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年] 米鶴都：伊林滌西事件始末
作者簡曆
米鶴都，1952年生，北京人，祖籍陝西。1968年畢業於北京師大一附中；1968年到陝北地區上山下鄉；1972年應征入伍，於陸軍第47軍服役；退伍後做過工人。1978年3月考入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專業；畢業後在中央機關從事理論、政策和現代史研究多年，參加中共中央政治體製改革研討小組等專項研討。1988年後，先後在美國南伊大、斯坦福等多所大學做客座研究，後從事科技研發的管理工作。
原題
伊林滌西事件始末
口述：伊林、滌西
整理：米鶴都
本號在此轉載一篇舊文，讓讀者朋友對“伊林滌西事件”有一個粗略了解。
1967年北京長安街上的宣傳畫。翁乃強攝
“致林彪同誌的
一封公開信”的誕生
伊林①：我那時沒有出去串聯，一直在關注著文革的理論動向。1966年10月份的時候，我在清華大學的圖書館裏碰見一個人，那人個子不是很高，但腦袋比較大。我並不認識他，但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經常會有這種邂逅的聊天，還經常會遇到知己，不像現在首先怕對方是個騙子什麽的。我們在一起聊了三個小時。他說要林副主席接班可不行，林副主席不可能像恩格斯那樣。他認為林彪有Fascist傾向。我當時沒有這想法，但是我對紅衛兵打人這套東西很反感，林彪不是煽動這個嗎？所以對他說的這點也容易接受。再一個起因是，當時有一種懷疑一切論，懷疑一些理論思想、懷疑一些觀點，這種思潮對我也有影響。我那時還寫了一篇文章，寄給武漢的《長江日報》，就是論懷疑一切，寫了大概有一萬多字。
為什麽起草那封《公開信》，關鍵的是受到北京師範大學的李文博和北京大學的喬兼武的影響。喬兼武1966年8月26日寫了“造三個大反——用毛澤東思想改造舊世界，創建新世界”的大字報，李文博1966年10月17日寫了“公社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了”的大字報。我為此找過李文博，認識以後跟他們聊過。他們在大字報裏鼓吹一種大民主、國家體製改革的新思潮。所以，我們那個《公開信》裏頭有這個“公社”和那個“大自由”的思想。
張立才那會兒串聯去了，他回來後也和李文博、喬兼武認識了。我和立才的基本觀點是一致的，他在武漢看到林彪的“九·一八”講話，林說毛比馬恩列斯的水平都高，很是討厭。我也討厭那個講話，覺得吹捧得太過分了。我們倆是一拍即合。雖然我先起草了個草稿，但還沒有完全成形，於是，我就把草稿拿給立才看了。
這篇大字報確實有很多目的，但有人說主要是反林彪的，其實並不是這樣。我們寫公開信的目的是為了實現監督——廣大人民監督和批評國家領導機構和國家領導人的權利，這在大字報裏是公開講到的。我們不是反林彪，隻是對林彪有批評意見。這中間有個很大的誤會。
滌西：10月份，我帶著我那紅衛兵裏的十來個男生，到廣州、武漢、成都、重慶轉了一圈，回來又轉回到武漢。我覺得繼續跑也沒什麽意思，就一個人先回北京了。回來看到這些大字報已經在開始探討國家改革、大民主的課題了，這對我們倆都有很大影響。這時，大家都在外地串聯呢，宿舍裏沒有別人，我和劉握中就敞開了探討，一晚上、一晚上地聊。
文革開始後，實際出現了一個機遇，就是激勵我們去關心國家大事，去想一些過去肯定不敢想也不可能去想的問題，至少形式上是這樣。譬如，是不是允許一般人監督黨的領導人這樣的問題？這個權利怎麽確定？程序怎麽確定？國家構架怎麽確定？當時覺得這很有意義，很值得探討。因為我們以前也看過一些探討社會主義製度和體製的白皮書，也都有印象，有這個原始驅動。在探討中，劉握中提到了林彪的“九·一八講話”，這個講話我是在武漢從大字報上看到的。當時看到後就覺得很不舒服，完全是個人吹捧。我們倆對這個“講話”的觀點都是一致的。聊著聊著，他就說，咱們能不能就這個問題寫一張大字報啊？我說，寫大字報有什麽意思，給上麵寫信意義也不大。其實他在跟我聊之前，就已經寫好初稿了。這時，他把那個初稿拿了出來。但他還是膽子小，他說，幹與不幹，都由你決策。曆史就是這樣，最後決策幹還是不幹，是他推著我說出來的。
我看了稿子以後說，先不說幹還是不幹，斟酌一下再說。先把其中一些激烈的文字去掉，換上溫和的語言。改動最大的就是批判對毛澤東個人崇拜的第四條。劉握中的初稿列上了“毛主席這樣的天才，全世界幾百年，全中國幾千年才出現一個”這一句話，但是我把他批判這段話的內容全給刪了。因為我一看腦袋就大了，我說這條不能批呀。毛澤東不是說，“唐宗宋祖、略輸文采”嗎？他多偉大啊。我說，雖然文章我還沒細看，但這條一定得拿下來。當時這條一個比較牽強，另外一個就是再溫和也不行呀，因為必須直麵毛澤東了，這一麵對就越線了。最後的一段文字是我加的。
修改完後，我就決定了：幹。我說，要幹就公開幹，不能寄信，寄信是扯淡。公開就得按大民主的方式寫大字報。我的毛筆字比他強，大字報由我來抄。落款，我起了個名字“滌西”。這是我在學校寫大字報一直用的名字，農大附中的同學都知道是我的筆名，取意是“蕩滌西方一切汙泥濁水”的意思。其實，“滌西”還確實是毛澤東用過的筆名，我不願意粉飾曆史或再編造，我說的都是挺真實的。我對劉握中說，你快點起個名字。他就翻《列寧選集》，翻著翻著，翻到一篇文章，看底下中文譯名是伊林。他說，那我就用伊林吧。我們把大字報貼到了清華大學小禮堂旁邊的科技館那裏，那裏是貼大字報最密集的地方。那天是十一月十五日，我們早晨六點鍾跑過去，七點鍾貼的。對我們這筆名，後來解釋就多了。“滌西”跟“澤東”對應，這還真是挺巧合的事情。
貼完大字報以後，我就回家了。晚上，我返回學校時，劉握中告訴我，蒯大富派人把我們的大字報給撕掉了。大字報被撕了，我們就有說法了，就又寫了一份，貼到北大去了。這兩篇大字報拋出去之後，就有人對那篇大字報表示支持，也有來串聯的了。但蒯大富他們政治敏感性還是挺強的，說我們這是反革命的大字報，反對我們。這時，劉握中閃開了，出去串聯去了。後續工作都是我來做了。
滌西：大字報被撕掉後，我感到事態嚴重了。我一不做二不休，就組織人印傳單。我找了班裏一個同學刻蠟板，刻到一半的時候，他的女朋友來了，認為這事危險，不讓他幹，把他給拉走了。我隻有自己繼續刻下半部分，並且隨筆寫了《公開信》後邊的那段文字，還加了兩個後綴。現在一般看到的是傳單上的文章，這最後部分的文字是原來的大字報上沒有的。後來在社會上引起震動的也是這張傳單。一張蠟紙一般也就能印個四百份到八百份，我親自推油滾子，推得非常仔細、小心，生怕這蠟紙破了。我那派的紅衛兵是同意我的觀點的，我們實際上是一個團隊。傳單用的是十六開的紙，共四頁，其他人負責疊頁子，裝訂。我拚命地印，印了一千二百份，直到那張蠟紙已經不能再印了為止。
傳單印好後，大家轟地跑出去，分別到各大專院校、各軍隊和機關大院的門口，一路走一路貼，滿世界散發傳單。傳單的影響實際上比大字報大多了，貼出去後，立即引起社會震動。中央文革、江青要去看的也是傳單。我們在大字報上落款寫了農大附中伊林、滌西，也直接簽上了劉握中、張立才的大名。而傳單的落款隻寫了農大附中伊林、滌西，因此知道我們真名的人並不多。
現在回頭看這篇文章，當然很幼稚。那時候年輕，劉握中十八歲，我十九歲，而且我們當時對林彪這人物並沒有多少了解，也沒法了解。為了澄清我們並不是刻意反對林彪，更不是反對文化革命，隻是不滿意林彪的講話內容而已。在一種幼稚的擔心下，我們提出林彪要改正缺點，不改正缺點的話就要“靠邊站”，其實是很感性的東西。這裏麵分量最重的一個詞就是“靠邊站”。對這個“靠邊站”，我寫大字報時就覺得有點忐忑不安，印傳單的時候，我覺得這個問題還是道個歉吧。所以，我在傳單最後特地加了一句話：如果有人指責我們說，靠邊站是過分針對個人的話，我們一定接受批評。結果，傳單上最後就出現了三個“靠邊站”。
實際上這也是我們當時真誠的表示。後來有很多史書、史評都把伊林、滌西事件說成是反林彪了。當時真要是反林彪，首先我就不幹了。我們主要是提意見。
伊林：對這篇文章，我們倆是一起討論、修改的。我起草那個文章時，摘選了林彪講話中的四條進行批駁。第四條是，林副主席講，中國幾千年，世界幾百年才出現一個像毛主席這樣的天才。我當時就對這個有懷疑，可是《公開信》中對於這一條的批駁沒下文了，後來朋友問為什麽沒有下文。其實，原來有一段進行批駁的評論文字，被立才給刪掉了。他認為這條太尖銳，因為直接觸犯到毛澤東了，而且又不好駁。那文章裏麵已經涉及到毛的權威了，包括毛主席對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貢獻等，實際已經給推翻了，這是不得了的事情了。再往下論毛澤東的事，這個問題確實不好去碰。這是立才最擔心的。但是，這實際上又是一個大的問題，所以留下題目沒內容，這叫立而不論。就留給他老人家自己去猜，去論吧。毛澤東對《二十四史》倒背如流，他能不明白這個？
《公開信》是立才決定要公開的。他說兩個方案，一個方案是寄過去，那這封信就不能叫做《公開信》了，另一個方案是公開。他最後選擇了公開。
立才還搞了一個笑話，原來《公開信》正文裏有兩個“靠邊站”，這已經夠惡心人的了，兩個毛孩子公然敢“狂吠”林副主席兩次“靠邊站”。嘿，立才擔心這兩個“靠邊站”可能被人家誤會，就又加了一個“靠邊站”。這可是天大的笑話。文章裏的第一個、第二個“靠邊站”是我寫的，第三個是他加的。他加進去的意思，是好意，是想說他們的批評不在理。後來，人們開始批判《公開信》，到處都說我們猖狂攻擊林副主席到了極點，居然“狂吠”三次，要林副主席“靠邊站”。但是，沒有幾年，林副主席確實“靠邊站”了。
滌西：沒想到《公開信》把天捅了一個大窟窿，我們農大附中一下子跟開了鍋似的，熱鬧起來了。其實，當時支持我們觀點人是很多的。整天學校裏人山人海的，絡繹不絕。
北京各大專院校的、政府機關各大部委的、各大軍區的軍人，都有來我們學校串聯的，好多都是成年人。同學都說，這回咱們學校可出名了。我記得當時萬潤南②也找來了，他說觀點可以討論，而且你們提的也有積極意義，但是應該采取寄信的方式，不應該公開。你這一公開不就傷害林副統帥了嗎。還有一個人給我的印象最深了，他穿著呢子大氅，倍兒幹淨，白襯衫也是新的，皮鞋也特別亮，騎著一輛鋥光發亮的永久牌自行車。這人50來歲的樣子，一看就是局級幹部的派頭，說出話來也不一樣。他專門來找我要《公開信》的傳單，還問我們為什麽要公開化？還跟我聊了聊思想背景，看過些什麽書？我估計這人是中央文革或者是毛澤東派來的。
我當時有一個習慣，對每一個人的態度、觀點，我都記錄在小本子上。對不同意我們觀點的，大體上不記錄，但對表示感興趣的，我都有記錄。
引起我警惕的有這麽一件事：這張大字報發表以後，北京航空學院的曹XX找來了，他是軍隊幹部子弟，是北航“中國國際紅衛兵”組織的頭頭。他表示支持我的觀點。當時跟他們聊聊，很有意思。他們搞得聲勢挺大，據說參加者有不少中、下級的現役軍人。我也到他們那裏看了看，有個白曉宏，原來是反工作組的頭兒，是北航紅旗第一任的頭兒，也是頂尖的人才。他用隱喻的、含蓄的文字，讓你能意會不能言傳，全都是含沙射影地指向林彪的。而且他也操縱著北航“八一縱隊”。他們的動作比我們激烈凶猛，接連貼出了一問、二問、三問、也問中央文革的四篇大字報。
我沒有主動靠攏他們，但我與他們保持關係，旁觀他們的動態。我看到他們確實在反對林彪，心裏也是有些恐慌，相對感覺到安全問題了。劉握中對我說，立才，咱們碰到大個的了，有一群人在反林彪呢……我說，我們跟人家不一樣，咱就是給林彪提個意見，咱咋能反林彪呢？反林彪可不是咱們的觀點。我馬上否定了說我們反林彪，在這問題上還是不一樣的。
我真正意識到我們行為的實質，還要感謝這樣兩位姐姐。當時來找我們的有一個化名“紅匕首”，一個化名“向陽”的兩位北航的女學生，她們的真名我一直不知道。她倆都是將軍的孩子，看起來都很精幹。她們表示同意我們的觀點，但是臨走時說了一句話：你們實際上是站在劉少奇的政治立場上的，是右的，是反文革的。這句話“鐺”地把我敲醒了，我心一下子就涼了。我們當時並沒有意識到這點，被她們點醒了以後，我就開始思考了——這大字報是不是右了？這才開始警覺了。
在這前後，劉少奇、鄧小平雖然還沒被點名，但是大家已經心知肚明了。我們鬧了半天落成右的了？這都是當時的實際思想。我沒有反省，隻是思考，從政治上判斷，我的政治立場站到哪裏了。我本質上是擁護文化革命的，認為文化革命是在推進大民主，在往國家政治的機構深層改革上麵推進，另外，我們反對個人崇拜，於是，我們就開始往這方麵探討。
伊林：白曉宏是在11月20日找到我們的。他們和部隊有著很深的關係，據說曾聯絡了數百上千的青年軍官。對於我來講，基本上屬於被白曉宏他們支配著的。我覺得跟他們待在一起有種安全感。立才跟我還不太一樣，他主要是自己思考，保持距離。
我們的大字報是11月15號貼到清華的，讓蒯大富給撕了。第二天，我們在北大三角地又貼了一份。傳單是18號散發出去的，印傳單全是立才做的事。他是紅衛兵的頭嘛，有一幫哥們，有抄大字報的、有刻蠟板的、有印傳單的、有抄傳單的、有發傳單的，一套係統。還有我們學校高一的一個學生，叫瓦羅佳，他爸爸是老布爾什維克，娶了個蘇聯媳婦，生下了瓦羅佳。他是半個蘇聯人，瓦羅佳就把這個傳單遞給了蘇聯大使館。這令我們有點害怕。
有不少人告訴我，《公開信》引起了一連串的“炮打司令部”，這是我們哥倆沒想到的。但有一點是千真萬確的，那就是瓦羅佳送出去的傳單弄得全世界都知道了。本來隻是林彪在一個軍事學院的講話，沒太多的人知道。這一下子世界各國的共產黨都非常惱火。你們中共也太狂了，說百分之九十九已經夠惱火的了，你還要比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都高得多，比共產主義的始祖還要高得多，不是站到我們頭上拉屎嗎？這給了各國共產黨一個證據，一連串地群起攻擊中共，連阿爾巴尼亞也不買賬了。這是瓦羅佳的功勞，也把老毛的火拱起來了。從後來披露的資料看，林彪大概自己也知趣，此後再也沒有重複過“百分之九十九”和“高得多”“幾百年”這樣的說法了，從此，全中國的吹捧就停留在這個層次上，沒有“更上一層樓”。
毛澤東是看過這篇文章的。有人說毛澤東給江青的那封信是假的，我們的體會，那封信是百分之百存在的。韓愛晶後來告訴我，當時，江青對蒯大富、韓愛晶說到這件事時，是這麽講的：這兩個小家夥名字有點怪。你們對這兩個小家夥的批判，不要搞得那麽激烈嘛，蓋上就是了。你們怎麽這麽傻，把這大字報撕了。撕了人家就有理由了，他們就開始到處發傳單了。還有一次她在北航還說，那篇文章很有文采嘛，你們要文鬥。那意思就是要對我們客氣些。從後來毛澤東讓他們放我出來，也印證了毛澤東跟林彪的分歧時間。他說：改善無產階級機構是可以的，徹底改善是不行的。這是毛澤東原話。
後來，毛澤東在1970年廬山會議果然對“天才論”發怒了，這全記到陳伯達、林彪身上去了。林彪拍馬屁拍過了，如果他當初能聽進去我們忠言逆耳的話，收斂一點，也許不至於是這樣的結果。當時有句話最清楚了，什麽毛主席締造的軍隊，林副主席指揮的軍隊。毛主席對這些事，警惕性高著呢。吹捧得太離譜了，連兩個中學生都看得出來的問題，毛澤東心裏怎麽想？我們這件事，多少都會刺激他提防林彪篡權的警惕性。
那年12月2日的傍晚，我和立才正在附中宿舍樓三樓北頭的宿舍看書，兩位穿著沒有帽徽領章軍裝的女學生，推門進來，自我介紹說：“我們兩個是北航的大學生，一個叫向陽，一個叫紅匕首，我們讚同你們《公開信》的基本觀點。”聽到有支持者，立才與我便高興起來，和她們你一句我一句隨便聊了起來。文化大革命時期，觀點相同的，一起講話就和氣，你一句我一句還搶著說話。要是觀點不同，就話不投機半句多。八點多，她們站起來要走。突然，倆人繃起了臉，對著我們嚴肅地說：“你們要知道，你們實際上是站到了劉少奇、鄧小平資產階級司令部一邊！”立才和我聽了嚇了一跳，那可不是鬧著玩的！原以為她們會亮出反對者的真麵目，她們則又說：“劉少奇、鄧小平有什麽不好，他們有什麽錯，他們沒有什麽錯。” 倆人不告訴我們真實姓名，卻重複說了她們住的宿舍，要我們有事就去找她們。我們感到惶恐，向陽、紅匕首她們那一句話，讓我們開始認識到，自己那封《致林彪同誌的一封公開信》的言行，在行動效應上，實際上是站到了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邊，站到了劉少奇、鄧小平右的一邊。
滌西：《公開信》發表後，江青、康生、陳伯達都公開講話了，把我們打成了現行反革命，等於是要畫句號定性了。局勢明朗了，我們就想做些防範措施了。可是我們往哪裏躲呢？我們倆分工，他在校外活動，我在學校看情況。我的幾個同學，利用學校已經停用了的浴室，修建了一個密室。你一眼看去，屋子裏好像塞滿了各種舊家具，實際上有個通道可以鑽進去，有一塊空地，有張課桌，開開窗子就可以跑到外麵去。裏麵還有床可以睡覺。他們出於同學之間的感情，搞了不少花招。要是沒有這個密室，我早就被人抓走了。
好像是12月17號，學校裏沒什麽人，我就在密室外邊溜達。剛走上學生宿舍的台階，一個同學就拉著我往浴室跑，把我給推到密室裏，然後把門倒鎖上。他剛鎖好門，北航“紅旗”的人馬和我們學校“紅旗”的人就過來了。我聽見他們在外邊打我那個同學，讓他開浴室的門，他就是不開。可是我們學校“紅旗”派了人盯梢，看見我跑進來了。我想這樣不行，打開窗子就跳了下來。這一跳，被操場上的那幫人看見了，大喊“抓住他”，就追過來了。我那時候腿還沒有因為坐牢被弄壞，跑得相當快。一米多高的柵欄，我騰地就躥過去了。這時天已經黑下來了，我躲到一個角落的陰影裏，那些人從身邊跑了過去，沒抓到我。
第二天，我先去了北航，了解到白曉宏、曹XX都已經被捕了，是中央文革指示韓愛晶以群眾組織的名義扭送到公安局去的。我去了北京圖書館找劉握中，恰好碰見他出來。我一看見他就問，你怎麽變樣了？他說是北航那兩個女生向陽、紅匕首給了他化妝的用品，還給了錢和全國糧票，讓我們趕緊逃跑。我說他們已經到學校抓咱們了。我們商量，這樣抓我們是違反《十六條》的啊。所以，還得再寫一張大字報，貼到中南海附近去，然後再往外地跑。於是，我們先到了北京市委，那時候市委很亂，有不少空房子，可沒暖氣，冷得呆不住人。這時，已經是淩晨了。劉握中就說，上我姑姑家去，沒人知道哪裏。
劉握中姑姑住在東四。我們進了門，劉握中就倒在床上睡覺了，他姑姑家的人也都睡著了。我在寫字台那裏起草大字報。大約還不到半小時吧，一道電光就從窗外照了進來。我知道是抓我們的人來了，肯定是跑不掉了。於是我對外邊說，你關上手電筒吧，別鬧大了。等外麵的人關上手電後，我就把記錄著那些同意我們觀點的人的小本子掏出來，塞到爐子裏麵燒掉了，否則，將牽扯一大群無辜的人。萬潤南他們也就這麽被保護下來了。外麵帶人來逮我們的，就是以前我們班經常一起讀書討論的一個同學。他知道這裏，這次是他帶著北農大“東方紅”的人來的，開了兩輛汽車。我燒了那小本子後，就把劉握中叫了起來，開了燈，一塊出去了。
他們把我們一直抓到北農大，天亮後就被警車送進了“半步橋”監獄。我並不恨那個來逮我們的同學，客觀上，逮進去倒是少受了很多罪，關在裏麵多少還有一定的保護作用。和我們一批被抓的還有李文博、喬兼武。隨後，中央頒布了一個所謂的《公安六條》，這跟我們這件事是有很直接的關係。
這個事件前後也就30多天。時間雖然很短，但事實上，它導致了反中央文革、反康生的“十一月黑風”“十二月黑風”，這股風是由下而上的，使正在按部就班前進的文化革命節外生枝地受到阻滯。
伊林：白曉宏他們被抓後，1966年12月19日，聽到學校的“聯動”們說，要狠狠打擊敢於反對林副主席的人，我便悄悄離開北農大附中，傍晚時分來到北航女生宿舍24樓二樓右邊第二間房門口。敲開門，隻有向陽、紅匕首她們倆個人。她們見是我，趕緊將我拉了進去。向陽說：17日夜裏，韓愛晶的紅旗將13號樓軍隊接待站抄了，將白曉宏、曹偉康他們幾個人都抓走了。這時窗外的喇叭裏正慷慨激昂喊著：“砸爛白曉宏、曹偉康狗頭！”“打倒反對林副主席的現行反革命分子！”她們又反複談起了兩個司令部的事，說你們別犯傻了。她們翻出二十斤全國通用糧票和十五元錢放到我手中，要我快點逃出北京。像姐姐囑咐弟弟那樣，再三叮嚀，一定要逃出北京，也不要在外省的城市裏，逃到外省農村去，越遠越好。她們到樓道裏看了看沒有人，給了我一頂棉帽子，我就遮著臉很快溜下了樓。但是，與立才正準備第二天離開北京時，半夜在國子監官書院被捕。
1968年8月1日，我走出功德林監獄的大門。管理監獄的士兵將入獄前搜去的物品歸還我，向陽、紅匕首送給我的人民幣和全國糧票，仍然在小包裏邊。說起來，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危難時的救助，我怎能忘記呢。以後好多年，我多次找尋她們，但不知真實姓名，找了好幾年沒有找到。
① 伊林，真名劉握中；滌西，真名張立才。
②時為清華大學學生，後為四通公司董事長。
（本文根據米鶴都：伊林、滌西口述史《草根政治——一條至死不渝的道路》節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