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世人多關注西方的曆史造假，其實，日本人的造假，也不遑多讓。
日本有一本所謂的古書，名曰《古事記》，據說由稗田阿禮口述、天武天皇審定、太安萬侶編寫，於和銅五年（公元712年）1月28日編纂完成。此書講述了從神武天皇到推古天皇的曆代天皇曆史，以及雜七雜八的文學篇什。
實際上，這是一本謊言和文學雜湊起來的書籍，書內特別編造的一位“天照大神”，業已成為1931年日寇侵略中國以來，在淪陷區推行奴化教育的一個罪惡形象。從根本上來講，所謂從“神武天皇”到“皇極天皇”的曆代天皇曆史，全部是瞎編，沒有一個是真實的。那時的日本，是一個部落小邦林立的荒服之地，小部落小邦之間，互不統屬，哪有什麽天皇，哪有什麽朝代紀年?
關於《古事記》的成書時間和背景，就連日本曆史界，仍然存有爭論。近代日本曆史學家岡田英弘，曾經指出，《古事記》是偽書，應該是9世紀才出現的。因此，所謂《古事記》是和銅五年（公元712年）成書之論，完全是胡說八道。
日本的另外一本古書，名曰《日本書紀》，也好不到那兒去。雖然說是一本“正史”，但是，仍然充滿了謊言與偽造。此書是經曆“壬申之亂”而攫取政權的天武天皇，欲向外宣示自身的赫赫皇統，而下令編造的，由“舍人親王”等人所撰，據說於成書於公元720年（養老四年）。全書用漢文寫成，采用編年體，共三十卷。此書的卷一是《神代上》，卷二是《神代下》。而從第三卷《神武天皇》開始，直到卷三十《持統天皇》結束，都是依照“天皇”編年史來表述所謂“史料”的。在此種編年史中，除了從“孝德”至“持統”的幾個天皇，似乎有那麽一點兒可疑可信的影兒之外，其他的天皇，從“神武”至“皇極”的所有天皇名號，統統是瞎編出來的，沒有一丁點曆史根據，更沒有一丁點考古證據。在上述時期，日本地域內，一個個都是蕞爾小邦，互不隸屬，哪來的什麽天皇，哪來的什麽朝代紀年?
那些“天皇”名號，都是從中國古書上鈔下來，再隨意編造而成者。中國唐朝有一個女皇武則天，《日本書紀》卷九就編造了一個“神功皇後”。
《日本書紀》為拔高日本的地位，肆無忌憚地歪曲曆史，把向中國派出遣唐使，向中國學習、向中國朝貢的事實，反其道而用之，篡改為中國向日本朝貢。例如：
《日本書紀》卷十二《仁德紀·大鷦鷯天皇》曰：“五十八年……冬十月，吳國、高麗國，並朝貢。”
《日本書紀》卷十四《雄略紀·大泊瀨幼武天皇》曰：“六年，夏四月，吳國遣使貢獻。”
《日本書紀》卷十四《雄略紀·大泊瀨幼武天皇》中，所謂“雄略天皇”的“遺詔”，完全是照鈔《隋書》卷二“隋文帝楊堅”的遺詔。這種鈔襲，明目張膽，毫無忌諱。
更為可惡的是，《日本書紀》為了掩人耳目，特地把隋文帝仁壽四年（604）的遺詔，放到所謂“雄略天皇23年（479）”。這樣一來，就把這個鈔襲的“遺詔”，提前到[南朝·宋]順帝劉準昇明三年（479）了。就是說，整整提前了125年。他們認為，如此提前時間，如此精心鈔襲，再胡編一氣，世人就看不出是鈔襲了。其實，假的就是假的，鈔襲就是鈔襲，再如何糊弄，也掩蓋不了鈔襲的事實。因為《日本書紀》把年代提前了125年，日本人還會胡攪蠻纏，倒打一耙，還會說是“隋文帝遺詔”，是鈔襲了“雄略天皇”的“遺詔”。賊喊捉賊，鈔襲者反而汙蔑原著作者，豈非咄咄怪事！
特別可笑的是，“隋文帝遺詔”中，有一句“此又是天意，欲寜區夏”，而《日本書紀》照鈔不誤，鈔作“此又天意，欲寜區夏”了。老實說，日本人閱讀中國古籍，根本沒有讀懂。“區夏”一語，最早出自《尚書·康誥》“用肇造我區夏”。“區夏”，僅僅是指“華夏”，僅僅是指華夏大中國，日本人，有什麽資格，隨便盜用“區夏”一語，來代指其國者？
“隋文帝遺詔”中，有“朕今年踰六十，不復稱夭”，而《日本書紀》則鈔作“今年踰若幹，不復稱夭”。因為隋文帝楊堅是六十四歲去世者，言稱“朕今年踰六十”，是非常中肯的一句話，而所謂的“雄略天皇”，則是虛構的一個人，根本不存在，當然不知道是多大歲數死亡者，所以隻能用“今年踰若幹”來渾說一氣，蒙騙世人。堂堂的“雄略天皇”，連自己活了多大歲數，都不知道，這樣的“雄略天皇”，自然是胡編出來的一個人！這樣的日本古書，有多少可信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