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是國難當頭的抗戰初期，不願做亡國奴的交大師生們，隨著當時的”反動“（打個引號，開個玩笑）政府西遷戰時陪都重慶，爬坡上坎跟著吃辣椒，也有師生不願放棄上海的舒服日子（這個形容十分不貼切），但真也不能類比成”他們寧可做亡國奴，也不願意去四川“，抗戰勝利後，交大複員上海，絕大部分師生是回到了上海的， 也有少部分教工，因為娶了四川太太，愛上了川菜和重慶火鍋，讓當時的重慶大學撿了一些”漏“。
不管咋的， 西遷也好複員也罷，全憑自己決定，愛走不走愛留不留， 吃虧賺便宜自己當家自己負責。
五十年代中期，中央決定把交大遷到西安，費力極大的勁，甚至驚動了當時的宰相大人周公恩來總理，親自到上海召開教授座談會，結果搞得學生差點鬧事，不過至少還是動員了相當的師生員工自願地主動報名西遷。
其實， 中央失策了。
想要均衡各地教育資源， 絕對是英明偉大必要的， 當局確實看到了抗戰的大批學校西遷，使得內地的教育文化事業有個很大的提高和普及，連貴州這種以前兔子不拉屎的閉塞省份，不但省城， 連湄潭有了個浙江大學，還有前兩年”村超“的那個鬼不繁蛋的地方， 之所以老鄉們知道了踢足球，還是虧得抗戰時廣西大學曾在那兒停留。
當時切實可行的辦法， 不是遷交大， 而是在西安新建一所很大的大學，搬遷也不是不要錢的，把這個錢來鼓勵沿海地區的教師們去西安， 副教授去就是正教授， 講師願意去就升副教授，高一點年資的助教去就是講師， 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看看陳庚的哈軍工，該不是從什麽地方搬遷取的吧，照樣憑空建起了一所各方麵都是杠杠的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