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反”運動與“抗美援朝（9）
二，發動“三反”運動並非是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的意願。
毛澤東與高崗為了尋找朝鮮戰爭經費的出處，兩人想了許多路子，試了一些辦法，直到一九五一年八月底九月頭才確定了主攻的方向，以及勒索的方法和運動展開的步驟。期間兩人的互動用“策劃於密室，點火於基層”來形容，我覺得比毛澤東對胡風的汙蔑更確切。“三反”運動東北先行了一步。然後毛澤東在十一月二十日批發了東北局關於開展“三反”運動的報告，再在十二月一日以中共中央名義下令在全國開展“三反”運動。然而，許多跡象表明：發動“三反”並非是政治局集體的意願。尤其在最初一段時間，“三反”運動明顯遭到中央機關和軍隊的冷處理。“三反”是在毛澤東一再的脅迫下才勉強發起來的。
這種跡象首先反映在十月五日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及其《決議》上。召開這次會議主要是為討論當前的經濟困難以及解決之道。而造成經濟困難的原因如前所述，除了自解放戰爭以來一直存在的龐大赤字，主要是朝鮮戰爭的巨大開支。此外，《決議》中提到的為第一個經濟建設五年計劃準備資金，這確實也是中共麵臨的問題。但是，經濟建設第一個五年計劃是要到一九五三年才開始的，而且，這個計劃中所列的以發展重工業和國防工業為主的基礎建設，其相當多的物資、資金是由蘇聯貸款提供的。所以，這個問題與“抗美援朝”戰爭經費相比，還算不上當務之急。《決議》這樣說，我以為不過是為了使“三反”和跟著發動的“五反”多一個堂皇的理由而已。毛澤東對會議提出了‘戰爭必須勝利，物價不許波動，生產仍需發展’的要求，同時也提出了開展增產節約運動的方針。毛認為這個方針：“它既是保證朝鮮戰爭能夠勝利又保證國內物價繼續穩定的方針，它是積累資金，取得經驗，加速國家經濟建設的方針，它又是整肅黨紀，提高工作效率和轉移社會風氣的方針。”（《毛澤東文集》第6卷，第208頁）當時東北的增產節約運動已經開展四個多月，“三反”也開展了有將近一個月時間，毛澤東在會上一方麵推銷東北的經驗，一方麵規定了“物價不許波動”這一條硬杠子，顯然他是要堵住增發貨幣這條路子，而將會議引向增產節約和“三反”這一條路上去。然而從會議的結果看，與會者並不完全照著毛澤東劃出的路子走。因為《決議》確定的解決財政困難的五項措施（節約兵力，整編部隊；精簡機關，精簡人員；收縮開支，清查資材；提倡節約，嚴禁浪費；組訓民兵，準備實行義務兵役製），前四項都是屬於“節約”方麵的措施，而非“增產”方麵的措施，更沒有“三反”的內容。至於第五項則是早已決定的國防政策方針的改革，與增產節約運動無關（一九五一年二月十二日，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周恩來在全國複員工作會議總結講話中即指出：“我們今天要從誌願兵製度走向義務兵製，即征兵製。”一九五一年三月，中共中央、中央軍委下達《關於各級人民武裝部的組織和編製的決定》，確定了民兵製度。）這就反映了政治局大多數人的態度：他們或者是不讚同東北的經驗，或者是對東北的經驗心存懷疑，不打算將東北的經驗推廣到全國，否則不可能如此。而政治局之所以不推廣東北的增產節約經驗，應該是他們對東北增產節約的真實效果完全清楚的結果。
十月五日的中央政治局決議下達後，從中央各部門和地方黨委的反應看，好像對“增產節約”和“三反”都不太積極。如華北區各機關拖延了一個半月，到十一月二十一日才成立“機關精簡節約委員會”的。這個跡象或許反映了一個事實，即即使是精簡人員，華北區黨委也是有保留的。還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機關精簡節約委員會”的名稱中竟然還沒有“增產”兩字。十一月二十二日，西北區軍政委員會召開第四次全體會議，習仲勳做《為開展增產節約運動而奮鬥》的總結報告。這個報告的名稱中雖然有“增產”二字，但細看報告內容，主要談的是機構調整，精簡人員、提高工作效力等事，如報告要求大區機關縮減五分之一的人員，省、市機關縮減十分之一人員，都屬於精兵簡政的範疇而不及增產。因此我懷疑報告之所以冠了“增產節約”之名，或許與上一天，即十一月二十日毛澤東批轉高崗的報告有關。題目是臨時換上去的，因此有點文不對題。
就目前所知的資料看，中央政治局的五條措施不提“增產”問題，毛澤東似乎對此並沒有提出異議。毛澤東自己在政協一屆三次會議上的講話，其中雖然提到了增產節約問題，但也僅是一語帶過，沒有更多解釋或強調。（按：毛澤東在政協一屆三次會議開幕式上致詞，在談到抗美援朝問題時提到了增產節約。他是這樣說的：“抗美援朝的偉大鬥爭現在還在繼續進行，並且必須進行到美國政府願意和平解決的時候為止。……為了繼續堅持這個必要的正義的鬥爭，我們就需要繼續加強抗美援朝的工作，需要增加生產，厲行節約，以支持中國人民誌願軍。這是中國人民今天的中心任務，因此也就是我們這次會議的中心任務。”見《毛澤東選集》第五卷P50。）又，從十月五日政治局會議以後到十一月二十日毛澤東批示轉發高崗給中央的《關於開展增產節約運動，進一步深入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鬥爭的報告》，也是在長達一個半月時間中中央沒有再為增產節約問題發過一個專門的“決議”或“通知”之類的文件。作為黨中央喉舌的《人民日報》也沒有為這個問題專門發過一篇社論。（按：查《“人民日報”1946年—2015年社論總目錄》，在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日，《人民日報》才發了一篇題為《開展增產節約運動是國家當前的中心任務》的社論。）凡此種種跡象，不但向我們顯示了中央各部門對增產節約運動的態度，其實也反映了毛澤東對增產節約運動的真實態度。
這種情況與稍後他對“三反”連續不斷地發指示、親自出馬督促下級限期將“三反”開展起來的做法有天壤之別。據徐焰說：“從一九五一年末至一九五二年秋，毛澤東為指導‘三反’、‘五反’運動起草的文電，指示和書信已搜集列入出版的文稿便近二百件，反映出他在這一時期是將此事當成黨內國內頭等重大的問題。”（徐焰：《毛澤東與抗美援朝戰爭》）我以為
了解這一點，對我們判別毛澤東對增產節約運動與“三反”、“五反”運動態度的真實性是很有幫助的。
十一月二十日，毛澤東將高崗在十一月一日送來的關於東北開展增產節約和“三反”運動的報告批轉全國。毛澤東在批語中明確指出：要“在此次全國規模的增產節約運動中進行堅決的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鬥爭。”毛澤東收到高崗送來的報告，拖了二十天才寫了批語轉發全國，這二十天中毛澤東想了什麽、考慮了哪些問題我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一點就是毛澤東過了二十天才最後下定決心，要在全國開展一場“三反”和“五反”運動。這就從側麵反映出了發動這兩個運動的艱難、牽涉麵之廣和阻力之大。
二十三日，《人民日報》奉旨發表了題為《向貪汙行為做堅決鬥爭》的社論，向全國人民傳達了開展“三反”這個新運動的訊號。
為了使全黨都迅速行動起來，十一月三十日，毛澤東接連批發兩個報告。一個是西南局第一書記鄧小平報來的。毛澤東在批語中說：“此電第三項所提反貪汙反浪費一事，實是全黨一件大事，自從東北局揭露大批的貪汙犯以後，我們已告訴你們嚴重地注意此事。我們認為需要來一次全黨的大清理，徹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貪汙事件，而著重打擊大貪汙犯，對中小貪汙犯則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針，才能停止很多黨員被資產階級所腐蝕的極大危險現象，才能克服二中全會所早已料到的這種情況，並實現二中全會防止腐蝕的方針，務請你們加以注意。”另一個是華北局第一書記薄一波和第二書記劉瀾濤十一月二十九日關於河北省天津地委現任書記張子善、前任地委書記劉青山嚴重貪汙浪費的報告。毛澤東看後立即轉發各中央局、分局及省市區黨委，並在批語中寫道：“華北天津地委前書記劉青山及現書記張子善均是大貪汙犯，已經華北局發現，並著手處理， 我們認為華北局的方針是正確的。這件事給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區黨委提出了警告。必須嚴重地注意幹部被資產階級腐蝕發生嚴重貪汙行為這一事實，注意發現、揭露和懲處，並須當作一場大鬥爭來處理。”（以上見《毛澤東文集》第6卷，P190、191頁，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六月版。）顯然，毛澤東將華北局報來的“劉、張貪汙案”當成了必須立即開展“三反”的有力證據。這也預示了劉、張不久後將接受的不幸命運。
在這樣的形勢下，十二月一日中共中央作出了《關於實行精兵簡政、增產節約、反對貪汙、反對浪費和反對官僚主義的決定》。據《毛澤東傳》說，這個《決定》是毛澤東親自修改審定的。他在《決定》中加寫的一段話指出：“自從我們占領城市兩年至三年以來，嚴重的貪汙案件不斷發生，證明一九四九年春季黨的二中全會嚴重地指出資產階級對黨的侵蝕的必然性和為防止及克服此種巨大危險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確的，現在是全黨動員切實執行這項決議的緊要時機了。再不切實執行這項決議，我們就會犯大錯誤。”毛澤東在《決定》中加插的這一段話，口氣不為不嚴厲，還將當前要發動的“三反”運動與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的決議聯係起來，除了增加“三反”的合法性，也是對黨內消極應付“三反”的人一次嚴重的警告。但是，我們若仔細研究一下這個《決定》的內容，不難發現這個《決定》的重點仍然是放在精兵簡政上。這就不僅讓人覺得這個文件與毛澤東批語所要求的有點文不對題，很有“大帽子底下開小差”的味道，而且讓人又一次感覺到了黨內高層多數人對“三反”的真實態度。
下麵是我對這個《決定》內容的部分摘錄和分析。
文件開頭說的是財政困難問題，說一九五一年的“各項支出均較一九五〇年增加，以軍事費增加最大，約達一倍以上。一九五一年的財政收入將達支出的百分之八十八點五，赤字占支出的百分之十一點五……。”接著文件說了對一九五二年形勢的預測：“預計到今後一年即一九五二年的國內主要情況將是：援朝戰爭或者迅速達成停戰協議，而誌願軍則仍將有相當兵力留在朝鮮，以防敵人破壞這一協議，並督促雙方政治談判的進行，或者還要再打一個時期，方能達成停戰協議。……國防經濟建設的比重將比一九五一年有所增加，並為一九五三年開始的大規模國家經濟建設計劃完成幾項重要的準備工作。”總之，戰爭還沒有結束，接下去又要開始大規模經濟建設，用錢的地方多多，而目前還是赤字，財政非常困難。
文件又說了一九五二年要做的各項工作，除了三大運動、經濟恢複工作，還有政權建設，國防建設，文化教育改革和整黨等各項工作。總之是工作千頭萬緒而且緊迫。
然後文件指出：“所有這些，就是我們所預計的一九五二年的情況，也就是我們在這一年的工作計劃。執行這一計劃的中心環節，就是毛主席所號召的‘精兵簡政，增產節約’。因為要使這一計劃在今後一年內完全實現，那就必須在現在的人力、財力、物力分布狀況的基礎上加以重新部署，即加以精簡、節約和調整。如果我們不這樣做，那就不僅上述計劃不可能全部實現，就連過去已得的成就也將受到影響。如果我們不這樣做，尤其嚴重的結果是一九五二年度的預算必將繼續膨脹，使收支不能接近平衡，物價必然要發生重大波動，這就會直接影響朝鮮的戰爭和國內的建設。”
這一段話說得就很有意思了：雖然文件的題目明確了《決定》的內容，除了有“精兵簡政”和“增產節約”，還有“反對貪汙，反對浪費和反對官僚主義”。但是到了這裏文件強調的“執行這一計劃的中心環節”，就隻有“精兵簡政，增產節約”而沒有“反貪汙，反浪費和反官僚主義”了。而且，對於“精兵簡政，增產節約”，執行的重點也是在“現在的人力、財力、物力”的基礎上，“加以精簡、節約和調整”，而不是什麽“增產”。所以實際上，這個中央《決定》不僅變相否定了毛澤東力主的“三反”，也否定了東北的“增產節約”運動。
雖然，文件在後麵又說了：“至於節約運動和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鬥爭，則是所有各方麵都應該當作一個中心任務來進行。”但是接下去又是“大帽子下麵開小差”，文件說“從各項具體工作來說，中央現就兩個月來的準備情況，規定了如下各項實施辦法。”這些辦法是：（甲）整編部隊，加強國防力量；（乙）精簡機構，提高工作效率；（丙）增產節約，準備國家的大規模建設（丁）平衡收支，繼續穩定物價；（戊）為反對貪汙、反對浪費和反對官僚主義而鬥爭。五項工作，“三反”放在最後。以人們一般習慣的理解，放在最後的任務是重要性最次一等的。
所以綜合以上這些跡象，我們很難不得出這樣的結論：熱衷“三反”，堅持要開展“三反”運動的僅是毛澤東、高崗等少數人，政治局大多數人的態度則是被動應付的。因此之故， “三反”運動在開始階段受到了很大的阻力。
因為如此，十二月八日毛澤東再次以中共中央名義親自起草《關於“三反”鬥爭必須大張旗鼓進行》的電報，要求全黨“應把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鬥爭看作如同鎮壓反革命的鬥爭一樣的重要，一樣的發動廣大群眾包括民主黨派及社會各界人士去進行，一樣的大張旗鼓去進行，一樣的首長負責，親自動手，號召坦白和檢舉，輕者批評教育，重者撤職、懲辦、判處徒刑（勞動改造），直到槍斃一批最嚴重的貪汙犯。”甚至“全國可能需要槍斃一萬至幾萬貪汙犯才能解決問題。” 再次向各級幹部施壓，要求他們將“三反”運動迅速發動起來。
當時，軍隊可能由於在忙整編工作吧，反正是毛澤東認為軍隊對“三反”不夠重視，這就引起了他的嚴重不滿。十二月十一日，毛澤東借華北軍區後勤黨委一個關於“三反”的報告批示敲打他們，說：“軍事係統各部門，特別是後勤部門，貪汙、浪費和官僚主義的情況極為嚴重。很多黨員，甚至負責幹部，沉埋於事務工作，政治思想極不發展，黨內生活極不健全，因此許多人陷入了貪汙、浪費和官僚主義的泥坑”。“必須在整個軍事係統，特別著重在後勤部門，展開整黨整風，展開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嚴重鬥爭，並號召一切指戰員參加這個鬥爭。”（《毛澤東轉發華北軍區後勤黨委關於“三反”報告的批語》手稿，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一日。）毛說“軍事係統各部門，特別是後勤部門，貪汙、浪費和官僚主義的情況極為嚴重”，試問有什麽根據呢？而這樣嚴重的估計、嚴厲的警告，對軍事係統各部門的領導又將造成多大的政治壓力呢？可見，毛澤東為了將“三反”發動起來，已經不擇手段、不顧事實，信口開河，亂打棍子了。
集寧軍分區因為送來的報告中隻說了浪費和腐化的事，沒有提貪汙的事，毛澤東立即加以批評：“集寧軍分區隻說了浪費和生活腐化，還沒有提到貪汙事件。像一個軍分區一定有大批的貪汙犯，望各地嚴格注意，一切沒有切實暴露問題和解決問題的部隊，必須從頭做過，做好了三反再做整編。三反一天沒有做好，即一天不準進行整編。”（見王少軍《反腐風暴：開過肅貪第一戰》）說一個軍分區一定有大批貪汙犯，又是沒有根據的亂說；而因為“三反”沒有做好，他連軍隊整編工作也不準做。這不僅是以幻想出來的罪名強加於人，也是以個人意誌否定集體的決定。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三十日，毛澤東在西南軍區的一個通報上批示，說要“把三反鬥爭當作一場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大戰爭，務必取得勝利，並且務必於一九五二年一月上半月取得顯著成績，下半月取得更大的成績”。（《毛澤東轉發西南軍區黨委關於 “三反”鬥爭的一周通報的批語》手稿，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三十日。）看來，毛澤東對軍隊“三反”進展緩慢沉不住氣了，因此立下期限要他們追上去。這裏值得注意是毛澤東立下的“三反”“務必”取得成績的期限是一九五一年一月份。顯然，這是為了不妨礙計劃在二月份開始的“五反”。
《毛澤東傳》還說了這樣一件事：因為中南軍區遲遲不送“三反”報告來，毛澤東很不滿意，連過年也沒有心緒。除夕那天晚上八時，他寫了一個批語指名批評中南軍區，說“就全軍情況來看，最落後的是中南軍區，至今沒有一個徹底發動三反鬥爭的號召文件。”可是剛寫完批語，中南軍區有兩份關於“三反”的材料送到了，於是他就又高興了，把批評的電報停發，另寫了一封信給中南軍區第三政委譚政，給予鼓勵。為了讓譚政盡快看到這信，毛澤東要人立刻派飛機送去，還得取回譚政親收的收條。這一天，他從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上午十一時起，到一九五二年一月一日上午七時半才休息，連續工作了二十個小時。這樣著急、亢奮的狀態，反映了毛澤東對完成“三反”任務已達刻不容緩的程度。
黨政部門的“三反”也不如他意。十二月十七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黨內指示，要求中央、大區、省市三級的一切工作部門，必須向中央主席和軍委主席（即毛澤東本人）作“三反”報告，以便有所比較，“看出各級領導同誌對這一場嚴重鬥爭哪些是積極努力的，哪些是消極怠工的(消極怠工的原因，一種是領導人有官僚主義，一種是領導人手麵不幹淨)，以便實行獎勵和懲處。不作報告者以違紀論，須推遲時間作報告者須申明理由”。（《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關於中央、大區、省市三級一切工作部門向中央主席和軍委 主席作“三反”報告的指示》手稿，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在這樣的壓力下，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央直屬機關總黨委召開由黨、政、軍、群處級以上幹部幾百人參加的擴大會議，楊尚昆在會上講話貫徹毛澤東的指示，強調要“限期發動”“三反”，下令各單位要在一九五二年一月十日毫無例外地將運動發動起來，發動不起來的單位，其首長一律撤職。楊尚昆還當場宣布撤銷軍委總參謀部技術部部長的職務。（見蘇維民著《楊尚昆談新中國若幹曆史問題》，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一九五二年元旦下午五時半，毛澤東邀請十幾位民主人士和黨內幾位負責人，在頤年堂聚會。他們是張瀾、李濟深、黃炎培、陳叔通、馬敘倫、章伯鈞、馬寅初、郭沫若、傅作義、張奚若、彭澤民、邵力子、朱德、董必武、林伯渠、薄一波、李維漢、胡喬木、楊尚昆、齊燕銘。這次聚會名曰新年團拜，其實真正用意也在動員發動“三反”。毛澤東在致新年賀詞時說：“我還要祝我們在新開辟的一條戰線上的勝利，這就是號召我國全體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員一致起來，大張旗鼓地，雷厲風行地，開展一個大規模的反對貪汙、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的鬥爭，將這些舊社會遺留下來的汙毒洗幹淨！”團拜會後本有一場晚會，但許多部長和副部長看到毛澤東對“三反”這樣重視和急如星火，早已坐不定也沒有心思去欣賞精彩節目了。因此團拜一結束，紛紛趕回機關，連夜部署本係統的“三反”鬥爭。
一月四日，毛澤東又為中央起草一個關於“三反”的指示，其中有一段複述中央直屬機關總黨委十二月三十一日會議的情形，說：“中央直屬總黨委於十二月三十一日下午召開黨政軍團群部長至處長級的數百人的擴大黨委會，由薄一波、安子文等同誌宣布中央決定，限期一月一日至一月十日，各院委、部、會、院、署、行、局、處及其下麵的一切單位，務須發動群眾鬥爭，實行坦白檢舉，於一月十一日送來報告。違者，不論部長、行長、署長、處長、局長、科長、股長或經理，一律撤職查辦。並在會上指名宣布幾個部是做得很好的，幾個部是中等的，很多部是落後的，並指出部長姓名。”在這個指示中，毛澤東還對各級領導提出了新的要求，施加更大的壓力，要求他們 “立即抓緊三反鬥爭，縮短學文件的時間(有四五天就夠了)，召開幹部會，限期(例如十天)展開鬥爭，送來報告，違者不是官僚主義分子，就是貪汙分子，不管什麽人，一律撤職查辦”。（《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關於立即抓緊“三反”鬥爭的指示》手稿，一九五二年一月四日。）毛澤東說凡不按他指示“立即抓緊三反鬥爭”的人，不是官僚主義分子，就是貪汙分子，要“一律撤職查辦”，如此胡言亂言，說明他真的急了。
盡管如此，很多部門、很多地方的運動還是發動不起來。這時離原定發動“五反”的時間隻有半個月了。毛澤東著急之餘發現問題還是在最高層。一九五二年一月十五日晚和十八日晚，他兩次召開書記處會議談“三反”問題，參加會議的有周恩來、朱德、陳雲、薄一波、楊尚昆、彭真等人（劉少奇不在京）。另外，他在十七日召集了朱德、聶榮臻、粟裕等軍隊的負責人開會。在這樣的壓力下，一月十九日中央直屬機關總黨委再次召開了有一千人參加的高級幹部會議，具體部署了“三反”任務。
據《毛澤東傳》說：“在這一係列會議之後，全國‘三反’運動迅速進入一個新階段，就是集中力量打‘老虎’，一下子把運動推到高潮。”換言之，“三反”運動是到了一九五二年一月十九日以後才大張旗鼓地發動起來的。這離中央發出開展三反運動的《決定》已經過了五十天。由此可見，中共黨內高層有不少人對“三反”運動，不說抵製，至少是不夠熱心吧！而所以出現這樣的情況，我想關鍵除了黨內大多數人對幹部隊伍貪腐程度的估計與毛澤東有很大差別的緣故，還因為這次“三反”運動的對象是針對幹部自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