趕時髦還是隨大溜：共和國初期的“著裝革命”
? 私家曆史
一身藍灰色的服裝，襯托出一種溫柔而又脆弱的冷淡，幾乎不可逾越，它掩護著女人們的身體，就像狂轟濫炸的恐慌年代防護在屋頂上的帆布。
服裝作為人類內在精神的外鑠，是社會人的文化符號，更在社會關係中發揮了認同和歸屬的作用。沒有一種東西能比服裝更具體、更貼切地表達一個人的歸屬，同時又作為一種日常需求而不可回避。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曾因為它“千篇一律”“男女不分”的服裝給外國觀察家留下了深刻印象，幾乎每一個在這一時期到訪紅色中國的“外國友人”，或多或少都留下了對服裝，特別是女性服裝的描述評論。
希求進步——革命時尚的興起與泛濫
在戰爭焦土上建設新中國的首要任務就是要重建社會秩序、恢複生產，白手起家隻能靠篳路藍縷、以啟山林，容不得風花雪月，講究吃穿用度。
出於便於勞動工作的考量，女性服裝勢必要化繁為簡，同時也是為了彰顯自身的進步性、革命性，至少是自食其力的勞動者。
另外，也是更重要的，造成女性服飾先是簡化，進而趨同的原因還在於革命時尚的興起與流行。“從1950年開始，中國人民的服裝起了一種變化，到處流行著一種服裝樣式，這就是幹部服的樣式。”
此時流行的女幹部服有其專有名稱——“列寧裝”，在服裝樣式和裁剪工藝上與男幹部服有著些許差別，盡管它們都發源於聖地延安。“西式大駁領，右衽雙排扣（也有左衽），腰間束腰帶，三或兩隻挖袋，胸前口袋或有或無，腰旁兩隻斜縫袋。因有腰帶，一般列寧裝多為鬆腰身，亦有收腰身，做肋背縫的。有棉有單，通常由供給製單位統一製作發放。”
怎樣的服裝才能與社會主義時代的新中國相稱？
撲朔迷離——藍製服引發的性別差異焦慮
盡管1950年代的中國還未如同後來那般在服裝上整齊劃一、千篇一律，但普遍“追求革命時尚”還是不可避免地造成了“遠看一大堆，近看藍綠灰”的視覺效果。在1960年代的軍綠色蔓延之前，大概藍灰兩色出現的頻度最高，其中又以藍色為最。原因大抵有二：其一，效仿工人階級的藍色工作服。藍工裝白襯衣是現代中國產業工人的典型服裝，引領著當時的審美價值取向。
其二，藍布自身的經濟耐用和樸實無華。在“美化”服裝的討論中有人曾切中肯綮地指出了藍製服的實用性，“深色的衣服除了適應季節的需要之外，更多的是適應勞動操作的需要，幹部服的顏色恰好符合了這一要求，因此在實用價值就具備罩衣和工作服的作用”。
可以肯定的是，愛美之心，人皆有之，中國姑娘也不例外。但開風氣之先者遭到了何種非議呢？一位女青年因為穿了一件進口綠色繡花絨線衣，就被機關同事譏諷為“低級趣味、想找對象”，“追求美觀、內心齷齪”，甚至成了“作風問題”。
在如此情勢下，改進服裝的討論必然不能僅僅滿足於出於消解男女性別差異焦慮的需要：“總之是對目前一般婦女的服裝不滿意，要求改進，要求至少是男女有別”。
“顏色”的革命——花衣裳的短暫複興
從某種程度上講，盡管色彩單調的幹部服逐漸占據了服裝舞台的中心，但還沒有達到一統天下的地步。在新中國成立初期，西服、旗袍、裙子仍有一席之地，尤其是在一些特殊場合，官方甚至鼓勵群眾穿戴漂亮多樣的服飾。
但好景不長，這種“爭奇鬥豔”似乎隻限於極為特定的時間場合。“每年在五一節和國慶節，很多兒童和年青的姑娘們都穿上了花衣服，改換了平時的式樣，表現出生動活潑的氣象，看起來漂亮得多，顯得有精神、有生氣，使人有一種可愛的感覺”，但轉瞬間便鳴金收兵、偃旗息鼓。
為了達到“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的運動效果，隻能利用現有的服裝樣式，於是中國傳統女裝旗袍和舶來品“布拉吉”（連衣裙）就成了中國女性美化自己的兩個主要選項。
旗袍從僅由滿族婦女穿著因而得名的民族服裝發展至因年輕的女學生身著的寬敞樣式從而引起社會效仿，再至簡潔、注重體現女性自然之美甚至刻意展露身體曲線，寓挑逗之意於其中的經典樣式，有一個複雜的嬗變過程。1950年代的旗袍勉強符合了體現社會主義欣欣向榮的新麵貌的要求，從質地到圖案比以往都增添了健康自然的氣質，麵料以棉布為主，裝飾簡約，色調樸素。穿旗袍的大姑娘梳著大辮子，的確為那個甩開了戰爭陰影、經濟建設初有成效的和平年代添上了一抹亮色。
旗袍之外，美化自己的另一個選項便是“布拉吉”，其得名於俄語“pletje”的直譯，意為連衣裙，特點是腰間係帶，通常由彩色花布製作。顧名思義，布拉吉顯然是來自“蘇聯老大哥”處的舶來品。由於新中國成立初期“一邊倒”的外交政策，所以蘇聯專家也跨越了國境來到中國，帶來的“禮物”包括知識、物質、文化產品以及新社會的特定政治——美學理念。布拉吉也自然而然地從蘇聯流行到了中國。
布拉吉是很女性化的服裝，裙裾飄飄之間，產生出楊柳依風、婀娜多姿的美感象征著年輕和朝氣，有長袖和短袖，裙裾處打活褶，裙擺自由飄逸，不同於中國傳統裙子的做法，也改變了中國女性穿著旗袍或上襖下裙式的打扮，一般的布拉吉用大花布來做。提倡穿布拉吉、花衣花裙是出自政治需要，因此有“女幹部帶頭穿布拉吉”之說。
由於自身的根正苗紅，又有別於背負了沉重曆史包袱的旗袍，用蘇式大花布製成的布拉吉在中國得以輕裝上陣，飛速俘獲了年輕少女的芳心。在作家王蒙的小說《青春萬歲》中，幾個女中學生就換上了五彩斑斕的各式連衣裙來盡情袒露自己健美的身材。
乍暖還寒時候，怎敵它晚來風急——“美化”凋零為哪般？
在毛澤東時代之初，深色的幹部服、人民裝在一定程度上曾是人民自發自願的選擇，也由此形成了革命“時尚”的潮流。可是過於千篇一律的服裝質地、單調乏味的顏色式樣，終究會引發群眾的不滿，因此旨在改革服裝的“美化”運動正可謂是“發乎情、合乎理”的“及時雨”。遺憾的是，“姹紫嫣紅”喚來的並不是無邊春景，反而是無盡寒冬。雖然一時“回光返照”，但終究難逃“一命嗚呼”的下場。後來的歲月裏，輿論走向從“誰要不穿幹部服，就會被指為‘特別’‘不合群’‘出風頭’”，下行到了“早先右派分子向我們進攻時，就有人攻擊過我們樸素的藍製服、老棉襖，說它土裏土氣，很難看……我們反對的，隻是那種奇裝異服……是那種脫離勞動人民，把時間浪費在梳妝打扮上的生活作風，是那種一味追求吃喝玩樂的資產階級思想。奇裝異服，在我們眼中看來，都不是美，而是醜”。
在這些無形的社會壓力之下，更多的人用藍製服把自己包裹起來，就很難說是“趕時髦”，而恐怕是明哲保身的“隨大溜”了。
在共和國早期，個人正當的要求美化的願望被壓抑固然令人惋惜，但最叫人為之扼腕的是服裝改革運動所象征的社會主義美學實踐和探索也隨著前者的夭折無疾而終。倘若真的能夠假以時日，是否能如當年滿懷熱情地投身其中的美術工作者們所樂觀預言的那般形成“最美麗的社會主義時期的中國民族服裝”？答案自然是不得而知，但也許時至今日，中國人在出席外事活動時能有更多的著裝選擇；也許漫步大街小巷，目睹五光十色，甚至光怪陸離的時裝的我們在麵對鬱風當年的疑問“怎樣的服裝才能與社會主義時代的新中國相稱”時，就不會仍然啞口無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