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商周時，周武王滅了商紂王之後，論功行賞，薑太公呂尚功勞很大，就將齊地營丘封給了他。
薑太公到了齊地之後，隻用一種施政方針，辦了兩件事，就讓本屬於東部海邊鹽堿地的齊國逐漸強大起來。
《史記》原文這樣敘述：“太公至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齊為大國。”
薑太公所以能興齊，因地製宜，根據齊地客觀自然條件，發展漁業鹽業等工商經濟，還在其次。
《史記》裏這段話的核心，是“因其俗，簡其禮”，也就是尊重並延續當地的風俗習慣，簡化那些虛頭巴腦的繁文縟節和辦事手續。
齊國後來能成為春秋首霸，管仲輔佐齊桓公能尊王攘夷、成就霸業，從薑太公治齊時就已打下基礎了。
二、
緊挨在齊邊上的，是魯。
“齊魯青未了，造化鍾神秀”，同在鍾靈毓秀之地，魯的土地耕種條件比齊要好很多，魯國表麵上也架子頗大，整得好看，可裏子卻虛。
這種情形，周公旦早就預見到了。
周公旦，就是孔子常夢見的那個周公，也是曹操在詩裏感歎“周公吐哺，天下歸心”的周公。周公旦和薑太公一起輔佐了周武王滅商紂，又曾代年幼周成王攝政，政治才能與洞察力都是第一流的。
滅商紂後，周公被封在了魯，但他為了繼續輔佐周武王，就沒去封地，讓長子伯禽代為治魯。三年後，伯禽向周公報告政務，周公就問為什麽這麽遲才來報告呢？
伯禽說，魯地百姓素質普遍不高，文化禮儀很不到位，他要教化魯人“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喪事三年之後才能除去喪服）”，這都需要時間呀。
周公於是就歎息了一聲。他想到了薑太公治齊“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為也”，五個月就報告了政務。
兩相比較，周公就對兒子說：“嗚呼！魯後世其北麵事齊矣！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
就是說，伯禽啊，為政不能做到簡便易行，人民怎麽能歸附呢？你的魯國，將來世世代代必定要北麵臣服於齊國了！
魯國有禮，規矩多，什麽事都講究身份秩序，一套套繁文縟節下來，看起來是把禮教道德搞上去了，其實是製造了一個地方走向衰弱的溫床。
魯國後來在春秋戰國過程中日漸衰弱的事實，也完全印證了周公的判斷。
三、
時至今日，這種魯風越千年而猶存，魯人仍以多禮而自豪。
有一位做科研的朋友，他說每次到山東的企業提供技術服務時，廠長總要布置飯局，也一定會有縣領導到場，這種應酬讓他很是頭大。但他去廣東企業時，這種事一次也沒出現過，廣東人可能穿著拖鞋跟你吃著盒飯就把事情給談妥了。
一個企業裏純粹技術的事，也要拉出官員指導的排場，這種事在江浙滬粵等地的生意人看來想必好笑。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擱這閑聊應酬，耗時又耗神，圖個啥呢？
魯禮之繁複，遠不止於生意場上飯局的主次秩序。
如果你在網上搜索一下“山東人拜年”，那些圖片真是令人歎為觀止，以至於好幾次過年，山東人的跪拜禮都衝上了熱搜。
據說山東人拜年的方式，是大年初一天剛蒙蒙亮，男女老少們就早早起床集合，一起去給長輩跪拜，場景蔚為壯觀。隻要你輩分夠大，哪怕是三歲毛孩，都會被跪拜，即使跪拜者可能是二三十歲的人。
另一方麵，聽說山東人家裏如果來了客人，女人是不參與一起吃飯的。
這些禮節的背後，大約是繼承了傳統長幼尊卑的儒家倫理秩序。這種禮節長短且不論，但多半會讓江浙人吃驚。
江浙地區的拜年，不要說一起集合去給長輩行跪拜大禮了，連給父母爺爺奶奶拜年都已省去了下跪形式，簡化到口頭祝福“新年好”，春節就是親戚之間熱鬧聚聚餐，如此而已。
至於江浙男女之間招待來家的客人，不要說平等同桌吃飯了，連嫁娶繼承關係也都已平等，若是兩個孩子，取姓時各隨父母一方也是很平常的事。
周禮盡在魯。千百年來，魯地人民總是那樣憨厚，尚仁義，重廉恥，多禮，守規矩，選擇和魯人做朋友大概率是沒錯的。
魯人也大概永不會像隔壁中原大省那些鄉野大爺大媽們一樣成群結隊去做群氓之事，搶完音樂節搶玉米，搶完玉米搶大豆，搶完大豆搶藥材，更不會在哄搶之際冷漠地麵對著被逼得嚎啕大哭的農民承包戶而無一點仁義惻隱之心。
可是同為沿海大省，且山東還是半島地理環境，貿易線直麵日韓，為什麽無論在綜合實力還是在人均收入上，山東一直弱於身邊那個地理麵積與人口都小它不少的江蘇呢？
繁複多禮的山東，骨子裏還是周公長子伯禽教化出來的魯；江蘇卻一直懂得因時而變，不斷刪繁就簡，像是薑太公的齊。
如果魯地一直保持著這種繁複禮節之風，恐怕也會一直有“魯後世其北麵事齊矣”的局麵，隻不過是當年的“齊”變成了現在的“蘇”。
這背後的邏輯，還是來自周公三千年前的觀察和預判。
四、
薑太公與伯禽迥異的施政理念，導致了齊魯之治的差別，若將它放大到今日社會，會怎樣呢？
薑太公的理念，是“因其俗”，倡導自由開放的風氣，尊重人民自己的生活選擇；是“簡其禮”，簡化官僚主義的繁文縟節和辦事手續；是以市場為主體，“通商工之業”；合理利用自然資源，“便魚鹽之利”。
伯禽在魯地推行繁複之禮，背後隱含之義，卻是以周禮教化出一種無形的固態穩定的秩序。
薑太公治齊，是一個社會繁榮的基礎；伯禽治魯，則是僵化社會肌體與凝滯社會活力的內在淵藪。
自我國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都曾親眼見證過了薑太公式治理帶來的蓬勃活力；而伯禽式的繁複固化，卻往往藏於一些表象之下，不易被我們覺察。
比如這些年來，很多看似孤立的、偶然的現象，若將它們放一塊看，很可以發現一些事物之間的廣泛聯係。
像上了熱搜的農村聚餐辦席的事情，居然有官員過來說要辦證；今夏時有農民在田間地頭賣瓜掛個橫幅，居然會有什麽農管過來扯走；有鄉村幹部網上自述，因為無休止的檢查文件，交叉而填報不完的APP統計，無奈辭職；這兩天的新聞，有學校老師不能安心教書，居然因為疲於應付領導和檢查而自殺……層出不窮的多餘形式，什麽都要管，層層下壓，層層加碼，這些類似的種種情形也不是一天兩天了吧？
給簡單的增加一套套繁複程序，讓容易的變得麻煩，這多少有些像是伯禽治魯落下的毛病。
樹上落下一片葉子，看起來是一棵樹的事情，其實是有秋涼；這些各種現象看似彼此獨立的，其實可能是社會繁文縟節之風的縮影。
本來，高層出個指示，上層跟著出個關於指示的指示，這都是合理的治理邏輯；中間層再出個關於指示的指示的指示，到了這裏已經不太合適了，但問題也還不太大。可是接下去就麻煩了，中下層本來都應該做實際事務的，很多市縣鄉官卻繼續照葫蘆畫瓢，也叉著腰繼續一路指示下去，一層層指示，等到了基層的鄉鎮，村裏，學校，那就是讓真正做事的人頭上頂無數“指示”的大山行走，真正能幹事的時間已經沒多少，大多空耗在了沒完沒了的檢查指示裏了。
縣鄉的事情，平常抬頭不見低頭見，你能不熟悉嗎？裝腔作勢指示個啥？
網上曾流出這樣的照片，居然已有村幹部到村企業裏裝模作樣地做指示了，周邊一群手拿筆記本的白襯衫隨從整齊地分居兩側，活像當代社會一群舉著“威武”“回避”木牌的衙役，就差一個跪拜地上的“刁民”高喊“老爺，小民冤枉”了。
於是，當代《拍案驚奇》的事就出現了：三五個大學生模仿“上級領導”的模樣，以一副廳官派頭，從學校食堂一路“指示”到大門外，居然也唬得食堂阿姨畢恭畢敬、校領導緊張不已。
這是不是對一種什麽風氣的反諷呢？
一個現代國家的核心競爭力，無論是在國際社會上競爭，還是為國內社會提供就業機會，從來靠得都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市場為主體，以現代企業發展為根本。而枝葉繁多的形式主義如同伯禽的周禮，塞滯了社會空間與侵蝕了市場活力。
經濟生態真要是出了啥問題的話，要那些枝繁葉茂的形式主義指示、檢查、表格，究竟有什麽用呢？
伯禽的魯國，周禮搞得嚴整是嚴整了，規矩秩序是儼然了，可不論是春秋五霸，還是戰國七雄，都沒有魯的位置和發展空間。
主體有序之下，局部適度的混沌與亂點，是造就繁榮的基因——這正如一個適度調皮、自作主張的孩子，往往是群體中最有創造力的。
連課間十分鍾都被壓製到消失、成天起早貪黑地疲於應付那沒完沒了的作業，周末基本無休，換做是你，你會不會瘋掉？
僵化、空心病與抑鬱的一代，難道不是你們大人們親手造就的大生態環境下的產物嗎？別賴孩子們不堅強。
五、
相反，薑太公式的“因其俗，簡其禮”的治齊理念，推行自由開放的社會風氣，以商工市場為主體，正是克強總理生前疾呼的、默默力行的事情。
無須多說，克強總理十年執政，我們都曾經和他生活在一個時代空間中，因而他的許多事跡都已為我們所熟知，你可以輕易查閱到他留下的時代貢獻。
但始終，克強總理最讓人念念不忘的，還是他倡導並力行的簡政放權精神。
在克強總理任內，他一直持續推進“放服管”改革，力行簡政放權、高效服務、創新監管，提出要用政府權力的“減法”，換取市場活力的“乘法”。
在克強總理的推動下，1000多項行政審批事項一再被壓縮、下放或消減，非行政許可退出曆史舞台；
審批程序一再被簡化，審批時限被清楚地明確，過去一本企業營業執照辦下來要幾十天、甚至上百天時間，現在全國範圍內平均4天，最少得地方甚至隻要1天；
大約90%政務服務實現了網上辦理，企業不用跑腿就能在公司內辦理好，極大地節約了時間成本與人員成本；
在克強總理的推動下，權力對市場的幹預盡可能地減少了，也為市場主體釋放了更大空間，草根經濟被盡可能多地扶持。
這一切一切的事情，既不耀眼，也不顯赫，在外界看起來似乎都沒有那麽波瀾壯闊，沒有那麽宏大，但卻影響深遠，隻有那些一線的大批深深受益的中小企業感觸良多，久久感念。
幾天前，一個中等企業主在朋友圈發文悼念克強總理，這樣深情寫道：
“是他，在2014年將注冊資金實繳，改為了認繳；
是他，將企業年檢製度，改為了年報；
是他，倡導了注冊公司與稅務流程簡化；
是他，提出了營業稅改增值稅；
是他，想盡一切辦法，讓中小微企業和個體戶生存下來……”
這不就是周公對伯禽說的嗎？“政簡易近民，民必歸之。”曾有媒體統計，克強總理90分鍾的政府工作報告，台下響起了51次熱烈掌聲，這就是人民的響應之聲。
與克強總理力推的“放服管”改革對立的，也是他所痛心疾首的，恰是他所批評的兩種現象，一是官員的亂作為，不該辦的事情亂插手；一是官員的不作為，該辦的事情不辦。
對此，克強總理最為有名的一句話，大概就是“大道至簡，有權不能任性”了。
克強總理倡導與力行的“簡”，還有很多。比如在兩會記者會上，他宣布的“約法三章”事項：本屆政府內，一是政府性質的樓堂館所，一律不得新建；二是財政供養的人員，隻減不增；三是公費接待、公費出國、公費購車，隻減不增。
克強總理為了調動千千萬萬人的積極性，為了給中國經濟的發展不斷注入新動力，他還有兩句話看似平淡，卻擲地有聲，實在是有平地起驚雷的份量。
這兩句話，以大曆史視野觀之，既有劃時代的深遠意義，也是克強總理對自己改革理念的最佳概括。我想在許多年許多年以後，這兩句話必將會被後人們一再回憶起來，並一再重複。
哪兩句話呢？
克強總理說：要努力做到讓市場主體“法無禁止即可為”，讓政府部門“法無授權不可為”。
簡之又減，隔著三千年的時空，克強總理猶如是呼應了“因其俗，簡其禮”的薑太公。
六、
就在克強總理病逝前不久，有一篇叫做《當一位清華本碩博放棄“北京中產”，去往非洲》的好文章刷屏了，一時洛陽紙貴。
這是一位清華博士在一次講座上分享的他在非洲的實踐體會。
文章記錄了他在尼日利亞一個水電站的工作感受，以及他對非洲大陸的觀察。沒有什麽空洞的言辭，也沒有什麽坐在大城市辦公室裏對非洲草原那種動物大遷徙的想象。全文都是對事實的記錄與分析。
他看到，非洲社會的黑人並不如我們印象的懶散，在中方人員的指導下，工作也是很勤勞的。非洲國家是興旺還是死氣沉沉，能不能走出馬爾薩斯人口陷阱，關鍵還是在於非洲各國政府治理製度頂層設計的理念、眼界、素質、能力與實際作為。
作者將他經曆過的非洲國家分為兩類，一類是發展主義國家，一類是非發展主義國家。
發展主義國家，著力營造好的社會生態與市場生態，建設電力、交通、港口、灌溉、供水、教育、醫療等基礎設施，注重的是長周期回報。比如作者比較推崇的東南非幾個國家，肯尼亞、坦桑尼亞、讚比亞等，他們政府在製定的發展規劃時，都很注意避免做那種好聽好看的空中樓閣，而是很務實，先解決簡單的問題，先做低標準的事，具有普惠性。
非發展主義國家，則是分裂、涸澤而漁和倒退。
作者特別提到南非。從之前的發達國家跌落到發展中國家，並且還在繼續跌落下去，南非的根本原因在於“曼德拉革命之後，南非的發展一直可以說是牽著不走、打著倒退……南非這個國家的整體治理思路出了問題，它的整個國家目標，就不是發展，而是分配。”
結果呢？作者說，南非過度強製將利益向黑人傾斜，要求市場99%的雇員與工長是黑人，而黑人中高級雇員月薪動輒六七萬人民幣，比中方高管還多出不少，“你的蛋糕坯還沒烤成，蛋糕就已經糊了，你還談什麽分配呢？”
這篇文章讓我沉思良久。在與友人討論時，我們都讚賞這位作者的結論，並且認為從非洲的這組對比中可以看出，一個社會，除了水、電、能源、鐵路、銀行、教育、醫療等等關乎到國計民生的事業不能落入資本操控之手外，政府的主要功能還是在於提供基礎產品，營造好的生態，而不是自己下場。
隻要有好的生態，自然就會生出經濟活力。
我國改革開放所以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主要的底層邏輯，不就是包產到戶的小崗村精神、奉行簡政放權與講究市場效率的深圳特區精神嗎？
像以前計劃經濟時代的那種什麽都要嚴格管製的做法，民間社會當然會失去願闖願幹的動力、敢闖敢幹的創新活力，那社會能量怎麽釋放、商業經濟怎麽蓬勃呢？
放大視野來看，在人類曆史上，無論中外，凡是成功的改革與施政，無不著眼於“簡”與“放”二字。從春秋戰國時的薑太公的“因其俗，簡其禮”，到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到大明王朝張居正的“一條鞭法”，再到俄羅斯彼得大帝的改革，又到新中國的小平領導改革開放，其曆史之功無不在“簡”與“放”二字上著力。
簡有空間，放也有監管，尊重客觀規律，這是曆史的成功經驗。
相反，曆史上凡是失敗的改革，都是弄不清曆史的底層邏輯、而在表象上越搞越複雜的機械複古主義者。像西漢王莽改製的新政失敗，北宋王安石變法的失敗，莫不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