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反”運動與“抗美援朝”（4）
“抗美援朝”突增大筆軍事開支，令中共財政雪上加霜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北韓金日成政權為了“統一祖國”，突然向南韓發動戰爭。十月，中共在毛澤東堅持下作出了“抗美援朝”的決定，先後派出了三百多萬軍隊入朝參戰，打了二年九個月的仗，但直到一九五八年十月，誌願軍才全部撤出朝鮮。戰爭需要大筆的經費，錢從何來？突然增加的大筆軍費開支，對於原本就十分困難的中共財政，就如俗語形容的那樣：“屋漏又逢連夜雨，船破偏遇頂風浪”。能否籌措到戰爭經費不僅是攸關“抗美援朝”成敗的關鍵，甚至關係到新生的中共政權能否穩固生存。
“抗美援朝”軍費的開支有多大？由於中共的刻意隱瞞，六十多年了至今沒有一個可信的數字。有多種說法，差距很大。中共出版的《中國人民誌願軍抗美援朝戰史》說，中共在朝鮮戰場上共花費了六十二億元人民幣。中共解放軍軍史專家徐焰、著名學者沈誌華等人的著作也采此說。因此，六十二億似乎是一個比較權威的數字。但是，這個數字一直遭到廣泛的質疑。而且，它與同樣是中共出版的一些書刊，包括徐焰本人著作所透露的情況也對不上頭。下麵我們就試著來算算這筆賬。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董誌凱女士有一篇文章《抗美援朝與新中國經濟》，其中提到一九五〇年十月下旬誌願軍入朝參戰以後，僅十一、十二兩個月軍費支出估計要增加四億元。請注意：這四億是在原有軍費基礎上增加的部分，所以這兩個月誌願軍入朝參戰所費的軍費總額就肯定不止四億。但這裏我們姑且就算它四億。
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撰的《周恩來傳》說：一九五一年“這一年，軍事開支超過國家財政總支出的百分之五十，其中直接用於抗美援朝戰爭以及同它密切相關的項目的又占軍事開支的百分之六十。抗美援朝戰爭的費用占了國家財政總支出的百分之三十以上。”那麽，國家財政總支出的百分之三十是多少呢？據《中國統計年鑒（1992）》提供的數字，一九五一年的國家財政支出是一百二十二點五億元人民幣。照此計算，一九五一年朝鮮戰爭的費用在三十六點七五億元以上。因此，加上一九五〇年十一、十二兩個月增加的戰費，誌願軍入朝參戰最初一年零二個月多一點的時間，戰費就超過了四十億元。
雖然，誌願軍入朝參戰打得最激烈是在五〇年十月下旬至五一年七月，這段時間也應該是人員、裝備、物資損耗較多的時候。但此後戰爭又拖了好幾年，戰鬥並沒有完全停息下來。抗美援朝中打得最激烈的上甘嶺戰役，是在一九五二年十月和十一月間打的，誌願軍在三點七平方公裏的土地上投入了十萬兵力。抗美援朝中規模最大的陣地戰是在一九五三年打的夏季反擊戰。整個戰役分三個階段，從五月十三日到七月二十七日，中朝軍隊共投入十二個軍的兵力，進行了大小戰鬥一百三十三次，中共自己承認的誌願軍傷亡即達五萬三千以上，可見戰鬥規模之大。如此看來，五一年七月以後的戰爭耗費也並不會比五一年七月以前的減少多少。甚或相反，由於戰役規模的升級、使用武器裝備的日益完善和提升，所耗的武器彈藥和各種給養的代價也會更多。
再以誌願軍入朝的數量來說，一九五一年入朝誌願軍人數有一百十五萬，一九五二年九十七萬，一九五三年一百三十五萬。在此期間中共將解放軍輪流調往朝鮮以實戰訓練軍隊，前後入朝部隊總數超過三百萬。據一篇署名賀賽的文章《中國人民誌願軍為何朝鮮停戰協定簽訂五年後才全部撤離？》稱：“一九五四年九月到一九五五年十月，中國人民誌願軍在一年多的時間裏麵，先後分三批主動公開從朝鮮撤離，一共撤出六個軍共十九個師部隊，其中一九五四年九月撤回七個師，一九五五年三月撤回六個師。另外，還秘密從朝鮮撤出了野戰軍六個、炮兵師五個、高炮師四個、公安師一個、鐵道兵十個師以及其他特種兵部隊。到一九五六年四月時，在朝誌願軍部隊還有四十四萬人。”此後，又有部分誌願軍部隊撤回，但到一九五八年留在北朝鮮的誌願軍至少還有二十五萬以上，其中陸軍就有五個軍，其他還有炮兵、裝甲兵、工程兵和後勤等部隊，直到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六日才全部撤回國內。這麽多人在朝鮮，別的不說，光吃、穿、用就是一筆十分龐大的支出。 另外，為朝鮮戰爭服務的後勤人員光東北地區就有近四百萬，直接赴朝的民工達到七十四萬。（見《高崗傳》P248。）這些人的開支要不要？這些開支應該不應該也算在朝鮮戰爭經費內？
所以，如果中共用於整個朝鮮戰爭的費用真的隻有六十二億元人民幣，那麽按《周恩來傳》的說法，除去了一九五〇年兩個月和五一年的戰費，其餘差不多七年的戰費總共也不過花了二十億元，平均下來一年隻用了二億多不到三億元。這可能嗎？這一點錢不要說支付槍支彈藥等費用，就是光供應部隊吃、穿、用也不夠！
以上是用《周恩來傳》的說法來對照《中國人民誌願軍抗美援朝戰史》的說法，指出《戰史》數字的不可信。但《周恩來傳》的數字也並不可信。同樣也是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撰的《陳雲傳》有另一種說法：“一九五一年抗美援朝的支出占全年財政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七。”（《陳雲傳》P733。）一九五一年的財政收入是一百二十二點五億，百分之五十七則是六十九點八億元。這個數字與《周恩來傳》的數字相差了幾乎一倍。兩本同樣是由中共官方機構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撰的傳記，對抗美援朝戰爭經費的敘述有這麽大的差別，則中共官方出版物的可信度，於此可見一斑。
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一日，中共召開全國財政會議，至六月五日結束。這次會議主要是重新確定一九五二年的預算。據中共國防史研究專家徐焰的說法，“為適應新的形勢，會議編製預算方針以經濟建設排第一位，軍事第二位，行政第三位。最後確定一九五二年的國家財政支出中國防費用為五十七點八億元（新幣），比一九五一年還增加了五億元。”（見徐焰《毛澤東與抗美援朝戰爭》）那麽，五二年的國防經費其中用於朝鮮戰爭的有多少呢？徐焰沒有說。但我想，那時候國內已經基本上沒有戰爭了，唯有朝鮮戰爭還沒有結束，所以，抗美援朝戰爭經費若以國防經費的一半算，那也要近二十九億。加上五〇、五一年的戰爭經費，算下來僅僅這兩年多一點的戰爭費用就已達七十億，大大超過了《中國人民誌願軍抗美援朝戰史》所說的六十二億。那麽，還有一九五三到五八年這幾年的誌願軍難道就一分錢也不花了麽？所以，徐焰在這裏是自己打了自己嘴巴。據《百度百科》介紹，徐焰是中共具有少將軍銜的軍史專家、國防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可見他不是一個小專家而是一個大專家，可這樣的大專家卻隻有這樣的水平，對關鍵數據的說法自相矛盾，實在讓人汗顏。
台灣學者陳永發在《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一書中說，抗美援朝全部軍費一百億元人民幣。唯這個數字來源，書中沒有說明。
總之，以上幾種說法無論哪一種，算下來的數字都要遠超六十二億。二〇〇〇年十一月一日，《解放軍報》上刊登了一篇解放軍軍事科學院宣傳部副部長包國俊的文章，名曰《抗美援朝戰爭曆史不容歪曲》。文中說：“在近現代曆史上，抗美援朝戰爭是中國軍隊在境外打得最漂亮的仗，同時也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中國在朝鮮戰爭中的全部戰爭費用多達一百億美元。”一百億美元，按當時的匯率合人民幣二百三十億元（新幣）。這個數字徹底顛覆了過去的傳統說法，可謂放了一個震撼彈。他這個數字根據是什麽，文章沒有詳說。但是以我看法，這個數字倒是比較最為可信的。理由之一是這個數字與戰爭的規模、時間，估算應該花掉的戰費比較符合，與《陳雲傳》的說法也比較接近。按《陳雲傳》提供的數字計算，一九五一年一年的戰費就要七十一億多，則其餘前後差不多共七年的戰費用掉一百六十億，平均每年二十二、三億，還不到一九五一年的三分之一，雖還有懷疑，但比較起來還算是最貼近實際的。理由之二，以包國俊的身份和《解放軍報》的權威地位，在二〇〇〇年十一月一日，也即抗美援朝五十周年這個時候發表對朝鮮戰爭軍費重大修正的文章，如果包國俊所說的沒有根據，而且也沒有得到中共領導高層的同意，以中共對報刊控製之嚴，這樣的文章是不可能發表出來的。
以上是我對抗美援朝戰爭費用問題算的一筆賬。主旨是要說明中共公布的朝鮮戰爭費用不可信，實際費用遠超公布的數字。而中共所以要隱瞞戰爭實際費用，是有很多目的的。主要因為這是一場不義的戰爭，花錢太多，怕引起人民不滿。此外，中共還要歪曲戰爭的起因，歪曲戰爭勝負的真相，隱瞞誌願軍傷亡的真實數字等等。說到底，也都是怕引起人民不滿。關於這些問題，下文還會說到，這裏就不詳說了。下麵言歸正傳，繼續來說誌願軍入朝以後中共的財政問題。
且說誌願軍入朝參戰後僅僅一個星期，十月二十六日，主管經濟的陳雲和薄一波就聯名向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報告他們對時局的估計和財經問題的對策。他們以一九五一年度概算草案為基礎，提出一九五一年新的概算草案。根據這個草案：“預計增加軍費支出一百一十三億斤米，準備被炸後減少稅收和折舊費八十億斤”。也就是說，由抗美援朝引起的戰爭開支和損失，總計達到一百九十三億斤大米的代價。《草案》提出的應付辦法是：“減少經濟建設投資、文教衛生救濟費等五項支出共一百五十一億斤，增加紗布統購專賣、糖專賣、出口土產壓低二成收購、國營進口品加價出售等收入共六十億斤。減支、增收與增支、減收相抵，尚餘十八億斤。原概算草案有二百億斤赤字，其彌補辦法除尚餘的十八億斤外，通過向蘇聯借十八億斤、向銀行借六十億斤，發行新鈔一百零四億斤來解決。”（《陳雲傳》P722。）
這個草案裏的數字都是以大米而非人民幣計。當時一斤大米值多少錢呢？人民幣一千元（舊幣）。也就是說，原草案的赤字二百億斤加上預估因朝鮮戰爭新增的軍費一百一十三億斤和敵人轟炸後的損失八十億斤（當時中共因為派誌願軍入朝參戰，準備美軍會來報複轟炸中國沿海城市，因此將轟炸可能造成的損失也作了估計），赤字總額達到三百九十三億斤大米，相等於三十九萬三千億元人民幣（舊幣，即新幣三十九億三千萬元）。這麽龐大的赤字，陳雲和薄一波計劃以減少經濟建設投資和文教衛生救濟等項目的支出，以及抬高國營進口貨售價、壓低出口土產品的收購價、向蘇聯借債、向銀行借債、發行新鈔等辦法來填補。其中增發的一百零四億斤大米的新鈔、即十萬零四千億元人民幣（新幣十億零四千萬元），其引起通脹的後果則明顯是要由全民來承擔了。
這裏有一個問題，即陳雲和薄一波的《草案》中為什麽沒有提進一步大規模增加稅收和發行公債的辦法，而要以減少經濟建設投資和文教衛生救濟等項目來保證戰爭開支呢？原因前麵講過，一九五〇年初的廣張稅網，提高稅率，再加上分攤公債，已經嚴重傷害了工商業者，導致工廠、商店大量關門。如果繼續提高稅率、增加稅種、增發公債，這將摧毀整個私營工商業。其結果是殺雞取卵，今後再也無蛋可收。所以不是他們不想，而是他們明白不能再靠此法來解決赤字了。這是陳雲、薄一波等主管財政的中共官員當時的主觀願望。然而，後來形勢的發展，迫使他們附和毛澤東的主張，用發動“五反”這種對國民經濟和民族資產階級傷害更大的辦法來解決“抗美援朝”的經費問題，也隻能說是“形勢比人強”吧！
以上是“抗美援朝”剛開始時陳雲和薄一波，對財政形勢的預測和所提出的應對辦法。然而他們的預測還是保守了。迅猛增加的軍費開支很快就將修改了的預算又打破。一九五一年五月，陳雲在一次會議上就驚呼：“同誌們！現在是這樣：這邊一個杠子，那邊一個杠子，中間一根鐵絲，我一隻手拿著一個沙袋在鐵絲上走，很不好走！走不好就要翻掉！”意思是弄不好整個財政就要崩潰。“七月，陳雲，薄一波根據當時看到的一些征候加以研究，擔心秋後全國物價穩定的局麵有一下被突破的危險。他們把財政收入不夠支出的情況向毛澤東、周恩來報告，說用錢太多，照這樣下去到一九五二年三月，我們的物價平穩就保持不住。”“當時估計十一、十二兩月因軍費增支而來的財政赤字及收買外匯兩項，現金支出至少缺四萬億元，如部隊、機關、團體繼續向銀行提取存款，現金將短缺六萬億至七萬億元” （ 舊幣）。（《陳雲傳》P779、729。）曾任《人民日報》評論部主任編輯，後任日本北海道大學特聘教授，長期研究中國政治的馬立誠先生所著的《大突破——新中國私營經濟風雲錄》一書，則更明白指出：“據一九五一年秋季匡算，該年財政支出將比原計劃增加百分之七十五，其中軍事費用為百分之五十五。”
國家財政支出比已經增加了的預算還要增加這麽多，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它也不再是單純的赤字問題，而是攸關中共政權存亡的大事了。為什麽這麽說呢？因為中共既然插手了朝鮮戰爭，百萬大軍在朝鮮與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麵對麵地幹上了，一旦戰爭失敗將會引起怎樣的後果，誰也不能保證你仍可全身而退。而若你想不敗，至少你要能繼續打下去。但沒有錢又怎樣打？問西方有錢國家借嗎？中共正與這些國家在打仗，怎會借錢給它！同唯一的“老大哥”蘇聯借吧，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毛澤東以給斯大林祝壽為名去莫斯科想要一點援助，呆了差不多五十天，才要到三億美金，而且是分五年交付，還要先扣除從前的貸款，第一年隻能給兩千萬美金。如此小氣的“老大哥”，恐怕再借也油水不大。而在國內，增發貨幣、增加稅收、發行公債等辦法也已經用到了極限，再用下去無異自殺。因此當時中共的財政處境真的可說已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想哪裏去發筆橫財吧，曾經有錢的官僚資產階級已經被打倒，地主階級正在被打倒，他們的財產或已被沒收後花掉，或正在被貧苦農民瓜分。而且這些沒收來的財產多數是不動產，中共能從中拿來充當戰費的資材並不多。怎麽辦？嚴峻的現實擺在眼前，毛澤東和中共必須為戰費問題找到出路。而此時環顧整個社會，還比較有錢、能從他們身上刮出一點油水的人，唯有民族資產階級了。當然，從民族資產階級頭上敲詐金錢，最爽快的辦法是用對付地主階級和官僚資本的辦法對民族資產階級進行直接的剝奪。但是，限於當時中共的大政策略，對民族資產階級還在利用改造階段，經第一屆全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製定的臨時憲法《共同綱領》也可謂瀋墨未幹，這就決定了毛澤東不可以用對付地主階級那樣的辦法來對付民族資產階級。當時，東北局承擔了支援“抗美援朝”和誌願軍後方基地的重任，龐大的財政壓力使時任東北局書記的高崗焦頭爛額，也正在想方設法開源節流，為抗美援朝戰爭多籌措一點經費。因此毛澤東和高崗可謂是“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經過他們一番密謀，一個大陰謀就此出籠。而這就是隨後發生的“三反”和“五反”運動。
一九五一年十月，中共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經濟建設問題。會議指出：“預計一九五二年抗美援朝戰爭將或者達成停戰協議，但誌願軍仍有相當兵力留在朝鮮，以防止敵人破壞停戰協議，或者還要再打一個時期，方能達成停戰協議。而從一九五三年起我們就要進入大規模經濟建設，一九五二年是進行準備的最後一年。一九五二年財政預算的重點，是要用一切辦法擠出錢來，建設重工業和國防工業。”（《當代中國叢書——抗美援朝戰爭》P355-356。轉引自徐焰《毛澤東與抗美援朝戰爭》）毛澤東則對會議提出了既要“保證朝鮮戰爭能夠勝利又保證國內物價繼續穩定”的要求。很明顯，毛澤東對與會者提出這個要求，目的是要預先堵住再以增加貨幣發行量以及增稅、發行公債等辦法來解決財政赤字的老辦法，逼著他們必須另找出路。這是“三麵圍敵，獨開一麵”戰術在政治上的運用，為接著要發動的“三反”和“五反”運動，預先解決了組織上 “合法” 的手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