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6月22日，美副總統華萊士訪華，在盧作孚的陪同下，參觀了重慶北碚。在《論中國戰後建設》一文中，盧作孚寫道：“戰後國家的建設，不僅可以防禦再來的侵略，防禦侵略僅為其消極的目的；確立公眾的良好秩序，完成一切物質基礎的建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和文化水準，使國家成為一個本身健全的現代國家，尤為吾人必須全力趨赴的積極的目的。”“唯有從根本上建設國家，以機器代替人力，以科學方法代替迷信與積習，使農業增產，礦業開發，工業發達，陸有火車汽車，水有輪船，空中有飛機，可資運輸；人人皆有智慧，皆有工作技術，皆有職業的機會，皆有服務公眾的興趣。以自力謀生者，收入增加；被雇用者，待遇改良。由此衣食豐裕，住室寬舒，旅行便利；汙穢的環境，變為清潔，混亂的環境，變為有秩序；有灌溉工程，防洪工程，可以預防天災；有醫藥衛生設備，可以預防疾疫；使一切都感落後的國家，短期內即一切進步到與先進國家比美；使全國人民在最大的痛苦後，獲得最大的幸福和安慰；其他國家的人一向輕視中國者變為尊敬，批評中國者變為稱譽。”這就是盧作孚為戰後的中國勾勒出的美好圖畫。
1944年10月1日，盧作孚代表中國實業界出席國際通商會議。會議是為二戰結束後，安排戰後經濟秩序而召開的。著重討論戰後各國工商業的發展，包括國際商業政策、航運業政策、新區域的工業化等問題。盧作孚在會上就戰後世界航運問題，提出了一個提案：第一，我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受侵略最深、損失最重的國家；我國的廣大地區，特別是沿海地區，遭受日本侵略軍的蹂躪，航運業破壞殆盡。要求國際組織以物資和技術幫助我國恢複和發展被破壞的沿海及內河航運。第二，為了徹底消除給世界人民帶來巨大災難的德、意、日侵略集團重新抬頭的可能，建議同盟國在德國和日本投降後，嚴格限製其航運力量和造船能力。第三，為了幫助被壓迫國家的經濟發展，要求在戰後消除國際上設置的各種航運障礙。各國代表一致通過了該提案。
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授予盧作孚一等一級獎章。抗戰期間，民生實業收購了從淪陷區逃出的長江中、下遊華輪船隻70多艘。民生實業在其最龐大的時候，擁有船隻達到 了137艘、60,000餘噸位、職工17,000餘人。獨占了川江航運，是為抗戰時期中國最大的航運公司，它還控製了許多其他重要企業。其中有民生機器廠，是為大後方最大的機器製造工廠，並在礦冶、航運、機械、紡織、食品、貿易、保險、新聞等行業中的78個企業擁有大量股份。盧作孚曾擔任過幾十個企業的董事長或董事。
戰後，盧作孚把長江航線的重點移至上海，以此為向沿海和外洋發展的基地，開辟上海至台灣、汕頭、香港的南洋線和由上海到連雲港、青島、天津、營口的北洋線。並在台灣、廣州、香港等地設立民生實業的分公司或辦事處。同時又集資100萬美金，創辦太平洋輪船公司，購入了三艘海輪，把航線延伸至越南、泰國、菲律賓、新加坡和日本。到了1949年，民生事業擁有各種船駁150餘隻，噸位72,000噸，職工9,000餘人。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後，盧作孚成為國共雙方竭力爭取的對象。1949年3月7日，中共香港負責人潘漢年請黃炎培代中共向盧致意，並請求拜訪盧作孚。十天後，台灣國民黨何應欽出任行政院長，提名盧作孚為政府交通部長，被婉拒。1949年5月，閻錫山為新一屆行政院物色人選，再次邀請人在廣州的盧作孚入閣，被再次婉拒。1950年6月間，盧作孚奔走於香港與內地間，同時把滯留於台灣、香港的民生輪船開到公海。其間，國民黨行政院長俞鴻鈞、外交部長葉公超赴港勸盧作孚去台，盧作孚不為所動。中共方麵讓在北京的黃炎培和張瀾向盧作孚傳達中共邀其北上之意。盧作孚未能及時北上，是為民生業務所累，許多民生船隻仍在海外，為了獲得外國銀行貸款，一些民生船隻已被抵押出去。經過將近一年的努力，盧作孚於1950年將民生在海外的18艘輪船駛回上海、廣州。
1950年6月10日盧作孚由香港回到北京，第二天就去拜訪了黃炎培。之後又作為特邀代表，於6月14日出席了全國政協一屆二次會議。為了海外未歸的民生輪船安全，中共沒有公開報導盧作孚回京並出席政協會議。
返京後，盧作孚向中共提交了民生實業的公私合營具體方案。經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的同意，1950年7月，交通部派出了代表，與民生實業的代表簽訂了《民生實業公司公私合營過渡辦法》。8月10日，交通部部長章伯鈞與盧作孚簽訂了《民生公司公私合營協議書》，此舉意味著民生進入公私合營的序列，同時政府的七名公股代表加入董事會。1952年9月1日，民生實業正式公私合營。1953年10月11日，《人民日報》發表文章《公私合營企業的一個範例》，把民生作為公私合營典型。
1950年10月，盧作孚回到重慶，受到了重慶軍民的歡迎。西南王鄧小平也接見了他。不久，盧作孚被任命為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很快，盧作孚又投入到民生實業的日常工作中去了。
1950年開始的肅反運動中，民生的一些職工被捕。民生的一位董事因為是重慶袍哥老大，在肅反中被捕，並被處以酷刑致死。這位民生董事曾積極參加抗戰，掩護過共產黨。民生機器廠廠長也被以反革命罪處死。這些事，讓盧作孚受到了極大的刺激，痛苦萬分。
1951年春，盧作孚準備逐步將滯留香港的船隻駛回中國。同年冬天，盧作孚赴京開會，周恩來希望他到交通部負責工作，並告訴他已給他在京備好寓所，希望他遷居北京。後來有人認為這是周暗中保護盧，調他離開民生公司，回避政治運動。但這不符合盧作孚的個性，他決定處理完香港撤船事宜後返渝。
1951年12月，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開始。12月8日重慶召開動員大會，市長曹荻秋做動員報告，號召檢舉揭發。根據中共要求，民生的船隻每周必須停船幾天，進行三反運動。但民生擔負著為抗美援朝運送物資的任務。這一切使民生公司負債累累，經營困難。
盧作孚由京返渝後，即麵對三反、五反運動，還有民生內部的民主改革。1951年12月4日《重慶日報》發表文章，指出“民生實業公司民主改革工作極不徹底”，公開批評民生，矛頭直指盧作孚。
正當盧作孚滿懷壯誌，準備為新政權作貢獻時，國家形勢發生了變化。盧作孚返渝後，新政權相繼開始了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等政治運動。這些運動遍及全國各個階層，民生也無法逃脫。運動的領導者對公司的董事、高中層管理人員進行了衝擊，盧作孚對此甚感惶惑。
新政權建立初期，戰火方熄，百廢待興。航運業務量不足，民生的經營狀況開始惡化，加上過去擴大公司時的債務還本、付息的壓力，公司收支出現失衡，入不敷出，財務漸窘，發工資都有問題了，員工情緒嚴重波動，公司局麵開始不穩，盧作孚憂慮重重。
盧作孚的性格堅毅、沉穩，他檢討了自己的一生，認為實業救國是他創辦民生的初衷，他不肯顛倒是非，給自己抹黑。在民生資方代理人小組會上，盧作孚對自己從小學畢業以來的思想做了回顧，他堅守著自己的底線：“各位，我自問不是想當資本家來搞企業的。”
1952年2月8日上午，民生召開五反動員大會，主題是揭發資方腐蝕國家幹部，公司高級管理人員坐在台下第一排，盧作孚被特別安在第一排的正中間。會上，公股代表張祥麟在會上帶頭做檢查，說與盧作孚赴北京出差時，曾和盧作孚一起吃飯、洗澡、看戲。張祥麟檢查後，盧作孚的通訊員關懷跳上台去，揭發了張祥麟在北京時，接受盧作孚請吃飯、請看戲是接受了盧作孚的“糖衣炮彈”，是受了盧作孚這個資本家的拉攏腐蝕，他嚴厲追問張祥麟是否還有隱瞞的問題，其間會場還多次高呼口號，氣氛很緊張，盧作孚非常困惑難堪，心情極為沉重。
盧作孚一生光明磊落，對賄賂官員的行為不屑一顧。他不認為用自己的工資招待同事是腐蝕幹部，他更無法理解的是身邊的工作人員會如此對待他。盧作孚極為重視人格尊嚴，這樣的無端侮蔑，他是不能接受的。1952年2月8日，民生的五反動員大會對於盧作孚是一個極大的刺激，導致了他當晚自盡。五反運動中，民生公司副經理及大船船長以上骨幹，全部入獄“審查”，其中有兩人被處決。
1952年2月8日下午，盧作孚夫人在重慶市婦女互助會開會。會後，她來到了兒子家中。晚上7時，盧夫人到家。家裏的傭人告訴盧夫人，盧作孚回家後就去臥室休息了。過了一會，盧作孚仍沒動靜，傭人進屋察看，發現他臉色有變，情況異常。
盧夫人遽逢大變，不知所措，去電話到民生求救。民生派了一位副總經理和醫護人員來到盧家。他們發現盧作吃了大量的安眠藥，醫生立即進行了搶救，但無力回天，一代船王盧作孚就這樣在59歲的壯年去世了！
1952年2月12日，盧作孚出殯，送葬的人有黨政軍和工商業人士及大量的民生員工。盧作孚為家屬留下了遺囑：一、借用民生公司家具，送還民生公司。二、民生公司股票交給國家。三、今後生活依靠兒女。四、西南軍政委員會證章送還軍政委員會。
盧作孚是在1952年1月 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在“三反”鬥爭中懲辦犯法的私人工商業者和堅決擊退資產階級猖狂進攻的指示》後的第21天自殺的。盧作孚在當時的中國工商界人士中，在資格、人望、功勳、才智、資質方麵，無人可以與之匹敵。他是一個無與倫比、無可替代的人，他代表了中國發展方向。他是一個投身實踐，把教育救國、農村建設、科學救國、工業救國、實業救國完美地結合起來的人，他既是知識分子又是實業家和政府官員，他是為中國的社會改造、國家進步、抗戰大業建立了不朽功勳的人。就是這麽一個標杆式人物在毛澤東發動與領導的三反、五反運動中第一個自殺了。
從中共方麵來看，毛澤東是絕對不會在那個時候整盧作孚的。毛澤東對於盧作孚的自殺始料未及、完全出乎意外。盧作孚之死對中共高層震動極大，以致於五反運動到了1952年3月中旬就開始降溫了。同年4月，毛澤東就指示說：“我們已經對資產階級打了一下，現在可以在新的基礎上和他們講團結了。”盧作孚在工商界的地位特殊，是當時所謂資產階級或民主黨派中的任何頭麵人物都無法相比的，他和毛周之間又有非同尋常的友誼。周恩來曾要親自來重慶處理盧作孚的喪事與善後事宜，因為盧作孚是他派人到香港邀請，並由香港地下黨專門安排回的北京。盧作孚回京後，毛澤東曾兩次宴請盧作孚。這本來是中共統戰的重大成績。但是回重慶後，盧作孚以自殺來反對五反運動。盧作孚的自殺，是對五反運動最強烈的抗議。盡管，盧作孚的遺囑中，完全沒有涉及五反和中共。但是，毛周心中非常清楚，他們打碎了什麽。盧作孚的自殺，直接影響了毛澤東的五反部署：先是推遲了五反的步伐，尤其是上海的五反；接著是采取了“穩步前進，狠而不亂”的措施；然後是縮小了打擊的範圍，而且僅用“罰款”一個措施來對付那些資產階級了。
盧作孚為抗日戰爭和中國的現代化做出的貢獻，怎麽評價都不會過高。隻有小學學曆的盧作孚憑著自己的努力和毅力，自學成才，成為一位成功的數學老師、國文教員、《川報》記者、主筆、社長和總編，創辦了成都通俗教育館和西部科學院。一個完全沒有經商經曆的盧作孚創立了中國私營企業之最的民生實業公司，統一了四川航運，在抗戰時期憑借著一己之力完成了“中國實業界的敦刻爾克撤退”。一個生活在軍閥橫行的社會的盧作孚，幾十年如一日，把北碚建成了一個中國最具現代色彩的文明社區。盧作孚以畢生精力做了三件大事，即教育、鄉村建設、實業。這三件大事密切相連，互相影響，具有重大意義，構成了盧作孚的全部生命。
中國近代史由1840年的鴉片戰爭開始，這以後的一百多年裏，中國一直在尋找一條現代化的道路。一路走來，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意識形態對國家經濟的影響，看到中央集權對企業家和他們的活力的傷害，還可以看到官本位的傳統對市場經濟中誕生出來的企業家的影響。隻有在北洋時期那一個異常短暫的年月裏，民營資本得到過應有的自由。國家與資本、政府與實業家之間的關係一直在激烈的變動之中。在這些關係中，隻要國家與政府占了上風，這個國家的市場和經濟就會停滯、倒退。
在過去的100多年裏，中國人一直在致力於現代化的建設。這其中有著很多企業家的身影，盡管他們在大多數時間裏並不是主角，而且他們在大多數時間裏與激進主義背道而馳，但他們的的確確是中國現代化道路上的一股不可忽略的力量。清末，正是當時的民營資本與國家壟斷資本的博弈導致了清王朝的覆滅。從清末到今天，我們得到的教訓是，龐大的國家壟斷資本給這個國家的治理帶來的隻有負麵效應。
縱觀世界近代史，任何一個國家的現代化過程中都有著政治、軍事、知識、和經濟精英的作用。隻有在中國的近代史中，幾乎見不到經濟和企業精英的影子，即使有些史書中對他們稍有提起，也隻是不經意的、毫無價值的、無關緊要一群見利忘義的人。但是在國家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他們對國家的熱誠、對現狀的判斷、對未來的眼光、對曆史的進步所起的作用，往往超出了當時絕大多數的政治家。這是因為他們冷靜而保守、他們務實而又智慧、他們不屑於那些光芒萬丈的口號。隻要給他們改變國家和自己命運的機會，在絕大多數時間裏，他們會給出最佳方案。
但是，在中國這個古老國家的社會地層的深處，始終有一股無名的、憤怒的力量，它們源於“貧富懸殊”、“社會不公”等等均貧富的古老觀念。它們是流淌在地底的熔岩，一旦遇到機會，就會不可抑製地噴發出來，對我們的社會、經濟、市場造成巨大的傷害。一旦這樣的事情發生，企業家立即成為首當其衝的受害者，企業家永遠是社會不公和貧富懸殊的罪魁禍首。盡管這種指責占據了道德製高點，並且痛快淋漓，但是它對中國的現代化和企業的成長帶來的傷害極大，並且極大地阻礙了社會的變革。在中國近代史的舞台上，中國的企業家——來自民間自由資本的財富階層為這個國家的進步所起的作用其實遠遠超出了那些政治家們的作用。正是他們給這個古老的國家引進了現代化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他們是這個國家進步勢力的最堅定的支持者；他們來自這個國家的最底層，他們從這個國家的最底層開始進行變革，他們改變了這個國家精神麵貌；在這個國家最危急的歲月裏，他們的表現極為英勇；當這個國家被理想主義弄的民不聊生的時候，人們依賴的是他們曾經的傳統，把這個國家從破產的邊緣解救了出來。中國船王盧作孚就是這些被遺忘的偉大的中國企業家中出類拔萃的一位。
【華夏文摘】老錢：民國聞人：中國船王- -盧作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