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魏宏運、王黎
原載《南開學報》1980年第4期
北京大學當代俄羅斯研究中心轉載
一九〇〇，是新舊世紀交替的一年，也是中國近代曆史劃時代的一年。帝國主義列強組織起來的八國聯軍對中國人民的聯合進攻，使中國再次麵臨被瓜分的危險。同時它也對中國革命起了意想不到的催化作用。在帝國主義的壓力和聯軍的暴行麵前，少數當權的滿人貴族和漢人封疆大吏賣國自存，屈辱自保，暴露了封建主義是民族救亡鬥爭的最大障礙。反帝必須反封，必須首先推翻滿清政府。義和團運動悲劇性地表明，舊式農民的反抗鬥爭已經難以完成新時代的曆史使命。於是資產階級革命運動在全國範圍內開展起來，孫中山從此不再感到孤立，贏得了愈來愈多的同情和支持。八國聯軍的組織者在理論上和事實上都是中國革命的反麵教員。這也是我們應該具體研究帝國主義者們這場盜賊活動和暴行的一個重要原因。不過我們這裏所要說的隻是過去一般研究中所忽略的沙俄這個首席反麵教員的作用。
（一）
一九○○年的八國聯軍侵華戰爭誰是元凶？一般教科書大體是這樣排列，即英國、法國、日本、沙皇俄國、德國、美國、意大利、奧地利。英國打頭，因為它首先組織了西摩爾聯軍；但它沒有取得什麽實際效果。人們也把瓦德西作為主犯，因為他是八國聯軍總司令；但他在聯軍進入北京後才到達中國。也有把日本列為禍首的，因為進犯北京時，它出兵最多；但在此以前它並不占優勢，而且沙俄也不承認它的主導地位。事實上，始終積極活動，處於霸主地位的是沙皇俄國。
以反對帝國主義為目標的義和團運動興起之際，帝國主義各國對中國的瓜分方興未艾，都在窺測時機以攫取在華更大的權益，因此，對義和團運動表現了極大的仇視。其中沙俄尤為突出。沙俄駐北京公使格爾思向沙皇獻策：“情況千鈞一發，隻有列強有力堅決的合作才能製止運動。”他並向清廷總理衙門要求“速剿亂民”，“在義和拳還沒有強固和還沒有在集於北京周圍的大隊士兵中獲得信徒時，有力地將他們鎮壓下去。”（《紅檔雜誌有關中國交涉史料選譯》第215頁）當時清朝政府正為義和團運動所苦惱，在沙俄的慫恿下，曾專門討論了沙俄這一所謂的建議。
到了五月，沙俄又要求“代剿團匪”。清朝政府雖然非常懼怕崛起的人民力量，但對洋人也並不放心，所以對“代剿”沒有作出反應。然而沙俄無視清政府的主權，竟然把“代剿”計劃付諸行動。沙俄遠東部隊司令阿列克謝也夫指揮遠征艦隊的奧列號（Orel）和塔木索夫號（Tamsoff）把作戰部隊、裝備和糧食，從海參威源源不斷運往旅順；西伯利亞和太平洋艦隊的十幾艘軍艦也調到渤海灣，然後又從旅順南下，陳兵我大沽口外。
英、美、法、日等帝國主義這時也都忙於調兵來華，但無論在速度方麵還是數量方麵，都難與沙俄相比。到六月初，各國集結在大沽口攔港沙外的軍艦共三十餘艘，其中沙俄的占七艘，另外還有它的兩艘魚雷艇。此外，沙俄還調來了用於進攻的炮兵、騎兵、工程兵、鐵道兵、步兵、浮橋隊等多種兵種以及嗜殺成性、臭名昭著的哥薩克馬隊。這樣，沙俄以它兵力和裝備的優勢冠於其他帝國主義國家，造成了“英暨各國鹹以調兵需時，讬俄保護”其在華權益的局麵，而“俄集兵既便，又受各國之讬已成東方領袖。”（《李文忠公全書》第9函電稿22）至六月中旬，沙俄從旅順調運至天津兵力之多，已為中外矚目。收在《李文忠公全書》的一封電稿中談及：“聞俄調兵六千，號稱代剿，已有二千到津。”下旬，又遽增。一九○○年六月二十二日《泰晤士報》星期版披露，俄使館通知美國務卿說：“四千名俄軍已從旅順調到大沽”，實際上，尚不止此。據《泰晤士報》的報導，實已達六千之數。及至八國聯軍自大沽登陸，也是沙俄軍數目最多，據一九○○年七月六日《泰晤士報》載：
八國聯軍登陸人數（七月初）
國 別 軍官人數 士兵人數
德 國 44 1，300
英 國 184 1，706
澳大利亞 12 127
美 國 20 329
法 國 17 387
意大利 7 131
日 本 119 3，09
俄 國 117 5，817
總 計 520 13，506
對於這次軍事入侵的策劃，沙皇尼古拉二世表現了異常的關心，親自擔任沙俄侵華軍總司令，而任命陸軍總長庫羅帕特金為參謀長。沙俄雖然一再表示其“調兵赴華，隻為保護公使，兼助剿匪，別無他意”，但鑒於沙俄半個世紀以來處心積慮侵華的昭彰野心，已引起了其他侵略同夥的疑慮。為了安撫其他同夥，它向美國表示：俄國沒有占領中國領土的野心，俄國和其他列強一樣，在中國的軍事行動，目的在於保衛俄國使館的安全，並幫助中國政府鎮壓騷亂。並且說，這是它保衛邊境的必要防衛手段（見《美國外交檔案中國庚子拳亂之部》）。這種侵略邏輯，今天也還有人在沿用。
一九○○年六月十五日，八國聯軍的各國海軍司令在俄國海軍上將海爾德布蘭特所在的巡洋艦露西亞號舉行首次會議，策劃如何發動這一肮髒的戰爭。會議所以在俄國戰艦上召開，據說是“海君年歲居長，所以各提督均詣就之，蓋欲共商進取之策也。”（《義和團》資料叢刊卷3，第268頁）從此，在八國聯軍侵華的全部過程中，都打上了沙俄發號施令的印記。當六月十六日上午十一時，各國海軍頭目再次在俄艦露西亞號召開會議，“與海君再議攻守之計”後，海爾德布蘭特就以聯軍的最高指揮官身份發出一份最後通牒，對中國施以恫嚇，限令大沽炮台守將羅榮光投降，聲稱：“本提督以兩造情願之主張，或以兵力從事之目的，暫據大沽各炮台。該各炮台，至遲限於十七號早晨兩點鍾，一律退讓。”並蠻橫地說：“此係已決之事，望即達知直隸總督及各炮台官，急速勿延”（同上）。“兩造”都“情願”的神話，當然不能成為現實，它遭到了羅榮光等中國愛國官兵的拒絕。海爾德布蘭特遂在俄艦撲爾號上開會，決定十六日下午三點，各國侵略軍自戰艦上強行登陸。
按預定時間，沙俄艦長多布爾烏爾斯基指揮俄艦三艘，即高臘支、機略克和撲爾克號和法、美、德等國軍艦各一艘，一起向大沽炮台發動攻擊。中國守軍當即還擊。俄艦高臘支號中彈，機略克號也被打中，引起部分火藥間和一個鍋爐爆炸，沙俄軍16名喪命，67人受傷，一個海軍上尉被擊斃。沙俄自認“損失很大”，“傷兵折將”。聯軍亦公認：“俄國人的傷亡比任何國家都要慘重。”這是此次交鋒中它所受到的懲罰。
占領大沽後，八國聯軍的下一個目標是攻占天津。在進犯天津時，聯軍海軍將領會議決定：“公推俄國中將為上級軍官，工作甚為協調。由於海軍上將會議對一切行動有最高決定權，為了避免磨擦的發生，陸路軍隊的指揮官也應當與海軍上將會議主席，即上級軍官為同一國籍的。如目前情況，當為俄國人。”（吉·吉普斯：《華北作戰記》）這樣，使沙俄又一次得到指揮權。在紫竹林、西沽、火車站、東局子等戰鬥中，沙俄都充當著主力軍。天津英法租界因沙俄軍的“保護”而得以苟延殘喘。侵略者們同聲“感謝俄國人保護了他們的生命，如果沒有俄國人的援助，列強小小的遠征部隊，肯定是要覆沒的。”（《泰晤士報》一九OO年六月三十日星期版）
但不可一世的沙俄軍隊與武裝起來的中國人民一經交戰，就遭到嚴重的挫折。馬克裏希在《天津租界被圍記》中描述了六月二十三日沙俄進犯天津時被義和團包圍的情景：“因為義和團使用盾牌，他們（指沙俄軍一作者注）衝出包圍，死四十人，傷二百人。沿著鐵路線前進的俄國兵，遇到了主要的抵抗。”沙俄在失敗後急速增兵。僅二十六日上午，就開來一個步兵團，約二千人，露營於東站附近，“下午另一部俄國聯隊抵津，在郊外露營。”由於屢遭失敗，沙俄遠東部隊司令阿列克謝也夫不得不於六月三十日趕赴天津親自督戰。《中國和聯軍》中記載：“三十日早晨旅順和遼東半島總督，俄國遠東部隊司令阿列克謝也夫趕到天津。”“在他未到以前，大家不願采取決定性的措施，因為他可能帶來一些關於援軍的消息。”（《天津租界被圍記》）當時沙俄軍在聯軍中的地位，及其在侵戰進程中的元凶作用由此可以得見。
雖然有阿列克謝也夫親自督戰，天津城在清軍和義和團協力防衛下仍然久攻不下。七月十三日和十四日，沙俄出動了五千兵力，和德國一起企圖用強力打開通道，從城東闖入天津城，其他日、英、美、德等侵略軍則從南麵進攻，均遭到了慘重的失敗。阿列克謝也夫供認，俄兵死傷二百多人，其他各國侵略軍則死傷共約七百多。清軍握有先進的武器，如能和義和團合力禦敵，是可以打敗八國聯軍的，況且八國聯軍也曾有過撤軍的念頭。不幸的是到了十四日，清軍忽然背盟，退出了陣地，隻剩下義和團孤軍作戰。這樣，八國聯軍在付出了重大代價後，占領了天津城。地處天津城北門外的眾多商店、總督和道台衙門、水師營等相繼落入沙俄軍手中。
攻下天津後，在各帝國主義間不斷發生糾紛中，沙俄更鞏固了它在聯軍中的地位。阿列克謝也夫以霸主身份多次召開會議，調解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在其策劃下組成了殖民機構天津都統衙門，由沙俄軍官華格克擔任這一機構的主要頭目，對天津實行統治。此時在天津俄軍已激增到兩萬多人，他們把掠奪得來的大批戰略物資集中在天津、軍糧城和大沽這三個點上，準備下一步進犯北京。這時，聯軍總司令名義上確定為德國瓦德西伯爵，而實際上瓦德西尚未到達，聯軍的實際指揮權仍在沙俄中將李尼維支手中。八月一日決定進犯北京的會議就是在李尼維支的營房裏舉行的。參加者除李尼維支外，有美軍少將沙飛、日軍中將山口素臣、英軍中將蓋斯裏、法軍中將福裏和一個德國海軍軍官。八月三日確定了進犯北京的時間表；各國應參加的侵略軍人數，總數為兩萬，俄軍占四千，日軍數目陡增，達到九千人。但打頭陣的仍是俄國人，他們並且使用詭計保持進犯北京的主導地位。八月十二日八國聯軍占領通州後，俄軍司令李尼維支訛稱他不能行動，他的士兵必須休息，通知各國司令官說，要在通州休息一天。開始各國均不同意，經磋商後，才一致同意：十三日這一天用來進行偵察，十四日舉行軍事會議，商討次日進攻北京的計劃。然而，沙俄陸軍少將瓦西列夫率領一營步兵和部分炮兵背著他的盟友，先期單獨向北京開始了行動。《庚子中外戰紀》中說：“十四日聯軍準備尚未完全，不意於十三日至十四日之夜間，早已與華兵開仗。俄兵前隊至東便門，並未遇阻拒，以為可以暴攻，與通州無異。詎料在此血戰，華兵守護極嚴，急切未能得手。”（《義和團》卷3，第308頁）各國侵略軍發現他們被愚弄後紛紛表示不滿，但是沙俄卻因此寫下了搶先進犯北京的記錄。它的財政部長維特在後來的回憶錄中仍然強調這一點：“對義和團采取鎮壓措施時，我們是同歐洲列強共同行動的。……我們率先進軍北京。”“我們在日軍的協助下占領了北京”（《維特伯爵回憶錄》第83頁）。
（二）
沙俄這個野蠻的帝國主義在八國聯軍侵華戰爭過程中所製造的暴行，同其他侵略軍相比也是極其突出的，在國際上曾引起紛紛指摘，在中國人民的記憶裏也留下了難以消失的仇恨。
從一九○○年六月十七日八國聯軍自大沽登陸，到八月十四日搶占北京，近兩個月的時間裏，沙俄軍隊所過之處廬舍為墟，和平居民慘遭殺戮者達數十萬人，老人、婦女和兒童也無所幸免。
北塘本有萬戶人家，劫後隻剩下三千戶。
塘沽當時是一個有著五萬多人口的城鎮，後來成了一片廢墟。
新河是一千二百多戶的大村莊，被燒去了一半。
軍糧城那時有三、四百戶，包括楊台、苗街、塘□、劉台、李台五個村子，沙俄軍隊燒殺搶掠把它毀滅了一大半。楊台因靠近鐵路，房屋全部被毀。
從大直沽到鹽坨相距七華裏多，中間的田莊、唐家口、小王莊、大平莊、李公樓、紀家樓等村莊，被燒得一幹二淨。
對於加在中國人民身上的這場災難，八國聯軍總司令瓦德西來華後有過一番描述：“從大直沽到天津之間，以及天津重要部分，已成一種不可描寫之荒涼破碎。據餘在津沽路上所見，所有沿途村舍，皆成頹垣廢址，——塘沽係五萬居民的地方，已無華人足跡。”“至於饑荒疫病之先後繼至，實已無疑可言。”（《義和團》卷3第18頁）根據時人的記錄，以及近年來在天津所作的一些實地調查，沙俄軍隊是主要的縱火者和殺人犯。《天津租界被圍記》說：“俄國人見人就開槍，走過村莊就放火”。《庚子天津一月記》中說：“俄人所據地被害特甚，搶掠焚殺，繼以奸淫，居民逃避一空。”《中國與聯軍》一書的作者指出了沙俄帝國主義者的野蠻本性：“沙俄軍有一種癖性，就是毀滅中國。”七十年代還健在著一些劫後幸存的老人，他們對“窮老俄”所過之處留下的恐怖和仇恨記憶猶新：
“我家世世代代住在新河，沙俄在這一代的暴行，我是親眼看見的。我們這裏流傳著一句話：‘塘沽一掃光，新河半拉子莊，北塘三排槍’。”（許得祥一九七○年回憶，時年87歲）
“我家世世代代住在大王莊，八國聯軍攻天津，俄國兵最凶了。我逃了三次，都睡在開窪，沒有逃掉的被俄國兵割去腦袋。”（孫啟望一九七○年回憶，時年92歲）
“那時我家住在田莊。庚子那年，我才十歲，家裏有爹、娘、哥哥、姐姐和我，共六口人。我們住在胡同裏，見窮老俄來就關上大門，誰知他們往門上灑煤油，放火燒。大火封了門，窮老俄端著槍站在門口，見人衝出來就用刀挑死。我姐姐挨了一刀，沒有死，就我倆逃出來了。我走到海河邊一看，死人可多了，河槽裏屍體都飄滿了。”（吳桂榮一九七○年回憶，時年79歲）
無所不取地搶劫和盲目地破壞，也是沙俄這個落後的帝國主義國家所特有的一種本性。他們需要以掠奪和搶劫支持和補充他們的軍需。從軍械火藥到金銀財寶，從大米白麵到蔬菜家禽，從牲畜車輛到衣物，無一不在他們搶劫範圍之中。阿列克謝也夫承認，八國聯軍侵占天津時，沙俄從東局子兵工廠、清軍兵營中掠去了大量軍事物資和財產，從李鴻章的衙門裏搶走了三百多門大炮和許多貴重衣物。天津造幣廠幾百噸銀子也被打劫一空。他們對於一切他們既不能創造也不能占有的人類勞動成果抱有一種敵視心理。俄國兵對那些不知為何物和不能攜帶的東西，統統破壞掉，它的野蠻與無知，給它的各國同謀者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瓦德西《拳亂筆記》中說：“俄國軍隊搶劫之方法，似乎頗稱粗野，而且同時盡將各物毫無計劃的打成粉碎。”
楊柳青一帶的居民，遭到沙俄軍一次又一次的洗劫，一位目擊者在八月中、下旬記載下這些史實：
八月十五日，沙俄軍竄到楊柳青搶劫了許多車馬。
八月十七日，沙俄軍和英美法日意軍共兩千人搶掠焚燒了獨流鎮，並在楊柳青掠奪瓜果、點心、煙卷、牛羊雞鴨等。
八月二十日，沙俄軍再次竄到楊柳青。
八月二十八日，沙俄兵六人，由子牙河竄入楊柳青，將高姓李姓的衣物搶掠一空。
八月三十日，沙俄兵十二人竄入楊柳青，將石姓衣物搶去。
八國聯軍侵占北京後，曾特許其官兵公開搶劫三日。各國的官兵在搶劫上比他們的同夥雖都毫不遜色，而沙俄軍往往獨能以他們的強盜習性捷足先登。皇宮、頤和園、景山和京師大學堂，都被沙俄搶占。瓦德西在《拳亂筆記》中寫道：“聯軍占領北京以後，其駐紮地點之分配，一如當時各軍攻入該城最初各自占據之處。其中冬宮一所，係落在俄人之手。”無怪乎《八國聯軍誌》記載：“獨俄於占據時刻努力異常，可知俄以占據為宗旨。”
景山禁地“則成了俄國的軍營。哥薩克騎兵的小馬和一峰孤獨的無精打采的的駱駝被栓在山腳下的小樹上。”學術中心京師大學堂“則成為李尼維支將軍的司令部和參謀部”。故宮和頤和園的許多珍寶被盜運到俄國，足足可以開設一個堂皇的博物館。據《拳亂紀聞》：“宮內貴重的物件為俄人攜去者不少。”國際強盜們曾因在北京的搶劫和分髒不均而相互攻擊，一時成為世界醜聞。一九○○年十月四日沙俄陸軍大臣庫羅帕特金曾為此給李尼維支發電說：“英國消息的電報說，我們在北京的軍隊，把宮中所有東西一律搬出來了。”李尼維支抵賴：“俄國軍隊始終占領著皇帝的宮殿，斯澈色爾將軍還把所有宮殿加封，每一個宮殿都有守衛和哨兵，絕對不允許任何人進入宮殿，隻允許公使和外國將軍進內視察。”（《紅擋雜誌有關中國交涉史料選譯》第249頁）但事實是，第一，在沙俄“保護”下，宮殿內的珍貴文物確是不見了；第二，李尼維支回國時除行李外，還帶回大量的貴重物品，其他沙俄將軍也帶有各宮宅的物品回國。維特在他的回憶錄裏說出了沙俄在這幕醜聞中的醜態：“許多私人住宅，尤其是皇宮，遭到劫掠。當時傳說俄國的軍官也參與了劫掠，我們駐北京的辦事員也私下向我證實了這些傳聞。我必須說，這真使我們丟臉。有一個中將因為攻克北京而獲得聖喬治十字勳章，在返回阿穆爾地區駐地時，帶來了從北京皇宮搶來的十箱珍寶。不幸的是這位將軍的例子曾為其他一些軍人所仿效。”沙俄軍在中國的所作所為，實難掩人耳目，就是俄國的報紙也無法隱諱：“俄人所犯暴行一根據俄國報紙上俄國通訊員的記載，超出其他軍隊到現在為止所犯的暴行。”（《德國外交文件中國交涉史料選譯》卷3第169頁）
列寧對於俄國統治階級在中國犯下的強盜暴行表示過極大的憤慨：“他們盜竊中國，就象盜竊死人的財物一樣，一旦這個假死人試圖反抗，它們就象野獸一樣猛撲到他身上。它們殺人放火，把村莊燒光，把老百姓驅入黑龍江中活活淹死，槍殺和刺死手無寸鐵的居民和他們的妻子兒女。”（《列寧全集》第4卷，第336頁）
（三）
如果說在華北，沙俄還是混跡於國際強盜之中，暴行是在戰爭中發生的；那麽隨後在東北所發生的一切，則完全表現出沙俄對於我國領土的野心和國際惡霸行徑。也正因為這一點，沙俄不僅在理論上是促使中國革命激化的反麵教員，事實上也是由於沙俄霸占我國東北的企圖和行為而引起了全國規模的拒俄運動。這個運動在思想上和組織上都為資產階級革命向全國範圍的擴展作了準備。
多年來，沙俄一直想在太平洋獲得一個不凍港。1898年獲取旅順，這一夙願得以實現。但這隻是它加緊侵華的一個步驟。它要的是“將把滿洲變成第二個布哈拉。”接著，它以修築中東鐵路的特權，使哈爾濱成為它的總兵站，並在鐵路沿線駐紮上軍隊。在吉林也駐兵十多處，為把魔爪伸入中國東北時刻窺測時機。
當義和團運動開始向東北蔓延時，沙俄立即以此為借口，宣稱：“現在拳民四起，擾及路工，地方官不能彈壓，除非速進兵保護兼助平亂，別無他法。”（《李文忠公全書》）七月，當華北戰事激烈，沙俄便乘機悄悄運兵東北。八國聯軍占領天津後，沙俄更迅速增兵東北。據《八國聯軍誌》八月四日記載：“七月內有俄兵一萬四千名由黑海奧得薩地方來津，尚有一萬四千人前往旅順。”同時，把在華北的大部兵力一萬多人置於由北塘向東北方向的蘆台、唐山、山海關等地進犯的戰鬥序列裏，意圖明顯在於同東北的俄軍連成一氣，完成對於東北的全麵控製，進而威脅中國的心髒地帶。
當八國聯軍進攻北京的同時，沙俄在東北大舉進犯，北滿占領了齊齊哈爾，南滿占領了營口、海城等地，隨後發布布告說：“刻下俄兵因保護鐵路起見，將次第遣兵占領滿洲各地。”八國聯軍占領北京後不久，沙俄狡猾地提出三點意見：一、無意向中國索地；二、在東三省用兵，出於自衛，俟地方平靜，即將該處俄兵退回；三、從北京撤軍。前兩點本是它一再宣傳的老調，唯獨第三點是企圖把它的同夥們趕出中國，而後可以既成事實獨占東北，進而獨占中國的如意算盤。《清史稿·楊儒傳》說得清楚：“俄佯議撤兵，而遣使人詣關東，掠吉林黑龍江地，達營口北”。果然，到了九月，沙俄阿穆爾總督格羅傑科夫便宣稱，凡是俄軍足跡所到之處，都是沙俄的領土，公開宣布阿穆爾河（即黑龍江）右岸為俄國所有。十月，東三省已完全陷入沙俄鐵蹄之下。隨之沙俄以主權者自居，開始向東北委派地方官吏，向東北人民攤派繁重的稅捐、差役，改中國地名為俄國名稱，其目的，正象《蘇聯共產黨（布）曆史簡明教程》所深刻揭露的：“俄國資產階級已擬定在滿洲成立‘黃俄羅斯’的計劃。”
象華北一樣，東北在沙俄軍隊的鐵蹄下陷入一片恐怖與死亡之中。曆史悠久的璦琿城隻剩下殘垣斷壁，嵩□的《洋事記冊》中記載俄國在哈爾濱的暴行：“據六起四紮蘭委參領承銓報稱：哈爾濱俄逆所到村屯，悉行焚燒。凡遇華人，不論男婦大小，盡行屠戮，遭害者不下數千村，被殺者不下萬戶。”（《義和團運動史料叢編》第2輯，第207頁）對吉林、盛京的毀壞也很厲害，沈陽故宮的圖書擋案輿圖和貴重文物被搶劫一空。當時僑居在俄屬尼布楚、司特例律、伯力、和海參威等地的中國人也不能幸免，他們屠戮的東北人民，據統計，先後在二十萬人以上。在海蘭泡，一次被驅入黑龍江而淹死的就達六千多人，製造了震驚中外的海蘭泡慘案。
沙俄侵略者吞並我國東北的野心和暴行，激起了中國人民的英勇抗俄鬥爭，著名的抗俄英雄劉永和所率領的忠義軍活躍於吉林省東南部遼寧省東部，他們以“禦俄寇、複國土”為號召，堅持抗戰達三年之久，“其東南一路，吉洞峪為險固之區，團練尤齊，聚旗往依者以千萬計，可見人心尚固。兼之馬賊紛擾，動與俄人為難。此時俄亦窮於收拾。”（《義和團檔案史料》第642頁）人民的鬥爭對沙俄來說，是無法克服的異常可怕的力量。八國聯軍統帥瓦德西曾談及沙俄在東北的狼狽處境：“在東北常有武器完備的騎兵，數百成群，襲擊俄軍，使其坐臥不安。”（《義和團》卷3，第82頁）沙俄陸軍大臣對此也頗有感受：“住在南滿的俄國軍隊是分散而被包圍在敵視我們的中國群眾之中。”（《紅檔雜誌有關中國交涉史料選譯》第197頁）
中國人民的反抗鬥爭迫使沙俄政府不得不做策略上的改變。一九○二年四月和清政府簽訂了《交收東三省條約》，規定俄軍於十八個月內分三期撤軍完畢。但到一九○三年，沙俄竟違約拒不撤兵，從而激起了全國人民的義憤。上海愛國人士在張園多次集會，發起“拒俄”運動。他們慷慨演說，主張“力拒俄約”（《拒俄運動》第61頁，《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每次到會者達千餘人。至四月上旬，已到撤兵第二期，沙皇政府不但仍不撤兵，反而變本加厲，向清朝政府提出七項新要求，力圖確保東北成為其獨占的勢力範圍。四月廿七日，在上海的江蘇等十八省愛國人士再次集會於張園，呼籲抗擊沙俄帝國主義的侵略，得到各界熱烈響應。這樣，“拒俄”運動成為全國規模的一次反帝愛國鬥爭。與此同時，留學日本的中國學生用行動展開了更為激烈的拒俄運動，他們組織“拒俄義勇隊”，決心為保衛祖國領土完整“□熱血、冒白刃，岸然挾萬死不返之心”（《江蘇》第2期，1903年5月27日；轉引自《拒俄運動》第113頁），不但有力地聲援了國內的愛國運動，而且有很多人離日回國，直接參加鬥爭，後來的許多資產階級革命家就是在這次運動中湧現出來的。廣大愛國者的思想在鬥爭中發生了深刻變化，他們看到帝國主義的凶惡和清王朝的腐敗，認識到非革命不能救中國。繼而由拒俄而反滿，由愛國而革命。這次運動是近代史上中國資產階級同帝國主義的第一次交鋒，它把中國人民的愛國運動推向空前的高潮，為把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革命向全國規模的推進作出了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