，中國人民大學講師葛佩琦，原國民黨少將，在鳴放中說， "群眾是要推翻共產黨，殺共產黨人"，雲雲，我們絕對地相信都是真的。我們想，北京出 現了"章羅聯盟"，像葛佩琦這樣"反動透頂"的人物都跳了出來，中國共產黨和全國人民 不反擊能行嗎?哪裏知曉，葛佩琦曾致函《人民日報》要求更正上述不實之詞；哪裏知曉， 葛佩琦是1938年的老黨員，解放戰爭期間，他受中國共產黨的派遣，以國民黨"少將督察" 、"東北通訊處處長"的身份，在嚴重的白色恐怖下出入虎穴，不斷取得國民黨軍隊的絕密 情報，通過電波發往延安，功績昭著。我們更無法預料，葛佩琦在反右後被判處無期徒刑， 經曆了18年的鐵窗生涯，滑稽的是他在70年代初以國民黨少將的身份被特赦。到了80年代經 胡耀邦親自批示，幾經波折，到1983年沉冤也得以大白。(見《胡耀邦與平 反冤假錯案》。)曆史向葛佩琦開了一個殘酷的政治玩笑，全國人民被愚弄，我們 也成為被愚弄者。
一直有著黨內"英才"之稱的鄧拓當時任《人民日報》總編輯。按照中宣部的決定為 複辦《 文匯報》奔波的原《文匯報》負責人徐鑄成，曾幾次向鄧拓討教，同鄧拓一起對《文匯報》 的辦報方針進行磋商。徐鑄成1989年在《國情研究》創刊號發表的《"陽謀"--1957》一 文寫到鄧拓時還說："他目光遠大，著眼在我國新聞事業的革新與不斷前進，他真不愧一位 學識豐富，有膽有識的中國現代新聞界先進人物。"而我們已知，反右鬥爭的發端，始於《 人民日報》6月8日《這是為什麽?》的社論，毛澤東親自撰寫的兩篇文章：《文匯報在一個 時間內的資產階級方向》、《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以《人民日報》社論的名 義先後發表，指導了運動的猛烈發展。1957年4月10日，毛澤東把鄧拓和人民日報的幾個副 總編輯和編委找去，對於《人民日報》響應雙百方針不力，曾予痛斥："黨的報紙對黨的政 策要及時宣傳。最高國務會議以後，《人民日報》沒有聲音，非黨報紙在起領導作用。" "過去我說你們是書生辦報，不對，應當說是死人辦報。"毛澤東還對鄧拓說："你不能占 著茅坑不拉屎。"〖(引自《1957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第47-48頁。)彼時，鄧拓隻能接受毛澤東的批評，立即跟上。此時，多次受到毛澤東表 揚的非黨報紙，又經毛澤東認定其大方向是資產階級的而被全盤否定，毛澤東對反右鬥爭的 堅決態度，使鄧拓又不得不再來個180度的高速大轉彎，他仍隻有服從的份兒。以1957年的 大氣候，鄧拓所能做的也隻能是服從。
強大的政治壓力，委屈自己的感情違心地承認已被認定的右派身份，又使我們痛苦莫名。
"右派右派，妖魔鬼怪!"這流行一時的歌曲，常常在街頭巷尾、鬥爭會上由群眾高歌，在 廣播和擴音器裏響亮地播放，時不時地撞擊撕扯著我們流血的心。曾幾何時，我們都成了" 妖魔鬼怪"。在公眾場所，在鬥爭會上，右派分子們還得做屏息凝神靜聽默思狀，以表示自 己真是"妖魔鬼怪"，這個玩笑真是開得太大了。在1957年的中國，我們對自己被歌為"妖 魔鬼怪"，隻能表示衷心悅服，個中的辛酸痛苦，真是一言難盡。
是毛澤東倡導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為此，他於1956年冬到1957年春，巡視遊說於大 江上下各大城市及京津等地。1957年2月27日，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在北京舉行 ，全國知識分子中的精華均被召集濟濟一堂參加此會議，毛澤東親自蒞臨作長篇報告，動員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3月6日，全國宣傳工作會議又開幕了，其目的還是為了貫徹" 雙百"方針的實行。1957年"五一"前夕，在天安門城樓上的大廳裏，毛澤東召集了首都各 民主黨派的負責人及知識界的頭麵人物開座談會，他興致甚好，談笑風生地再一次動員在座 的代表們參加黨的整風運動，幫助黨整風。毛澤東選擇了這個時刻在天安門城樓上開導動員 大家，也是對知識分子們優禮有加的又一次表示。這些知識分子們當然是積極響應的，把偉 大領袖的心意帶回去，影響於他們所能施加影響的階層、範圍，盡力擴散於親朋好友之中 (這種響應，後來在反右派鬥爭中，被認定為點火、放火)。?
毛澤東運籌帷幄，很快在全國打開了局麵，後來被他稱之為"陽謀"的奏鳴曲，就這樣在 全國響起。?
500萬知識分子解除了各種思想顧慮，憑著一腔熱血，滿懷忠誠，參加到鳴放的行列裏，幫 助黨整風了。但是，到5月15日，毛澤東已寫出《事情正在起變化》的黨內文件，迅速 指出了右派的"猖狂進攻"，"我們還要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景超 的第一篇雜文《略論"行政手段"》，發表於《甘肅日報》已是5月26日，毛澤東關於《 事情正在起變化》的黨內文件已下達，但隻在極小範圍內傳閱，連擔任《甘肅日報》副總編 輯的樊大畏亦不知曉!不然，他就不會興奮地將此雜文放在醒目的三版頭題當作針砭時弊的 好文章予以披露。
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這是為什麽?》的社論，吹響了反右鬥爭的號角。此社論尚未 充分表達出毛澤東此刻運籌於心中的全部謀略與內心情感，他情不可遏地連續親自為《人民 日報》撰寫社論，進一步將這場鬥爭迅速推向前進，在全國猛烈開展起來。社論聲稱："牛 鬼蛇神隻有讓它們出籠，才好殲滅它們"。這就是所說的"引蛇出洞"。在人民群眾的隊伍 裏采取如是手段，硬是多方動員人發言，然後以言定罪，找出一大幫(55萬多)"牛鬼蛇神" 堅決打倒。現在已成定論，這種做法當然是不對的。在反右鬥爭中強迫右派分子"從思想上 "承認自己就是"妖魔鬼怪"，就是"牛鬼蛇神"，才可以說是有了好的認罪態度，才有可 能脫胎換骨重新做人。這種對右派分子人格上虐殺，精神上殘酷折磨所采取的手段，顯然是 違背中國共產黨曆來的宗旨的。據薄一波後來回憶，反右派鬥爭開始以後，毛澤東不隻一次 地指出："反右 派就是肅反"，"新式肅反"，是"清黨清團的好機會，也包括各民主黨派"。〖ZW(〗〖H T6〗引自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ZW)〗所以，他雖也說過對右派分 子"不予辦罪"的話，到了反右鬥爭後期，不少地方不少單位還是逮捕法辦了一批右派分子 。
在甘肅張掖地區，一個在1943年就參加了甘南農民武裝起義、擔任起義軍政治部副主任的劉學琨，當時身背《矛盾論》、《實踐論》手抄本，供起義軍領導人劉鳴(他的六叔)閱讀。 起義失敗後，他在1947年被吸收為中共地下黨員，接著擔任地下黨支部書記，為了迎接解放 ，冒著生命危險，幾次死裏逃生，為黨作了大量的工作。在反右鬥爭中，他被定為極右分子 ，判了刑。1961年4月27日死於安西十工農場。
話再說回來，在1957年的中國，毛澤東稱右派分子為"牛鬼蛇神"，右派分子就得承認自己 是"妖魔鬼怪"。10年後的文化大革命期間，《人民日報》刊出題為《橫掃一切牛鬼蛇神》 的社論，作為"清理階級隊伍"的信號，此時中國人民對"牛鬼蛇神"的用語已覺習慣。對 於1957年的普通中國人民司空見慣的事，我們由於自己成了"妖魔鬼怪"、"牛鬼蛇神"， 內心的痛苦難以用語言表述。
我挨鬥是在回蘭州一周之後了。在原來十分熟悉、非常友好的同誌們麵前，自己忽然成為敵 人置於被審判的地位，垂手恭立，接受鬥爭批判，這種難堪、羞辱，這不許申辯的委屈，使 我立時就想死在這些人的麵前，作為一個人為什麽要這樣活著啊?當我固執地想著去死時， 一閃念又想到，如果我死了，他一人孤零零地又如何承受這一切?倆孩子又怎麽辦?這是個規 模不算大的鬥爭會，隻有20多人參加。會上，對《向×××同誌進一言》的大字報，批判說 我是挑撥×××和流螢之間的關係，破壞團結。對《請公開宣判》的大字報，×××則憤怒 地指出："陳雪鷗家庭出身反動透頂，她本人和家庭劃不清界限，心理陰暗，領導上說她反 黨反人民，你為什麽要替她說話，你這是和她站到了同樣的反動立場，借整風之機，向黨射 出了進攻的毒箭。"以上兩張大字報，是會上火力猛攻的重點。還有人發問："王景超的三 篇雜文，表現出他多年來對黨的刻骨仇恨，字字句句都噴濺著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毒液!你在 整風中時時處處都和王景超表現一致，你交代，王景超是怎樣和你一同商量寫那三篇雜文的 ?"景超寫三篇雜文及雜文的刊出，都是我在北京參觀期間發生的事，我當然無從交代。眾 人的吼叫，絕不講理的說理鬥爭，經受這樣的百般淩辱，活著真比死去還要難，難得沒法比 。
景超知道我挨鬥以後，顯得比我還要難過，因為他最知道挨鬥的滋味。他年輕嬌弱的妻子遭 此橫禍完全是受他株連，他怎能不心如刀割!他用雙臂圍住了我，悲傷地柔聲說："他們為 什麽要鬥我的小嬌嬌啊?為什麽?"悲傷使他聲音喑啞，我的心顫栗了。從我們相愛直到婚後 ，他對我有過幾個愛稱，但從來沒有親昵地喚我"小嬌嬌"，這個呼喚說出了他對挨鬥的妻子的無限憐惜、無限疼愛，他恨自己把親愛的妻子拖入了痛苦的深淵，受盡淩辱，心中內疚 萬分，卻又無可奈何。他想說出自己內心的憤怒和抗議，而對於外麵那個嚴酷的世界，他又什麽話都不能說，不能說!已被狂虐的政治風暴打倒在地的他，為自己無法保護妻子而痛苦不已，這痛苦勝過了他自己挨鬥。
在挨批鬥的最初的日子裏，我不能不想起自己滿懷革命激情參加工作的情景。我出身於一個知識分子家庭，1932年生於蘭州。我從小愛讀文學作品，讀書多。到上高中三年級時，由於 地下黨和進步同學的影響，我如饑似渴地讀了不少革命書籍，如《大眾哲學》、《社會發 展簡史》等，還讀到了從解放區傳來的趙樹理的作品《李家莊的變遷》、《李有才板話》 ；香港辦的進步的文藝刊物，我們也傳來傳去地看。這些書籍使我大開眼界，我深信中國共 產黨領導的革命事業將無往而不勝，是解放人民大眾，為人民謀幸福的事業。
1949年6月高中畢業，7月高考，我報考了蘭州大學外語係英語專業。外語係主任水天同親自 口試，我的5項成績全是"優"，很輕易地就榜上有名了。
"8·26"蘭州解放，我以興奮無比的心情觀看解放軍的入城儀式。我和幾位同學擁入蘭州 大學，找到幾張歌頁，如《東方紅》、《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你是燈塔》等等 。我們對著簡譜，很快就學會了這些歌曲，引吭高歌，抒發著我們的革命情懷。
這時，我對上大學已興味索然。我覺得應把閃光的青春奉獻給革命，人生才更有意義。恰在 此時，我的已在甘肅日報社工作的堂叔和保鼎、堂兄和子午來到家中，說報社正在招收青年 學生當編輯、記者。我在中學的作文常受到老師的表揚，我認為新聞工作很適合我，當時還 聽同學說報社記者對革命理論、黨的政策方針說起來一套一套的，水平很高。我對報社這個 革命熔爐心向往之，就放棄了上蘭州大學的機會，走進了甘肅日報社的大門，穿上了灰布 製 服，享受供給製待遇，成為一名黨的新聞工作者。在業餘，我還到印報廠給工人教歌，當時 教的歌有《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等等，我激情滿懷地教唱，受到工人們的熱烈歡迎。
我以高漲的革命熱情努力工作，刻苦鑽研業務，很快就能獨當一麵完成任務。1957年我到北 京參觀農業展覽館，還受到毛主席等中央領導人的接見。在我，一切都可以說是一帆風順。
可是，反右鬥爭使我墜入黑暗的深淵，一下子成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階級敵人，我又怎麽能 想得通啊!
經過幾個回合的批鬥之後，我又一次想去死。我想用死來解脫自己，隻有死才能解脫我已無 法承受的重負和痛苦，一個人活到了這等份兒上，為什麽還要活著啊!我也覺得在這種時刻 去死太自私，我怎能把所有的苦難都留給他一個人呢?但是，我實在受不了了，自私就自私 吧，就讓我做一個絕對自私的人。我在人世間既已無路可走，失掉了作為一個人應該擁有的 一切，我已無可留戀，就讓我到死亡之穀去尋找快樂去吧，一旦跨進了死亡之穀，一切就都 解脫了，該有多好!
這是一個上午，我已被停止工作有些天了，我默默地坐在自己的辦公桌前，全辦公室已沒有 一個人理睬我，對我的要求是繼續做檢查交代罪行，我在沉默中卻痛下了去死的決心。報社 附近的酒泉路有個小藥店，我決定從小藥店買些安眠藥結束生命。我匆匆走出報社的大門， 走過中山林的公園時，托兒所的阿姨正帶著孩子們在玩耍，3歲的小夏看到了我，大聲喊： "媽媽，媽媽……"我頭也不回，直奔藥店而去。在這種時刻我不能有任何的猶豫。小藥 店隻有個年輕的店員，我問："有沒有安眠藥?"他說："隻有一種，三溴片。"我從來沒 有吃過安眠藥，也不懂三溴片藥性如何，問了問每次服用的劑量，就買了多於服用劑量十幾 倍的藥片。年輕店員大概是看到我神色有異，有點擔心地含笑向我一再叮囑："這藥可不能 多吃，不能多吃!"他不放心地把我送到門口，看著我離去。我回到家裏吞服了全部的藥片 ，而反應隻是頭腦昏沉了幾天，我沒有死。這次和死神握了一次手之後，我又想了很多很多 ……
每天，隻有在家裏相聚，我們才能悄悄地述說外麵的世界不允許說的話，傾吐冤屈，互訴衷 腸。我們的鬥室一時間又成了幸福的天堂。每天晚上，他都要伏在案頭寫人家逼他寫的交代 材料，寫啊，寫啊，總也寫不完!那時，他在報社動員鳴放的會上提了的"寶貴"意見，他 和別人私下隨便說過的一兩句話，他那受到熱情讚譽的雜文，等等，統統被認為是噴濺著向 中國共產黨進攻的毒液，字字句句無不被認為是毒草，他怎能交代完呢??
我難以理解，一夜之間，他忽然成了罪大惡極的大右派，那麽，原來的他呢?那個才華橫溢 、桀驁不馴，奮筆為黨報寫作了八九年的人，是報社從總編輯到每個普通工作人員都 熟識和承認的，即使真成了妖怪，從魔瓶裏飛出的那股妖氣，也得有個變化的過程。是誰有 那麽大的能耐將他一下子變成了從魔瓶裏飛出的妖氣?況且，我們一直生活在報社的工作環 境裏，住在報社的職工宿舍，眾目睽睽之下的他，又是怎樣變化的呢?
每天晚上，景超還用工整的筆跡寫日記，寫每天挨鬥的情形，寫他的委屈，他的痛苦，也寫 出那可悲的世相。他的摯友王思曾在1955年的肅反運動中被定為壞分子，曾對他說，運動對 於被鬥的人是考驗，對於鬥人的人也是個考驗。在反右鬥爭中，他也有了自己真切的體會。 報社作為知識分子集中的單位，是反右鬥爭的重點，人人自危。有些人為了保全自己，不惜 捏造罪名，把汙水潑向已被眾人踩在腳下的景超身上；有人善搞落井下石，得意愉快；有人 作批判發言時，神色慌張，說話結巴，大汗淋漓，倒像是受批判的是他自己……這些，他 都如實地記在日記裏，他想鄭重地把這一頁曆史永遠地保存下來。
8月8日，甘肅省市新聞出版係統召開批判右派分子大會，就在報社禮堂舉行。這是一次把新 聞出版係統的反右派鬥爭推向高潮的大會。大會未開始前，革命群眾就要求各單位的大右派 "亮相"，讓坐在前排的他們一個個站在方凳上，以便大家認識其嘴臉。景超是頭一個站在 方凳上讓大家爭睹的對象。後來，又有人喊道："叫黑社頭子王景超的老婆和鳳鳴坐到前邊來。"我本來坐在不引人注意的中間靠後的位置上，這時便隻能在眾目睽睽之下， 站起來走到前邊。參加這次大會的還有省上的王秉祥。1951年慶陽土改時，王秉祥是慶陽地 委書記，景超作為報社挑選派去的記者，寫了幾篇好通訊，如《二十串麻錢》等，當年， 王秉祥對景超也是熟悉的。現在，景超作為甘肅日報社的頭號大右派站在方凳上讓會場所有 的人觀瞻，此時的王秉祥對景超這樣的大右派也許始料不及，但參加大會將他批倒批臭，似是理所當然。我心裏仍替景超難過，他怎麽就走到了這一步?
開完大會，回到家裏，我仍有些忿忿不平，說："他們為什麽要讓你們站到凳子上?看一下 你們的嘴臉，就能把批判引向深入?"然而，景超竟還寬解地說："群眾運動嘛，這有啥?"
《甘肅日報》8月9日在一版頭條報道了此次會議。
兩天後，省市新聞出版係統批判右派分子大會繼續舉行。《甘肅日報》仍在一版報道，消息 指出："以王景超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陰謀，在今天的會議上進一步暴露出來了。在確鑿的證 據麵前，這個'黑社'的頭領王景超不得不承認這個集團的存在……但是，王景超卻仍然 抗拒交代這個反黨集團的具體活動。王景超這種無恥抵賴，頑固蠻橫的態度，引起全體同誌 的極大憤慨。"
此後，對"黑社"的追剿圍攻，便又上了個新台階。
景超在參加革命前，生活很苦。他生於1924年，1937年盧溝橋"七七"事變發生時，日本侵 略者的炮火，將他逼出了老家河北省無極縣蘇村，18歲的大哥景衡帶著13歲的他為躲避戰火 ，流落到四川等地。大哥後來參加了抗擊日本鬼子的商震部隊打日本鬼子去了，13歲的他生 活無著，經老鄉介紹，在傷兵醫院當了看護兵，生活在社會的底層。傷兵醫院吃不飽飯， 小看護兵們為搶幾口飯，常在飯簍子旁打架。後來，他從傷兵醫院逃跑出來，在國民黨為淪陷區學生辦的國立中學從初中到高中先後上了三四年學。學校說是管夥食，肚子仍吃不飽。 西安解放前兩三年，經過刻苦學習，他考入西北大學。此時解放戰爭形勢發展很快，他認定 隻有中國共產黨才能救中國。
西安解放，他很快報名參加甘肅工作團新聞大隊，隨軍西進。
敵軍倉皇西逃，沿路燒殺淫掠。景超他們走過的地方，處處滿目瘡痍，十室九空，爐灶被 搗毀，炊具被砸爛。在一個鎮口，一個老漢捂著剛被解放軍包紮好的傷口，哭訴說："馬家軍(指馬步芳的軍隊)把我全家殺光了，我活著有啥用?大軍同誌!請你們為我報仇哇!"這血淚的控訴，在景超和工作團全體同誌的內心燃起了熊熊烈焰般的階級仇恨，隊伍裏響起了《 解放大西北》的嘹亮歌聲。
在西進途中，景超熱血沸騰，感到渾身有使不完的勁。行軍駐紮到了張家川回民聚居地區， 領導上向大家講了黨的民族政策，告訴大家，回民喝水有講究，我們喝河裏的水，要到下 遊去取水，不能飲用村子附近河裏的水。此時，經過一天的行軍，人人都累得動不了了，景超拿起一個臉盆，獨自跑到河水下遊，舀起一臉盆(行軍中無其他盛水的用具)水，端到屋內 ，供大家飲用。有一位同誌不慎把手碰破，血流不止，圍著幾個人，都不知該咋辦，景超看 到，不多說話，把一條幹淨手帕拿給他，讓他包紮，自己又去趕前麵的隊伍去了。
西進的路上，領導上還組織大家學習革命理論，一次學了毛澤東《對晉綏日報編輯人員的談話》，讓大家討論。景超對該文後麵的一段話感觸很深，認為隻有偉大領袖毛主席才能作出 如此英明的論斷。這段話是："我們必須堅持真理，而真理必須旗幟鮮明。我們共產黨人從 來認為隱瞞自己的觀點是可恥的。我們黨所辦的報紙，我們黨所進行的一切宣傳工作，都應 當是生動的，鮮明的，尖銳的，毫不吞吞吐吐。這是我們革命無產階級應有的戰鬥風格。" 他談鋒很利地說了說自己的深刻體會，當時就有點語驚四座。毛主席的這一段話也成為他處 世做人的原則。
行軍到蘭州城外的東崗坡時，同行的徐列出了件危險事。當時，大隊人馬沿著盤山道順利前 進，有些年輕人乘著一股猛勁，從陡峭的山崖上往上爬，速度很快，徐列也從山崖上往上爬 ，走了一段路，卻怎麽也動不了了。稍有不慎，就會掉下懸崖。此時，左近前後都沒有人， 徐列正在緊張萬分之時，已上了山崖的景超一回頭看見了徐列，就慢慢退回，要拉徐列一把 。山路很陡，走上去後，很難再走下來。最後，是徐列把背著的一杆"三八"式長槍遞上去 ，景超拉住長槍，用力一拽，才使徐列脫離險境。50年過去了，徐列還記著當年那危險的一 幕。
到"8·26"蘭州解放，他隨工作團進了蘭州城。9月1日，《甘肅日報》創刊。他參與了《 甘肅日報》的創辦工作。在編輯部，他才華出眾，寫出了大量高質量的新聞和通訊，受到從 總編輯到普通工作人員的矚目。
曾幾何時，他又成為"黑社"頭子，成為對黨抱有刻骨仇恨、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右派，受 到全報社以至省市新聞係統多日來的猛烈批鬥，還要他站在方凳上讓大家觀瞻。天啊!這瞬 息變化的世道，讓我怎麽能接受呢，景超他自己又怎能接受呢?? 過了幾天，我下班後回到家裏--當時的上班就是準時到辦公室挨鬥或寫檢查交代罪行，看 見景超躺在床上，屋裏一股濃烈的六六粉味。六六粉是數月前要來消滅臭蟲的，此時，六六 粉紙包已從床下取出打開了，我哭叫道："你是不是吃了六六粉?是不是吃了?"他臉色煞白 ，心情沉重，看到我著急哭叫的樣子，悲愴地說："我剛才想吃下它，還沒有吃……"他 有點上氣不接下氣，說得很吃力。多日來毫不停頓的狠批猛鬥，他活著的勇氣也已消蝕殆盡 ，剛強的他終於也想去死，用死來了結一切……我伏在他的胸前哽咽不已，此時此刻，我 真害怕失去他。這個世界上難道還有比我們更苦的人嗎?我們想要活下去真也太難太難! 他冰涼的眼淚流到了我的頭發上，這是他第一次在我麵前流淚，也是生平在我麵前唯一的一 次流淚。他告訴我，下午的鬥爭會上，要他交代"黑社"的黑綱領，"黑社"本來就是莫 須有的事，哪有什麽黑綱領，他無法編造，交代不出來，就罵他"耍死狗"、"放屁"。他 沉重地喘著氣說："這日子可怎麽熬下去!"在絕望中，我抽噎著哭成了一團。這天晚上， 我們沒吃晚飯，連燈都沒開。在絕望的哭泣中，我們覺得彼此都無法離開，也感受到了大難 之中相依為命的甜蜜，一種未曾經驗過的甜蜜。
反右鬥爭將我們雙雙打倒在地，這真是我們來到人世間遭受的最冤屈最折磨人也最難以承受 的苦難，我們的靈魂被撕扯得流血不止，血跡斑斑，而兩個受難的靈魂融合在了一起，又成 為一種強大的凝聚力，我們的情更深，愛更堅。用血和淚澆灌的愛情之花芳香美麗，它 開放在我們被痛苦屈辱碾壓過的心田，又使我們勇敢地共同肩起了苦難。
在這裏，我要對同我一起去北京，一同參觀農業展覽館，一同遊覽北京的名勝景點，並陪我 尋訪同學的那個人--楊允文，寫上一筆。我萬萬沒有想到，反右派鬥爭中，這個口口聲聲 稱我為"好友妻子"的人，在關鍵時刻反戈一擊竟決定了我的政治命運。
楊允文原是蘭州大學物理係學生，地下黨員，他也是在慶陽參加土改時認識了景超，以後回 蘭州後進一步熟悉並逐漸成了密友的。解放後，楊允文在慶陽認識景超時，就在省委農村工作部工作，在一個處裏當幹事。1957年仍在省委農村工作部，此人自恃才高，對工農幹部出身的部長李培福，說過一些年邁能力差，勝任不了工作之類的壞話(具體內容已忘記)，對幾個處長，幹脆罵他們是"一狼二狗三狐狸"。景超在他麵前，也說一些在本單位不能說的心裏話，比如，對摯友王思曾在肅反時定為壞分子，就認為是冤案，又感到無能為力。景超還 提到報社的流螢、曹克己都是黨員，和王思曾都極熟，他們作為黨員都束手無策，沒有想出什麽辦法，他這個非黨員又能怎樣?當時，正是滿城爭說《十五貫》的時候，人們對破了冤案的清官況鍾非常佩服，楊允文當即激昂地說："況鍾也不是共產黨員!"鼓動景超在王思曾的問題上應有所作為。說他是我們家的密友好友也不為過。楊允文是甘肅武山縣人，他老婆也是武山縣人，是在初中畢業後參加工作不久的幹部。
我們從北京回來後再沒見過麵，反右鬥爭中，景超和我先後陷入困境，他也受到批判。省委農村工作部來函要我們寫材料揭發他，我和景超從內心裏都不願他也成為右派，寫材料時隻避重就輕地應付了一下。此後，報社的反右鬥爭仍如火如荼地緊張進行，我們因同他不在一個單位，不知道他的任何消息，對他的命運不無擔憂。我們不僅認為自己不是右派，也認為 他不是右派，對他的處境也很同情。
到了9月，批判鬥爭我們的日子似乎已近尾聲，一個星期日，我忽然想起，楊允文的父親就住在小溝頭，我的外祖父家離他家很近，此時已近中秋節，我們已有多日沒去外祖父家了， 不妨在去外祖父家時，抽空去楊允文父親家問問他的情況。這天下午，我們到了外祖父家，外祖父已知道我們雙雙定了右派，對我們挨批鬥很難過，我們隻能說一些寬解的話安慰老人 。在我和外祖父說話中間，景超抽空去了一趟楊家。吃完晚飯，從外祖父家走出，我就問他去楊家，同楊父談話的情況。景超說： "他父親說，楊允文對報社黑社的問題交代不下去， 很為難!"我激動地說："黑社沒有他，報社也沒有說他是黑社裏的人，他們那裏怎麽讓他 交代同黑社的關係!"情急之下，我和景超再返楊家，寫了個條子，告訴他黑社根本沒有他 ，以及還應小心注意的幾件事。條子很小，不到巴掌大，他寫了幾句，我也寫了幾句。
誰料想，景超一人去楊允文家，楊父就立即去向楊允文告知，而楊允文第二天(星期一)上午 就讓老婆向組織上作了匯報。省委農村工作部聽了匯報，立即用電話通知報社，當即把景超叫去訓斥一頓。中午我回到家，景超神色慌亂地說："壞了，壞了，我們寫的條子，他父親一定會送到楊允文那裏，再轉回到報社來。"到下午，一切都清楚了，我們寫的條子果然被送回報社，我們既寫檢查，又對楊允文重新寫了揭發材料，楊允文罵幾個處長"一狼二狗三 狐狸"，我隻是在這次的揭發材料裏才初次寫出。我現在也不是埋怨他，他當時這樣做，也是事出無奈。
如果事情隻是到這一步也就罷了。後來，我們的"罪行"總算交代完了，楊允文最後也未能劃入黑社。報社的男右派們被派到小西湖的二廠(現新華印刷廠)勞動去了，吃住都在二廠。報社怕景超走後 ，我單獨在家想不開，會出事，讓李玉清、白素珍陪我住了幾夜。李玉清告訴我，領導上原來並不準備給我戴右派分子的帽子，就因為給楊允文寫條子訂攻守同盟，這才把右派分子的帽子戴定了，因為省上有規定，凡同右派分子訂攻守同盟者，一律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後來 ，人事科的馮文彬去銀川找王思曾調查我們為其翻案的問題，也告訴王思曾，原來並不準備 給我戴右派分子的帽子，就因為跟楊允文訂攻守同盟，才按規定給我戴了右派分子的帽子。看來，這已是確鑿無疑的事實。
這個我一直把他當好友對待，同情他，希望他在反右鬥爭中不要吃太大的苦，甚至在內心深 處祝禱他能夠不當右派，不惜一切冒著風險給他寫條子的人，卻在他反戈一擊之下，徹底扭 轉了我的人生軌跡。雖經過批鬥，原來可以不戴右派分子帽子的我，立即批準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而且落了個態度極其惡劣，加重處分的結果。
當我從李玉清的口中得知這一變故時，心中的悔恨使我非常痛苦。但，一切都已無可改變了 。
我從7月下旬開始挨鬥以來，一直被當作貨真價實的右派分子對待，要求我"低頭認罪、繳械投降"!而且火力越來越猛烈。到交代罪行告一段落，批鬥會也暫停止以後，沒有任何人找我談話，告訴我，可以對我不以右派分子論處。如果有誰向我透露一絲口風，寬解我沉重的精神和思想壓力，我將會徐緩地吐出積壓胸口多日的悶氣，感謝黨，感謝組織上對我重新給予了信任。沒有誰對我說這句話。我以右派分子之身委屈不已，便又做出了同情另一個右 派分子的蠢事。
195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的通知，其中提到："凡是界乎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之間的疑似分子，在尚未查出足以確定為右派分子的充分材料之前 ，一概不劃為右派分子，並且不用鬥爭右派分子的方法來對待他們。"（引自 《1957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第507頁。）此通知來得太晚 ，當報社反右鬥爭一轟而起，領導經過批鬥查實，已考慮到可以對我不以右派分子來論處的時候，我已受盡委屈，卻無人告訴我，你不是右派。類似情況，在報社已有先例，文化部的黃權輿在寫小說，景超從慶陽參加土改報道回來後，萌發了寫長篇小說搞創作的打算。在刻苦寫作的過程中，他們之間有了共同語言，有時便一起交談搞創作的甘苦。當景超被當作黑社頭子進行批鬥後，黃權輿也被株連進行批鬥，批鬥了幾次沒查出什麽。每批鬥一次，黃權輿的癲癇病就犯一次，以後對黃權輿的批鬥便不了了之，結束了。或許，因為我是黑社頭子王景超的妻子，誰也不願意吐口說我就不是右派分子，而我不是右派分子，可能還意味著景超的罪行會減輕幾分。
痛定思痛。如果當初對我不以右派分子論處，還我以自由之身，僅僅是景超一人赴酒泉夾邊 溝勞動教養，我可以去夾邊溝看他，從而了解到他艱難的處境。如果不降級，當時我有102 元的工資收入，我能夠從經濟上大力支援他，想方設法讓他吃飽肚子，最後讓他平安歸來。
楊允文反戈一擊造成的後果是血淋淋的，使我們家破人亡!
在這最後相聚的時刻裏，別情依依，我們相依相靠心心相印，安恬地憩息在一起。我們幾乎 是一直沉默著，什麽也不再去想，什麽也不必說了，該想的我們都已仔細認真地反複想過了 ，要說的千言萬語、萬語千言也都已在我們的小屋裏傾訴過了。在列車前進的隆隆聲中，車 廂裏別的旅客在談笑，打撲克，隨意走動，一切正常。我們的那幾位夥伴背負著沉重的冤屈 和家人離別，心裏也十分淒涼，各人都有自己的心事，和我們也不多話。我們對這一切全都 視而不見，整個車廂裏仿佛隻有我們倆，這個世界仿佛隻為我們倆才存在。
直到離別前，我們根本沒有設想過未來還會有怎樣的厄運在等待著我們，而且理所當然地認 為我們遭受到的已經是滅頂之災，今後隻消經受艱苦勞動的磨煉，自己跌倒自己爬，不論經 曆怎樣的苦難，我們總會吸取教訓，重新開拓自己的人生之路。在細細地咀嚼了被打倒在地 的痛苦以後，我們都有了很大的改變：一向高傲倔強的他，沉穩老練了許多；在別人眼裏柔弱不禁的我，變得十分堅強了。我們仍相信中國共產黨對右派分子"給出路"的政策。為了 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從困境中走出，重新回到黨和人民的懷抱，我們天真地認為，隻要具 有百折不撓的毅力，靠自己非同尋常的努力，就能夠達到目的。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又是樂觀 的。他還重新堅定信心，繼續做起了他的作家夢，他用筆勤奮地編織了多年的夢……我卻想 著，三兩年摘掉了右派帽子，這恥辱的印記被抹去後，我們應有一個農民的獨家小院，簡樸 的小屋是潔淨的，窗欞上糊著白紙，還貼著巧手的鄰居為我剪的大紅窗花，我們過著"日出 而作、日入而息"的自在日子，自由的靈魂不再受到捆綁，更不再被撕扯抽打……當然，這 一切也是為了他繼續寫作。我將會盡心竭力做一個好妻子。孩子們會背著小書包到村裏的小 學讀書，我也會是一個好媽媽。此刻，我隻渴望做一個稱職的賢妻良母，因為這偌大的世界 隻有景超和孩子們才需要我。我編織的其實也隻是個虛妄的夢，一個隻屬於我自己的夢幻。 我們在虛幻的夢境裏遊來蕩去，沉湎於自己編織的夢境，隻是由於我們已一無所有。我們原該從夢境裏驚醒的，沉湎於迷夢終於使我們鑄成大錯。
酒泉站到了，離別的時刻終於來臨。原來默默的那幾位夥伴熱情地行動起來，他們麻利地把景超的箱子、行李、裝著臉盆的網兜等什物連搬帶提地送到車下，和景超一一握手，鄭重道別。他們比起我們倆又幸運多了，他們隻是自己一人當了右派，每人都有一個溫暖的家，全 家人對遭了厄運的親人都格外關心，全家人也隻牽掛著他一人。此時，他們不免也為雙雙落 難的我們難過，內心很同情我們倆。但大家都還挺天真，誰也沒有想到，同行的夥伴後來有 一半人先後匆匆告別了人世，未竟天年。我和我的夥伴們當時都頭腦簡單，愚不可及，都沒 有想到作為打倒在地的階級敵人，每人的頭頂上都有一把用頭發絲懸掛著的達摩克利斯利劍 ，略有風吹草動，頭發絲便會斷裂，利劍便會從頭頂上方落下。
我和景超最後一個握了手，止不住地黯然神傷……畢竟，頭上的右派分子帽子已使我們無法掌握自己的命運，失去了行動的自由。今日一別，天各一方。我們麵前已無坦途，我們各自隻能掙紮著踽踽獨行於懸崖、戈壁、叢莽之間，知冷知熱相依相伴的人從此不得相見，兩個在大災大難中融合在一起的靈魂又生生被撕扯得鮮血淋漓，各自東西。這苦難的曆程何時 才是盡頭?
列車又前進了，我從窗口看到他蒼白著臉，孤獨地站在站台上，隻是癡癡地望著我為我送行 ，沒有揮手，也沒有微笑，我的心不禁顫抖了。
列車快到酒泉時，景超曾冒出一個念頭，想送我們到安西的農場，再返回酒泉去夾邊溝。他 是想了解一下我們要去的農場的情況，也想再送我一程。以我們的右派身份，前麵的路途必 定險象叢生，坎坷難行，讓柔弱的妻子孤身前往，他難以放心，更舍不得讓我去經受那難以 逆料的磨難。送我們的人事幹部蒲廷珍沒有同意。
登上西行的列車前，我們心情最沉重的是將兩個幼小的兒子拋在了蘭州。我們的大兒子伐夏6歲多，小兒子小夏不足4歲，他們都應依傍在父母的身邊，享受無盡的天倫之樂，快樂健康 地成長。而今，我們被迫遠離他們而去，他們見不到父母的麵，得不到父母對他們的照料， 遠遠地離開了父母愛心的滋潤。當別的孩子們喊著"爸爸"、"媽媽"，用小手臂勾住了爸爸媽媽的脖頸的時候，他們隻能寂寞地走開，用小手掌抹去順著臉頰流下的眼淚……他們 童稚的心靈將會承受不應由他們承受的重負，他們還會缺吃少穿，前麵的路上將有著怎樣的 艱辛在等待著幼小的他們嗬!每想及這些，我們都難以自持。兩三個月以前，我們自知厄運已定，為了準備去河西的行裝需要一筆錢，就狠心地停了小夏的牛奶，當時，我直覺得這是抽去了他那胖乎乎的小臉上的紅潤。我們挨鬥後，伐夏正在上西北新村幼兒園，為了不讓他 得知我們挨鬥當了右派分子的情形，讓他住在媽媽家就近上了女師附小幼兒園。小夏仍全托在報社托兒所，阿姨們怕刺傷孩子，也並不告訴他爸爸媽媽當了右派分子，每個星期六仍由我接他回家。
隨著批判鬥爭水平的不斷升級，我們的宿舍門框上麵貼了"蛇窟"的橫額，兩條伸出了長舌 的毒 蛇彎曲著纏繞在"蛇窟"二字的四周，門上是我們倆猖狂向黨進攻的漫畫，凶相畢露，十分 醜惡。當時我梳的小辮，小辮是窩在耳後用發帶紮起來的，美術編輯們發揮了可愛的創造力 ，發帶畫得又寬又大梳在耳後，上麵零亂地畫了很多像是花朵的"右"字，襯衣上也全 是"右"字，不倫不類，恰足以顯示我的"妖魔鬼怪"身份。門兩邊還貼有火藥味很足的對 聯。貼這些漫畫、對聯的時候，我們已經滅燈上了床，聽到紙張響動的沙沙聲，便立即明白 了是怎麽回事。美術編輯們深夜的革命行動可嘉之至。然而我們不能有任何表示，隻能在沉 默中吞咽難堪的淩辱與難言的痛楚。此後，我們開宿舍門時動作迅速，並立即閃身入內。無 論怎樣，我們總想和毒蛇拉開距離，即使暫時地將它們關到門外，視而不見，也是一種逃避 。星期六下午，我從托兒所接小夏回來，正不知該向他怎樣解釋門上貼就了的這些無法向他 說明的醜惡畫麵時，隻見他好奇地端詳了一陣，竟高高興興地得出自己的結論："小白兔， 小白免!"蹦蹦跳跳笑著進了屋。3歲的他用自己的智慧解決了我的難題，卻也多麽令人心 酸。我蹲在床前親著他的臉蛋，不知該說什麽好。
1958年4月初，我們的處分宣布以後，為了孩子，景超曾向領導請求把我留在蘭州勞動。這 在有的單位是可以準許的，按照中央的有關政策規定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報社的領導們經 研究後未同意。他們硬是強迫我們全家骨肉分離，4口人隔絕在3個地方，相距1000公裏之 外 ，使倆幼小的孩子失去父母的照料，這般的鐵石心腸，這種對具有公民權的右派分子的過激 做法，符合報社主持工作的幾個副總編輯的心態。他們出於對自身情況的各種考慮，唯恐對 右派分子的處理右了寬了，個別人還有著說不出口的理由，不許我留在蘭州。這樣，苦了的 是我們無辜的孩子，他們應享有的父母之愛全被剝奪了，而且他們的爸爸已被開除沒有了收 入，我的工資降了5級之後每月隻有58.24元，養活他們該有多艱難啊!孩子啊，孩子，你 們受苦完全是由於我們的過錯，在你們麵前，我們是真正的罪人，我們罪不可恕。你們童稚 的心靈受到的創傷，一生裏也難以愈合，你們嬌嫩的身體怎經得起風霜雨雪的摧打?小夏夏 ，你的小臉蛋還會紅潤起來嗎?你如再看到那醜惡奇怪的漫畫時，還會蹦著跳著快樂地呼叫 "小白兔"嗎?伐夏，你因為幾個月沒回自己的家曾鬧個不休，如今爸爸媽媽將長久地和你 們離別，你會哭叫著要回自己的家的吧，但是，我們哪還有自己的家?
最後，兩個孩子都隻得留給了我的父母。我的父親是個有曆史問題，沒有工作的人。我的母親是個小學教員，患腸結核、胃下垂在家臥病已兩三年，3個妹妹正上中學和小學。原來，我們一直用自己的工資貼補家用，現在，誰養活誰，誰照顧誰呢?重病的媽媽被剝奪了養病的權利，兩個待撫養的小外孫硬是推到了她的身邊。
報社宣布對右派分子的處理決定時，我們每個人都奉命表態，景超發言時還說："我今後一 定要為祖國社會主義建設添磚加瓦，盡自己應盡的一份力量，爭取做一個好公民。"這些話 確也表達了他內心的願望。當時我們無論怎樣"挖空心思"地設想，也無法把我們自己同全國人民的共同利益割裂開來，同祖國的前途分開來。我們被強製戴上的"桂冠"雖不妙，按照毛澤東的指令不予剝奪右派分子的公民權，對我們也多少是個安慰，不僅景超，我們每個人都尊重珍愛對我們每個人來說唯一可稱之為"榮譽"的身份，決心當一個好公民。但是這 些被允許做公民，自己還在爭取當一個好公民的人，他們作為一個人的夫妻情、親子愛都被殘酷地踐踏，原來贍養老母的我，倒讓重病的媽媽來撫養自己幼小的孩子，一切都來了個顛倒顛。報社領導既做了這樣的決定，我們隻能橫下心來接受，咬著牙忍受。話說回來 ，我可憐的媽媽，幼小的孩子都是人民，而不是如我們一樣的階級敵人，他們今後的生活裏 會出現怎樣的陰霾風暴，會經曆怎樣的艱難困苦，和我們會不一樣些，所以，登上西行的列車以後，對他們我也就不再去多想了。受難的靈魂在不堪重負的時候，也會自動調節排解，來略略 平衡一下自己的。
現在，他獨自一人留在了酒泉，留在了他將要接受改造勞動教養的地方，留在了他將受苦受 難的地方。他將永遠地留在那裏了。他沒有揮手，沒有向我微笑一下，不是因為他對自己的險惡處境擔憂發愁，不是的，他自認為身強力壯，性格堅強。自從"七七"事變後隨大哥逃 難出來，顛沛流離，他什麽苦都吃過。過去我的家境不算好，但從小肚子總是吃得飽飽的， 而他曾多年掙紮於饑餓的困境。所以，他對於自己將要迎接的一切毫不畏懼。他無言地向我告 別，心裏正是對我有著萬千的擔憂牽掛，畢竟，我太嬌弱，體重不到45公斤。我從小在父母身邊長大，17歲參加工作後，我們曾共享革命大家庭的溫暖，以後做了年輕的媽媽，仍然 是"少年不知愁滋味"。我去的安西條件極為艱苦，當時我們已得知那裏號稱"世界風庫" 。讓嬌弱的妻子隻身經受暴風酷寒的襲擊，在苦重的勞動中呻吟掙紮，遭受各種奚落侮辱- -對我們來說，動輒的批判鬥爭是難免的，不許有怨言，不能向任何人訴說，這種種的苦況 ，他嬌弱的妻子能經受得住嗎?他還能再見到他親愛的妻子嗎?他一定是想到了這一切，當時 他最害怕的就是再見不到親愛的妻子，這個念頭一冒出來，就嚇得他臉色蒼白，呆在了那裏 。此刻，妻子在他心中就是太陽，就是上帝，就是他自己的生命。男子漢的他如若一旦失去 對妻子的皈依，就會墜入黑暗的深淵失去一切。妻子已離他而去，他卻無法伴隨妻子，無法 送我一程。他的公民意識告訴他，他有權送妻子一程，但他已一貧如洗，火車票不會白送 給他。萬般苦痛啃噬著他重創的心，這一切又全都明白無誤地寫在他那憂傷的臉上，顯現在 他呆立的姿態上。他仿佛有些站立不穩，他的身影已模糊……似電擊了一般，我迅即也感 覺到離別對於我們真是苦不堪言的磨難。命運為什麽如此不公，我們難道還苦得不夠嗎?他 是何等樣的男子漢，為什麽要遭此厄運?為什麽?為什麽?為什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