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年]範庚僑: 火燒英國代辦處, 那天我在現場
範庚僑 1945年出生於陝西省西安市，1963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哲學係，1968年畢業後，先後在陝西省乾縣羊毛灣水庫和華陰21軍農場勞動鍛煉，1970年分配到寶雞市工作，任中學教師，退休前為寶雞教育學院副教授。
原題
一場風暴中的
點滴記憶
作者：範庚僑
1966年6月13日，我們從參加社教的農村，返回久違的人民大學校園。
一進校門，就被眼前的景象驚呆了，隻見馬路邊上搭起許多大字報棚，上邊的大字報五顏六色，十分耀眼。在紅樓附近，看見正在“遊街”的隊伍，場景就好似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裏描述的情景。有幾個人頭上被戴上紙糊的高帽子，帽子上寫著“反動學術權威”或是“黑幫分子”等各種名目的“頭銜”，他們手裏拿著鑼，自己敲著鑼，隨著隊伍裏慢慢走動著。領隊和遊行的人們手裏揮動著小旗，不斷呼喊著口號：“打倒XXX！”“毛主席萬歲！”“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口號聲此起彼伏，聲震遐邇。
1965年6月，在農村參加社教時合影
我們哪裏見過這個陣勢，隻能用三個字來形容：很懵圈。接下來發生的事更反映出我們的“不理解”。我們剛剛回校，被安排住在校園西部的一排平房裏。大家半夜裏正在睡覺，忽然被一陣雜亂的聲音吵醒，仔細一聽，是外邊有人在敲著什麽東西，發出“哐哐哐”的的聲音，同時聽到有人在喊著：“造反了！造反了！”“文化大革命萬歲！”等口號。我們班有幾個同學起床出去幹涉，發現是人大附中的一夥中學生，手裏拿著鐵簸箕或是臉盆，在那裏邊敲邊喊。我的同學勸說他們，現在是半夜，大家在睡覺，不要喊了。費了半天勁，總算把他們勸走，去別的地方呼喊去了。
有一天，聽幾個進城回來的同學說道，北京城裏正在抄家。一些中學生模樣的人，正在把人家家裏的東西搬出來，放在大街的人行道上。還聽說中學生在毆打那些據說是有問題的人。那些被“抄家”的人，都是所謂有“曆史問題”的人，比如家庭出身不好，是地主、富農或是資本家，或者本人是舊軍官、舊政府官員，或者是給有錢人當過姨太太，或者是舊社會做過妓女等等。當時不知道中學生們怎麽知道這些人情況的，幾十年後我才知道，是派出所把這些人的信息提供給那些中學生的。
當時，聽了同學講述的這種情景，我心想，這裏是首都北京啊，就在中央眼皮底下，怎麽會允許中學生們這麽亂來呢，為什麽不出麵阻止這樣的違法行為呢？“文化大革命”怎麽變得跟文化不沾邊了呢？
不理解的事情接連發生。上級派來的工作組聲稱要“抓魷魚”,當時耳熟能詳的一個“詞兒”是“一個魷魚三個浪”，意思是那些與工作組對抗的“右派”們，是掀起濁浪的小小的“魷魚”。後來工作組受到衝擊，我親眼看到工作組成員被一群人圍堵。對於剛剛返校的我們來說，真不知道這是怎麽回事。不久，工作組撤走了，學校的運動由文化革命籌委會領導。隨著時間的推移，見得多了，也就見怪不怪，慢慢也能理解了。
1966年至1967年中，有幾件記憶很深的事，在當時也是非常重要的事，分述如下。
1967年，人民大學造反派批鬥孫泱、郭影秋
第一件事，關於郭影秋的一場辯論會。
校園裏有人貼出大標語，要打倒郭影秋。郭影秋是人民大學的黨委書記、主持工作的副校長，也是我們參加社教時的工作團團長。在1966年打倒彭真以後重組的北京市委裏，他任主管文教的市委書記。
他在到人民大學任職以前，曾擔任南京大學校長，1963年調到人民大學工作。在人民大學工作的幾年中，學校的工作很有起色，給人們留下很好的印象。特別是我們在他的領導下參加社教，對他更有一種特別的親近感。按照當時的認識水平，我認為，應該依據中央提倡的“四大”開展運動，“四大”即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 ，對你認為存在問題的人和事，遵照實事求是的原則，可以寫大字報揭露、批判。所以，我認為，那些要打倒郭影秋的人，他們應該用大字報把所謂的郭影秋的問題揭發出來進行批判，而不是刷大標語直接要把他打倒。他們這種做法是無法讓人接受的。
郭影秋在人民大學
逐漸的，學校裏要打倒郭影秋的和擁護郭影秋的人，還有抱有像我這樣觀點的人，觀點分歧越來越大，後來基本形成兩種對立意見，即“倒郭”和“保郭”。在1966年的8月初，那時人們的情緒還是平和的，隻是意見不同，也沒有分成對立的兩派，不同意見可以交鋒，用大辯論的方式解決分歧。於是，文化革命籌委會組織了一場辯論會。
辯論會是在8月2日晚上舉行的，地點在學校大操場，參加的人，除了人民大學的學生和教職員工以外，還有其他院校聽到消息後湧來的人，總人數估計在一萬人以上。這個辯論會給人留下很深的印象。在這個辯論會上，我們班的白黎明同學是“保郭”這種意見的一個發言者。
辯論會開始時，有會議主持者介紹參加會議的領導人，參會的有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中共中央宣傳部長陶鑄等人。有文章說，這次辯論會是作為中央全會的一場現場觀摩會，參加中央全會的許多中央委員都參加了，不過他們坐在台下。當主持人介紹完參會領導後，下邊有人遞紙條問他：“你是誰？”他回答：“我姓吳，我是吳德。”下邊送給他一片掌聲。大家都知道，吳德是新任北京市委書記。會議上“反郭”和“保郭”兩種意見爭論的內容已經記不清了，現在重述這些也已經沒有意義。在會議結束前，鄧小平的講話給我留下難忘的記憶。
文革初期，人民大學批判孫泱的大字報
當時的背景情況是這樣的。毛澤東7月18日回到北京，否定了劉少奇派工作組的做法，倉促決定召開八屆十一中全會。會議原定5天，8月5日結束。可是在8月4日這天，毛澤東發表了措辭十分激烈的講話，宣布原定當日舉行的大會取消。第二天即8月5日，他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會議的目標立即轉向批判劉少奇和鄧小平。會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會議選舉中央政治局常委，其中隻有林彪是副主席，排名第二，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不再是副主席。會議於8月12日結束。
由此情況可以看出，鄧小平參加人民大學辯論會時已經處境不妙。辯論會在群眾發言結束後，吳德宣布請鄧小平講話。鄧小平用濃重的四川口音，主要講了以下內容：一、文化大革命究竟怎麽搞他也不知道，“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二、對郭影秋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時期的表現是清楚的，到人民大學以後怎麽樣，你們可以辯論。三、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內容是一鬥，二批，三改。我認真聽著鄧小平的講話，心裏對他佩服極了。他不拿講話稿的即席講話，如果能印出來就是一篇文章呀。我從來沒有聽過這麽高水平的講話。這場辯論會一直進行到3號淩晨3 點才結束。
第二件事，8月18日的大會和遊行。
中央發布了《十六條》，進一步掀起了文化革命的高潮。各個學校、單位的群眾把矛頭對準本單位和本地區的各級領導中所謂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開展“大批判”，搞得轟轟烈烈。到了8月中旬，天津的大學生們步行走到北京，這應該是“革命大串聯”的肇始。中央決定，8月18日在天安門舉行大會。我們早早地就來到天安門廣場東側等候開會，這是曆次在天安門活動的慣例，大家也都習以為常了。
在等候開會的這段時間裏，我們圍坐在地上打撲克消磨時間。這次大會的名字叫做“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群眾大會”，林彪代表中央講話。這次大會又被稱作毛主席第一次接見來自全國的革命群眾和紅衛兵。在這次大會上，北師大女附中的宋彬彬等紅衛兵在天安門城樓上，給毛澤東戴上紅衛兵袖章，毛澤東給宋彬彬改名為“宋要武”，宋要武從此名揚天下。
等到遊行開始，大家發現一個與以往不同的情況。我們過去在遊行隊伍裏朝著天安門方向看，一般都能找到毛主席的位置，因為他總是站在最中間，身穿淺灰色中山裝。這次卻怎麽也找不到，因為天安門上站著的人們穿的全部是綠軍裝，從遠處無法識別哪個是毛主席。後來看報紙上發表的照片，才弄明白是這麽回事。
這次大會，在文革發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毛澤東明確表示了對紅衛兵的支持，於是全國各地紅衛兵組織如雨後春筍般迅速成立起來。毛澤東為宋彬彬改名為“要武”，客觀上促進了紅衛兵在文革中使用武力對待批判對象。
人民大學在這次會後立即成立了“818紅衛兵”，這是由保郭的一派建立的組織。反郭的一派的組織是“中國人民大學紅衛兵”，是由劉誌堅的女兒（劉誌堅是解放軍總政治部副主任。最早的紅衛兵組織都是由高幹子女帶頭成立的）帶頭成立的組織，成立的時間在8月初。“818紅衛兵”的壽命很短，8月18日大會之後，打倒領導幹部已經成為主流，保護領導幹部的組織已經失去了存在的可能。保郭一派很快樹倒猢猻散，他們在學校裏呆不住，就紛紛出外去搞革命大串聯了。
毛澤東接見紅衛兵
第三件事，革命大串聯。
從1966年8月下旬起，全國開始了革命大串聯。毛澤東號召大串聯的意圖是讓學生們把造反的火種傳遍全國，更廣泛地把群眾動員起來。
我和王偉等大約五六位同學一起，出發去西安。選擇去西安估計當時是出於以下考慮：一是西安大學多，去學校串聯可以多交流、學習；二是在此之前在北京和陝西省委書記霍士廉有接觸，我畢竟是從陝西出來的，對陝西的情況比較感興趣。大約在7月下旬，由人民大學的陝西籍同學召集，去某個招待所見過霍士廉，針對陝西的文化革命形勢對他提出過一些問題。
到了西安之後，我們去西安交通大學、陝西師範大學、西北工業大學、西安外語學院等大學看大字報和串聯，去建國路陝西省委門前為在此靜坐絕食的大學生們助威（無意中遇到在此靜坐的高中同學程丙乾），印發傳單，在公共汽車車身上張貼標語，在公共汽車上給乘客們宣讀毛主席語錄等等。
後來又和王偉等人去了延安，拜謁革命聖地。從延安回到西安後，又一起去了成都。到了成都，去成都電子科技大學串聯，才發現學校已經是空的，人都已經去了北京，所以我們也就直接從成都回了北京。這是第一次外出串聯。
從成都回到學校，看到學校裏基本沒有人了，待著也沒有什麽事，就又準備出去。我和曾繁榮商量一塊走，路線還是西安、成都。在北京去西安的火車上，遇到北京一個技校的五個男孩子和北京市護士學校的五個女孩子，他們都願意和我們一起走，接下來的路上，就是我們12個人一塊走的。先到西安，後到成都，在成都住在成都大學，在那裏，印了一些傳單出去散發，其他好像沒做什麽事。
在成都遊覽了杜甫草堂，去大邑縣參觀了劉文彩家的收租院，接受階級鬥爭教育。從成都坐火車去重慶，車走得很不正常，走走停停，記得在資中車站停了很久。火車停下時，車站廣場上開始放電影，等電影放映結束了，車還沒有開。在重慶時，去參觀了渣滓洞、白公館，接受革命傳統教育。從重慶再出發時，坐火車已經不容易了，串聯的學生多，火車少。記得我們是從火車站的牆上翻進去，從火車車窗翻進車廂的。
在貴陽下車，待了兩天，在市區裏邊轉轉。然後從貴陽到達長沙。曾繁榮在火車路過他的家鄉時，下車回家了。（他的家鄉在湖南省祁東縣）到長沙後，我和那幾個男女學生也分開行動了。在長沙，我去了嶽麓山，湖南大學，去了毛澤東的故鄉韶山。然後去武漢，在漢口轉了轉，去了珞珈山和武漢大學，從武漢直接回到北京。第二次串聯結束。
到1966年底，中央通知，革命大串聯結束，讓學生們回到學校鬧革命。
1966年6月13日，人民大學文化廣場首次批鬥孫泱大會
第四件事，揪陶鑄。
那是1967年1月3日下午，聽從“新人大”組織的安排，這個組織的上百人乘坐汽車來到中南海西門。隻見中南海西門外府右街路邊已經紮滿了帳篷，都是來這裏揪陶鑄的群眾組織，紅旗飄揚，歌聲嘹亮，高音喇叭聲震雲天，大字報、大標語鋪天蓋地。
我們的汽車正對著中南海西門，大喇叭對著大門呼喊揪陶鑄的口號、播放革命歌曲。夜色降臨，人們的情緒越加高昂，在安靜的夜間，大喇叭聲音更加響亮。到了午夜，有一部分人故意往中南海的西門裏邊擁，試圖衝擊大門。
看到這種情況，立刻有許多解放軍戰士從大門裏出來，他們手挽手組成了四排人牆，有效地阻止了衝擊。看那些人的樣子也不是真的要擠進去，隻是試探著鬧一鬧。這樣一直鬧到天亮，馬路上騎自行車上班的人已經陸陸續續出現了，這邊還是不罷休。
終於，周恩來總理出來了。他站在戰士隊列外邊，麵對群眾講話，大意是，陶鑄的問題要等中央研究做決定，大家可以揭發批判，但是現在不能把他交給群眾組織。大家見到周總理了，也算滿足了一個心願，至於陶鑄是否揪出來，似乎已經無所謂，於是，大家心滿意足地返回學校。
多少年後，從各種揭發材料裏才知道，揪陶鑄是江青為首的文革小組的一個陰謀，那些揪陶鑄的群眾組織都是他們安排的，意圖打亂中央部署，達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
文革初期的陶鑄與林彪
第五件事，去工廠。
按照中央的部署，在革命大串聯結束以後，提倡學生們去工廠、農村，和工農群眾相結合。北京市大學很多，而工廠相對較少，天津市工廠多而學校較少，所以有群眾組織聯係我們去天津下工廠。1967年初，我和計劃統計係的兩位同學一起去天津，當時坐的是天津一個工廠的汽車到天津的。
到天津後有人安排，我們去天津第二毛紡廠，地點在天津河東區郭莊子，在海河東側，離海河很近。天津的工廠的確很多，沿著海河邊一字排開，家家工廠在海河邊都有碼頭，海河上的貨船可以直接從這些工廠裝卸貨物，再從海河入海口到達海上，進行海路運輸。
天津第二毛紡廠是一個中等規模的工廠。我們和一個群眾組織聯係，他們安排我們住進工廠的單身宿舍。我們積極地參加了廠裏的辯論會，參加群眾組織的各種會議，和外調人員一起參加外調。當時快要過春節了，工廠裏到處張貼的標語是“過革命化春節”，其實春節和平日沒有兩樣，照樣上班和鬧革命。這個工廠裏職工食堂的夥食給我留下深刻印象。
我們在學校裏吃飯，是“份飯”，也就是飯和菜是固定的，自己不可以挑選（當時把這種叫“半食堂製”），而工廠食堂裏飯和菜都可以自己挑選（當時把這種叫“全食堂製”）。我記憶最深的是這個食堂的燴餅很好吃，有餅、有湯、有菜，價錢還不貴，很實惠的。
在這個工廠待了一段時間，河東醫院的一個組織邀請我們去他們單位支持他們的組織，我一個人去了河東醫院。河東醫院在天津第二文化宮（天津人把它叫“二宮”）附近，在這家醫院裏基本沒有參加什麽群眾組織的活動，和他們一起寫過一些大字報，其他時間打打乒乓球，在天津市裏轉轉。
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在演出
第六件事，火燒英國代辦處。
1967年夏天，有一件事成為全國關注的焦點，那就是香港群眾抗議港英當局鎮壓而掀起的反英抗暴運動。1967年香港發生“五·六”“五·一二”“五·二二”血案，6月3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其中有一句話令港英當局膽顫心驚：“香港的愛國者要組織起來，準備偉大祖國一旦發出號召，粉碎英帝國主義的統治。”8月21日，首都北京舉行聲援香港同胞的群眾大會，會上有人喊出“收回香港”的口號。
這裏要講述的，是我參加的8月22日晚上在英國駐中國代辦處門前的活動。
8月22日傍晚，我所在的“新人大”組織，通知我們集合乘車去英國代辦處。當我們到達英國代辦處所在的大使館區域時，看到有解放軍部隊在值守，部隊領導對群眾組織頭頭交代，根據周總理指示，群眾組織可以在英國代辦處門前開會抗議，但是不能衝擊代辦處。群眾組織頭頭滿口答應表示接受，解放軍放行，讓隊伍通過。
到了代辦處門前，看到各個群眾組織來的人很多很多，據說有一萬多人。按照當時北京群眾組織的派別劃分，這些組織無疑屬於“地派”。
我們站在代辦處對麵的人行道上。在代辦處鐵柵欄門前，擺放著一張桌子，桌子上有麥克風。大會主持人宣布開會，接著有人發言，他們都有事先準備好的稿子，照著稿子念。內容自然是聲討英國政府，支持香港群眾的鬥爭之類。
發言結束了，我以為會議也就結束了，沒料到的是，這時，有人大喊一聲：“衝啊！”隻見那些人轉身就去爬鐵柵欄門，眼看著許多人接連從大門上翻了進去，先進去的人在裏邊把大門打開了，更多人一擁而入。我們在大門對麵看得目瞪口呆，不知怎麽回事。過了一會兒，代辦處院子裏發出火光和爆炸聲，聲音比較沉悶。
後來知道，是那些人把院子裏的汽車翻過來，汽油流了出來，他們用火點著後，汽車輪胎受熱爆炸。那些英國人都躲在樓裏，可以看見他們在窗戶裏邊觀望著。又過了一會，樓房的窗子裏冒出熊熊大火，火舌高過樓頂（二層樓），場麵實在恐怖。看了一會兒，我們就離開去街頭坐車回校了。
當時我們的感覺，這是不是中央準備收回香港的信號呢？群眾組織的這些行為是不是有人授意的呢？作為一個普通群眾對這些問題一無所知。多年後，才知道這些都是江青一夥操縱的行動，打亂了中央部署，在外交上給中國帶來極大的被動。事件發生後，周總理立即向在上海的毛澤東匯報，毛澤東明確表示：“這次縱火事件是反革命行為，必須嚴懲。”
1967年8月北京，衝擊外國駐華使館的革命群眾
第七件事，參加外調。
1967年夏天，文革運動深入發展，進入清理階級隊伍階段。學校裏有許多當權派或者曆史不清的人，需要組織外調，搞清楚他們的家庭和本人的曆史狀況。根據組織安排，我參加了好幾次外調，記憶中大概至少有六、七次之多。外調中去了下邊這些地方：上海，南京，南昌，長沙，武漢，濟寧，徐州，天津，易縣，河南省的鄭州、洛陽、焦作、新鄉、開封、許昌等地。這些地方都給我留下許多記憶，不過最清晰的要數和肖恒貴一塊在河南外調的經曆。
我和老肖去河南外調的時間是1967年的秋季。我們從北京到達鄭州，從鄭州火車站出來時，看到的是火車站候車室和站前廣場上，地上坐著或蹲著的一大片黑壓壓的人群，這些都是準備出外逃荒的難民。我們住進省委招待所，省委招待所的條件應該算是比較好的了，可是飯廳裏的饅頭不是用白麵做的，都是一層黑一層白的“花卷”（黑的是雜糧，白的是白麵）。
在鄭州辦完事，我們去洛陽，洛陽的澗西區是國家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重點建設的工業區，有許多大型工廠，其中最著名的是第一拖拉機廠。我們住在洛陽軸承廠招待所，這個廠是第一個五年計劃重點建設的156個項目之一。這個招待所的食堂，開飯的辦法是客人們自己湊成一桌，按桌上菜上飯，坐在一桌的人互相並不認識。晚上廠裏的燈光球場有籃球比賽，我們也坐在那裏觀看。
我們從洛陽出發，準備去焦作地區的孟縣，那裏是我們係的主任張騰霄的老家。從洛陽坐汽車，先要到黃河邊上的渡口白鶴。洛陽去白鶴的汽車是大卡車，上邊沒有座位，人都是站著的。老肖站著，用雙手拉著車上橫著的一條鐵鏈子，屁股就坐在鐵鏈子上，結果到了目的地後，他回頭看看自己的褲子，才發現褲子屁股那裏已經被鐵鏈子絞出來許多小洞，這條褲子算是報廢了。
白鶴是黃河邊上的一個渡口，從這裏登上渡河的木船。木船挺大，能坐二十多人，有幾個船工劃船。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坐著木船過黃河。黃河水流很急，水勢也很大，把木船直往下遊衝。木船在出發時確定的目標是河對岸上遊的某個地方，可是因為水流湍急，最後到達的是下遊的某個地方。隻見那幾個船工，齊心協力，絲毫不敢懈怠，奮力劃船，最終安全靠岸。我在船上看得是驚心動魄，心中不由得想起《黃河大合唱 · 黃河船夫曲》裏邊描述的情景，真是太震撼了。
江青在群眾集會上
我們在孟縣和新鄉東邊的延津縣都有調查任務，等把黃河北邊的事辦完，我們準備再次過黃河，不過這次是從開封北邊渡河。開封附近的黃河和洛陽那裏大不一樣，河麵很開闊，水流很平緩。我們乘坐的是汽艇，人坐在上邊很舒服。河麵大約有二華裏寬，汽艇也走了好一段時間才到對岸。
開封是一座古老的城市，古稱汴梁，是宋代都城。在1953年以前開封是河南省的省會城市。開封的鼓樓街是很有名的街道，兩邊的房屋保持著傳統的模樣，有許多兩層樓房，就像《水滸》裏邊描寫的武鬆鬥殺西門慶的獅子樓，古色古香。我們去吃飯的飯店是一個四合院，這種飯店我也是第一次見到。我在這個飯店吃的是羊肉燴餅，我記得很清楚的是，桌子上擺放的香菜可以隨便放，不限量。不過當時著名的鼓樓已經沒有了，據說是被軍管的部隊首長下令拆掉了，隻留下一個土台子。（2015年我再去開封時，新的鼓樓又建起來了）開封的龍庭當時可以進去參觀，而大相國寺據說是為了保護文物，大門上鎖，不能參觀。開封東郊有一個公園，似乎叫禹王台公園，裏邊拴著兩隻猴。
我們從開封一路南下，到達扶溝，然後轉向西直奔許昌。從扶溝去許昌的路上經過幾個小鎮，路過時正逢趕集，街道上人很多。我看到很多賣農副產品的農民，吃飯時都是端著一個黑色的罐子，口小肚子大、外邊上釉子的那種，裏邊裝的是黑乎乎的疙瘩湯，估計那些疙瘩是紅薯，攪了些麵糊糊。1967年河南人民的生活水平我是親眼見到了，群眾的生活的確很苦。我們到達許昌後又去了禹州，那裏是我係副書記餘進的老家。從禹州再到鄭州，從鄭州返回北京。
1968年12月畢業前，全班同學合影留念
1966年至1967年，是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時期，社會上發生了許許多多驚心動魄的事件，但是對於我這樣一個普通群眾來說，能接觸到的實在有限，本文僅能就自己親身經曆的事進行回憶記錄。每個人的經曆不同，寫出來的文革感受自然也會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