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國燾:中共五大(1)
武漢時期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參加者,意見紛歧,陷於極度混亂的狀態。我一直主張中共中央迅速遷來武漢,集中到一個主要地點來,也許較易於求得內部意見的一致,借此可以強化中共的領導。不料後來事實證明絕非如此,從莫斯科以及從上海來的那些共產要人們,竟是各有一套想法,這就走到“梢公多了會翻船”的境地了。我在前麵已經說過一些關於鮑羅庭與威金斯基之間的爭執,以及鮑羅庭與加侖意見的不同等等情形,但還不隻如此,要人們集中到武漢後,意見之紛紜更是愈來愈尖銳了。
從實際政治角度去看這些紛歧,大別之可分為兩類,即對共產國際所定的中共留在國民黨內這一正統政策,分為擁護與懷疑兩種態度。但擁護論者的主張又不完全一致,有的主張既要維持國共合作的武漢局麵和反蔣陣線,就不能談加深革命,應即糾正工農運動的過火;有的則認為隻有加深革命,進而解決土地問題,才能鞏固國共合作,實行反蔣。至於懷疑論者,其中有的主張不要幻想甚麽國共合作,中共應建立蘇維埃政權;有的則主張中共不必留在國民黨內,但仍以貫徹國民革命和建立真正民主共和國為主旨,為將來建設蘇維埃鋪平道路。
當時少共國際駐中國的代表達林就是支持托洛茨基主張的一個;他在中國指導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工作是從一九二二年開始的,他是一個學者型的人物,對於實際政治還有些隔閡。他執行的雖是斯大林的政策,但在觀念上則同情托洛茨基的主張。他於一九二七年三月間由上海來到武漢,有一天與我在漢口江邊散步閑談,曾盡情吐露他胸中的積愫。
他曾向我表示,他讚成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認為運用之於中國革命也是很恰當的。他認定國民黨是一個資產階級的政黨,不是甚麽工農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的革命聯盟。他批評鮑羅庭的聯唐反蔣政策,主張中共退出國民黨;獨立發展工農運動,使之成為工農蘇維埃,到適當時期取武漢的左派政權而代之;決不要做那些糾正工農運動過火這種不名譽的勾當。
達林知道我素不讚同中共留在國民黨內,因而向我說了上麵這些話,可是我的答複也許使他頗感失望。我曾向他指出,中國是個半殖民地,隻要看看汪麵上停泊的那些外國軍艦,就知道革命的主要對象還是帝國主義,無論在理論上和實際上,現在都不能談工農蘇維埃政權。我不讚成中共留在國民黨內,卷入國民黨的內部糾紛,也不讚成拿著國民黨的招牌去反蔣;卻主張兩黨黨外合作,徹底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動軍閥,爭取民族獨立,和經由國民會議,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國。在這個民主革命的發展中,增強工農勢力,才能談得到土地革命與社會革命。達林聽了我這些話,似很失望的向我說:“那你還是一個革命的階段論者!”我當時沒有否認這種說法,而且肯定表示革命是應該分清階段的;但無論如何,中共留在國民黨內總是不合理的,這已經成了中共的桎梏。達林這種言論,毫無疑義是將斯大林與托洛茨基在莫斯科關於中國問題的爭論,反應到中國來了。他還告訴我:“在武漢的俄國顧問中,也有人讚成托洛茨基主張。”他也說到他們俄國人中,也曾為革命階段論和不斷革命論而爭辯過。後來,任中國少共書記的任弼時,常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會議上,發表一些左傾的言論,也許是受了達林的影響。托洛茨基的主張雖為中共多數領導人所不讚同,但其暗影卻是我們間意見紛歧的一個因素。
魯易的光臨武漢,使中共的各種會議流於冗長的理論的辯論。他是偕同譚平山約於二月底抵達武漢的,他參加共產國際最早,是一顆久負盛譽的“亞洲明星”,他的出來指導實際政治恐怕是以此次為最重要,最初也受著當時在武漢的中俄各要人的尊重,可是他的特長隻是 在於理論的檢討,有時使人覺得他是在背誦他讀得爛熟的教條。
在我看來,魯易的見解是斯大林與托洛茨基兩種不同主張的混合體。他讚成鞏固武漢左派政權,支持中共黨員參加武漢政府,這是與斯大林的見解相符合的。他特別重視資產階級的革命性,對象汪精衛這樣的國民黨左派人物,寄予較高的期望,似乎土地革命可以通過這些人來實現。至於唐生智這樣的軍人,則被他視為封建的軍閥,不應屬於國民黨左派之列。
他不受革命階段論的約束,強調加深革命,主張將農民運動推向土地革命。這種觀點顯然係出自托洛茨基的理論。他的加深革命的詳細內涵,雖未清楚的說明過,但卻沒有說到要將中國革命推到蘇維埃的軌道上去。魯易這些見解與鮑羅庭的作法是相衝突的,因而他們相互間一直是沒有止境的爭論著,鮑羅庭從實際政治的觀點出發,注重革命與反革命之間的力量的對比,策劃具體措施,以爭取勝利為目標,魯易則從理論的分析出發,往往著重於原則上應否這樣做,似不多計較實際得失。他們兩人並無統屬的關係,魯易是共產國際的執委,那時任駐中國的最高代表,鮑羅庭則有斯大林和蘇俄政府的支持,所以往往弄得相持不下,不過鮑羅庭究已久任國民黨的顧問,駕輕就熟,是易於自行其是的,但他也得花許多時間與魯易作無休止的辯難。
莫斯科領導的混亂和斯大林、托洛茨基意見的衝突,在在影響到武漢,而且也與中共內部的意見紛歧糾纏在一起。失敗往往又會助長內部的分歧,在“四一二”以後,中共中央的分歧,就更形激化起來了。瞿秋白首先提出了反陳獨秀領導的主張,當時雖沒有見諸行動,但確已引起了中共中央同誌們心理上的不安。在中共中央遷來武漢的過程中,瞿秋白和威金斯基是較早到達的。在“四一二”後的幾天(陳先生尚未到達),由於瞿秋白的主動,約集魯易、威金斯基和我四人有過一次重要的會談。談話時,瞿秋白曾以憤怒的語氣,表示中共中央存在著嚴重的危機;武漢的同誌們積極反蔣,中央卻對蔣存有幻想,因而招致“四一二”的嚴重打擊,廣東同誌們早已主張土地革命,中央卻不讚成,這些都是喪失了中央領導威信的嚴重危機。但這種危機是被人(他指的是威金斯基)掩蓋了,莫斯科因而無法知道詳情,也壓抑了黨內的自我批評。這些話主要是針對陳獨秀先生而言的,也聯帶的指責威金斯基。
威金斯基那時已屢遭挫折,尤以新近上海的慘敗,似令他有點負咎良深的喪氣心情,隻輕輕答辯說,看不出中共中央存在過嚴重危險,以往也不知道中共中央內部意見有甚麽重要分歧。
我雖在某種程度上支持瞿秋白的意見,認為不僅要討論中共中央內部的危機,更要廣泛的檢討中國革命的危機。但我當時卻勸告他應該著眼於大局的發展,分清先後緩急,目前暫不宜提出中央改組的問題。會後,我知道鮑羅庭也曾以時局嚴重為理由勸告瞿秋白,認為現在討論內部問題絕非適宜,這件事就這樣給擱置了。但瞿秋白召集我們談話的這一著,在當時卻留下了顯著的痕跡。過了幾天,陳獨秀先生也到達武漢,他比任何人都麵臨著更多的困難,他從上海鍛羽而來,對於上海廣州北京一帶大批同誌的遭受慘殺,是十分痛心的。中共內部的種種責難,紛至遝來,蝟集於他的一身;尤其是瞿秋白的這種不願共同負責的批評,使他更多一層苦悶。他對同誌們的責難,如指他缺乏警覺性,預防無方,領導無能,思想右傾等等都沒有心情置辯,他極力想找尋一個補救方案,但又力不從心,奇跡沒有從天而降。他終日在那裏苦思焦慮,勤勞工作,但苦惱之魔總是糾纏著他的。
我鑒於時局的嚴重,也覺得一切失敗的責任不應由陳獨秀先生單獨負擔,曾企圖衝淡他心情的懊喪,暗示他應該振作應變,陳先生對於這次的打擊是不願推卸他所應負的責任的。他表示中共各地工作受到摧毀,中央不能辭其咎,譬如,上海的“四一二”事變中,中央確是缺乏警覺,不僅身任書記的他自己是如此,其他中委如瞿秋白等也有同樣的疏忽。他指出當時中央委員中沒有人著重提出要嚴防蔣介石的翻臉,隻是重視上海市民會議和市政府的組成。如果當時中委中有人提醒這一點,也許可以減少一些犧牲。陳先生接著表示,事態發展到了現在,中共的前途困難多端。他指出共產國際一直要我們留在國民黨內,那就隻有維持與左派合作的現行做法,不能談甚麽工農蘇維埃之建立。如果我們違反共產國際的意旨,積極發展土地革命,通行組織工農蘇維埃,勢必形單勢孤,遭受巴黎公社同樣的失敗。反之,如果要維持武漢的局麵,就應糾正工農運動之過火行動,以免加深左派的反感,而這樣做能否收到反蔣的實效,推進國民革命,也是未可逆料的。陳先生這些話不僅道出了他個人的苦惱所在,也說明中共當時已麵臨左右為難的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