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記者 鍾源
2024-11-09 08:44
來源：澎湃新聞
2004年11月9日，作家張純如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她才華橫溢，因《南京浩劫：二戰中被遺忘的大屠殺》一書聲名鵲起，以“一個人的力量”極大地推動了全世界對南京大屠殺的認知，卻在36歲時受困於抑鬱症而選擇輕生，令人扼腕。
斯人遠去二十載，澎湃新聞·私家曆史約請張純如的舊友、母親，撰寫文章、口述曆史，紀念她離世20周年。
張純如，這位無法忘卻曆史的女子，不應被曆史忘卻。
一
我的父親張鐵君1899年出生在貴州貴陽。祖父是清末駐紮在雲南、貴州的武官，當時那裏是相當野蠻的地方。由於他是漢人，所以並不受朝廷信任。那個時候已經“鬧革命”了，祖父被人誣陷說參加“革命”，被召回北京。從貴陽到北京，他走了好幾個月，到北京不久後就吐血而死，那年我父親八歲。
父親上麵有個大哥，然後是二姐，他還有個妹妹。祖父的第一任太太沒有孩子，他們叫她嫡母。那個年代如果沒有後代是可以再娶的，祖父的第二任太太也沒有生孩子，而且死得很早。第三任太太生下了這四個孩子，我父親是其中之一。祖父死在北京後，我父親的親生母親去貴州一個叫貞豐的地方想把一些屬於祖父的地要回來，結果地沒有要到，人反而被害了，死在了那裏。那年我父親九歲，他的親生父母就都去世了。我父親經常對我們說：他八歲喪父，九歲喪母，成了孤兒。
但是他的嫡母還在。祖父是個小官，還有一些財產，主要靠典當東西過日子，先把原來的大房子賣掉換成小房子，又把一間房間租出去，結果租房的人比他們還窮，所以也收不到租，慢慢的一餐不夠一餐，經常餓肚子。父親十幾歲的時候，他的妹妹得了肺病去世了。他大哥已經出去參加孫中山的革命了，二姐是女人，那時不能出門，隻有他陪著嫡母去當鋪變賣家中一些東西過日子。日子過得相當淒涼。
父親從小就勤奮好學，上學的時候因為沒錢買書，隻能用人家寫過字的紙的背麵去抄借來的書，他說因為要抄書，反而他書讀得比別人好。那時的貴州，他周圍很多人都在抽鴉片，父親很早就意識到毒品是危險的——他就在這種又窮困又惡劣的環境下自學出來的。
後來革命成功了，大哥打仗回來，結了婚。但是他作為一個士兵的收入很微薄，沒有辦法養活一大家人。於是嫡母就和父親去投奔雲南昆明的一個親戚，這個親戚家境稍微好些。父親在親戚的幫助下，在昆明上了中學。父親非常聰明，記憶力也好，很會作詩作詞。
高中畢業後，父親去了雲南蒙自做事。他跟一個給報社寫文章的記者相熟，也經常投稿，對報紙很感興趣，看到很多上海來的消息。當時蒙自外界的消息比貴陽來得還要快，據說上海的報紙可以走海運通過越南的河內運達蒙自，去貴陽反而不方便。父親突然發現世界這麽大，他的詩作還投稿到上海的報紙上發表過。
後來父親又從蒙自回到貴陽，把他的嫡母安頓好，跟一個同伴一起從貴陽出發，去東部大城市找機會發展。他們是步行，有的地方要坐滑竿（轎子），碰見水就坐船。當時貴州有很多土匪，他們一群人一起走，前麵的人說有土匪了，後麵的人趕快把鋪蓋卷藏到一個地方，等土匪走後再把東西找回來。每到一個地方，他就跟同伴懷古，作詩作詞，他讀的書太多了，曆朝曆代在哪一個地方出了哪些文人武將，他都知道。每到一個地方，他不僅懷古作詩填詞，還觀察民間生活動態。
就這樣走了幾個月，他們到了武漢。舉目無親，父親在武漢什麽事情都做過。他唯一的本事是會寫字，於是坐在茶館裏，看誰有冤枉，想上訴的，他就幫人家寫狀子。他還做過指揮交通的警察。父親對底層的勞動階級特別同情，也特別了解，他很早就看到了上層階級對勞動者的壓迫，一生都為這種不公平而打抱不平。有一天他經過一個教堂，閑著沒事就進去聽聽。牧師說人人都有罪，父親問了他很多問題，牧師回答不上來，他請父親再來教堂辯論，又跟父親辯論了很久，牧師還是辯不過我父親——我父親辯才很厲害的。後來，雖然父親不信上帝，他們還是把他吸收進來，給了他一份工作，讓他在基督教路德會的小學和中學教書，教文科。
父親一麵教書，一麵拚命讀書，讀遍了各種主義學說，對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無政府主義”非常向往推崇。但接觸到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後，感到這是能救中國的主義，於是就追隨中山先生，一生都是他的信徒。父親還在武漢認識了很多朋友，比如陳立夫、張道藩、粱寒操，他在1926年加入了國民黨。（我父親在60多歲時寫了自傳《蘧然夢覺錄》。他一生多彩多姿，如果想知道更多他的生平，可以看看他的自傳。他的自傳在生前就捐給了美國各大學圖書館，如哥倫比亞大學、普林斯頓大學等，還有美國國會圖書館。）
1975年，張純如一家四口與她的外公外婆合影
二
後來父親去了上海教書，認識了我的母親。父親那時35歲，母親才20歲，還是個學生。結婚後，母親到日本去讀書，父親跟著一起去，到日本不久，感到中日戰爭要爆發了，又趕快回來。
我的大姐出生於1936年，哥哥出生於1938年，我出生於1940年，都相差兩歲。1937年盧溝橋事變的時候，我父親在南京。戰事不利，11月他接到通知要撤退。當時我外公去世了，母親領著一歲多的姐姐回老家辦喪事，順便把外婆和舅舅接上一起逃難。她正身懷六甲，懷著我的哥哥，挺著大肚子。父親請人帶信息到宜興官林鎮，叫母親坐船由水路到蕪湖和他會合。那個時候兵荒馬亂，父親等在蕪湖碼頭，本來要坐的單位船快要開走了，他又等了三四天，對著每艘靠岸的船喊母親的名字：“以白！以白！”奇跡出現了，母親從一艘小船裏伸出頭來喊：“我在這裏！”
一大堆難民都擠在碼頭要逃難，根本沒有船可以容納這麽多的難民。後來，來了一艘船，父親一直哀求，人家勉強答應，但是隻能人上船，行李不能上船，因為船已經嚴重超載。結果父親所有的詩文、書籍、跟母親在日本拍的照片全都丟在碼頭上了，隻留下姐姐需要的東西。當時隻管逃命，其他哪管得了那麽多。
一家人先逃到武漢，又從武漢逃到衡山。我的哥哥就是在衡山出生的，生完孩子母親來不及坐月子，兩個星期後就繼續逃難了，經桂林、柳州，然後到達貴陽。都是一段一段的火車、汽車，每段都要轉車，路途非常辛苦。在貴陽待了一年，父親被召集到重慶，這樣一家人就來到了重慶。
1940年，母親生我之前兩周，父親把她送到當地最好的重慶寬仁醫院待產。寬仁醫院一邊靠山，一邊靠嘉陵江，父親認為日本人不會來轟炸醫院。結果沒想到，父親眼睜睜看著幾十架飛機過來轟炸了江對岸的醫院，醫院著了火，他想母親一定沒命了。警報沒解除，他就趕緊渡江跑到醫院，發現醫院大門被炸爛了，但所有的病人都被及時抬到防空洞裏了，母親安然無恙。
父親嚇壞了，把母親轉移到長江南岸偏僻的鄉下——海棠溪東邊山區一個叫青溝灣的地方，這裏沒有電燈，黑漆漆的，這樣日本人不會來轟炸。生我的那晚，父親走了12華裏到黃桷椏請接生婆，雇滑竿把她抬回家裏接生。生產的時候，沒有電燈，要用燈蕊菜油點的燈，父親說他點了好多燈，所以很亮。我一出生就哇哇地哭，眼睛很大，淚水盈盈，父親就給我取名“盈盈”，是很滿的意思。
我三歲就有記憶了。那時我們搬到重慶郊區覃家崗，住在一個農莊，周圍都是田地，隻有一條路出去。房子依山坡，附近有蛇，每年都要打死好多蛇。沒有自來水，要去山坡下挑井水，倒進大水缸裏，還要放明礬消毒才能用。生活很辛苦。
日本人對重慶實行所謂的“疲勞轟炸”，不讓我們休息。母親剛做好飯，轟炸機就來了，我們每個孩子都有一個小板凳，抱著自己的小板凳往防空洞裏跑。後來有經驗了，我們帶上幹糧，父親還把行軍床和桌子放在防空洞裏。我們進防空洞有吃有喝，還能躺一下睡一下，別人都好羨慕，說我們的爸媽為兒女想的周到。半夜跑警報很辛苦，父親把我們從被窩拖出來，穿上衣服就往外跑，很冷，防空洞裏又很濕，一進去好幾個小時不能出來。
父親在重慶城裏工作，我們住在覃家崗鄉下，父親每個周末回來看我們。每次回家父親會帶花生、糖果並在家裏開茶會，告訴我們外麵發生的事情，比如國民黨部裏發生了什麽事情，美國、英國有哪些消息。他會很直白地講自己的看法，我們也可以自由提問，問什麽都可以，非常民主。有時候別人看到了還以為我們小孩跟父母一天到晚吵來吵去的——我們就是在這樣一個很自由的家庭氛圍中長大。
日本投降的那天，父親還沒到家，我們就聽說了，到處都是鞭炮聲。父親回來了，大聲喊說勝利了，帶回一大堆報紙，上麵都寫著“日本無條件投降”。大家高興非凡，準備回都，也就是回南京。但是父親被社會部和文化部派到武漢接收日本人留下來的東西，父親先去，媽媽和我們於1946年坐飛機從重慶到了武漢。那是我第一次坐飛機，聲音大得不得了，每人發一個袋子，果然大家都在吐，我也吐。弟弟暈得一塌糊塗，下飛機的時候整個臉都白了，母親還以為他要死了，後來才慢慢恢複。
我在重慶上的幼稚園，到了武漢開始上小學。一年級讀完，情況就不太好了，內戰的苗頭已經有一些了。接著我父親又被調到南京，印象中南京的收音機裏一直在唱票，好像是李宗仁和孫科在競選。那段時間父親很焦慮，心裏很沉重，國民黨實力不濟，共產黨節節勝利。1948年，我在南京的秣陵路小學讀三年級，我們住的是父親工作單位的宿舍，是個好大的四方院子，有很多天井祠堂，我們就住在裏頭，冬天冷得要死，手上生凍瘡。期末考的時候，墨水都凝起來了，筆寫不出字來。
外婆和舅舅回了宜興老家，不跟我們在一起了。我們一家人又開始逃難了，躲避內戰。爸爸以為這次還像抗戰一樣，西南可以保住，就帶著我們跑到了貴陽。沒想到他想錯了，到了貴陽不久，國民黨被共產黨打得一直後退，我們馬上又跑去了廣州。1949年初我們到了廣州，在旅館裏住了三個月，然後4月4號到達台灣基隆。到了台灣又感到台灣不保，全家又跑到了香港。
在貴陽，爸爸在家的時候幫我補習，我考取了一個隻取兩名的好學校的插班，結果一天沒讀就走了。到了台灣我在國語實小插班，但因為失學太多，我語文、算術都跟不上，後來父親說要去香港我高興死了，因為可以不上學了。
我們在香港過得很糟糕。父親失業，沒人找他寫文章，而且香港都講粵語，我們一句廣東話都不會講，被欺負，他們非常排斥我們。我們住在一個小島上，叫鴨脷洲，島上都是漁民。我們住在三層樓，沒有水，要到樓下的街上接水，我每次排隊前麵全是插隊的，我永遠拿不到水。
我們在香港住了半年，朝鮮戰爭爆發了，美國派來了第七艦隊，台灣的局勢穩定下來了。父親被台灣《中華日報》邀請回台灣寫社論，我們全家才再次搬到台灣，真正安定了下來。我先在台北上福星小學五年級，然後全家搬到了新店，新店就是我最後的老家了，在這裏住到我出國。
三
我家住在新店的碧潭，是台北郊區的一個風景區。這裏有個很漂亮的小吊橋，是模仿舊金山的金門大橋造的，還有一個懸崖，對麵是文山，是產茶葉的地方。
我從新店國小畢業，本來考取了台北第二女子中學，它在台灣最大的飛機場——鬆山機場附近，父親怕鬆山機場會遭到轟炸，而且從新店到二女中又很遠，要轉兩次車，每天上學單程就要一個多鍾頭，所以不同意我去上學，於是我就去了當地的文山中學讀書。
文山中學學生不太讀書，又頑皮，但這個學校以遊泳和籃球聞名，上體育課時老師就帶我們到碧潭遊泳，叫你自己去遊，現在想想真的是很危險。我從小就喜歡讀書，所以沒有受太大影響，考試總是前幾名。初中畢業後，我考上了台北第一女子中學，是台灣最好的重點中學。當時大學太少了，考大學壓力很大，大家一天到晚都在讀書考試，兩天一小考三天一大考，那三年大家都埋頭讀書，不顧一切。北一女管得很嚴，一定要穿製服，頭發要剪到齊耳。我們還有軍訓課，打過靶，我的子彈都不知道飛到哪去了，因為我不會閉左眼瞄準。現在想起來真是好玩。
1958年我考進了台灣大學農業化學係。進台大後就很自由了，上不上課沒人管，想穿什麽隨你便，反正到時候能畢業就行。我是1962年畢業的，那時候是一陣風，大家都要出國，可能是因為台灣太小了，沒什麽出路，反正從比我們高幾屆的開始，一直到1980年代都是這樣。我哥哥出國了，我也出國了，然後弟弟妹妹姐姐都到美國來了。
我先生張紹進是江蘇漣水人，就是現在的淮安市。他的家庭背景跟我是非常像的，但他青年時期的經曆比我還要戲劇化。他的祖父是務農的，一定要讓兒子去讀書，他父親叫張迺藩，很爭氣，考上了北京大學。後因加入了國民黨，就轉學到南京去上中央大學，1930年從中央大學畢業。他跟陳立夫、陳果夫非常熟，跟我父親也認識。
1933年，張迺藩被任命為江蘇宿遷縣長。抗戰初期，國民政府想以上海這個國際都市作為抗日戰場，引起世界各國的注意，就把上海附近的年輕縣長都調過來，張迺藩被任命為太倉縣長。淞滬會戰時，他跟著國軍共進退，幫國軍挖戰壕、造工事。上海淪陷了，他幾乎被日本人抓到，非常曲折地跑到蘇州，跟著軍隊撤退，最後到了重慶，在蔣介石侍從室第三處做事，相當於陳果夫手下。
他們家一共四個男孩，二哥抗戰時期在重慶得腦膜炎去世了；大哥張紹遠和三哥張紹遷，都在台灣大學土木工程係畢業並來美深造，在美國成家立業，事業有成。大哥已經去世了。
紹進比我大三歲，他出生於1937年，對抗戰的記憶比我清楚。他說在他一二年級的時候，在重慶有一天他的老師講起南京大屠殺，從南京逃出來的人也講，報紙上也刊登了，當時說被屠殺的人數是35萬，而且講到了日本人如何在南京燒殺掠奪，慘絕人寰！
抗戰勝利後，他們一家去了南京。內戰開始後，他父親很晚才決定要離開，先跟他大哥去了台灣，留下了母親、三哥還有他三個人。他母親很聰明，用了計策，先到了香港，1951年才到台灣的。他到台灣的故事很曲折，無法在此一一敘述。
他到了台灣後也住在新店，就進了文山中學，跟我哥哥同班。他的數學非常好，老師在上麵講，他在下麵做自己的習題，一抬頭發現老師講錯了，就問那個老師這是怎麽回事，結果把老師“掛黑板”。我哥哥回家後說，張紹進今天把老師弄哭了，於是我就聽說了這個“怪人”。哥哥跟他成為好朋友後他常到我們家來玩，哥哥很欽佩他，不會的數學題、物理題都去問他。
他們考大學的那一年是幾個學校聯考，數學題特別難，很多人都考不上六十分，但他考了九十幾分，雖然他國文不行，但還是考上了甲組也就是數理化組的第一名，上了台灣大學。大家都很詫異，怎麽會冒出一個文山中學的狀元來。這是破天荒的事情，記者跑到他家訪問，報紙都刊登了，縣長還來給他頒獎，文山中學放鞭炮慶祝。
哥哥在我麵前講了很多關於他的事，他從來不跟女生講話，不敢跟女生接觸，如果不小心碰到了還要吹一吹，太好笑了。不過後來我們在大學見麵，他就“正常”了，敢跟女孩子講話了。我上了台大，他在新竹清華大學讀研究生，我們開始約會。那時候台灣很穩定，也很自由。好萊塢的電影影響力很大，奧黛麗·赫本的《羅馬假日》，一下子全台灣轟動，每個人的頭發都變成了赫本頭，衣服也都是電影裏的款式。那個時候的電影我們都去電影院看過。
紹進高我三屆，他在清華大學讀了兩年碩士，又服了兵役，所以1962年的時候，正好跟我一起申請去美國讀書。他申請到了哈佛大學物理係，我申請到了哈佛大學生物化學係，就這樣一起去了美國。
四
到美國兩年以後，1964年8月29號，我們結婚了，在哈佛大學的紀念教堂辦的婚禮，到今年已經是60年了。那時候我們很窮，也不知道提前一年就要預約教堂，人家結婚多半是在下午，那天教堂唯一有空位的時間是早上九點，於是我們就是早上九點辦的婚禮。參加者都抱怨太早了，起不來。婚禮很簡單，我哥哥在伯克利大學讀博士，他也是靠獎學金過活，他一路搭車過來，很辛苦，婚禮上他代表爸媽把我交給紹進，我的博士論文指導教授主持婚禮。
那個時候，我們倆每人每年隻有3000塊美金的獎學金，學費就要1500塊，隻剩下1500塊生活費，所以我們很節省。婚後我們住進哈佛大學結婚學生宿舍，租金很低，但宿舍是在劍橋校園，而我的課在波士頓市區的哈佛醫學院。為了我每天去實驗室方便，後來我們租了在波士頓離哈佛大學醫學院很近的一個小公寓，一直住到博士畢業。
畢業後，我去了普林斯頓大學生物係做博士後。紹進去了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這個研究院是獨立於普林斯頓大學的，愛因斯坦當年就在這裏做研究。這個機構沒有學生，隻有研究員，非常純粹的理論研究機構。紹進研究的是高能核子理論物理。
在普林斯頓待了沒幾個月，我就懷孕了。那時候我做有關slime mold（黏液菌）的試驗有一個重大突破，於是我拚命在產前把試驗結果做出來並且後來在《科學》雜誌上發表了。
1968年3月28號，純如出生了，生產過程很順利。但是我們兩個人沒有經驗，我就捧著育兒書看，緊張得不得了。我是研究科學的，純如每次隻吃一點點奶，我很著急，不知道她吃飽了沒有，就記錄奶瓶上的刻度，計算她每天到底吃了多少，周圍人都笑死我了。
她爸爸說，她不吃就表示不餓，不餓就不讓她吃，但是她一哭，我就忍不住趕快去喂，一天喂十幾次，每次她隻吃一點點，還一直哭，我心裏痛得不得了。後來她爸說我來管，他一天就把她治好了，不是每個小時都去喂了。當時鬧了很多笑話。
1969年，伊利諾伊大學厄巴納分校給了紹進一個助理教授的職位，那年夏天，我們就搬到了厄巴納，在那裏住了30多年。
純如小時候我沒覺得她有什麽特別，但是現在回想起來，她是有點與眾不同。純如非常敏感，人家推她一下、揪她一把，對於她來說都是天大的事情，她會回來跟我報告。
三歲的張純如
紹進第二次到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做研究的時候，那是1972年，純如四歲。在普林斯頓幼兒園，純如很害羞，見到陌生人不肯講話。老師特別好，發現她喜歡看書，就鼓勵她把讀到的故事講出來，後來她居然說自己也要寫書。家裏有很多電腦打印的廢紙，背麵好好的，我就拿來給她畫畫，她要寫故事，但是還不會寫字，我就讓她畫出來，然後讓她把故事講出來，我來幫她寫，她說什麽我寫什麽，然後把紙訂起來，就變成一本書了。純如鼓起勇氣拿給老師看，老師說這個好，讓她在全班麵前念出來，是關於官兵捉強盜的故事——這是她“寫”的第一本書。
後來她在小學一年級時，老師說她在班上一句話不講，但是她一回家就完全釋放出來，講個不停。為了讓她在外麵多講話，我們請她朋友來家裏玩。有個小男孩跟我們住在一條街上，他們倆關係很好，放學一起走路回家。男孩的媽媽就跟我說，Iris好會講話，他們一起在路上走，她兒子說都是Iris在講話，他插不上嘴，所以我就知道她沒有問題。
純愷是1970年出生的。我們有意讓他們姐弟在家裏講中文，在外麵講英文，結果他倆一天到晚講英文，不講中文，我們也沒辦法。有時我用中文問她聽不聽得懂，她說當然聽得懂，尤其你罵我的時候特別聽得懂。
純如有一次非要去測自己的IQ，我說你測IQ幹什麽，一個人的成功是靠自己努力得來的，即使IQ很高，自己不努力，也做不了大事。但是她非要測，結果測出來IQ很高，但是我一直提醒她，後天的努力才是最重要的。
九歲的張純如
純如的觀察力很好，注重細節，經常會提出令人深思的問題。紹進有一次從台灣帶了蠶卵回來，蠶寶寶孵出來後，每天采桑葉喂它們，全家開始養蠶。純如為養蠶還寫了詩，做了報告。她的數學很不錯，她不會的時候就問爸爸，高中的時候數學比賽還拿過獎。她的邏輯也很好，思維很快，我是辯論不過她的。她也喜歡音樂，小時候學過鋼琴，一直到高中。她還很喜歡唱歌，大學時還專門去音樂係學聲樂。
純如特別喜歡看書，看書速度很快。我們每個禮拜帶她和弟弟去圖書館，每次她都選十幾本書回來，越看越深，看莎士比亞這些世界名著，我跟她在英文、文學上的差距越來越大。她寫詩，我幫她打出來，結果同學說是Iris的媽媽幫她寫的，她回來告訴我說別人不信是她寫的，我說你不要在意，我是寫不出詩來的。
張純如、張純愷與母親張盈盈
申請大學的時候我們什麽都沒有管。我和她爸爸都是在哈佛拿到博士的，純如也想去哈佛，我想小孩還是會在無形中受到來自父母的壓力，因為我們什麽也沒說，沒說她一定要上常春藤名校。如果我們不是哈佛的，她就不會一定要去哈佛。但我們知道她的成績肯定進不了，她就讀的伊利諾伊大學附中都是教授的小孩，都是高材生，她在50人裏排名中等，肯定申請不到常春藤名校。我心裏很明白，她心裏也有點明白，但既然她要申請，我們就心照不宣，默不作聲。
純如從小就很要強，但是她不為了分數而讀書，喜歡的課程她就考得很好，不喜歡的就不去讀，所以她的排名不是那麽高。申請一所學校就要交一筆錢，還蠻多的，我說你要申請多少就去申請多少，反正我給你交錢就是了。所有的申請都是她自己填的。
後來純如申請到了康奈爾大學，也是常春藤名校，她興衝衝跑過來跟我講。她還申請到了芝加哥大學和伯克利大學，她想去芝大，但是芝加哥的環境太壞，我們勸她伊利諾伊大學一點也不比康奈爾大學或芝加哥大學差，你爸爸在這裏教書，回家吃飯也很方便，她就選擇了伊利諾伊。
純如高中的時候，我們有一次回台灣，花了100美金買了一台電腦，比美國便宜很多。紹進跟他們姐弟說，將來一定是電腦的時代了，紹進很早就開始用email，一到星期天就把兩個小孩帶到computer lab裏頭，讓他們去玩。他們高興得不得了，玩了很多computer game。而且當時伊利諾伊是美國五大電腦發展中心之一，計算機係在全國排名是很靠前的，所以純如就選擇了計算機係。
在伊大附中的時候，純如想進入伊大學校裏的計算機俱樂部，進這個俱樂部按規則需要通過一個考試，純如考過了，結果那些人一看是個女的——這個俱樂部全是男的，沒有女的——不想要她，就說這個考試不算，要她再考一次。純如氣死了，考過了你們還要修改規則，簡直沒有道理，一氣之下就不要參加了。
純如在高中的時候數學很好，到大學學習高等數學，她就不大有興趣了，不願意花時間去學。同時她也選了很多文學方麵的課，文學係的老師都很喜歡她，那麽她就想轉係了。考慮到就業等問題，她決定轉到新聞係，而且那時候她已經開始寫文章了，發表在學校的報紙上，轉到新聞係非常順理成章。
五
純如九歲十歲的時候，她問我們以前在中國做什麽，為什麽會來到美國。我對她說我們在你這個年紀都在逃難，還講了我父親從南京逃出來跟母親在蕪湖會合的故事，當然也講到南京大屠殺了。我的父母來厄巴納一起住的時候，也會給她講一些故事。她是一個很好奇的小孩，聽到我們這樣講，就去圖書館找資料，結果什麽都沒找到。在美國普通的公共圖書館，當然找不到有關南京大屠殺的內容。她去問老師，老師也說從來沒聽說過這件事。其實純如很早的時候就埋下了寫作南京大屠殺的種子。
大學畢業後她在幾家報社工作，後來決定當一名作家。她一直在尋找寫作題材，腦筋很快，寫字也飛快，總是帶著紙筆在身上，想到什麽就馬上寫下來，而且一本書隻寫到一半，就開始想下一個選題。她寫下了幾百個題材，字寫得有的時候我都看不懂。純如經常跟我聊她的想法，我有時候跟她說這些都是美國人會寫的東西，你既會中文又會英文，可以寫寫中國的故事。你那麽喜歡《飄》，其實這種故事在中國特別多，比如杜立特行動、比如南京大屠殺。
她的第一本書是錢學森傳記。1994年12月13號，純如剛剛完成這本傳記的寫作，去加州庫比蒂諾參加了一個侵華日軍暴行的會議，會議上展出的照片讓她下定決心寫作南京大屠殺。圖片展是灣區抗日戰爭史實維護會舉辦的，純如在會議上碰到史維會發言人丁元，丁元一看以為她是個學生，要寫一篇讀書報告，結果純如一本正經地告訴他，我是一個作家，已經要出第一本書了。丁元和許多史維會成員都非常熱情，給她介紹了很多日本侵華曆史這方麵的研究者。
史維會介紹在華盛頓特區的李聖炎給純如，他讓純如住在他家裏，還開車接送純如到火車站搭車去美國國家檔案館查資料，對她非常好。史維會的研究者、這些業餘曆史學家對大屠殺是很有研究的，他們都在幫助純如。專業曆史學家裏麵，像吳天威和朱永德也在幫助她。
大屠殺中的掠奪、燒殺、強奸，這些案件幾乎都是一樣的，看到後來純如已經麻木了，她都不知道該怎麽動筆寫了。寫完初稿，她拿給我看，我覺得不行，她的編輯蘇珊·拉賓娜（Susan Rabiner）也覺得不行，純如有點失去信心了。蘇珊是猶太人，她非常了解納粹的大屠殺，她們就商量怎麽完善初稿。那幾個月，純如大概不睡覺了，很緊張，一直在修改書稿。她修改得很快，改好了拿給我看，我覺得改得已經很好了，比第一版好很多了。書的視野很大，不隻是針對日本人，她寫的是人性的黑暗，是極權的可怕。
《南京浩劫》英文版封麵
《南京浩劫》出版之後大火特火，這是誰也沒有料到的。純如接受采訪的時候說，我當時隻是希望這本書能放在書架上，有人看到就很好了。純如的知名度一下就變得特別高，人也變得特別忙。我想第一她很年輕，第二她特別會講話，臨場反應非常快，又很會辯論，不管人家問她什麽問題，她都能侃侃而談，而且有理有據，所以特別受媒體追捧。
一下子太火了，結果就有很多曆史學家對她不滿，挑她的錯。我相信這裏麵一定有嫉妒的成分，人家研究一輩子都出不了名，你小毛頭才出了一本書就這麽有名。日本人當然恨死她了，他們用了很多辦法去抹黑她。純如書裏把日本人的名字搞錯了，他們就說她根本不懂日文，由此想把整本書都推翻掉。
其實書剛出來的時候，大家一片讚譽，直到登上了《紐約時報》暢銷書榜，才引起日本右翼的攻擊。對於受到的攻擊，純如一直不肯跟我們講，我們直到2003年搬到加利福尼亞才知道一些，她收到子彈信件已經是很後麵的事情了。她的先生也講，他們其實沒有受到過什麽人身攻擊。
之後純如參加了很多關於南京大屠殺的討論和會議，她對索賠的事情尤其關心，也一直覺得南京大屠殺不是侵華日軍唯一的罪行。慰安婦和731部隊的事情她也很關心。
有人問我：純如一生的貢獻是什麽？我認為純如除了出版《南京浩劫》一書外，最重要的是找到了拉貝日記。約翰·拉貝當時在南京以第三者的身份見證了南京大屠殺，他忠實地記載了1937年在南京發生的事情，日本沒法狡辯說南京大屠殺不存在。
純如和人權律師巴裏·費舍爾（Barry A. Fisher）寫過好幾篇文章批評美國政府放棄了日本應對二戰中美國軍人的賠償，譴責美國政府拒絕在法庭上對二戰勞工和慰安婦伸張正義。另外，在9·11恐怖襲擊事件後，純如為美國少數穆斯林族裔被歧視、被當成攻擊對象而發言，維護人權。所以張純如不隻是為華人伸張正義，或隻是為亞洲人伸張正義，她是為全人類伸張正義。她是一個人道主義者。
1998年，張純如與張盈盈
六
純如寫完《南京浩劫》之後就專心寫作《美國華人》了，她在《南京浩劫》發表之後，就選定這個主題了。2003年，硬皮新書一出版，純如開始為《美國華人》做宣傳推廣，全美國巡回演講。一年之後，軟皮版出版，又要叫她全美巡回演講簽書。出版商太貪心了，日程排得太緊湊，一兩天一個城市，完全不顧純如的身體，純如人太好了，她沒有拒絕。但新書宣傳活動上，大家對她提問最多的還是南京大屠殺的問題。
《美國華人》英文版封麵
2004年5月份回到家的時候，純如的先生就發現她完全不一樣了。她特別累，而且覺得有人威脅她。在一次活動上，有個人對她說：“如果你加入我們的組織的話，或許可以安全些。”這件事情有沒有真的發生，我們到現在都不知道，我們也不願意逼問她到底怎麽回事。
純如和她丈夫很難懷孕，2002年他們通過代孕有了兒子Christopher，很不容易。新書推廣活動回來，純如想專心照顧Christopher，她發現他不太跟別的小孩子玩，懷疑他有自閉症。那時候Christopher還不到兩歲，我們真的是沒有看出來什麽，純如就說他有問題，然後拚命地研究，在網上找資料，找醫生谘詢，完全把它當成一個課題，心力憔悴，人很消沉。這對她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打擊。
另一方麵，純如還要寫自己的第四本書，她想寫菲律賓的美國戰俘。為這本書她正在收集資料，采訪了幾個老兵，大概進行了10%，這些訪談資料現在還存在胡佛研究所裏。這些老兵的經曆非常慘，這當然也是對她的精神狀態不好。
8月，純如決定去路易斯維爾采訪一個坦克營的老兵。出發之前她已經不對勁了，到了旅館她既沒有睡好，也沒有吃飯，又覺得有人要害她——電視裏播放的影片她覺得是有人故意嚇她的。純如崩潰了。人家把她送到醫院，我們馬上飛過去照顧她。
從路易斯維爾回來，純如看了幾位精神科醫生，醫生開的藥太重了，純如不想吃，自己停掉了。後來我還特意去谘詢哈佛大學的精神科醫生，他說吃這種藥自殺的人好多，但是這些案件都是不能公開的。有一個患者吃了一段時間藥，以為自己好了，沒想到幾個月以後他還是自殺了——停藥後的幾天一直到3個月都是危險期，藥要慢慢戒掉，不能一下子停掉，剛停藥的時候是最危險的時候。
我一直覺得，研究南京大屠殺當然對她的精神沒有好處，她看了那麽多血腥的東西，但這不是純如自殺的直接原因。她去世離這本書出版已經過去了7年，她都預計寫第四本書了。我覺得新書的巡回演講對她不是很好，太累了，又發現小孩是自閉症，很多事情連起來，最後精神藥物的副作用導致了這個悲劇。她從前最不能想象有人會自殺，結果自己走上了這條路。
2004年11月9號那天早上，他先生發現純如半夜開車出走了，而且留下遺書。我們開車出去找她，到處找都找不到她，把我們急死了。其實9號的清晨警察就發現她去世了，一直沒有公布，調查後才通知了她的先生，然後她先生才來告訴我們。我跟紹進覺得天旋地轉，好像跌入一個黑洞裏頭。純愷正在紐約出差，他聽到消息大哭。紹進從來不哭的，那天他也沒哭，但是過了幾天後他突然嚎啕大哭。我一直沒有哭，我覺得自己的眼淚在那段日子已經流幹了。
我們是2002年11月從伊利諾伊州搬來加利福尼亞州的，對加州的環境還不是很熟悉，朋友也不太多。我打電話給丁元，他難過得不得了。純如最後幾個月的情況，她不讓跟別人講，我怕我們講出去會讓她覺得我們背叛了她，所以大家都不知道，連我的兄弟姐妹，她的表兄弟姐妹都不知道。這麽受歡迎的一個人，這麽有活力的一個人，這麽熱情的一個人……對家裏所有人來說都是個非常大的打擊。
葬禮全部是以丁元為首的史維會包辦的。他們幫忙選擇墓地，提前通知警察維護秩序，還去租了200個椅子放在墓園小教堂前麵的草地上。我心裏想，哪會有那麽多人來，你租那麽多椅子放外頭幹嗎？葬禮的教堂隻能容納100人，外麵放了200個椅子，結果現場來了500-600人，很多人從外地飛過來，現場需要警察維持秩序，葬禮上幫她抬棺的都是她的表兄弟。丁元的預判完全正確。
張純如墓
七
純如純愷姐弟倆感情很好，純愷受到了很大影響。那段時間他每天都來看我們，我一直在捫心自問自己到底做錯了什麽，反省自己要是怎樣怎樣就好了，一直持續了幾個月。兒子說如果你還是這樣一天到晚提這個事情，我就不再來了，他下定決心不再這樣下去了，他是為我好，早點走出陰影。
2006年，我跟紹進才逐漸開始走出家門。看到那麽多人對純如那麽愛，那麽懷念，讓我們感到安慰，也給了我很大的力量。我們收到了很多卡片、慰問信。史維會組織了追悼會。有人組織買純如的書捐給圖書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要給純如立一個雕像……我覺得那麽多的人對她都這麽好，我也要有勇氣站起來。
張純如雕像
2006年3月28號，這天是純如的生日，史維會幫我們成立張純如紀念基金會，我要繼續純如的事業。先組織了征文比賽，第一年的題目是“張純如的書對你的影響”，第二年的題目是“否認南京大屠殺的代價”，得獎的文章把它們印出來出版。我們加入了史維會，跟他們一起開會，做一點教育工作。史維會還資助對抗戰有興趣的高中老師和學者，讓他們暑假到中國去考察日軍侵華遺址，如盧溝橋抗日戰爭紀念館、上海的慰安所遺址，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雲南騰衝遠征軍陵園等。就這樣慢慢讓自己忙碌起來，為她而活，漸漸走出來了。現在我們老了，八十歲以上的人了，實際工作我們都沒辦法做了，隻能出出主意而已了。希望下一代能接棒，可是下一代人畢竟沒有像我們這一代親身經曆過，終究隔了一層。很難。
記得2005年，日本想要加入聯合國常任理事會，正好那時候純如去世不久，史維會的丁元和李兢芬組織大家在網站上聯合簽名抗議反對，當時還有國內的918愛國網一起發動簽名。報紙上好多文章都提到張純如揭露了南京大屠殺，日本連南京大屠殺都不承認，怎麽有資格入常呢？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館長朱成山在一篇文章裏提到，來紀念館的外國人，幾乎人手一本純如的書，他說這本書影響力好大，在世界掀起一陣熱潮。
純如的一本書，引起了很大“漣漪效應”，好像一個石頭丟到湖裏，一圈一圈的水紋向外擴散。自從純如的書出來之後，不少西方學者開始研究東方戰場了。如牛津大學教授拉納·米特（Rana Mitter）寫過一本《Forgotten Ally: China’s World War II, 1937-1945》（《中國，被遺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戰爭全史》），還有李培德教授是後來史維會的會長，他本來是研究文學的，由於被純如的演講打動，開始研究抗戰，他編輯了一本很重要的書——叫Japan War Crime（《日本戰爭罪行》）。國內也開始係統化地研究南京大屠殺，上百冊的抗戰曆史集出版、後來還有731部隊、慰安婦，東京審判……還有很多其他書籍出版，如小說類，比如哈金寫了一本關於南京大屠殺的小說《南京安魂曲》。舞劇方麵，如佟睿睿導演的舞劇《記憶深處》，以張純如、魏特琳、拉貝、東史郎為主要人物，非常震撼。
2007年南京大屠殺70周年，加拿大史維會還拍了電影《Iris Chang：The Rape of Nanking》，鄭啟蕙演張純如。著名導演比爾·古頓塔格（Bill Guttentag）受富豪泰得·裏昂塞斯（Ted Leonsis）資助，拍攝了紀錄片《南京》。裏昂塞斯看了純如的書後大為感動，出資一百萬元聘請古頓塔格拍攝的。兩個影片在北美和中國都得到好評，對大眾的南京大屠殺曆史教育有很大的貢獻！
我對女兒的英文回憶錄《張純如：無法忘卻曆史的女子》是2011年出版的，是描述純如一生的事跡。中文簡體、繁體翻譯我的回憶錄於2012年同時出版。我花了七年的時間把純如給我和她爸爸的信件和她的演講稿整理出來，給大家一個真實的張純如。
《張純如：無法忘卻曆史的女子》中文版封麵
2017年純如祖父的故鄉淮安建立了張純如紀念館，收集了純如遺物，展示了她一生的事跡和精神，純如一定會很安慰能在這美麗的古淮河邊安息！
張純如紀念館
2019年美國加州聖荷西市在純如最後住宅附近的公園命名為張純如公園，公園的主題是她的信仰：power of one——一個人的力量。公園裏有一藝術設計是象征她對世界的影響：所謂的“漣漪效應”，就是公園中間有一處五個同心圓的小山丘，在最上麵有一個很大的錐形石頭。這就像一塊石頭扔在水塘裏，會產生一圈圈的漣漪，寓意一個人的力量可以影響社會甚至整個世界！
張純如公園
公園主題：power of one
公園裏介紹張純如生平碑
八
《南京浩劫》日文版的出版過程非常複雜，搞來搞去，在純如生前也沒有出出來，直到十年之後，2007年才出版。很多人說是純如不讓他們修改，其實是日本出版社不僅要改原文，還要加注釋，比如七七事變，他們要加一個注釋說是中國人先挑釁的，簡直是在開玩笑，怎麽可以這樣注釋？純如不同意，他們又說另外出一本書，叫“如何解讀《南京浩劫》”， 跟她的書訂在一起。這個也非常過分，純如說要出你們自己出，不要跟我的書訂在一起。當然，出版社受到了好大壓力，據說收到了死亡威脅，參與的人很多都退出了，他們也要想辦法自保。十年以後，另一個出版社接手，而且找了一位在日本的中國人翻譯的，沒有改動一個字。十年之後才有日文版，可能日本已經覺得無所謂了，想出就出吧，有人要看也可以去看。出版後銷路當然不廣，也沒有引起太大的反響。
純如的《南京浩劫》這本書剛出版時，受到許多的曆史學家的推薦和稱讚。北美主流媒體一片叫好，上了紐約時報暢銷書榜。因此純如出了名，這引起了日本右翼的恐慌。他們想盡辦法來抹黑純如。有人批評她是個記者，不是曆史學家，不是專業的。不是專業人士也可以做研究呀！不能因為不是曆史學家寫出來的曆史就不靠譜。
純如去世後，我覺得日本對她的抹黑更變本加厲了，好像下了定論，這本書根本不值一提。但是想把它壓下來沒那麽容易。我很感謝蘭迪·霍普金斯（Randy Hopkins），他是法庭辯護律師，也是業餘曆史學家，他看到自己很喜歡的一位曆史學家阿爾文·庫克斯（Alvin Coox）在《日本回聲》上的一篇文章，跟他之前的寫作風格完全不一樣，覺得有點奇怪，懷疑是有人代筆。這引起了他的興趣，就去研究《日本回聲》這本雜誌，這樣才揭露出日本外務省讚助一些學者對純如的打壓。
蘭迪花了一年的時間研究《日本回聲》這本雜誌裏批評純如的文章，他寫了一篇46頁的論文，名為《南京回聲》，為純如打抱不平。這篇文章中他舉例批評純如最多的傅佛果（Joshua Fogel）教授。我很早就知道他，他寫了很多罵純如的文章。傅佛果罵純如後來變成人身攻擊，非常缺乏研究學者應有的風度。蘭迪在他的《南京回聲》裏舉出了許多例子，來展示傅佛果批評純如很多是自相矛盾，沒有道理。我非常感謝孫遠帆和程以克兩位翻譯者，義務把蘭迪的論文翻譯成中文，很高興能發表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的雜誌《日本侵華南京大屠殺研究》。這篇論文很長，有興趣的可以自己去看看。
這篇論文還談到一位日本曆史學家叫秦鬱彥。在純如《南京浩劫》剛出版時，在普林斯頓大學研究會上，純如曾經反駁他說的南京大屠殺死亡人數。後來秦鬱彥在一篇文章裏故意把純如說成是一個女權主義者，說他在會議上本來有很多問題要問她，但是我不敢，因為如果我講錯話，人家還以為我是性騷擾，怕被告——他就是講這種莫名其妙的話轉移主題。秦鬱彥說大屠殺的人數不對，這個也不對，那個也不對，純如講的不對，別人講的也不對。什麽他都說不對，但是他自己又講不出什麽是對的，最後自己也沒有結論。
蘭迪的這篇文章《南京回聲》最重要的是發現抹黑純如背後的是日本外務省，他們出錢支持發行這本偽裝雜誌《日本回聲》邀請“學者”來抹黑純如，而且是用英文發表，印了幾十萬冊專門向北美地區分發。如果我們還相信隻是日本右翼分子否認南京大屠殺，那隻是安慰自己。不肯承認戰爭罪行的是日本政府一貫的政策和態度。這就是目前在純如逝世20年後，日本不但沒有反省在二戰中對中國、對東南亞地區的戰爭罪行，反而變本加厲想要恢複軍國主義，繼續想做它的“大東亞共榮圈”的白日夢！
純如寫作《南京浩劫》是希望從曆史中吸取教訓，這種反人類的暴行不再發生，以達到世界和平的境界。但是目前世界各處仍是戰事連連，其實我心情非常的沉重。我希望年輕人能拿出勇氣，接下純如的火炬，真正為人類和平繼續努力奮鬥下去！
責任編輯：韓少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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