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在明代的“文化名流”裏，找一位“承包各類書畫輝煌成就”的傑出人物，那必須有董其昌。
這位窮秀才家庭出身，早年曾屢試不第的文化巨匠，其藝術道路堪稱勵誌。早年參加科考的他，曾因一筆爛字遭到惡評。但此後經過多年勤學苦練，他的書法就自成一家，其飄逸空靈的風格，享譽後世數百年，就連百年後的乾隆皇帝，都是他墨寶的鐵粉。他的繪畫更是驚豔，作為“鬆江派”的領袖，他將禪宗思想帶入山水畫中，傳統的中國山水畫在他筆下從此煥發新生。可以說，或詩或畫，他隨便幾筆，都足令後人高山仰止。
更叫好些後世書畫愛好者眼熱的是，比起許多古代大師們寒苦一生的悲情命運來，董其昌卻著實好命。雖說前半輩子科考受了點挫折，後半輩子仕途也幾次起落，卻總算是高官厚祿，還一度貴為帝師。其藝術生涯更是名利雙收，書畫作品在明代的“文化市場”上，常年價格飆升，哪怕是“尺素短紮”，都惹得粉絲們加價搶購。《明史》裏形容說，他家成天門庭若市，還有人專門從外國跑來重金求畫。簡直是躺著有錢花，妥妥人生贏家。
不過，就是這麽一位“人生贏家”“文化大師”，人生裏卻還有著另一幅嘴臉：惡霸。比如一些史料裏就形容他“淫奢如董卓……以文巨惡”，簡直就是“淫棍”加“惡棍”。十多年前一部火遍全國的“白話寫史”讀物裏，對董其昌的這幅嘴臉，也有過生動概括：“比如董其昌先生，雖然被稱為明代最偉大的天才畫家，但人品極壞，平日欺男霸女，魚肉百姓，鬧得當地老百姓都受不了。”
對如此辣眼睛的形象，幾百年裏，也不停有“鐵粉”為董其昌喊冤，今天也有“文藝愛好者”考證說，董其昌之所以被稱為“惡霸”，完全是因為他為人正直得罪了人，遭到了政敵的煽動攻擊。那曆史上真實的董其昌大師，真的有這麽冤？其實，導致他“變惡霸”的事件並不複雜，即明朝萬曆四十三年，發生在鬆江地區的“民抄董宦”事件。
那年的董其昌，辭官回家已經9年，但其書畫已經享譽海內外，還曾給太子做過老師，正是事業人生的黃金期。光環下的董其昌，全家因此也越發膨脹，其子董祖常看上了秀才陸兆芳家的使女綠英，竟直接派狗腿子上門搶人，沒搶著就把陸秀才家砸了個稀巴爛，成了當地大新聞。
如果說這事兒，還可以推給董其昌的寶貝兒子，那麽接下來的事兒，董其昌就樣樣甩不了鍋：陸秀才家被砸後，當地流傳著一部名叫《黑白傳》的說唱曲本，暗諷董家橫行霸道。董其昌懷疑此事是另一個秀才範昶所為，竟把範昶抓進府裏嚴刑拷打，導致範昶被折磨致死。範家的寡婦隨後也遭到董家惡奴的欺淩。範家“走法律程序”告到了衙門，董其昌竟又托關係一頓運作，把案子給“拖”了下去。這一係列操作，全是“惡霸套路”。
但橫慣了的董其昌，這次顯然“作”過了頭，由於這次犯了眾怒，所以鬆江當地很快有了“若要柴米強，先殺董其昌”的民謠，受夠董家欺壓的百姓們很快付諸行動，憤怒包圍了董其昌的宅院，這次可不是為“求畫”，而是要有仇報仇。饒是董其昌雇了一群凶惡保鏢，可還是分分鍾被打成了戰五渣，連宅院也被一把火燒精光，董其昌多年來的藏品作品都燒成了灰，他本人也狼狽逃到蘇州避難，半年多以後才敢回來。
值得一提的是，哪怕在焚燒董家宅院時，這些誓言“先殺董其昌”的百姓，表現得也非常理性，隻要發現火勢朝董其昌鄰居家蔓延，就立刻組織救火，全力確保大火隻燒董其昌家。對這場“精準打擊”的行動，當地官府事後也處理得很“理性”，隻隨便抓了幾個參與鬧事的地痞，稀裏糊塗就把案子結了。這場“民抄董宦”的折騰才總算落幕，並作為董其昌人生裏的重大汙點，從此流傳數百年。
那麽問題來，董其昌為什麽會在自己人生的黃金時期，鬧出這麽一場“洗不白”的活劇，徹底坐實了“惡霸”身份呢？除了他個人的道德問題外，卻還有兩個折射了明朝死因的重要原因。
第一個原因，就是明代士大夫階層道德風氣的墮落。
在董其昌生活的晚明年間，經過一輪輪的逆淘汰，明朝士大夫的價值觀，早已徹底改變。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多是官員們嘴上說說，相反追求財富權位，則成了這些“精英”們心照不宣的事情。晚明的官場上，官員們除了拉幫結派，就是各種手段謀取私利。明末北京有諺語“改個號，娶個小”。即明末士子一旦科場中榜，就要先給自己取個別號，然後抓緊討一房小妾，這樣才能在官場裏“合群”。
這樣一群“做官為享受”的“精英”，心中又裝著幾分家國百姓？同樣是董其昌被燒光宅院的萬曆年間，山東諸城舉人陳其猷進京趕考，與同伴們親眼目睹了沿途饑荒裏餓殍遍野的景象，以至於“毛骨凜凜”。然而待到進入京城花花世界後，當他還為慘烈的災區現場痛心不已時，他那些同樣目睹慘景的同學們，卻早已出入京城的名利場裏，天天沉浸花天酒地中，之前慘痛一幕，已是“若憶若忘”。這，就是大明朝的“天子門生”。
浸泡在這樣一口大醬缸裏的“明朝大師”董其昌，自然也沒有免俗。他是個怎樣的人，單從他的“財產狀況”裏就可以看出。發跡前的董其昌，家中隻有幾十畝薄田，算是讀書人裏的窮人。但在入仕為官後，他對官場上的撈錢套路，也很快駕輕就熟，竟然僅支付了四分之一的地價，就占有了十幾萬畝豐腴良田，轉眼間就“富冠三吳”。這樣的人有了錢，自然也要抓緊享受，所謂“搶男霸女”“驕奢淫逸”，於他都是正常表現。
有這樣“正常表現”的，當然也不止一個董其昌，明末崇禎年間時，有位武生員就給崇禎進言說：“縉紳富豪之家，大者家產千百萬，中者百十萬”，嚇得崇禎都不敢信。不過崇禎不信不要緊，李自成真信了。所以那麽多“士大夫”們，統統被農民軍“追贓助餉”，多次給瀕死的農民軍大補血。
而比這更嚴重的原因，則是明末江南士大夫的“畸形膨脹”。
雖然明末士大夫的墮落，是個全國性問題，但放在董其昌所在的江南地區，情況卻更特殊：由於明王朝對官員的“優免”政策不斷修正，江南士大夫們得到了大量“免稅免賦役”的特權，外加江南商品經濟的發展，更令他們憑著手中的特權聚斂財富。清代的學者就常感慨明末“江南多富家”。明朝嘉靖年間時，大貪官嚴世蕃還認為“家產五十萬兩白銀”是富豪標準，但放在明末江南，這都小兒科了。
所以，雖然董其昌能“富冠三吳”，但他絕不是當時唯一的有錢人。比如無錫的鄒家，明末時就有田產三十萬畝，蘇州的錢家，每年僅地租收入就有九十七萬兩白銀。顧炎武估算說，明末蘇州地區的士大夫家族，有的僅家奴就養了一二千人，可以說家家富可敵國。這群人不但相互勾搭連環，更在江南修起豪宅大院，壟斷各種生意。如此一來，江南貧富差距拉大，社會矛盾激化，明王朝更是財稅銳減，舉步維艱……
因此就不奇怪，為什麽董其昌把秀才家砸了稀巴爛後，官府對於如此惡行，居然能拖就拖。為什麽當憤怒民眾衝擊董家時，董其昌會召來一群家奴護院。董家的膨脹，就是明末江南士大夫家族的縮影。而作為“大明清流”的他們，也不知不覺成了明末的大毒瘤，將大明朝活活拖入深淵。
大師董其昌淪為惡霸且狼狽避難的故事，說起來令人唏噓慨歎。但他淪為惡霸的這幾個原因，無論任何時代，都足以讓人警鍾長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