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邱會作，老紅軍、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部長、中共政治局委員、判刑16年的反革命份子
一九五九年開始，全國連續三年發生了嚴重的自然災害。對災情可能給部隊帶來的危害和影響我是特別警惕，力求防止軍隊餓肚子，發生浮腫病，在困難的時候要特別注意保持軍隊的戰鬥力。軍隊搞農副業生產，就是在這個背景下發展起來的。
我參加過全國救災的領導工作，對這次遍及全國的自然災害，從局部到全國的情況，都有所了解。農村是天災人禍都有，兩者是夾在一起的，自然災害是基本的，由於工作做得不好，沒有及時有效救災，以至發生災上加災。
這裏，我不去說災害的一般情況，隻說周總理要我處理的有關災情的幾件事，就可見一斑了，我舉三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廣西餓死人的情況。一九四九年我是率領四十五軍參加解放廣西的，在廣西剿匪的整個戰役中，我又同他們一起工作了一年多時間。一九六〇年五月間廣西橫縣的駐軍給我發了一個電報，稱政府機關因饑餓不能工作了，要求借軍糧幾萬斤，我特將電報呈周總理批示，為了掌握第一手材料，總理讓我親自秘密去看一下。
我是直接到廣西貴縣由駐軍派車到橫縣去的，在隨行卡車上帶有數千斤糧食。我到達橫縣時，正是群眾做晚飯的時候，但所看到的情況是有些淒涼，家裏冒煙的都很少。我見到縣委書記的時候，他躺在床上起不來了，隻是有氣無力地向我作揖流淚，他隻伸出四個手指，意思是四五天沒有吃飯了。我立即要人去車上搬下糧食，熬了兩三鍋稀飯，並端給他們每人一碗。多數人喝了稀飯之後不久，就能坐起來說話了。
由於周總理交代，我是秘密去的，不同自治區黨委聯係，也不公開露麵，隻是親眼看一下情況。第二天，縣委書記的身體繼續好轉，我同駐軍的師政委和縣委書記三人到城外附近的各村莊看了一下。幾乎村村都有餓死人的，每家每戶家裏都有病人，大家吃的多數都是青菜葉、樹葉，一粒米也看不到。我問：「你們家的糧食哪裏去了？」他們回答說：「我們家裏就沒有放過糧食，收到的糧食都交給食堂，大家早都吃完了。」我們又問：「現在食堂還管飯嗎？」回答說：「要有人管飯，就不會餓成這個樣子了。」
當天的晚上，縣委書記和其他幾個幹部同我們談了全縣的災荒情況。他們說：根據現在已經知道的情況，全縣餓死的人，大約在一千人左右，但是每天都還在死人，數字很難掌握得準確。我問縣委書記，你們為什麽不報告，不想辦法搞糧救災，連黨政機關都餓死人了！縣委書記以沉重的心情說，我們縣是一九五八年的「衛星縣」，宣布糧食增產一倍，一年產的糧食夠三年吃，其實根本沒有那回事。另外在食堂集體吃飯，無計劃、無節製，今年的春節期間就把糧食吃完了，食堂也垮掉了。上麵不準我們報災情，說是要保護「衛星縣」的名譽：全縣有三分之一以上的生產隊確實是豐產了，豐收的生產隊現在都戒備森嚴，不準向外運糧食，為了糧食的問題，已經有些生產隊之間進行械鬥，根本不會互救。
我們向縣委書記提出：應當立即向地委如實報告災情，不要再保留「衛星縣」的虛名了，否則就要犯大罪了。由於我的目的是了解情況，第三天就回北京去了。
第二個例子，一九六一年冬，空軍作為一個社情，報告了甘肅河西走廊玉門地區的災情很嚴重。周總理又叫我立即去看一下，並當麵交代由軍糧撥出五萬斤，調幾台汽車，把糧食直接送到村子裏去。總理說：「爭取時間，實行緊急救災，把口糧早一天送到，就要少死好多人。」我把周總理的命令直接下到兵站去了，並要他們星夜兼程把糧食送到安西敦煌去，由汽車團派副團長帶隊，在二十四小時以內就到達了指定地區。對此，周總理非常滿意。
玉門、酒泉地區發生了這樣嚴重的災情，死人估計上萬。對此，甘肅省委一個字的報告也沒有，周總理追問也回答不出一個所以然。總理是不愛生氣的人也生氣了，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周總理向毛主席作了比較詳細的報告，毛主席立即調省委書記到北京，向中央報告全省的災情，為了此事，張仲良也就下台了。
第三個例子，國務院直接發放鋤草糧。一九六二年吉林省進入夏鋤的時候，隻鋤完了第一遍草，第二遍就不能進行了。因為農民沒有口糧，必須自己上山下河采野食，度過災荒。在周總理的辦公室，吉林就有人提出，如果能供給一千萬斤糧食，全省主要產糧區，鋤第二遍草，有的鋤第三遍，今年可增產糧食十億斤以上，這是一個公私都有利的大事。
對吉林提出的問題，在會上周總理沉思沒有輕易表態。過了一會兒總理對著我說：「會作呀，怎麽辦？有辦法嗎？」我了解總理處理問題方法，如果他對我不是胸有成竹，就不會向軍隊開口的。我對總理的問話立即回答說：「軍隊借出一千萬斤糧食，但在秋後要歸還，這樣就完全不影響軍隊的供應。」
我的幾句話，周總理立即轉憂為喜，並連說：「好，好！總後對國務院是很大的支持。」吉林的同誌聽到我的話，尤其聽到總理同意向軍隊借糧的話高興的簡直要跳起來！問題解決了。周總理指示給到會的人，每人上了一包餅幹，一碗湯麵條，大家都吃了夜餐才散會。
黑龍江知道吉林經周總理批準，向軍隊借到了糧食，他們也找到國務院去了。周總理批準，也借給該省部分糧食，兩省的夏鋤沒有吃的問題都解決了。
在三年災害的時候，我參加周總理主持的救災工作隻是部分的。我認為用舉例的辦法來說明情況，比抽像的總結能夠比較好的說明問題。
一九五九到一九六一年的人禍天災，是全國性的，總的情況是北方嚴重些，南方稍微好些。災情並非全國一律「赤地千裏」，那為什麽抗災能力這樣差？主要是由兩股風造成的，一股是浮誇風，一股是本位風，除這兩股風之外，也還有工作上的問題。
浮誇風害死人。一九五八年，我們國家農業確實是豐收了，是解放以來最好的年成。那麽糧食又哪裏去了？去路主要是三條：一是沒有收起來，地裏糧食長得好，但是顆粒還家之類的口號連說都沒有人說了，頭腦發熱，認為糧食吃不了，據事後推算，全國掉在地裏的糧食平均在四分之一以上；二是敞開吃吃掉了，當時全國很多地方都吃食堂，都放開肚皮吃飯，一般的要比在家多吃二分之一以上；三是飼料糧過多，用糧食喂豬，喂大牲口是普遍現象，家禽則根本不愁沒有吃的，這三條都是「人禍」問題了。
一九五八年全國糧食產量究竟多少，這是神仙也說不清楚的問題。從中央到公社的會計都是「豐收」二字。一九五九年全國糧食就減產了，但究竟減到什麽程度，也是神仙都說不清楚的問題，浮誇風、假話風害死人。
本位主義害死人。在一個省，一個縣之內，對於缺糧情況，如果能及時調劑，近水可救火，可以解決很大問題。但在「恐糧病」的情況，要調劑糧食實在是太難了，極大多數地方則根本不可能辦到。
除「兩股風」之外，還有工作上的問題，例如存糧情況究竟怎樣？很難搞得清楚。又如運輸條件也是很大的問題，農村有糧要運到鐵路線是很困難的。當時，不少農村連公路都沒有，人力運輸往返消耗的數量就很大，北方有糧運不出來，南方可調劑一些糧食也存在運輸困難的問題。
由於自然災害的影響，從一九六〇年春起，部隊生活開始緊張了。憑證領不到東西，已經習慣按供應標準過日子，突然來個不能保證供給，對我軍是個致命的問題。這就是自然災害對軍隊影響的實質問題。
三年災害對我軍的影響，由雜糧代替細糧，憑票買不到東西，有錢買不到蔬菜成了普遍的問題。部隊報告很多例子，但誰也提不出怎樣解決問題。這裏我回憶三個例子，來說明當時部隊生活的緊張程度。
地瓜幹。一九六一年夏天駐山東的部隊，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吃地瓜幹，有時一個星期也領不到一顆糧食，這種地瓜幹又是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存下來的，原來根本不是當口糧的，而是做豬飼料，多數都是有黴點的，吃這種地瓜苦得難以下咽。膠東還是山東比較好的地方，部隊都得不到糧食供應，駐該省其他地方的部隊就更困難了。
雜質麵。一九六一年秋駐河南周口的部隊吃的麵粉，有百分之三十以上都有雜質，樹葉、草、麥杆等都有。這種麵就像麥麩子拌幹草喂牲口吃的細料差不多，河南周口是比較好的地方，對部隊供應的糧食都是如此之差，駐其他地方部隊吃的糧食就可想而知了。
砂子米。一九六一年駐四川綿陽部隊吃的大米有百分之二十以上的稻殼，砂子，泥土等，駐在天府之國的部隊都吃這樣的糧食，真是令人不可想象的事。
這裏回憶的三個例子，是我親自在部隊看到的，同部隊一起吃過這種糧食做的飯。這樣做是糧食不夠充數而為的，部隊的糧食定量每人每天一斤半，除去不能吃的東西，每天每人真正下肚的糧食也就是一斤多一點。戰士都是二十左右的年青人，見天吃這種飯能行嗎？糧不夠瓜菜代，當然是出路，但部隊哪有瓜菜？
部隊除了幹巴巴地吃一斤多糧食之外，蔬菜，肉食，食油都沒有，多數部隊一年也嚐不到幾次肉味。自己沒有生產，憑票證領不到東西，這種生活不能長期下去。軍隊困難，國家也困難，看到總理那憂慮、疲憊的麵孔，向國家要糧我是張不開口的，為了不「自取滅亡」，必須自己動手解決問題。
自然災害對軍隊的影響確是嚴重的。怎樣辦？出路隻有一條，就是軍隊自己動手搞農副業生產渡過災荒。軍隊現在搞生產，同一九四二年延安的軍隊搞大生產，時代背景是不同的，但也有共同點，都是逼出來的。延安搞生產是國民黨對邊區的封鎖，沒有飯吃逼出來的，現在搞生產是自然災害逼出來，不管願意不願意，搞生產這座「梁山」是非上不可的。
對軍隊一定要走生產渡荒的道路，多數領導幹部的認識過程是比較長。因此，軍隊搞生產的阻力是很大的。以我的記憶，軍隊對搞生產是經一九六〇年和一九六一年兩年的時間才逐漸統一起來的。
阻力之一是軍隊搞生產會衝擊突出政治。一九六〇年冬，快要過元旦的時候，軍委舉行常委會，羅瑞卿向常委匯報了全國的災情和經濟形勢。最後，羅瑞卿說：「災情對軍隊供應影響不小，請邱會作同誌說一下這方麵的問題。」
我非常珍視這一發言機會，不誇大也不縮小，如實地把軍隊的供應情況，發表了意見。我說：「軍隊還是按照標準供應，但地方並不能保證供應。有的地方供應的糧食，一半以上是地瓜幹，有的地方糧食很不好，個別地方無糧供應，憑證買不到肉食和食油，蔬菜也很難買到。全國的供應情況都不好，部隊生活比較緊張。」
賀龍元帥主持會議，他對著我說：「邱部長，怎麽辦呀？我相信你已經注意到這個問題，你說說這方麵的問題。」我立即回答說：「自己動手搞生產，別無他法。」我的話音一落，主管軍隊政治教育的總政副主任劉誌堅說：「曆史上的教訓值得注意。林總提出的突出政治的建軍路線在部隊剛形成勢頭，又要去搞生產？這是值得注意的問題。軍隊的供應，當然是重要的，這就不能向國務院提出來解決問題嗎？軍隊搞生產是牽動建軍方針的問題。」對劉誌堅的意見，我隻說了一句：「戰士的肚皮最重要。」在當時的情況下，劉的意見是很吃得開的，會場上，對我和劉的意見都無人表態，我心裏想：這可給軍委出了一個難題。這時羅瑞卿用請示的語氣向賀帥說：「我的意見，由邱部長起草用軍委名義向總理寫個報告，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賀點頭同意羅的意見。在這次會議上，我有意不把問題提的過於尖銳，否則阻力會越來越大，不利於解決問題。因此，這次的軍委常委會上，對部隊搞生產沒有解決任何問題。
阻力之二是軍隊搞生產會妨礙軍事訓練。一九六〇年夏天，駐膠東部隊要搞一個月的遊泳訓練，要求每人每天補助訓練糧一斤，看到這個報告之後，我認為這是解決軍隊搞生產會衝擊軍事訓練的突破口。
針對濟南軍區的報告，我起草了一份複電：「同意給遊泳訓練部隊每人每天補助訓練糧一斤，由總後發給糧票。希望你們同山東省特別交涉，以求得到供應現糧」。電報是用總參、總後的名義起草的，我把來電和複電一起送給羅總長了。羅批示：提交軍委辦公會議討論，第二天軍委辦公會議開會，羅總長一進門尚未坐下就對主管軍事訓練的副總長張宗遜說：「宗遜，全國到處都餓死人，遊泳訓練還要增定量呀？」張宗遜說：「可以考慮不訓了！」羅總長對著我說：「老邱，有辦法吧？」我說：「我沒辦法。請總長決定！」羅瑞卿：「你是沒辦法的人嗎？周總理說你是最有辦法的人之一。你不是向總理提議，全國基本建設，不分大小，一律『剃光頭』？」
接著羅總長用一種比較溫和的語氣說：我國的災情確實是預料之外的嚴重。在平常的時候，補助訓練糧的問題，邱部長早就處理了，不會送到我這裏來的。我看訓練照樣進行，可以改每天訓練半天，以保持體力，另外，用多餘的時間，部隊自己動手搞代食品，以補助糧食不足。
在當時的情況下，這是最好的處理辦法。我心裏感到高興，部隊生產會妨礙軍事訓練的阻力，事實上就衝破了！
阻力之三是部隊不願意搞生產。一九四九年我軍南下時，中央曾經提出：人民解放軍是戰鬥隊，工作隊，生產隊。但對生產隊的問題，我軍從來也沒有進行過教育，其實，我軍隻有不願意搞生產的領導幹部，不可能有不願意搞生產的部隊。部隊不願意搞生產的問題，完全可以通過教育，把生產同部隊的切身利益結合起來解決問題，這樣問題是容易解決的。對怎樣解決部隊渡過災荒的問題，我認為從自己這個總後勤部長的職責來說，不僅要向中央軍委報告情況，而且要提出解決問題的積極辦法來。我自己下定決心，要做一個稱職的總後勤部長，要認真解決部隊的生活，要拿出魄力來進行鬥爭。
於是，一九六一年一月間，我在河北、遼寧西部、冀東、天津地區走了好多的部隊，並在天津的一個團蹲下來了。經過調查研究，向軍委寫了簡要報告，並代軍委起草了一個文件，於二月間，春節除夕之夜回到北京，並在當晚就把文件送給羅總長了。向軍委的報告，我主要寫了部隊供應的嚴重情況和部隊一定要自己動手搞生產的建議。在報告中指出：我親自看了一下駐石家莊、錦州、冀東、天津部隊的供應情況，一、糧食還可以按標準供應，但雜糧多：二、肉食和食油停止了供應的時間至少在三個月以上；三、蔬菜根本買不到。這次我在河北，遼寧都同地方政府商量過對部隊供應的問題，也親自去各地糧庫看了一下，糧庫基本上都是空的。用錢買不到任何東西是普遍的問題，省、地、縣的幹部都說：軍民是一家人，我們從良心上、責任上都要負責軍隊的供應，但又是實在沒有辦法了。
我代軍委起草的電文之中指出：部隊的供應出現嚴重的問題情況，政府對部隊按照標準供應都不能保證。在全國災情嚴重的情況下，軍隊也絕對不能向地方政府提任何額外要求，軍隊隻有自己動手搞生產來保證自己的供應，我們一定要用生產來解決自己的問題，以保證部隊的戰鬥力。今年開春在即，各部隊要立即布置搞生產，把政治教育、軍事訓練、農副業生產三者都安排好。各部隊的農副業生產，從自己當地的條件出發，以種菜、養豬，小規模種糧開始。全軍各級黨委要從思想上、工作上真正認識到軍隊搞生產的重大意義。
我的調查報告和代軍委起草的電文送上去之後，我預料到在春節四天假期之內是不可能開會討論的，這樣大的問題，羅一個人也不會批發的。但到了春節後第五天、第六天還沒有討論，我著急了。我在電話上詢問蕭向榮，他說：「值班秘書作為急件，放在急辦的夾子之內，已經一個星期了，羅總長還沒有看。」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於春節後的第七天，我派人搭乘空軍的飛機把文件送到廣州林總那裏去了，林彪當時在廣州。當天晚上，林總直接同我通了電話，他在電話上對我說：「送來的文件收到，你的報告和起草的電文都很好。你抓住了大問題。軍委明天開常委會，你的報告會批準的。」這下我心中有數了、我心裏十分高興！
春節後的第八天，軍委舉行常委會專門討論軍隊搞生產問題，即討論我提出的報告和建議。羅總長走進會場特意看了我一眼，我即想到可能是我把文件報到林總那裏去，引起了他的不高興。會議開始時，各位元帥在發言中都一致同意我的報告和起草的電文，發言的多數人也說到了，軍隊自己搞生產是唯一的出路，邱會作同誌很好地抓住了大問題。羅總長並沒有問到會的人還有什麽意見，就宣布：「邱會作起草的報告和電文壓在我這裏好幾天了，耽誤了時間，由我負責。」同時就宣布散會。
會議之後，羅把我留下來談了兩個問題。首先，羅問：「你同林總打電話，還談到什麽問題嗎？」我回答說：「沒有。林總隻是說，要我不要過於著急，我的報告會得到批準的。」接著我又說，林總在電話上說：「我的報告和代軍委起草的電文都是很好的，所提辦法也很好，抓住了解決困難的大問題。」此時，羅的表情有些喜悅了。羅接著又說：「林總在電話上，同你說過的話，也同我說了。此外，林總還同我說了一句可能沒有同你說的話，要我重視你的意見。這幾個月來，我們合作得很好嘛。」我隻回答了一句話：「我堅決服從羅總長的領導！」
羅又問：「你發了一個什麽通報？楊勇打電話說，你提出了人吃稻草的辦法。」我回答說：「吃稻草，言過其實，我發了通報，可以在稻草上提取澱粉。」今年一月初，我在天津一個團裏同他們交談搞代食品時，有人提出了在稻草提取澱粉的意見。首先，將稻草用械具砸碎，泡到水裏兩天草粉就可以分離出來。每百斤稻草可以出七斤粗粉。我說：「這個方法可以。長征路上我們也從草裏提取過澱粉。」說完我叫人把提取的澱粉煮成糊糊，我帶頭吃了幾大口。
接著我就簡單說了一下，我去天津觀看稻草提取澱粉的情況。聽後羅總長笑了起來，並說：「大家一起努力，就是對我的工作最大支持。應當告訴全軍部隊都要因地製宜注意搞代食品，做到能吃飽肚子。當然，在吃的時候，要特別注意防止中毒。」我把羅的指示轉發了全軍。
軍委關於搞農副業生產的電文發出之後，對搞生產就算「立法」了，我們的工作也「注冊」了，這解決了一個好大的問題，可以說是救了幾百萬軍隊的大問題。各軍區，各軍兵種接到軍隊搞生產的電文之後，都向軍委發了擁護搞生產的表態性報告。
對軍隊搞生產，我的指導思想是：搞生產是我軍的光榮傳統之一，這不是課餘的副業，應當是軍隊的任務，是堂堂正正的正業。後勤機關應當做好搞生產的組織工作，更多做實事，力爭做出成績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