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當父親滿懷壯誌,準備為國家作出更大貢獻時,國家形勢發生了變化。民生公司內部也出現了一些問題,這些問題層層累積以至於集中爆發,最終導致父親無法承受而遽然離世。
自父親返回重慶後,相繼而來的“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等運動,已普及於全國基層包括民生公司,公司自身也順應大勢開始民主改革進程。由於基層運動的領導者執行政策有偏差,在運動中,公司的部分董事、高中層管理人員受到不應有的衝擊,父親對此甚感惶惑。
建國初期,戰火方熄,百廢待興。由於業務量不足,民生公司的經營狀況沒有得到改善,反而由於各種費用的消耗和公司在國內外的債務還本與付息的壓力而日見艱難。公司收支失衡,入不敷出,財務陷入困境,員工的工資發不出來,員工的情緒出現嚴重波動,公司局麵非常不穩定,父親為此憂慮重重,深感難以撐持。
1952年初,中央決定對民生公司特殊對待,在暫停對私營企業貸款的情況下,破例給民生公司貸款一千萬元(舊製人民幣一千億元),並指示西南軍政委員會將此舉措轉告民生公司。西南軍政委員會立即邀請民生公司某負責人談話,轉達了中央這一指示,並囑他待盧作孚從北京回來後,馬上轉告,請盧作孚放心。遺憾的是該負責人卻沒有將這一情況告訴父親。在父親去世的前兩天,北京又發電報來確認為民生公司解決經濟困難貸款一事,仍然是這個負責人先得到這份電報,但並沒有交給父親,原因甚不可解(父親去世後,該負責人解釋說他忘記告訴父親,並忘記把電報交給父親)。事情至此具有了濃厚的悲劇色彩:一方麵,在中央的關懷下,民生公司的難關本來可以安然渡過;而另一方麵,父親卻根本不知道中央有這個決定,仍在為財務危機空前嚴重、從而可能引發公司更大的危機而憂心如焚。
1952年2月5日,民生公司的川江主力船“民鐸”輪在豐都附近水域發生事故觸礁沉沒。2月6日父親親赴豐都察看,處理善後。當時有傳言說這個事故是潛伏特務在搞破壞,公司裏人心惶惶,氣氛緊張。對於父親來說,這一事故無異於雪上加霜。據母親後來回憶,那幾天父親守著電話疲憊不堪,通宵睜著眼睛無法入眠,不時喊著公司某幾位高級管理人員的名字,情緒極為緊張焦躁。
1952年2月8日上午,民生公司召開“五反”動員大會,會議主題是揭發資方腐蝕國家幹部,公司高級管理人員坐在台下第一排,父親又特別被安排坐在第一排的正中間位置。在會上,公股代表張祥麟在會上帶頭做檢查,內容是與盧作孚一道赴北京出差時,曾和盧作孚一起去吃飯、洗澡、看戲等。張祥麟檢查後,父親的通訊員關懷便跳上台去,揭發說張祥麟在北京時,接受盧作孚請吃飯、請看戲是受了“糖衣炮彈”的襲擊,是受了“資本家”的拉攏腐蝕,他並嚴厲追問張祥麟還有什麽問題沒有交代,其間會場多次高呼口號,氣氛十分緊張,使坐在台下前排的父親十分困惑和難堪,心情極為沉重。
關懷是原民生公司“虎門”輪的年輕服務員,父親離港返京前調他來擔任通訊員,把他從香港帶回內地,雖然跟隨父親一起工作的時間不長,但父親讓他住在家裏,抽出時間親自教他學文化,對他可謂仁至義盡,關心備至。可是在2月8日大會的前幾天,這個年輕人不知何故,忽然搬出了我們家,在開會時又上台去“揭發”,表麵上是揭發張祥麟,實際上矛頭直指父親。會後,父親把關懷找到辦公室談話,在場的有民生公司副總經理童少生等公司高層人員。父親勸導關懷發言要負責任,應該實事求是,有一說一,誇大事實、無中生有的話不要亂說。但關懷拒不接受父親的勸告,並且有恃無恐,態度非常不好,這對於父親無異火上澆油。
父親一生光明磊落,潔身自好,對舊社會奸商拉攏賄賂官員、貪汙舞弊的行為一向深惡痛絕。此刻,他很難理解用私人工資收入招待同事這樣的正常交往怎麽就成了腐蝕幹部?他身邊的工作人員怎麽會如此對待他?父親是一個視人格尊嚴為生命的人,這樣無端的侮蔑和侵犯,他絕對不能接受。可以說,2月8日的大會對於父親是一個極大的刺激,直接成為他當晚自盡的導火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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