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時代的稿費製度
邢小群
一、《紅旗譜》稿費風波始末
《紅旗譜》是梁斌的長篇小說，問世半個世紀以來，相當流行。但這部小說背後發生的稿費風波，則鮮為人知。
1956年初，梁斌剛寫成這部小說的初稿，就被中國青年出版社列入重點。出版社編輯蕭也牧等人建議作者，將初稿分兩部，第一部名為《紅旗譜》。為了節省梁斌跑路的時間，蕭也牧1956年底專程去保定到梁斌家審稿。看了稿子，他興奮地說：“這是史詩。”當下和梁斌正式簽了約稿合同。蕭也牧本人也是一位有成就的作家，上世紀三十年代末就開始發表小說、散文。建國初期因為小說《我們夫婦之間》遭到嚴厲批判，不得已放棄了文學創作，全身心地投入編輯工作，為他人作嫁衣裳。他嘔心瀝血，為《紅旗譜》思考修改方案，並動筆加工潤飾。《紅旗譜》於1957年底出版後，轟動一時，一版再版。
其後，蕭也牧再找梁斌要第二部稿子《播火記》時，書稿卻送到了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這時梁斌已得大名，百花社開出了更高的稿費，把《播火記》連同《紅旗譜》的版權一塊兒拿走了。梁斌埋怨蕭也牧稿費給得低，沒有為朋友“兩肋插刀”。
蕭也牧不服氣。當時訂的合同是千字18元，3萬冊一個單位，這在當時是很高的稿費。一般標準千字為6元到12元。《紅旗譜》約27萬字，第一次稿費４萬多元。
中國青年出版社不肯接受這樣的結果，他們向中央有關部門告了一狀。當時實行計劃經濟，出版格局是全國一盤棋，不同的出版社之間基本不存在商業競爭，出版社也不在乎盈虧。兩個出版社斡旋的結果是，百花社把正在排印中的《播火記》交給了中青社，同時歸還了《紅旗譜》的版權，中青社同意賠償百花社的損失。
中青社拿回了書稿，和梁斌發生了不愉快的蕭也牧不便再當責編。《播火記》的藝術價值也沒有達到《紅旗譜》的高度。
但梁斌為此也惹上了麻煩。作家王林在文革中的交代材料中談到：梁斌爭稿費的事，被中青社反映到中央。河北省委知道後震怒。一般革命幹部知道後也很震動。省委宣傳部長遠千裏、省文化局長路一等領導為了保護梁斌過關，勸梁斌把已到手的稿費以黨費的名義繳公。梁斌隻好照辦，但心裏並不服氣。梁斌說，全國作協邵荃麟和天津作協方紀都同情他。理由是，稿費是國家批準的製度，出版社和作者又有合同。1962年，文藝政策一度寬鬆，“遠千裏從省委機關黨費中提取了幾萬元對梁斌進行了退賠。”梁斌收下了。王林還談到：四清運動中，文藝界革命群眾對梁斌的大量稿費和生活特殊化又有一種輿論，梁斌也感到壓力，這時見到我，不僅說周揚到天津如何見到他，並且說市委文教書記王亢之還帶他見了陳伯達。他們家還掛有陳伯達的手跡。梁斌對王林說：“有一次我到招待所去見陳伯達，正碰上萬曉塘（天津市委第一書記）在那裏匯報工作。我見他們有工作，就要回身出來。陳伯達同誌故意大聲問我：‘梁斌，你是有一百萬元的存款嗎？我趕緊回身解釋了一下，這幾年一共得到了幾萬元稿費，因為家裏負擔大和本人有病，花得不少了。陳伯達同誌沒有聽完就哈哈大笑著說：‘我以為你是百萬富翁呢，鬧了半天才有幾萬元的稿費！’”文革中，稿費問題再度成為梁斌挨批的口實。
梁斌想多得些稿費符合人之常情。但這場稿費風波反反複複，得而複失，失而複得，從50年代末一直鬧到文革，成為當時文藝政策乃至政治空氣由鬆而緊，由緊而鬆，再由鬆而緊的一個縮影。
二、1950年代的稿費製度
《紅旗譜》稿費千字18元，三萬冊一個單位，是什麽含義呢？
陳明遠在《知識分子與人民幣時代》一書中，有以下介紹：
葉聖陶在1953年5月30日的日記中，記載著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稿酬標準：
“晨至社中，……9點開編輯部部務會議，討論三事。一為布置下半年之編輯計劃。二為稿酬標準。議定一般書稿每千字7萬元至11萬元（注：舊幣，相當於新幣7元至11元），定額自1萬冊起至8萬冊，視印數之多少而定。教科書稿自15萬元至30萬元，一次付訖，不計印數。三為翻譯科擬定定額翻譯，超額另致稿費。”
國家出版社按基本稿酬再加上相應的印數定額，向作者付酬。
“基本稿酬”原則是：按作品的字數或詩歌的行數（或著作頁）為計算單位，通常是以1000字或詩歌20行（或一個著作頁）為計算單位，付給作者若幹報酬。計算標準如下：著作稿每千字新人民幣6—18元、翻譯稿每千字4—13元。
圖書由國家出版時，根據不同作品的具體情況，訂出每印一萬（或二萬、三萬冊），作為一個“定額”。一般發行麵寬的作品，如小說散文類的暢銷書，“定額”就大；發行麵窄的作品，如學術理論專著的“定額”就小。
1950年代初，付酬辦法為：1至4個定額，每個定額按全部“基本稿酬”付給。從第5、第6個定額以後，每個定額按基本稿酬的80％付給。遞減至第13個定額以下均按基本稿酬的40％計算，付給作者稿酬。
徐光耀的第一部小說《平原烈火》1950年出版。我曾問他，當時的稿酬怎麽算？他說：基本稿酬加印數。《平原烈火》50年代印刷過多次。以遞減方式付稿酬。收入不低。陳企霞是徐光耀的恩師，1956年陳企霞因“丁、陳反黨集團”問題被拘禁，徐以400元資助陳企霞。反右時，成為徐的罪責。
從1953年起，中國新聞出版總署學蘇聯，明確不采用“版稅製”，而製訂了“印數定額製”的付酬標準。3萬冊為一個定額，每增加一個定額便增加一倍稿費。那時的書的種類不多，所以每種書的發行量也就相當大。
劉紹棠的中篇小說《運河的槳聲》，10.4萬字，印了6.8萬冊，3個定額，（每千字54元），收入5600元。他的短篇《瓜棚記》僅1萬多字，少年兒童出版社印行17萬冊，6個定額，稿費每千字108元；收入1080元。
《紅旗譜》27多萬字，起印三萬冊，就是用這種“基本稿酬加印數定額付酬”的辦法付給的。
三、當時作家的經濟地位
50年代中期曾對700位著譯者的稿費收入作過統計，拿到稿費人民幣1萬元以上的文學家有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丁玲、田漢、曹禺、艾青等47人；社會科學家有範文瀾、翦伯讚等2l人；自然科學家有10人。梁斌也進入了這一行列。
梁斌第一次得稿費４萬元，確實是一筆巨款。當時一般職工的月薪隻有4、50元。就是那些身為高級幹部的文學藝術家，月工資也不過100多元到200多元，文化部部長沈雁冰是440元，副部長夏衍是260元；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馮雪峰是260元；中央音樂學院院長馬思聰是230元；中央戲劇學院副院長曹禺是200元。４萬元在當時可抵普通職工一生的收入，可抵高級幹部10年到20年的收入。
這時，北京的一處四合院還不到１萬元。老舍、張恨水、艾青、吳祖光等文化人，都在1950年代用稿酬在北京買過四合院。稿費多的買的房子大些，稿費少的，就買得小一些。作家馬烽回憶：“建國初期，首都房子十分短缺。作協號召作家們自己租房或買房。因為作家們不同於一般的黨政幹部，除了文藝級別工資比較高之外，都有一些稿費收入。如果自己解決了家屬住房，也是減輕了公家的壓力。我們這些作家都是出來搞革命的，隻要是國家的號召，都積極回應。當時北京響應這一號召的作家就有好幾位：周立波、趙樹理、楊朔、孔厥和袁靜等都是自己買的房子。隨後田間也買了一處四合院。在這種情況下，我也有了買房子的打算。那時候我已出了三本短篇小說集，一本叫《金寶娘》，一本叫《村仇》，一本叫《周支隊大鬧平川》，還出版了一本民間故事集題目叫《寶葫蘆》，手裏積存了一筆稿費。另外是當年的代給製已改成了薪金製，我被評為文藝三級（200多元），段杏綿也有了一定的工資收入，兩個人的薪水加在一 起，也夠一家人生活用了。於是就下決心買房。好在那時候的北京房價也不太貴，錢多可以買好點的，錢少可以買次一點的。從長遠看，比租房還合算。我當然買不起好的，但願有個住處就行。於是通過我認識的房纖，很快就在北官房附近的大翔鳳胡同找到一處單門獨院。房子雖然又小又破舊，但間數不少，大大小小有五、六間北屋，還有兩間東屋。房價總共是三千元。花了五百元修繕了一番，又在舊貨市場上買了幾件日用家具。這樣一來，稿費變成了一座院子。”
劉紹棠買的“三合院”，住房五間，廚房一間，廁所一間，堆房二間，並有五棵棗樹、五棵槐樹，也不過2000元。
1953年趙樹理調入作協後，適逢組織上號召作家自己買房居住，他就隨隨便便地委托作協總務科代購。總務科給他買下了香爐營十五號。那是一座相當舒適的四合院，十八間房、客廳、餐廳、書房、廚房、廁所等一應俱全。房子買定時，趙樹理不在家。待他回來後很不滿意，說地點不合適，離上班的作協太遠，路上要用去兩個小時。這時，北京正在籌建火車站，其中有座四個姑子住的庵堂也需要拆除，正苦於找不到安置她們的地方。趙樹理便自告奮勇，把香爐營十五號讓給她們，自己換到東單煤渣胡同馬家廟二號。這裏離機關近得多了，然而條件卻差得遠了。僅五、六間房，還自己花了修理費一千六百元。後來老戰友王中青說他：“那你至少吃了五、六千元的虧。”趙說：“錢這東西，是‘人民幣’，來自人民，我是從來不計較其多少的，說甚吃不吃虧。”
當時的中國實行的是低工資，低物價。個體經濟和自由職業十分萎縮。國家薪給人員在工資之外，稿費幾乎是唯一的正當收入來源。有稿費收入的作家、學者、幹部，在當時成為最讓人羨慕的社會成員。
1949年以後的作家，大體為兩部分人組成，一是來自國統區的作家 ，一是來自解放區的作家。來自國統區的作家，即使早已參加了革命，1949年以前也是依靠稿費生活，而革命工作是無私奉獻。作家夏衍在他的《懶尋舊夢錄》一書中說：“我的生活靠稿費、版稅，除了皖南事變後中央要從桂林撤退到香港，組織上給我買了飛機票，以及一九四六年恩來同誌要我去新加坡，組織上給了我一筆旅費之外，我一直是自力更生，賣文為生。”1950年代，來自國統區的作家有少數人仍然靠稿費版稅為生，如老舍、巴金、傅雷、張恨水，但1949年以後，出版社、報社已經由國家控製起來，私營出版社在改造中逐漸取消；加之精神產品的思想製約，稿費、版稅相對於1949年前也降低了不少，多數作家已不可能靠稿費為生了，這樣一來，來自國統區的多數作家也實行工資製。而來自解放區的作家，50年代初先是延續戰爭年代的供給製待遇，1956年實行工資製，就都改為拿工資了。但標準並不統一，有些人按行政級別拿工資，比如趙樹理，行政10級，工資200元左右；按文藝２級，他可拿270元，他選擇了前者。有些人按文藝級別拿工資，比如馬烽，行政級別12級，如按文藝３級，可拿230元，他選擇了後者。我父親文藝３級，他也選擇行政級——11級，工資180多元。作家又拿工資，又拿稿費，收入明顯高於其他社會成員，有人心裏感到不安。
郭小川日記記載了這樣兩件事：
1952年6月7日——收入：版稅 450萬；《中南農民》稿費8.5萬；其它稿費20萬。（當時舊幣1萬相當於新幣1元錢。用新幣計算，在他218元的消費中，交黨費占去100元錢。
“5月10日…….收到‘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稿費5538元。還沒有去取。這個詩集（《投入火熱的鬥爭》）已經得到6000多元的稿費了。決定交黨費320元，買公債500元。”
交黨費，買公債，可以說都是郭小川平衡內心的舉動。
“一直由馬烽撫養大的烈士遺孤段惠芬在《懷念姑夫馬烽》一文中有這樣一段記載：‘我們九口這家的生活費每月也僅一百到二百五十元，全靠爺爺精打細算來維持。曾經為了響應國家職業化號召，姑父（指馬烽）有三年時間主動放棄薪水，全靠自己的稿費來養家。可他曾經一次就交了九千元的黨費，在當初那是個大得不得了的數目。爺爺知道後痛心疾首地說：‘要知道你這樣做，我還不如早點讓家裏人吃得好些，我是給你們省下點錢，以後還得給孩子們成家立業呀！’”
“趙樹理的工資待遇是行政十級，1953年調入中國作協後，有好心人勸他套成更為優厚的文藝級別，卻被他謝絕了，理由是要這麽多錢有甚用處？不僅如此，他又在全國作家中第一個提出建議：要求調整工資、稿費同時享受的雙重待遇，主張取消版稅，重新評定稿費製度，不然的話，連現在的供給也不應領取。他說到做到，自己首先放棄應該得的工資，直到1958年有關規定下達，才恢複領工資。但從此開始，他下鄉，不報銷車旅和生活補助費，看病，不享受公費醫療，都花自己的錢。這個自我決定，直到他去世。”
1956年，中央研究知識分子問題十人小組辦公室在《關於高級知識分子待遇問題的意見》中提出：“作家今後得到報酬的主要方式是稿酬。新的稿酬辦法文化部已經擬定。根據新的稿酬標準估算，作家的收入將比過去有所提高。一般作家，每年平均可寫小說七萬字，印三萬冊，以每千字二十元計（新稿酬辦法規定每千字10-30元）全年可得稿酬2380元，平均每月約二百元。著名作家可得到較多的稿酬。如老舍，1950年至1955年，平均每年寫十五萬五千字，若按每千字三十元估計，每印三萬冊，全年可得7905元，平均每月659元。又如劉白羽，1951至55年平均每年寫15萬4千字，按每千字25元計，印三萬冊，全年可得6545元，平均每月545元。”這個報告主要研究高級知識分子——特別是學者專家的物質待遇和政治待遇問題。認為如果提高一些稿費標準，作家通過寫作得到的稿費就可以成為他們的主要報酬，而不必發工資了。但是，1949年以後，作家已經不是自由職業者，也不能自由創辦刊物，作家能不能寫出作品，和能不能發表作品，不完全取決於作家的主觀願望；如果某些作家在政治運動中遭到批判，隨時可能喪失創作權利。所以，對於一般作家而言，在當時完全靠稿酬生活，存在著不現實的一麵。
叢維熙後來回憶說：“在北京的青年作家中，隻有劉（紹棠）和我不拿工資靠稿費生活。有一次在閑談中，我和他都深感一邊寫作，一邊還要考慮飯碗，心神很不安定。劉說如果能有三萬元的存款當後盾，利息夠吃飯穿衣的，心就能踏實下來，有條件去長期深入生活了。不然，心裏總有後顧之憂，影響寫作的精雕細刻。”叢維熙說，他是北京日報惟一身在報社卻以文學創作為業的編輯。“從1953年至1957年三年多的光景，我先後出版了兩本短篇小說集和一部長篇小說。”當時，他和劉紹棠雖很年輕，靠稿費生活也是可能的。可到了1957年，他們都被劃為右派。作家生涯戛然而止。
四、稿費的降低與廢止
1957年反右派鬥爭的後果之一，就是把知識分子從整體上置於革命對象的地位。知識分子要改造資產階級的世界觀，要和工農相結合，要工農化，成為主流宣傳的重要內容。當時認為，印數定額稿酬製度是形成高薪階層的基礎。到1958年9月，原有的稿酬製度停止使用。1958年10月，文化部發文正式采用“基本稿酬加印數稿酬”的付酬原則。新的稿酬標準是：著作稿每千字為4元、6元、8元、10元、12元、15元。翻譯稿為每千字3元、4元、5元、6元、8元、10元。再根據圖書的實際印數，按基本稿酬總額的百分比支付給作者報酬。1958—1961年，印數稿酬以千冊為計算單位，實行累計遞減的辦法。印1—5千冊，每千冊按基本稿酬的8％付給；如一部20萬字的書稿，印4萬冊，每千字以15元計算，則作者可得稿酬減少40％，隻有7350元。實行新的付酬辦法，作者所得稿酬，比印數定額辦法，明顯減少。所以,梁斌的小說後來重印的次數雖多，但已不可能按原來合同成倍地獲得稿費收入了。
當時的指導思想是防止稿酬偏高，滋長作者追求物質享受的傾向。在1958年的大躍進中，曹禺等幾位作家聯名發表文章，主動提出降低稿酬。冰心等人提出取消個人工資，隻靠稿酬生活。文化部在1958年10月10日發出通報：希望各地報刊、出版社將稿酬按當時標準降低一半。又過了半年，到1959年3月23日，文化部又發出了通知，大意是關於降低稿酬一半的倡議，有些專業的作者和翻譯工作者生活發生困難，沒有適當的照顧。不利於文化和學術的繁榮。
1960年10月，中央批轉了《文化部黨組、中國作家協會黨組關於廢除版稅製徹底改革稿酬製度的請示報告》，稿費隻作為生活的補助和鼓勵創作的一種次要因素。於是，隻付一次稿費。1962年5月，在“三年嚴重災害困難時期”後的恢複階段，一度恢複了印數稿酬。1964年底，有一份調查材料揭發：我們對北京、上海、武漢、西安、濟南五個城市進行了調查，有一部分資產階級的“專家”“學者”“權威”，他們的工資超過國家規定同類人員的最高工資，有的達一倍以上……文藝人員中的一部分人，除領取高工資外，還拿著高稿酬、高報酬等高額收入。如作家寫文章、寫書有稿費，出版後，有“版稅”；把他寫的書編成劇本，演出時，還要再提取演出費；演員拍電影、電台錄音、灌唱片等等均另有報酬。
1964年12月文化部發給幾個製片廠的《關於故事片各類稿酬的辦法（草案）》中規定：
名作家的稿費，每千字為10～15元，
青年作家6～8元（詩每20行算1000字），
電影劇本的稿費：長故事片2000～6000元；短故事片1000～3000元。
音樂作曲：長故事片300～800元；短故事片150～400元。
歌詞每首50～100元。
導演每拍一個影片，酬金500～1500元（長故事片）或300～700元（短故事片）。
1964年“四清”運動開始，7月再度宣布停止實行印數稿酬，稿酬標準維持每千字著作稿4—15元，翻譯稿每千字3—10元。
在1964年7月14日發表的《關於赫魯曉夫假共產主義在曆史上的教訓――九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中有這樣一段話：“這個特權階層，侵吞蘇聯人民的勞動成果，占有遠比蘇聯一般工人和農民高幾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們不僅通過高工資、高獎金、高稿酬以及花樣繁多的個人附加津貼，得到高額收入，而且利用他們的特權地位，營私舞弊，貪汙受賄，化公為私。他們在生活上完全脫離了蘇聯勞動人民，過著寄生的腐爛的資產階級生活。”這篇文章是毛澤東親自修改的，代表中央的意誌。作為“三名三高”之一的高稿酬，已被視為滋生修正主義的溫床。
1966年1月，國家認為稿酬標準依然過高，又決定基本稿酬降低50％；著作稿降為每千字2—8元。翻譯稿每千字1—5元。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全麵開始，從此各出版單位自動取消稿酬。中國進入了長達十餘年的沒有稿費的時代。這就從根本上杜絕了作家收入高於其他職業的可能性。除農民以外，各行各業幹部職工的收入都納入了全國統一的工資製度。
在毛澤東時代，中國大陸稿費收入最高者是誰？毛澤東應當是其中之一。據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鄭長秋回憶，“毛主席的全部稿費，到他老人家1976年9月逝世為止，共計為124萬元人民幣。”文革開始後，毛澤東也沒有稿費了。關於稿費的使用，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吳連登說，毛主席的稿費主要用於當年資助過中國革命的黨外民主人士和特殊開支。如毛主席每年都給章士釗、王季範各2千元，分上、下半年兩次。給王季範的那一份，幾乎都是王海容來取。遠在湖南的毛家親屬偶爾來京看望毛主席，也是從毛主席的稿費中開支食、住、行和看病等費用。如毛澤連等。還有，不定期地給老家親戚寄點錢，數額非常有限，僅僅是作為解決臨時困難之需。再就是主席家裏因工資不夠的部分，也會從稿費中解決，以貼補家用。”“1974年，經毛主席批示，分別給賀子珍、江青、李敏、李訥各8千元，作為生活補貼之用。當時，賀子珍在301醫院住院，我把8千元送給她時，好感動。她說：‘這錢就放在你那裏，我需要開支的時候再取’。後來，我幾乎每周都去一次301醫院，總不見她要買點什麽，就給她買了半導體收音機、錄音機和錄音帶和生活必需品。賀子珍在住院期間花了4千元。我就將剩下的送給她。她再三推辭，堅決不要。最後隻得放回毛主席的稿費中。”“這四個8千元的稿費，是因為1972年，李訥生下了兒子效芝後，生活發生困難引起的。那些年，李訥的工資僅有幾十元，要買柴米油鹽、要請保姆、要買奶粉，再怎麽省都不夠。因為毛主席早有規矩，孩子們參加工作，拿到工資，他就不再補貼。從來沒向父親伸過手要錢的李訥，實在沒有它法了，隻好找到張耀祠求助。張耀祠覺得，李訥的要求合情合理，就寫了張條子請主席批準。毛澤東閱後，不覺動了情，說：不要批了，你說該給多少錢？張耀祠哪好說個準數，就說：這回李訥開銷小不了，給個幾千塊吧。毛澤東這才同意從稿費中給8千。我沒有將這8千元全部給李訥，擔心她萬一用過了頭，再開口要就難了，就以李訥的名義存進銀行5千元，交給她本人3千。李訥感激得連聲謝謝叔叔的安排。李訥拿到8千元後，毛主席出於對其親屬的關懷，又分別給賀子珍、江青、李敏各8千元，作為生活補貼之用。”
（本文係邢小群的一篇論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