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journals.caass.org.cn/nxxb/CN/10.11923/j.issn.2095-4050.cjas2018-1-194
中國糧食安全百年變化曆程
作者信息 +
The History of China’s Food Security in the Past Hundred Years
- Cheng Shengkui 1 ,
- Xu Zengrang 1 ,
- Xie Gaodi 1 ,
- Zhen Lin 1 ,
- Wang Ling’en 1 ,
- Guo Jinhua 1 ,
- Hou Peng 1, 2 ,
- He Zhonghu 3
Author information +
History +
摘要
以人糧關係為主線、以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為輔線,重點回顧了近百餘年中國糧食安全變化曆程及其社會經濟背景。提出糧食安全問題分析的4個緯度,即農民生計、土地製度、農業科技、政策管理。認為重糧重農不輕工商、控製人口過快增長、完善土地使用製度、發展農業科技、維護國家長治久安是保障糧食安全的5個要素。最後指出應樹立包括數量安全、結構安全、生態安全、質量安全在內的廣義糧食安全觀,係統地構建糧食安全保障體係。
Abstract
Bas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od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social and economy, this paper has traced back to the history and its social and economic background of China’s food security since year 1911.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o 4 dimensions of food security analysis: farmers’ livelihood, land tenure,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food policy. There are five elements to maintain national food security: agriculture, manufacture and commerce should be developed harmoniously, control population, improve the land possession and use system, develop the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maintain national stability. Finally, a generalized food security concept and measures, including quantity security, structural safety, ecological security and quality safety are put forward.
關鍵詞
糧食安全 / 災荒饑饉 / 人口增長 / 膳食變化 / 科技進步
Key words
Food Security / Famine / Population Growth / Dietary Changes /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gress
引用本文
導出引用
成升魁 , 徐增讓 , 謝高地 , 甄霖 , 王靈恩 , 郭金花 , 侯鵬 , 何中虎. 中國糧食安全百年變化曆程. 農學學報. 2018, 8(1): 194-200 https://doi.org/10.11923/j.issn.2095-4050.cjas2018-1-194
Cheng Shengkui , Xu Zengrang , Xie Gaodi , Zhen Lin , Wang Ling’en , Guo Jinhua , Hou Peng , He Zhonghu. The History of China’s Food Security in the Past Hundred Years. Journal of Agriculture. 2018, 8(1): 194-200 https://doi.org/10.11923/j.issn.2095-4050.cjas2018-1-194
0 引言
糧食安全是國家安全的基礎,也是保障社會繁榮穩定的基礎。按照聯合國的定義,糧食安全是保證任何人在任何時候都能得到維持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足夠食物。幾千年來,糧食是中國傳統農業的核心。從曆史角度考察糧食問題有4個維度：一是生產糧食的農民,封建小農經濟形成的重農、重糧思想是華夏文明綿延不絕的基礎,農民是糧食生產的絕對主體;二是生產糧食的土地,幾千年朝代更替的主要原因是土地問題;三是影響土地生產力高低的科技水平;四是糧食政策製度和管理水平。筆者以糧食與人口矛盾為主線,從上述視角梳理中國糧食發展曆程,剖析糧食安全變化及社會經濟動因,旨在為新時代中國糧食安全提供理論基礎。
1 1949年之前中國人糧關係波動與危機
隨著耕地麵積擴大和農業技術進步,中國糧食總產量從春秋戰國的100億kg,增加到明清1500億kg,除春秋戰國和明清以後出現糧食供應緊張外,在大部分時期糧食供求相對平衡。但清末、民國時期,中國被一步步推進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泥沼,戰亂不斷,災荒頻發,民不聊生、餓殍遍野。
1.1 古代中國重農重糧傳統濃厚,糧食自給半自給
春秋戰國時期,人均糧食占有量320 kg,糧食生產尚不能滿足人們的需要。秦漢時期農業生產獲得長足發展,為人口成倍增長奠定了基礎,人均糧食占有量接近500 kg,滿足需求的同時還有餘糧儲藏或小範圍貿易。魏晉南北朝分裂和戰亂影響了農業生產,人均糧食占有量下降,糧食供求關係緊張。隋唐時期,糧食生產超過秦漢,糧食產量超過消費量,若無戰爭、無大災,糧食安全是有一定保障的。宋元時期,江南農業快速進步,農業生產達到一個新高度,人均糧食占有量處於曆史高位水平,應對災荒的能力提高。明代糧食總產量突破 1000億kg,人口達到2億,因人口增幅快於糧食增長,糧食人均占有量下滑。清代人口呈幾何級數增加,人均糧食占有量比明代大幅下降,至晚清人均占糧僅比春秋戰國略高（表1）。鴉片戰爭後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內憂外患、民不聊生。
表1 中國曆代糧食供求關係 |
| 朝代 | 春秋戰國 | 秦漢 | 魏晉南北朝 | 隋唐五代 | 宋遼金元 | 明 | 清 |
|---|---|---|---|---|---|---|---|
| 公元年代 | 前770— 前221 |
前221—220 | 220—581 | 581—960 | 960—1368(1100) | 1368—1644(1600) | 1644—1911(1911) |
| 耕地麵積/萬hm2 | 1533.3 | 3813.3 | 2566.7 | 4280.0 | 4800.0 | 7133.3 | 10666.7 |
| 糧食單產/(kg/hm2) | 712.5 | 825 | 900 | 1155 | 1811.3 | 1845 | 1845 |
| 糧食總產/億kg | 102.7 | 295.7 | 207.9 | 444.9 | 874.7 | 1192.9 | 1692.9 |
| 口糧總量/億kg | 111.4 | 208.8 | 174.0 | 313.2 | 417.6 | 696.0 | 1600.8 |
| 糧食需求/億kg | 123.7 | 232.0 | 193.4 | 348.0 | 556.8 | 859.3 | 1882.5 |
| 人口/萬人 | 3200 | 6000 | 5000 | 9000 | 12000 | 20000 | 46000 |
| 人均占糧/kg | 320.5 | 492.9 | 415.8 | 494.4 | 728.9 | 596.5 | 368 |
總體看,影響中國古代糧食安全的因素有：（1）糧食生產年際、年內波動性強,常出現“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現象（表2）。（2）不同地區氣候、土壤及糧食生產能力,人口及糧食消費需求不同,糧食供應地區盈缺不均。（3）封建社會不同階層土地及糧食占有不公。一般地主占農村人口5%~10%,自耕農和佃農占90%左右。但地主卻占有50%~70%的土地,自耕農占20%~30%,佃農占10%~20%;地主占13%~17%的糧食,自耕農和佃農占43%~56%糧食。苛捐雜稅沉重,農民常淪落到搞飯吃者沒飯吃的悲慘境地[1]。（4）自然災害頻繁,逢災必荒[2] ,饑民揭竿而起的曆史一再重演。
表2 中國西漢—清代饑荒分布情況 |
| 朝代 | 時間跨度 | 饑荒發生年數 | 饑荒發生次數 | |||
|---|---|---|---|---|---|---|
| 年數 | 占時長/% | 次數 | 年均次數 | |||
| 兩漢(206BC—220AD) | 426 | 49 | 11.5 | 122 | 0.29 | |
| 魏晉南北朝(220AD—581AD) | 361 | 85 | 23.55 | 247 | 0.68 | |
| 隋唐五代(581AD—960AD) | 379 | 94 | 24.8 | 257 | 0.68 | |
| 兩宋(960AD—1127AD、1127AD—1271AD) | 331 | 152 | 45.92 | 640 | 1.93 | |
| 元(1271AD—1368AD) | 97 | 81 | 83.51 | 839 | 8.65 | |
| 明(1368AD—1644AD) | 276 | 148 | 53.62 | 1259 | 4.56 | |
| 清(1644AD—1912AD) | 268 | 217 | 80.97 | 822 | 3.07 | |
| 注：數據來源於文獻[3]。 |
1.2 1911—1949年近代中國糧食危機及應對
民國時期,中國社會處於急劇轉型期,加之戰亂頻繁,災患不斷,糧食危機空前深重。1934年全國水稻種植麵積隻比1933年減少0.87%,但水稻單產減少20.2%。開阜通商,城市化加速,糧食供需矛盾突出,國外糧食傾銷,中國糧食貿易嚴重入超[4]。1912—1921年年均米穀輸入約為3億kg（按1擔=50 kg計算）,而1922—1926年年均米穀輸入猛增至8.5億kg,“後五年”年均銀兩外流7844萬海關兩,比“前十年”年均增加了5600餘萬兩。1912—1937年全國水旱災害達77次,每年都有數千萬災民淪為饑民。據國民政府賑災委員會通告,1929年（民國十八年）旱災遍及甘、陝、豫、冀、晉、熱、察、綏、鄂、湘、川、黔、蘇、皖等數省的1093縣,有災民5062萬[5]。災荒導致人口大量死亡。1928—1930年災荒死亡1000萬人;1942—1943年中原大饑荒死亡300萬人[6]。為應對糧食危機,1935年國民政府實業部頒發《中國米麥自給計劃》,成立全國稻麥改進所負責落實計劃。改進所推廣良種、改進栽培、增進地力、防治蟲害,全麵抗戰爆發後這個計劃被迫擱置[7]。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後,大後方和抗日根據地軍需民食供應匱乏。為支持抗戰和穩定社會,中國共產黨采取減租減息政策和發動大生產運動。而國民黨把糧政納入戰時軌道,實施田賦收歸中央和田賦征實、征購、征借政策。通過糧政調整,國共兩黨都渡過了難關。但共產黨糧政依靠人民群眾、自力更生,改善了黨政軍民關係,促進了根據地各項事業的發展;而國民黨解決糧食問題時在管理環節滋生腐敗,加深了與農民的對立[8]。
麵對民不聊生的困局,革命領袖孫中山、毛澤東都發出了時代強音。“要四萬萬人都有飯吃”是孫中山民生事業的根基。孫中山提出：“要增加糧食生產,便要在政治、法律上製出種種規定來保護農民……對農民的權利有一種鼓勵、有一種保障,讓農民自己可以多得收成”,“改良人工,利用機器”,輪耕換種,使“土壤可以交替休息”[9]。將“浚深河道、築高堤岸”等治標方法和“種植森林”等治本方法相結合,防範水旱災[10]。“建立公倉製度,由發行局發行紙幣,作貨物的代價,貨物交入公倉”[11,12]。毛澤東的農業經濟思想可概括為“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糧食是基礎的基礎”。1934年在《我們的經濟政策》的報告中,毛澤東提出：“在目前的條件下,農業生產是我們的經濟建設工作的第一位,它不但需要解決最重要的糧食問題,而且需要解決衣服、砂糖、紙張等項日常用品的原料即棉、麻、蔗、竹等的供給問題”[13]。抗日戰爭時期,在《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中指出：“應確定以農業為第一位,工業、手工業、運輸與畜牧業為第二位,商業則放在第三位”[14]。1948年《在晉綏幹部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消滅封建製度,發展農業生產,就給發展工業生產,變農業國為工業國的任務奠定了基礎”[15]。1957年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強調：“農業關係國計民生極大。不抓糧食很危險,不抓糧食,總有一天要天下大亂。”[16]
總之,20世紀前半葉,中國社會連年戰亂,饑荒肆虐,饑餓記憶印刻在中國社會和老百姓的骨子裏。這是中國人民對糧食極度重要性認識的曆史基礎,也是此後“以糧為綱”糧食安全觀形成的曆史基礎。這個階段,除了領袖人物對中國糧食安全有過精彩、深刻地論述外,科技的作用微乎其微。
2 1949—1979年計劃經濟時期自然災害和政策失誤導致糧食短缺
2.1 1949—1979年中國糧食安全的發展曆程
新中國成立後的計劃經濟時期（1949—1979年）,國內糧食安全思想經曆了從形成（1949—1956年）到發展（1957—1978年）的轉變[17]。“以糧為綱”的發展方針貫穿於整個農業生產中。天災人禍導致國民長期受溫飽問題困擾。中國人口從1949年的5.4億迅速增長到1979年的9.8億,增長了81.5%（圖1）。除1960—1961年人口下降外,其餘年份均持續增長。而同期糧食產量呈波動增加,1958—1961、1967—1969、1971—1972、1976—1977年糧食產量還有所下降。尤其是“大躍進”期間（1958—1960年）,糧食年均減產達17%。
國家高度重視農業和農業科技發展。周恩來提出建設“現代化的農業”,毛澤東提出“農業八字憲法”（即土、肥、水、種、密、保、管、工）,推動科學種田。但“大躍進”期間,鼓吹“高產衛星”、“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全民大煉鋼鐵”,農民無暇耕作,糧食大幅減產。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大,公購糧任務重,加上自然災害,曾出現餓死人的現象。“文革”期間,在“以糧為綱”、“全國學大寨”的號召下,確定了“上綱要,過黃河,跨長江”的糧食增產目標。一方麵,國家集中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大修水利、建設農田、發展糧食生產,為後來糧食持續增產奠定了堅實基礎。另一方麵,由於片麵強調“以糧為綱”,到20世紀70年代末,全國85%以上的耕地種植糧食,加之激勵機製缺乏,糧食生產目標未能實現[18]。
30年間,國內糧食流通體製經曆了從自由購銷到統購統銷的轉變。1949—1952年實行自由購銷體製,糧食市場多種所有製經濟成分並存。1953年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分別公布了《關於糧食統購統銷的決議》、《關於實行糧食的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的命令》,標誌著中國進入長達31年的糧食統購統銷時期。
2.2 農業科技尤其是育種、栽培技術進步明顯
在育種領域,矮稈水稻、半矮稈抗鏽小麥,玉米單交種培育等方麵進展突出。丁穎(1888—1964)首創野生稻與栽培稻雜交育種。黃耀祥(1916—2004)開創水稻矮化育種,育成‘珍珠矮’、‘廣陸稻4號’、‘桂朝2號’。楊守仁(1912—2005)在水稻秈粳雜交育種方麵取得突破。周拾祿(1897—1979)開創水稻地方品種鑒定。中國現代小麥科學奠基人金善寶(1895—1997)育成‘南大2419’、‘矮立多’等小麥品種[19]。趙洪璋(1918—1994)育成‘碧螞1號’、‘豐產3號’和‘矮豐3號’[20]。蔡旭(1911—1985)育成‘農大183’、‘東方紅3號’和‘農大139’。莊巧生(1916—)育成‘北京8號’、‘北京10’和‘豐抗8號’等。肖步陽(1914—)育成‘克豐3號’和‘新克旱9號’[21],為發展國內春小麥生產做出了貢獻。李竟雄(1913—1997)開展玉米自交係間雜交育種,育成‘中單2號’。20世紀50年代初吳紹騤(1905—1998)倡導玉米品種間雜交種和綜合種的選育,育成‘洛陽混選1號’。楊允奎(1902—1970)利用細胞質雄性不育係配製玉米雜交種。景奉文(1919—1980)育成330自交係和‘丹玉6號’。在大豆科技方麵,王綬(1897—1972)育成‘金大332’大豆。王金陵(1917—2013)在東北育成‘東農4號’、‘東農36’等大豆雜交種,把中國大豆種植向北推進100 km以上。盛家廉(1917—)開創有性雜交甘薯育種,育成‘華北117’、‘栗子香’、‘豐收白’、‘徐薯18’等品種。栽培與耕作學及植保等學科也得到較快發展。沈學年(1906—2002)20世紀50年代以來奠定了國內耕作、栽培學基礎。楊開渠(1902—1962)倡導種植雙季稻。馬世均(1918—)對北方地區間套複種、作物低溫冷害防禦做出了貢獻。張錦熙(1919—1984)提出小麥葉齡指標促控法,製定不同條件下的栽培技術措施。餘鬆烈(1921—2016)首創冬小麥精播高產栽培技術,為黃淮海小麥高產開創了新途徑。曾省(1899—1968)在害蟲生物防治上取得突破。魏景超(1908—1976)對糧油作物病害防治做出了重要貢獻。陳永康(1907—1985)1957年提出水稻"三黑三黃"看苗診斷法。方中達(1916—)發現水稻白葉枯病傳播媒介、侵染途徑、水稻品種抗病性機理等。何家泌(1914—)選育出16個抗白粉病的小麥品係。曾士邁(1926—2014)在小麥條鏽病流行學方麵有突出貢獻。
3 1979—2013年改革開放帶來糧食安全保障能力迅速提高
3.1 改革開放以來糧食安全的發展曆程
“首先解決農村問題”是鄧小平在改革開放初期對傳統重農重糧思想的新發展。1982年鄧小平提出“不管天下發生什麽事,隻要人民吃飽肚子,一切就好辦了”[22]。1983年鄧小平提出“農業要有全麵規劃,先要增產糧食。2000年總要做到糧食基本過關,這是一項重要的戰略部署。”1986年他要求：“到2000年,以十二億人口每人八百斤計算,糧食年產量要達到九千六百億斤。從現在起,每年要增產一百多億斤才能達到這個目標。”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總結了建國以後國內農業發展的經驗教訓,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幹問題的決定》（簡稱《決定》）,明確了新時期農業政策走向。1980年秋《關於印發進一步加強農業生產責任製的幾個問題的通知》肯定了農村基層“包產（幹）到戶”,在全國範圍內推廣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隨著改革的深入,國內糧食總產量從1978年的3.05億t到1984年4.07億t、1996年5.05億t、2013年6.02億t,連上3個台階,對保障糧食安全和社會穩定起了重大作用[23]。2015年中國糧食總產達6.21億t。近30年來中國糧食發展的實踐,對美國學者萊斯特·布朗“誰來養活中國”的疑慮,做出了“中國人自己能夠養活自己”的有力回應,實現了“把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裏”的戰略目標。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逐步構建糧食安全保障體係。在農業投入方麵,《決定》提出“為了適應發展農村信貸事業的需要,中國農業銀行應當積極做好農村的信貸工作。”在農業生產組織方麵,《決定》提出“實現農業現代化,農業必須有一個合理的布局,逐步實行區域化、專業化生產,不斷提高農業生產的社會化水平。”《中共中央關於一九八四年農村工作的通知》提出“鼓勵土地逐步向種田能手集中”。2017年《關於加快構建政策體係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意見》鼓勵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發展。在耕地保護方麵,1994年國家頒布《基本農田保護條例》;2006年將“保障18億畝耕地紅線”寫入國家“十一五”發展規劃。此外,在糧食補貼、糧食購銷儲運、國際貿易與農業走出去等方麵不斷出台新舉措。需要指出,改革開放以來國家糧食改革的市場化不斷推進,盡管這個改革曾幾度反複,但大方向沒有變。
3.2 雜交水稻、雜交玉米和矮稈小麥育種等農業科技取得突破
袁隆平(1930—)研發出“三係法”雜交水稻、“兩係法”雜交水稻、超級雜交稻一期、二期,2017年9月又宣布一項剔除水稻重金屬鎘的新成果。謝華安(1941—)育成‘汕優63’雜交水稻品種。陸懋曾(1928—)選育推廣了‘泰山1號’、‘濟南2號’等小麥良種。中國小麥遠緣雜交育種奠基人李振聲(1931—)通過小麥與偃麥草雜交,培育出抗病強的小偃係列品種。顏濟(1924—)培育出‘大頭黃’、‘雅安早’等小麥品種。程順和(1939—)育成小麥新品種（品係）11個。趙振東(1942—)育成濟麥係列品種。“中國緊湊型雜交玉米之父”李登海(1949—)選育玉米新品種80餘個,6次刷新中國夏玉米的高產紀錄。戴景瑞(1934—)首次在中國實現玉米雙交種三係配套,育成玉米自交係綜3、綜31和雜交種‘農大60’等。王連錚(1930—)培育了超高產高蛋白‘中黃13’大豆品種。在栽培耕作與持續農業方麵也頗有進展。王樹安(1929—)建立小麥—玉米兩茬平播畝產噸糧技術體係,在華北平原廣泛應用。盧良恕(1924—2017)提出以培養地力、減輕濕害和合理密植為中心的南方小麥增產配套技術體係。劉巽浩(1931—)堅持中國特色的耕作學和耕作製度,提出集約多維用地、葉-日積理論、多熟高產高效同步、用地養地結合、以無機促有機、自然生態與人工生態結合、倡導集約持續農業等科學思想,對解決國內糧食問題具有重要意義。這一時期國外特別是西方學術思想湧入,國內農學界開展了長達數十年的中國農業發展道路的討論和學術爭鳴,為後來的農業和糧食發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礎。
4 新時代糧食安全展望(2013—2030)
4.1 回顧中國糧食安全曆程的啟示
（1）重農重糧具有合理性,但不應走向重農輕商的歧途。據《墨子·非儒》,從農事可“生九穀”、“長地財”,“農事緩則貧”。《管子·五輔》指出“王之務在於強本事,去無用,然後民可使富。”《汜勝之書》說：“雖有石城湯池,帶甲百萬,而無粟者,弗能守也。夫穀帛實天下之命。”[16]中國傳統的重農重糧思想與生產力水平和地理環境相適應,有其合理性[24]。而主張“農本商末”,甚至輕商、抑商、拒商,則走向了極端,不利於糧食流通貿易。
（2）人口增長是糧食發展的根本動力,但人口增速過快對糧食需求壓力過大,如何實現人糧平衡是保障糧食安全的主要目標。秦漢以來,人口與糧食同步增長,人糧關係長期相對緩和。明清以來,人口增速過快,人糧關係緊張。
（3）合理的土地製度是糧食安全的基石。西漢實施授田製,隋唐實施均田製,保障農民小塊土地占有,鼓勵墾荒、輕徭薄賦、興修水利,推動了農業發展,開創了“文景之治”、“貞觀之治”等。孫中山主張“以平均地權的和平方式”[11],激發了農民糧食生產的積極性。
（4）科學技術是保障糧食安全的重要手段。傳統農業精耕細作、用養結合和地力常新壯等措施是糧食持續增產的基礎,高產抗逆品種繁育、病蟲害防治對抗災穩產具有重要意義。
（5）糧食生產必須與糧食消費統籌考慮。過去重視糧食生產和供給,一味地強調“增產、增產再增產”,片麵認為糧食越多越安全,糧食庫存越多越安全,自給率越高越安全,進口越多越不安全。實際上,糧食生產的最終目的是保障消費。一旦消費需求發生結構性變化,糧食生產結構（包括品種結構、品質結構等）也必須跟著改變。這也是最近國內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必然緣由。
（6）主權完整、國家強盛是保障糧食安全最根本的因素。清末以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曆史證明,解決中國近代以來的農業危機,既需要現代科學技術,更需要一個良好的社會政治環境。在外族入侵、社會動蕩的環境下,何來糧食安全?
4.2 麵臨問題與未來需求
21世紀以來,隨著中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國內外影響持續擴大,農業生產領域出現了一些新的問題。首先是在災毀、環境汙染、建設用地擴張,棄耕撂荒、預期收益不高等影響下,農地利用非農化、非糧化趨勢明顯。這是國內糧食生產成本增速高於糧食收益增速,農民種糧積極性下降的表現[25]。其次,國內糧食產量提高、國際糧食進口增長、糧食浪費嚴重並存的現象值得警惕。國內糧食連年增產,總產量已突破6億t。同時,大豆、玉米等進口大增,到2015年,糧食進口量已達1.2億t。受供大於求的影響,國內糧食庫存量激增。據中華糧網,2016/2017年國內糧食期末結轉庫存約為5.7億t。隨著國內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糧食浪費日益嚴重。據項目組自2013年的研究顯示,僅國內城市餐飲業餐桌浪費的食物高達1700萬~1800萬t左右,相當於3100~3300萬t穀物。第三,有限的水、耕地等資源,脆弱的農田生態係統和嚴重的農業環境汙染（土壤、地下水等）對農業生產的硬約束不斷增強,高投入、高產出、高消耗、高汙染的農業發展道路難以為繼。第四,糧食生產的國內外社會環境發生曆史性變化,過去以自給自足和增產再增產為特點的傳統糧食安全觀念已經不適應當代社會需求。第五,對食物的營養健康消費需求正在改變膳食結構,在老百姓日益豐富的飯碗裏,糧食的絕對重要性正在悄然下降。剛剛閉幕的“十九大”,為中國社會發展乃至世界發展描繪了光明前景,特別是對“新時代”和“中國社會基本矛盾”的曆史性判斷,為中國糧食發展提供了基本曆史坐標和發展目標。整體來看,中國糧食“患寡”的時代基本結束,今後的問題是“患不均”、“患不優”、“患不持續”。從現在起至2030年,是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中國將從全麵小康社會走向富裕、民主、美麗、文明、和諧社會。隨著國內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種養業結構的調整、人口結構和膳食結構的變化,以及國際農產品市場的雲譎波詭,中國糧食安全麵臨著新的機遇和挑戰,需要洞悉國際農業與糧食發展趨勢,把握國內農情和糧情動向,重構適合新時代特點的糧食安全新戰略。
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1981—2015年間,國內人均口糧年消費量從241 kg下降到134 kg,降幅達44%。1981年肉、蛋、禽、水產品的人均消費量僅為16 kg,2015年增加至52 kg。一方麵,由於對食物多樣性和營養健康的重視,國內居民人均口糧消費不斷下降,口糧需求總量明顯減少。2015年國內小麥與水稻的生產量（3.4億 t）高於口糧需求;另一方麵,國內居民人均肉類食物攝入量增加,飼料用糧需求增加。據估計國內飼料用糧需求在3.8億~4.0億t,而目前飼料用糧僅為2.7億t,飼料糧缺口較大。綜合口糧與飼料用糧需求,中國2030年糧食需求6.5億t基本安全,而目前國內糧食生產能力已能夠滿足這一需求。單純的數量安全已難以涵蓋中國糧食安全的科學內涵。
4.3 新時代糧食安全觀與主要內涵
新時代中國糧食安全不應是單一的“吃得飽”的數量安全觀,而應該發展成由數量安全、結構安全、生態安全、質量安全構成的多元、多層次、多架構的廣義糧食安全觀。
在數量安全方麵,要從“糧食”聚焦“口糧”,確保“口糧絕對安全”這條糧食安全的數量底線;考慮到中國國情和資源屬性,合理儲備和適度進口是新時期國內糧食安全的重要屏障。在這裏需要強調的是要充分發揮市場在糧食調配中的決定性作用,改革國內儲糧製度,重新定位糧食儲備社會功能,同時要充分利用“兩個資源、兩個市場”,把中國糧食安全置放在全球格局中,從戰略上統籌考慮。
在結構安全方麵,以“市場主導+政府補貼”的方式來調整糧經飼種植結構,發展多功能農業,提高農產品加工能力,促進糧食流通市場健康有序發展,完善農產品價格形成機製,提高農業補貼政策效能;以合理膳食、營養均衡的消費結構來倒逼農產品的供給側改革。
在生態安全方麵,要從“高投入、高產出、高消耗、高汙染”的集約農業轉向“環境友好型、資源節約型”的現代生態農業發展模式,突出糧食生產中科技支撐功能,實現“藏糧於地”、“藏糧於技”和綠色生產。
在質量安全方麵,以“吃得健康,吃得放心”為目標來完善農產品的可追溯體係和糧食生產過程中的投入品監管體係,保證食品安全,提高國內農產品的質量水平,切實保障中國長遠的糧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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