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反”運動與“抗美援朝”（3）
二， 大量增稅
中共靠大量發行人民幣來平衡財政，引起貨幣瘋狂貶值，物價飛漲，而其赤字是否就得到了解決呢？答案是否定的。首先，靠濫印鈔票來填補赤字，隻能是飲鴆止渴，是在走國民黨金元券的老路。這對於新生的中共政權是一條極其危險的道路。而最令人擔憂的是赤字仍在不斷擴大。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八日周恩來主持召開政務院第六次政務會議，陳雲在會上做了關於物價問題的報告。“他介紹了全國物價上漲的情況，坦率地指出主要原因在於財政赤字太大，鈔票發行太多，而且情況依然相當嚴重。他說：十一月份，軍隊和其他吃公家飯的人數已由八月份的六百萬增加到七百萬；軍隊開去打仗，要先帶一批款；新解放區收不上稅來，錢糧都要補貼；加上用在鐵路的修補、輪船交通企業的投資、郵電和工礦的投資、國營事業周轉金及收購棉紗的資金等等，四個月來的財政支出已達五億四千三百萬元。可是，財政收入僅一億八千八百萬元，赤字三億五千五百萬元，總收入隻占總支出的百分之三十四點六，赤字占總支出的百分之六十五點四。”對這種狀況陳雲概括為：“支出三元，收入一元，赤字二元。”這裏，筆者要提請大家注意的是：這麽嚴重的赤字是在已經大量印行人民幣，物價連續瘋漲的情況下仍然發生的。因此，為了遏製情況繼續惡化，除了繼續印鈔票，中共還必須另找財源。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八日，陳雲在全國第一次稅務會議上發表他的主張：“要解決財政困難，單靠多發票子不行，主要應靠增加稅收。過去農業稅比重過大，今後要增加城市稅收，使它在三年內與農業稅取得平衡，甚至超過農業稅。” （《陳雲傳》P651、657。）增加城市稅收，征稅的對象主要是工商業者，也波及一般的小商小販。對於這一項工作，陳雲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起草致毛澤東並中共中央的《財經旬報》中說：“稅務、鹽務兩會已結束，除概算所列可增收三十五億斤小米。來源有二：其一，屬於減少偷、漏、免者；其二，屬於提高稅率。屬於減少偷、漏、免者如上海之攤販、行商需逐步征稅，減少上海工商業免征戶。此項，一方麵須對行商、攤販先加管理，逐漸征稅，同時，因攤販、行商不再獨享免稅之利，故現時上海納稅工商戶會讚成的。”至於提高稅率，除紗布一項外，其他各項在“提高之後仍低於或僅達於國民黨時代稅率者，如鹽稅、煙稅、工商稅、薪資所得稅等，此項提高，因未超過國民黨稅率，商人難於反對。”（《陳雲傳》P659。）
有些地方幹部反映：“公糧、稅收任務太重。”陳雲毫不客氣地批評他們說：“向老百姓要錢越少越好，向國家要錢越多越好，殊不知國家從何處來錢？對這些觀點，要徹底糾正。”他又強調：公糧和稅收“首先應取得城鄉負擔平衡，然後城市要超過農村。”“但目前不是減低農業稅，而是要通過增加城市負擔來取得平衡。農業稅的減低是將來的問題，在財政赤字消滅前是不能減的。目前一切主張輕稅的思想都是錯誤的。（《陳雲傳》P658。）
以前中學語文教科書上有一篇袁水拍的詩叫《萬稅》，諷刺國民黨政府苛捐雜稅多，濫征稅，說：“這也稅，那也稅；東也稅，西也稅，樣樣東西都有稅；民國萬稅，萬萬稅！”現在自稱為人民謀福利的共產黨，征稅不與別人比而與國民黨比，陳雲且以“因未超過國民黨稅率，商人難於反對”而沾沾自喜，則其橫征暴斂的程度和窮凶極惡的麵目，與國民黨相比實在不枉多讓！
為了保證完成稅收，陳雲又強調：“全國各大城市及各縣的人民政府必須委任最好的幹部擔任稅務局長。”“寧缺一個縣委組織部長，也不能缺一個縣稅務局長。”中央也同意陳雲意見，要求各縣：“寧使其他各部缺少一個部長，而不要讓稅收機關成為一個弱的工作機關。”（《陳雲傳》P660。）
由以上陳雲上報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財經旬報》及其講話可知，當時中共增加稅收的方法主要有三：一是擴大稅源，將攤販和行販也列入納稅對象；二是提高稅率，與國民黨政府時期的稅率看齊；三是加強稅務機構的建設。
上海“解放”後，上海市第一任財政局和稅務局局長顧準，在聽取了蘇聯財經專家意見後，在全市每個區政府下設立稅務局，每個稅務局又按地段設立稽征組（後改稱稅務所），稽征組的每個稅務人員專管若幹個納稅戶，使所有納稅對象無所逃遁。經調查以後，上海的納稅戶從國民政府時期的十二萬戶擴大到十八萬戶。征稅對象一下子就擴大了百分之五十。
至於增加稅率方麵，一九四九年四月一日上海“解放”前夕，中共華東局就在《關於接管江南城市的工作指示》中作出規定：“對新收複城市的舊有各種稅收，原則上應該一律暫時照舊征收。少數苛捐雜稅（如防共捐、戡亂稅等）應即停止征收外，對一般舊有稅收、稅率及稅則，應待調查研究後再行改革。” 這是當時中共華東局的設想。按照這種設想，中共的稅收政策並不比國民黨時代的稅則稅率寬鬆。但無論如何這總算還是有法可依。至於另一種情況則更不堪。從《顧準傳》和《戰上海》等著作看，當時全國執行的征稅方法主要是由財政部規定的“民主評議”。而所謂“民主評議”，其實是中共根據需要，下達一個征稅數字，然後要各地工商戶自己協商完成這個征稅任務。具體做法是征稅總額數字下達後，由各地工商會等負責分攤給各工商戶。這個征稅數額多少與稅例並無關係，而是中共要多少錢，就要工商戶們交多少錢。中共實行這個辦法征稅，除了客觀上可能缺乏基層稅務機構、沒有比較完備的稅法，主要是這個方法方便中共可以根據需要，隨時隨地地“征稅”，而且不用受稅務條例的限製。當時顧準對這種“不科學”的征稅方法有不同看法，卻遭到中央財政部的斥責。因為顧準要求“科學”征稅的想法與中共要多少就要得到多少的想法，立場上有原則的分歧，認為顧準的立場站在資產階級一邊，為資產階級爭利益。因此到了一九五二年“三反”運動時，沒有“三反”罪行的顧準就被上海市委第一批作為“大老虎”打倒，然後又在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
所以，當時稅收的實際情況是：第一，很多地方並無合理科學的稅法；第二，即有法也不能完全執行，多數情況下是靠攤派任意索取。我在這裏特地說明這種情況，是為了使大家明白後來中共說工商戶普遍“偷稅漏稅”，實乃是捏造的罪名。因為既然征稅靠攤派，不依稅法，則何來的“偷”、“漏”？其實，後來中共在“五反”運動要工商戶必須承認“偷”、“漏”多少稅款數額，實際上也是變相的攤派。因為中共不是靠稅法查賬來確定你偷漏了多少稅款，而是靠發動群眾“揭發”、鬥爭，逼迫你承認“偷”“漏”了多少稅款，且這個“偷”“漏”稅款的數額，都是“五反工作隊”根據上級精神事先定下的。
上述資料也證明了：中共從一九四九年底起就十分注重對城市工商業者征稅，包括攤販、行商都不漏掉，而且提高稅率。在這種情況下，到了一九五二年“五反”運動時，中共說還有超過百分之九十的工商業者在偷稅、漏稅，這就幾乎是天方夜譚式的神話了！即使仍有偷稅漏稅者，相信在整個工商業者隊伍中所占的比例也是微乎其微的，所能偷漏的稅額也極之微小的。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根本沒有理由發動“五反”運動。所以由此也令我見識到了毛澤東那種欲加之罪、指鹿為馬的流氓政治家本色。
三，發行公債
陳雲在擴大稅收的同時，還提出了發行公債的辦法。政府發行公債，說白了就是政府向民間借錢，然後分期還錢再加上一定利息，以幫助政府度過暫時的經濟困難或幫助政府完成某項建設任務。這個公債，就是在一九五〇年一至三月間發行的人民勝利折實公債。那個時間，也正是上述四次漲風第四次漲風發生的時侯。按原來的計劃，公債總額為二萬萬分，分兩期發行。每一分的價值，以上海、天津、漢口、西安、廣州、重慶六大城市的大米六斤、麵粉一斤半、白細布四尺、煤炭十六斤之平均批發價的總和計算。由於大米等市價不斷有變動，公債的市值也由中國人民銀行每十天重新公布一次。據壽孝鶴、李雄藩、孫庶玉主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資料手冊》：第一期公債計劃發行一萬萬分，其分配的份額是華東區四千五百萬分，中南區三千萬分，華北區一千五百萬分，西南區七百萬分，西北區三百萬分。根據這份分配名單可看出公債分攤地區主要在新解放區，而且絕大部分攤派在相對富庶的華東和中南地區。東北沒有分攤，不知是何原因。當時朝鮮戰爭還沒有爆發，東北沒有分攤公債道理上說不通，所以我想必定還有其他不為人知的原因。又據有關資料，這些公債的大部分是通過各地工商業行會分攤下去的。也就是說，中共發行公債，其對象主要是瞄準了各地的工商業者，特別是上海等大城市的大工商業者。
一般資料說，第一期公債發行額就一萬萬分。但據“百度百科”上的“人民勝利折實公債”詞條說：第一期公債超額完成，達到原定二萬萬分的百分之七十點四。如果這個說法屬實，則第一期公債實際發行了一億四千萬分。一九四九年八月八日陳雲在提出發行公債這個設想時，二萬萬分公債相等於當時的一億二千萬銀元，合二千四百億元人民幣。因此，這一億四千萬分公債的價值就相等於八千四百萬銀元，或一千六百八十億元人民幣。這個數額，相當於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底時全國貨幣發行總量的百分之八點八九。由於這些公債主要是由工商業者分攤的，而當時的民族資產階級剛經曆了連續多年的戰亂，生產不正常，本身經濟也很困難，所以對民族資產階級造成了不小的經濟壓力。
然而，據時任中共中央財政部副部長、黨組副書記吳波的回憶，一九四九年底陳雲在一次視察財政部時說：“發公債的收入，在一九五〇年的財政概算中百分比占的很小，所以主要還是靠增加稅收。”（《陳雲與新中國經濟建設》P153-154，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說明當時中共的征稅，對於民族資產階級來說，壓力更大。那末中共在一九五〇年究竟收了多少稅款呢？目前我查不到具體數字。但據陳雲的說法推測，其數目至少是公債的好幾倍吧？我們若將稅收的總金額設想為公債發行額的五倍，則一九五〇年中共稅收的總金額公債的總金額要相當於全國貨幣發行總量的百分之四十四。若將稅收的總金額設想為公債的三倍，稅收金額也要達到全國貨幣發行總量的百分之二十六以上。雖然，以上這些數字、百分比都隻是“妄測”，但就從陳雲這一句話中我們已經可以看出：在中共的經濟計劃中，一九五〇年向民族資產階級征收巨額稅款，已成為中共整個財政計劃中收入的主要來源。
由於中共將增加城市稅收開始列為解決國家財政赤字的重要手段，也由於解放戰爭節節向前推進，接收的城市越來越多，城市工商業者果然成了中共財政的主要來源。《陳雲傳》這樣說：“過去大城市多數不在我們手裏，農業稅占總收入的四分之三。隨著情況的變化，已能在新解放的城市增收工商稅。中財委提出的一九五〇年度全國財政收支概算草案中，公糧收入（農業稅）雖然占第一位，占全部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一點四，但工商稅收已明顯增加，占全部收入的百分之三十八點九，提高到第二位，僅次於公糧收入。”而到了一九五〇年的國家決算時，“城市稅收占總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五點八，已超過公糧而在財政收入中位居第一位；公糧占總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九點三，降為第二位。” 在上述中財委一九五〇年國家決算中提到的關於農業稅和工商稅比例的升降，雖然隻表現為冷冰冰的數字，但這數字後麵體現的其實是全國工商業者被血淋淋斬割的痛苦。
應該怎樣來理解這些數字呢？工商稅的增加是否僅僅因為接受的城市越來越多的關係呢？不是的。因為前麵我們已經知道，陳雲是不準降低農業稅的。所以，隨著“解放區”的擴大，不但城市工商業稅收會增加，農業稅收也會增加。但是，如果工商業稅率維持原來標準不變，即使因為接收城市增多，工商業稅與農業稅之比，也不會一下子增加好多。在一九五〇年財政收支概算時，城市工商稅在整個財政收支比例中比農業稅還少，但到了決算時工商稅收入竟然比農業稅多了三分之一還多，這表明中共在一九五〇年這個財政年度中，就已經大幅提高了對私營工商業者的征稅力度了。《陳雲傳》承認：“公債的發行，稅收的增加，對縮小財政赤字、回籠貨幣、調節現金，促使金融物價趨向穩定，起了決定性作用。”（《陳雲傳》P657、660-661。）而無論是征稅還是推銷公債，其主要對象是民族資產階級應是無可否認的事實。
中共將龐大財政赤字的大部分負擔轉嫁到民族資產階級頭上，將他們的資金幾乎抽幹，引起的後果就是“私營工商業普遍遭遇到困難”。《陳雲傳》說：其“主要表現是商品滯銷，資金周轉不靈，由此引起營業虧損，關店歇業增多，失業增加。這是一個突出的新情況和新問題。一九五〇年一月至四月，在十四個城市中有二千九百四十五家工廠關門，在十六個城市中有九千三百四十七家商店歇業。三四月間全國新增加的失業職工約十萬人，全國各大城市的失業人口約在三十八萬至四十萬人。全國失業人口總數達一百十七萬人。依困難程度來說，大城市重於小城市，工業重於商業，上海重於其他地區。上海市三月份與一月份比，百貨營業額大商號減少了一半，中小商號減少百分之九十；到四月下旬，全市倒閉的工廠一千多家，停業的商號有二千多家。經濟問題影響到社會安定。三四月份上海市麵上發生了吃白食、分廠、分店、搶糕餅、打警察、聚眾請願和搗亂會場等嚴重事件。”（《陳雲傳》P683。）而這種大城市重於小城市，工業重於商業，上海重於其他地區，以及三四月份工廠、商店倒閉最多的情況，與公債攤派的重點以及稅收趨嚴驅重的地點、時間完全吻合。
以上，是由中共出版的著作中透露的、朝鮮戰爭爆發前中共政府財政的一些情況。從這些情況中我們可以了解到當時中共財政極度困難的情況，了解到中共為了解決這個困難已使用過各種辦法，如增發鈔票、發行公債，以及擴大稅網、提高稅率等辦法。這些做法，不僅引起了嚴重的通貨膨脹，加重了人民的經濟負擔，還損害了私營工商業者的利益，但中共建政後第一大波的通貨膨脹勢頭，也因此得到了暫時的抑製。從這個角度看，說中共在建政初期碰到的第一個財政危機，很大程度是靠從私營工商業者頭上收刮來的錢財才得以度過的，也並不為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