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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盈盈披露女兒死因:張純如自殺不是因為《南京大屠殺》
張純如母親張盈盈告訴時代周報記者,“她在寫作這本書的時候絕對是不愉快的,但這種狀態是很短暫的。因為她用了2年時間就把這本書寫完了,而她自殺是在7年以後。中間她還寫了另外一本
本報記者 趙妍 實習生 賴宇航 發自上海
毫無疑問,華裔作家張純如的名字將永遠與“南京大屠殺”聯係在一起,她寫下的《南京大屠殺》改變了西方社會看待二戰亞洲戰場的視角,曾在《紐約時報》暢銷書榜上停留長達10周之久,銷量近30萬冊。但就是這位迅速贏得國際關注的女作家,卻在2004年11月9日,開槍結束了自己36歲的生命。
外界輿論一度曾將張純如的死與她在寫作《南京大屠殺》所接觸到的殘忍、陰暗的史料聯係在一起,但在近日中信出版社出版的、由張純如母親張盈盈所撰寫的回憶錄《張純如:無法忘卻曆史的女子》一書中,張盈盈第一次披露了張純如的死因與輿論所傳相去甚遠。
“關於純如的死因,是我一直要澄清的一點。好多人,包括媒體記者,都說是因為她寫了這麽一本很黑暗的書,對她的精神造成了困擾,從而導致憂鬱症。但我們認為絕對不是這個原因導致她開槍自殺。”因宣傳回憶錄而到國內北京、上海、南京等地演講的張盈盈告訴時代周報記者,“她在寫作這本書的時候絕對是不愉快的,但這種狀態是很短暫的。因為她用了2年時間就把這本書寫完了,而她自殺是在7年以後。中間她還寫了另外一本書《美國華人》。”
曾受日本右翼狂熱分子威脅
在《張純如:無法忘卻曆史的女子》中,張盈盈以一個母親的視角,回憶了女兒從生至死所扮演的多重角色,著墨最多之處自然是張純如寫作《南京大屠殺》的過程。張純如在寫作過程中以及書出版後曾因“受到日本右翼狂熱分子威脅”而一度成為媒體焦點,書中,張盈盈對這一細節做出了回應。
張純如最初與母親談及“日本右翼狂熱分子威脅”,是在她從大陸、台灣搜集史料回家後。她寫信給父母,匯報當時她的第一本書《錢學森傳》的寫作進展,並提及了安全顧慮:
親愛的媽媽:
忘了跟你說,如果有空的話,布瑞特和我要搬到一個兩居室的公寓裏去了。搬家的原因是我們需要更多的空間,但也因為我想讓我們的新家不那麽容易被一些日本狂熱分子找到。有人對我的安全問題表示了擔憂。(我的大部分朋友都覺得一旦這本書出版後,我就會安全得多了,因為南京大屠殺的“秘密”已經大白於天下。)我不知道他們是不是有點疑神疑鬼……
“對於那些日本右翼狂熱分子可能帶來的威脅,我建議她聽從私人偵探的建議,做好自我保護。然而,我並不覺得她有必要過於恐慌甚至疑神疑鬼。”張盈盈回憶,“純如跟我們說,她收到過一封裝有兩顆子彈的信。不過據我所知,她並沒有遭受到人身安全上的威脅,雖然的確也收到過一些惡意來信,但都是在網上,數量很少。”
雖然如此,但無論是張純如還是張盈盈,都認為日本右翼狂熱分子曾在《南京大屠殺》出版、發行期間“有所作為”。美國《新聞周刊》曾於1997年刊登《南京大屠殺》書摘,但原定11月17日刊出的書摘,後被改為延期至12月1日(即下一期)刊登。這讓張純如一家著實緊張了一把:“書摘刊登之前,我跟純如的爸爸係統分析了《新聞周刊》之前幾期的廣告。我們發現,每周雜誌上平均登出四五個日本公司的廣告,其中包括佳能、鈴木、日立、索尼、豐田、東芝、三菱、夏普和愛普生等。我很擔心純如的書摘會不會在12月1日那一期的《新聞周刊》上刊出。”在多次打電話至報刊亭後,張盈盈最終找到了登有《南京大屠殺》書摘的《新聞周刊》,但她仔細閱讀,發現當期沒有任何日本廣告:“沒有人能解釋為什麽12月1日的這一期雜誌上,一個日本公司的廣告都沒有,而在11月17日那一期上卻刊登了兩倍於正常數目的廣告。”
不過《新聞周刊》方麵給出的推遲原因,是因為西摩爾·赫什的書《卡美洛王朝的陰暗麵》(一本關於肯尼迪家族的富有爭議的書),從而把其他書摘都向後推了一周,與日本廣告商毫無關係。張氏母女都認為此說不具說服力。
此外,日本政界、學界對《南京大屠殺》的批評也多次在張盈盈的回憶錄中被提及,而阻礙該書在日本出版發行也被她們認為是右翼分子施加壓力的結果。
“自從‘柏書房’1998年春天取得純如的書的日文版版權後,一直到7月份,純如都沒有聽到任何翻譯的進展。純如告訴我們,她聽說一些日本曆史學家和教授拒絕了‘柏書房’請他們評價譯本的要求,至少其中一個人承認,拒絕的原因來自某個‘不為人知的組織’對其家人施加的壓力。純如說這可不是好征兆。與此同時,有謠言說,當‘柏書房’獲得《南京大屠殺》一書日文版權的消息泄露後,這家出版社受到了死亡威脅。”張盈盈說,“從中可以看出,當時來自日本右翼分子的壓力到底有多大—這些壓力最終導致日本版的夭折,直到又過了十年,才得以正式出版。”
根據張盈盈的回憶,1998年8月,“柏書房”第一次表示打算更改書中內容的意圖。當月,該出版社稱,一個由右翼學者聯合起來的“南京事件研究委員會”正在對張純如書中內容進行事實核查。該出版社的總編輯芳賀給張純如寫信解釋說,日本的保守分子堅持南京大屠殺從未發生過。他們采用的策略是“挑處作者評論中的細節瑕疵”,然後“指出這些錯誤的存在,表明作者沒有進行充分的研究……於是再利用這些錯誤證明全部內容的不可靠”。同年10月,張純如收到了一張長長的勘誤表。其中,因夏淑琴案而為國人熟知的日本亞細亞大學教授中東野道修從“前64頁中找到90處事實錯誤”。
另外,根據《洛杉磯時報》記者索尼·埃夫隆的報道,張純如的《南京大屠殺》在日本不僅遭到了右翼“極端民族主義者”(認為南京大屠殺從來沒有發生過)的抗議,還遭到了“自由主義者”陣營的批評—他們盡管承認南京大屠殺的存在,但認為張純如有缺陷的學術水平歪曲了事實真相,兩者的主要爭議點為南京大屠殺的死亡人數。
欠缺“準確性”:來自西方曆史學界的批評
實際上,張純如的《南京大屠殺》在獲得巨大聲譽的同時,在曆史“準確性”等方麵也受到了來自西方曆史學界的批評。
“1998年10月10日,純如受邀出席了在伊利諾伊大學校園內舉行的‘東方戰爭罪行’主題研討大會,並擔任組委成員。會上,伊利諾伊大學的一位曆史教授抨擊了純如的書,這令所有人都非常吃驚。”張盈盈告訴時代周報記者,這位伊利諾伊大學的曆史教授並不是唯一一位抨擊《南京大屠殺》的西方學者,“批評純如的書的曆史教授還有不少。”
約克大學的加拿大研究會主席約書亞·A·福傑撰文認為,《南京大屠殺》一書存在“嚴重瑕疵”以及“充滿了錯誤和輕率的解釋”。他認為這本書在張純如試圖解釋為何大屠殺會發生時就“開始崩潰”:她反複地對她認為是“導致了大屠殺的幾個世紀以來局限的曆史產物”的“日本精神”作出評判。福傑認為張純如的問題在於她“缺少作為一個曆史學家的訓練”。
獲得過普利策獎的斯坦福大學教授大衛·M·肯尼迪也指出,“這本書的主旨在於指責和義憤,而不是分析和理解。盡管義憤是對南京大屠殺在道德上應有的反應,但在理智上卻是不足的”。
來自華盛頓與李大學的曆史係教授羅傑·B·吉恩斯則把張純如的書當做是“不完全的曆史”,並批評她缺乏對這一主題的經驗:“在寫這一可怕的事件的時候,張純如努力地想要將它描述成是未經證實的亞洲浩劫。不幸的是,她削弱了她自己的論據,她忽視了關於這一事件的日文和英文的豐富資源。這致使她犯了一些錯誤,例如大大地誇大了南京當時的人口,以及不加判斷地就使用了遠東軍事法庭和當時中國對於被殺平民和士兵的統計。”
記者提摩西·M·凱利形容張純如的書顯示出“粗心大意、馬虎和曆史錯誤”,他還批評張純如“缺乏對細節的注意力”。最後,他指控張純如抄襲大衛•伯爾格米尼所著的《日本的帝國主義陰謀》的圖文。
《洛杉磯時報》的索尼•埃夫隆警告說,就張純如的著作所進行的激烈爭吵給西方人留下了“日本很少描寫南京大屠殺”的錯誤印象,實際上,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至少有42本關於南京大屠殺以及日本在戰時所犯罪行的著作,其中21本是在對日本的戰時罪行進行自由調查後寫下的。此外,埃夫隆還注意到,年老的日本士兵出版回憶錄、發表演講和接受采訪的人數在上升,他們敘述在戰時所犯下的或者親眼見證的罪行。在日本政府長期的強製否認之後,日本中學的教科書現在承認南京大屠殺是真實的。
與大篇幅描寫日本政界、學界對張純如《南京大屠殺》的批評不同,張盈盈的回憶錄並沒有太多談及西方曆史學界對該書的批評,隻用了“純如的書受到了美國曆史學家的一致好評,並受到全世界華人社會的尊敬”來過渡,她認為來自日本的批評屬於詆毀。不過,張盈盈向時代周報回應,女兒的《南京大屠殺》正是因為暢銷而受到多方關注,而“任何作品都會存在爭議”。
自殺或因抗精神病藥物副作用
“純如從精神崩潰到自殺,隻有3個月的時間,所以絕對不是因為《南京大屠殺》。她一直認為寫作這本書是做了一件很好的事,她非常為此感到驕傲。”張盈盈在她的回憶錄最後兩章,詳細回憶了女兒精神崩潰的經過,並分析了她開槍自殺的原因。
張純如在2004年4月圖書簽售旅行回來後反複向父母提及,她在路上曾被人威脅,但並沒有明確指出是在哪裏、在什麽情況下遭到威脅。她隻是說:“有個人演講後走過來,用充滿威脅的口氣對我說話,‘如果你加入我們的組織的話,或許可以安全些。’我大吃一驚,不知道該說什麽好,立即走開了,我是不是做錯了?”張盈盈回憶,自此,張純如變得越來越恐懼。
同年8月,她在路易斯維爾采訪,住進一家旅店,認為“前台的服務生看著她的表情很可疑,還與另外一個後來頻頻注視她窗戶的人交談”。她隨即給母親打電話,懷疑房間裏安裝了竊聽器,電視裏播放的恐怖畫麵都是真的,是有些人故意放來嚇唬她的。第二日,她被送入當地醫院精神病病房。隨後,家人積極為純如尋找治療精神疾病的專家,而在醫生的指導下,她開始服用抗精神病藥物Risperdal。後因情況加重,她服用的藥物從Risperdal被換為相對較新的同類抗精神病藥物Abilify,並增加了抗抑鬱藥Celexa。醫生還建議張純如住進療養院,被她本人拒絕。
“純如聽了之後立即表示反對。我能理解她對那種所謂專門針對‘精神病患者’的療養機構的不信任。她以前聽說過許多關於政府將不同政見者投入精神病院迫害致死的事例。我無法責怪她的多疑。”張盈盈說。
張盈盈堅持認為,女兒開槍自殺與藥物的副作用有關。“我們現在知道了,Abilify的網站上警告說,這種藥物‘可能影響你的判斷力、思想或運動能力’,以及諸如增加自殺風險、嗜睡、焦慮和肌肉僵直等副作用。而Celexa的網站上則警告說,可能導致自殺、焦慮和靜坐不能(一種與自毀或侵犯性舉動相關的危險症狀)。”獲得哈佛大學生物化學博士學位的張盈盈為女兒的自殺找到了一些外在原因。
“其實純如是反對吃藥的,她從來沒有信任過醫生。現在回想起來,當然覺得是非常可惜。吃了這些藥以後,會變得非常暴力。女孩子用手槍,想想可不可能?純如以前從來沒有碰過槍,在我們作為母女相識相知的這麽多年裏,純如一直十分堅強無畏,從來沒有考慮過以自殺逃避。”不過,張盈盈告訴時代周報記者,他們並不會因此對醫生提出訴訟,“我在書裏提到的醫生也用了A和B來代替,畢竟他們的處方是嚴格按照規定開的。”
(本報記者張子宇對本文亦有貢獻)
張盈盈回應美國學界批評《南京大屠殺》:“美國學者批評純如,或因受日本資助”
本報記者 趙妍 發自上海
時代周報:《南京大屠殺》一書中認為死亡人數在30萬左右,這個數據是頗受爭議的,也是日本方麵反對聲最大的一點。純如是否曾與你討論過死亡人數的問題?
張盈盈:在死亡人數上,純如參考了很多學者的研究,如江蘇社會科學院的孫宅魏教授,還有一個華人學者吳天威,他在美國南伊利諾伊大學曆史係,現在去世了。孫宅魏與吳天威合寫過很多文章,孫教授是專門研究死亡人數的,他認為超過30萬,應該有35萬。日本右翼的人說,怎麽可能殺30萬人?當時南京城裏的人都跑光了。孫教授有一篇論文就說那時候並不是逃光,事實上因為逃難,好多人湧入了南京城。
時代周報:與這個數字相關,也與曆史學界批評相關的一點是,純如在寫作的過程中沒有參考日本方麵的資料。
張盈盈:是,的確有人說純如沒有使用日本方麵有關南京大屠殺的資料。但純如有用到日本兵懺悔的一本書,而且她也采訪到了一些懺悔的日本兵。但是日本學者的研究,在純如的資料裏好像是沒有,而且在日本很難找到公正的資料。
時代周報:如果說來自日本的批評是因為立場,那該如何看待西方學者對《南京大屠殺》在史實準確性上的批評?
張盈盈:我在書裏提到,一個伊利諾伊大學的曆史學教授,忽然批評了純如的書,他是個白人。不是隻有他一個,在美國還有一些曆史學教授批評了純如的書。我是覺得,日本在美國的“東亞研究”領域是做了很多工作的,他們資助了這些領域的人做研究,所以如果你的研究經費是來自日本,多半是會為日本人講話。現在美國的東亞研究很多都是日本資助,有些你看不出來,都是用獎金、獎學金的方式給你,所以這些批評,我是懷疑他們多半有日本的資助。
時代周報:雖然沒有參考日本方麵的資料,她曾到大陸和台灣收集史料。
張盈盈:對,我書裏有講到,純如在南京不僅采訪到了幸存者,還去了大屠殺現場。她到南京找江蘇社會科學院的孫宅魏教授,但他當時不在南京,所以叫了另外一位學者王衛星做向導。她請了個翻譯,幫忙將幸存者的中文采訪內容口頭翻譯成英文。她雖然可以聽懂幸存者的一些話,但南京方言她是不太明白的。她還跟我們講述采訪幸存者的進展,“每個我見到的幸存者都極其渴望講述他們的故事,所以每個采訪都要花上幾個小時”。她去大屠殺現場,那些行刑場都很荒蕪,還被蚊子咬了。
時代周報:純如在寫作《南京大屠殺》的時候,認為自己會受到“日本右翼極端分子威脅”,你作為她的母親,是否觀察到了這種威脅?
張盈盈: 純如本人其實並沒有具體地受到來自日本右翼的威脅,有些寫信來,很少量。但真正的人身安全上的攻擊,沒有。日本右翼一直講她誇大了這方麵的威脅,美國學者又認為純如誇大了日本右翼的影響力。但的確有一個日本學者,在記錄了整個南京之行、寫了南京大屠殺的過程後,就受到了日本右翼的威脅,隻能戴假發、墨鏡出門,還改變自己的地址、電話,很怕自己的小孩遭遇危險。所以他們說純如誇大很沒有道理:如果純如是誇大,那麽為什麽這個日本學者要這麽做?日本右翼對講真話的日本學者也是封殺的,所以日本學者不敢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