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是過度美化，是蘇俄人的錢推動的。維經斯基建黨時就帶了大筆錢，包括鑽石到上海賣，沒有錢是萬萬不能的！

來源: 精木 於 2024-12-15 07:29:24 [] [博客] [舊帖] [給我悄悄話] 閱讀數 : (15708 bytes)

關於1920—1923年共產國際提供經費的情況

　　還在中共“一大”正式召開之前，即1921年7月23日以前，維經斯基就曾經為陳獨秀領導的中共上海發起組提供過經濟上的援助。關於這方麵的情況，2001年第12期《百年潮》雜誌所刊載俄國學者石克強整理的一組檔案文獻，披露了其間的一些內幕。綜合指派維經斯基來華的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部1920年8月17日、9月30日、10月23日的電報，共產國際派駐遠東的代表舒米亞茨基1921年1月21日給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科別茨基的信，遠東書記處主席團與中國支部1921年7月20日的聯席會議記錄，以及先前在《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一書中所發表的維經斯基1920年8月17日給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部的信，加上該部1920年12月21日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報告等文獻，可以了解到以下情況：

　　（1）維經斯基這一階段是受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部指派前往中國開展工作，其相關的活動經費亦由東方民族部提供。而東方民族部為籌措經費，曾派遣特使帶上價值10萬美元的鑽石到上海去賣，並不止一次地托人帶錢或匯款給維經斯基，已知其中一次帶去的確切的經費數目即為2萬美元。

　　（2）維經斯基利用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部提供的活動經費，在中國上海成功地展開了工作。其報告的工作成果是：“在上海成立了革命局，由5人組成（4名中國革命者和我），下設三個部，即出版部、宣傳報道部和組織部。”“出版部現在有自己的印刷廠，印刷一些小冊子。”並將出版《勞動界》周報。“宣傳報道部成立了華俄通訊社，現在該社為中國31家報紙提供消息”，並在北京成立了分社。“組織部忙於在學生中間做宣傳工作，並派遣他們去同工人和士兵建立聯係。”同時還將召開有10個當地工會和行會代表參加的會議，以便成立勞動組合書記部。

　　（3）隨著共產國際成立遠東書記處，中國工作全部歸遠東書記處領導，維經斯基因此於1920年12月離開上海並返回了俄國，不僅工人學校等被迫停辦，“中國共產主義組織經費一度支絀，今年（指1921年）1月份後半個月，工作出現停滯。為使之重新啟動並得以改善，我（指共產國際全權代表舒米亞茨基——引者注）不得不采取大膽的辦法，舉借貸款和使用其他手段，這才挽回了局麵，報紙和出版工作才得以維持下來（如布哈林和晉裏奧勃拉任斯基的《共產主義ABC》用中文印行了兩萬冊）”。

　　（4）維經斯基改歸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領導後，“帶著文件和今後工作的經費”曾計劃重返中國，因“遇到了麻煩”而未能達到目的，這種情況又一度使“我們在中國的工作稍微有些停頓”。參見《百年潮》2001年第12期，第56—59頁；《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第31—33、56頁。包惠僧多次在回憶中提到，1922年底因維經斯基回國，中央經濟來源斷絕，很多事情都做不了。共產國際派馬林來上海後，1921年7月初發出舉行代表大會的通知，以地區為單位，每個地區派代表二人出席，每位代表發給路費百元。另馬林當年為營救陳獨秀，還交了5000元保證金和罰款。見《包惠僧回憶錄》，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0、368、428頁。

　　目前有關中共1920年開始建黨後得到蘇俄援助的資料還是零星的。比如，我們可以從一些研究成果中看到這樣的說法，即1920年夏，上海中共組織發起後，“每月接受宣傳費一千元，幹部等亦每月接受三十元報酬”。1921年中共“一大”召開前，各地代表每人都收到了作為旅費的100元匯款。轉見石川禎浩：《中國共產黨建立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第162、254頁。所能見到最早的較為具體的中共取得共產國際經費援助數目的資料，仍舊是1922年6月30日陳獨秀以中共中央執委會書記的名義，給共產國際的報告。報告中明確提到：“黨費，自一九二一年十月起至一九二二年六月止，由中央機關支出一萬七千六百五十五元；收入計國際協款一萬六千六百五十五元，自行募捐一千元。用途：各地方勞動運動約一萬元，整頓印刷所一千六百元，刷印品三千元，勞動大會一千餘元，其他約二千餘元。”他同時函詢維經斯基稱：“今後國際協款究竟如何，也請示知，以便早日設定計畫。”《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書記陳獨秀給共產國際的報告》，1922年6月30日：《陳獨秀致吳廷康的信》，1922年6月30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譯：《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2），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第303、304頁。

　　在這裏需要說明的是，中共“一大”召開於1921年7月，而陳獨秀是1921年9月前後由廣州回到上海，擔任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選舉的中央書記一職的。故陳獨秀報告的黨費收入與支出時間，是指他接手中央至中共“二大”召開，即從1921年10月至1922年6月的這一段時間。它並不意味著中共“一大”，即從1921年7月到10月之間中共沒有黨費收入與支出。而從陳獨秀的報告中可以了解到兩點：（1）這個時候中共的黨費收入與支出是包括黨的一般性活動經費和工運經費在內的。相比之下，一般性黨的活動經費的收支，僅為6600餘元。而工運經費，即勞動運動方麵的花費，則占去了這時黨的全部經費的近三分之二。（2）這時黨的全部經費當中，自籌款數僅不足6%，隻夠開一次“勞動大會”，絕大部分活動經費都來自“國際協款”。《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書記陳獨秀給共產國際的報告》，1922年6月30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2），第304頁。

　　從中共“二大”召開之後，共產國際為中共提供經費的方式發生了一定的變化，由於赤色職工國際這裏沿用當時通用的稱謂，新的譯文為“紅色工會國際”。也開始為中共提供一些財政援助，中共用於工運上的開支明顯減少了。這一點在中共“三大”陳獨秀的政治報告中和馬林檔案裏，都有明顯的反映。在馬林檔案中不僅可以看到張國燾、蔡和森、陳獨秀於1922年12月9日、1923年4月30日、5月17日、5月19日、5月20日分別簽收得到工作用款400美元、1000墨西哥元（即當年也在中國流通的所謂“鷹洋”）、2940港幣，及兩個3000中國元的收條，而且可以看到赤色職工國際在1923年5月即開始與共產國際一同向中共匯款3500美元，用於幫助中共、救濟受到中國政府迫害的同誌等。故陳獨秀在“三大”的政治報告中所提到的經費支出，沒有提到在黨的工作中占據最大份額的勞動運動的開支，似非偶然。報告稱：“黨的經費，幾乎完全是我們從共產國際得到的，黨員繳納的黨費很少。今年我們從共產國際得到的約有一萬五千，其中一千六百用在這次代表會議上。經費是分發給各個小組的，同時還用在中央委員會的工作上，用在聯絡上和用在出版周刊上。”《陳獨秀在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1923年6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卷，第168頁。在這裏可以清楚地了解到：（1）與上一年度的情況相比，黨費的支出中原先占三分之二的勞動運動的開支幾乎不存在了。（2）即使加上上一年度少算的8、9兩個月的收入，在中共“一大”至“二大”期間，共產國際提供的黨的月活動經費也不超過740元。而在中共“二大”至“三大”期間，共產國際提供的黨的月活動經費實際上已經達到1250元，較上一年度有明顯的增長。

　　陳獨秀的報告沒有提到工運費開支的情況，並不意味著在“二大”至“三大”期間中共所從事的勞動運動已減少到無足輕重的地步，沒有單獨列項提及的必要。事實上，在1922年7月到1923年6月之間，中國的工人運動相當活躍，而北方的工人運動尤其受到中共的影響。像著名的“二七大罷工”，就發生在這個時期。盡管目前找不到赤色職工國際提供援助的具體資料，但僅在並非赤色職工國際代表的馬林的檔案中，也還是可以看到一些在陳獨秀報告中沒有提到的俄國人援助工運費用的記載。這包括：（1）1922年11月，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會全權代表越飛為唐山罷工工人提供的1000元和準備進一步籌集的400元；（2）1923年“二七大罷工”發生後，俄國鐵路工人捐贈給中國京漢鐵路工人受難者家屬3萬盧布；（3）1923年3月赤色職工國際為中國召開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提供了1000金盧布；（4）1923年5月莫斯科經由北京轉交中共278英鎊，要求三分之二用於組織中國的工人運動和即將召開的勞動大會；（5）1923年5月赤色職工國際交給中共中央2000金盧布用於幫助中國的工會組織；（6）1923年7月莫斯科匯款1840墨西哥元，說明用於撫恤“二七大罷工”罹難者家屬。參見《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第98、151—154、168、169、173頁；TonySaich，TheoriginsoftheFirstUnitedFrontinChina，p347。（未完待續）

　　楊奎鬆，摘自《讀史求實》，浙江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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