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反”運動與“抗美援朝”（1）
“五反”運動與“抗美援朝”
上篇 關於“三反”和“五反”運動
一九五二年二月，中共曾發動一場針對民族資產階級，並波及所有小商小販、小手工業者的“五反”運動。很多人家因此被弄得傾家蕩產，甚至家破人亡。這場運動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也影響了中共革命的進程：民族資產階級被提前消滅；國家的性質被提前改變，從新民主主義的國家變為了社會主義國家。
那麽，這場“五反”運動究竟是一場什麽樣的政治運動呢？當年毛澤東發動這場運動的目的是什麽呢？它是否真如毛澤東說的那樣，是因為建國“三年以來”，民族資產階級一直在用行賄、偷稅漏稅等不法手段向中共進行“猖狂進攻”，所以才發動這個運動進行反擊的呢？毛澤東發動這個運動，與當時中共長期無法解決的財政困難，尤其是突然爆發的“抗美援朝”戰爭需要大筆戰爭經費有沒有直接的關係呢？在所有這些問題上，由於中共一開始就實行嚴密的輿論控製，不準真相傳布和有計劃的散布謊言，以致迷霧重重，至今很少人知道真相。
一直以來，很多人認為“五反”是由“三反”引起的；而“三反”又是因在“增產節約運動”中發現幹部貪腐現象嚴重所引起的。毛澤東發動“三反”，是為了整肅國家工作人員中的貪腐問題，使共產黨不做“李自成”；而發動“五反”則是為了反擊建國以來民族資產階級持續不斷的、向黨的“猖狂進攻”。同時，很多人也認為“三反”“五反”都是針對國內階級鬥爭的狀況而發動的政治運動，與正在國境線外進行的“抗美援朝”戰爭沒有多大關係。殊不知事實正好相反：毛澤東發動“五反”運動不為別的，就是因為“抗美援朝”缺乏戰爭經費，是為了籌集戰費才發動的；而為了讓“五反”運動師出有名，才又先發動了“三反”。所以“三反” “五反”發動的原因十分荒謬。這種情形就如俗語說的那樣：“城門失火，殃及魚池”。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可能做夢也沒有想到朝鮮戰爭這把邪火竟會燒到他們頭上，還差點把他們燒死。多年來，我見到史學界論述“抗美援朝”的著作有不少，但論述“五反”的就不多了。至於揭露“五反”和“抗美援朝”這兩者關係的我竟沒有見過。為此，本人不揣譾陋，試圖從揭發“三反”、“五反”以及“抗美援朝”的真相入手，來揭開這兩者的因果關係。唯本人自知學養不夠，拙作難登大雅之堂，然若能起到一點拋磚引玉的作用，引起大家對這個問題的注意，最終將真相揭開大白於天下，則亦於願足矣。
“五反”運動發生在一九五二年上半年。所謂“五反”，指的是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竊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這個運動針對的對象主要是私營工商業者，但一般的小手工業者和小商小販也被羅網在內，無一能幸免。在“五反”發動之前，中共還發動了一個“三反”運動。這個運動標榜的是反貪汙、反浪費和反官僚主義，針對的對象主要是在國家機關和企事業中工作的人員。發動這兩場運動，按中共的說法是因為在增產節約運動中發現了大量的貪汙、浪費和官僚主義現象，因此在黨政機關和企事業中率先發動了“三反運動”。然後又在“三反”中發現了資產階級腐蝕政府公務員、偷稅漏稅、盜竊國家財產等嚴重罪行，為了反擊資產階級的猖狂進攻，於是又發動了“五反”運動。按照這套說法，中共發動這兩個運動的動機純正的，理由是充分的，是屬於堂堂正正、伸張正義之舉，無可指責。
然而事實果真如此麽？假如事情真是如中共所說的那樣，有人向黨“猖狂進攻”，那也不至於所有私營工商業者幾乎百分之百地“進攻”呀！如果作為老百姓的私營工商業者真的幾乎百分之百地犯法，則這“法”是一種什麽樣的“法”呢？如果真的有那麽多人犯法，我以為那也決不是工商業者的責任，而是政府的責任。如果不是政府沒有盡到教化的責任，就是法律出了問題，或者根本就是政府在濫刑。這裏，我們且不說古代先賢針對執法者早有“明德慎罰”這樣的訓戒，也不提對當權者早有“不教而誅”這樣的批評，就是共產黨中也不是個個不懂這個道理的。記得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有一個關於“兩條路線”的講話，很有名，中共中央辦公廳還特為將這個講話印成小冊子在全國散發。陳伯達在這個講話中批評許多地方黨委將大批學生、群眾打成反革命是錯誤的。他引用西川南充一個婦女批評南充地委的話說：“如果這兩千多學生都是搞反革命工作（按：文化大革命初期因為許多大專院校學生反對校黨委和工作組，被打成了反革命。南充這兩千多學生估計也是因為這個原因被打成反革命的。）那地委就有問題了，因為這些學生都是在學校受黨的教育的。如果出這麽多的‘反革命’，我看地委就是有問題。”這個“老夫子”雖然文化大革命中說過很多錯話，做過很多錯事，對文革的發動也犯有一定的、不可推卸的責任，後來又因卷入“林彪、陳伯達反黨集團”被打倒，但這話我認為說得沒有錯。因為學生絕大多數都很單純，他們的是非價值觀都是接受中共的教育形成的。如果有這麽多學生反工作組，反學校黨委，那不是因為工作組和校黨委的做法按中共的是非觀衡量是錯的，就是黨對這些學生的教育出了問題，以致讓這些學生的是非價值觀發生了偏差。同樣道理，如果私營工商業者中有少數人犯法，那可以理解；但幾乎百分之百地“犯法”，那就不正常了。那一定是執政者沒有做好法律的宣教工作，或者根本就是所定的法律不當。對於這個道理，我相信既然陳伯達能懂，熟讀古書的毛澤東不會不懂。“五反”運動中幾乎百分之百的私營工商業者，包括所有小商小販、小手工業者都被中共指控犯了“偷稅”、“漏稅”罪行，幾乎所有的私營工商業者，包括如我舅父那樣老實巴交的小手工業者都在這場運動中被整得傾家蕩產、幾乎家破人亡，這是不合情理的。我以為這個事實不僅說明了“五反”運動的不合理，也說明了中共發動這個運動，除了台麵上的、冠冕堂皇的理由，背後必定另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因此，長久以來我對“五反”運動的正義性、真實性是一直心存懷疑的。但是，要解開我心中的疑團何其困難！在很長一段時間中，人們根本就見不到任何有關“五反”運動的真實報道，尤其看不到能反映毛澤東發動這兩個運動的真實意圖的真實史料，能見到的隻是中共片麵的宣傳。在這種情況下，一個普通的小老百姓赤手空拳想要透過這層層迷霧找出真相來，簡直難如登天。但是，近年來情況開始有所轉變。中共第一代的領導人紛紛謝世，出版了好多關於他們的傳記和回憶錄；此外相關的曆史叢書也比較地多了起來，其中有一些人和事無可避免地要涉及到這場運動，這樣就會在有意無意之中透露出一些真相來。這就使我慢慢看清了這場運動的真相，看明白了毛澤東所以發動這場運動的原因。當然，這些由中共出版的著作無可避免地會對許多敏感問題或回避、或偽飾，僅靠這些資料還不足以完整地還原事情的原貌。但我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一定還會有更多的資料披露出來。而且，也正因為這些資料都是從中共出版物中摘取的，因此也可使本文引用的資料令中共無可辯駁、無法否認。
據我從這些資料得出的印象：中共發動“五反”，不是因為民族資產階級向黨發動了猖狂進攻，恰恰相反，是中共在向民族資產階級猖狂進攻，是為了從民族資產階級頭上掠奪金錢去解救因朝鮮戰爭而引起的財政危機。在朝鮮戰爭爆發前，中共的財政就一直是連年赤字、入不敷出，靠大量印鈔票在勉強支撐。突然爆發的朝鮮戰爭需要大筆的軍費開支。錢從何來？曾經有錢的地主、富農和官僚資本已經被打倒，他們的財產已經被中共沒收花掉或被貧苦農民瓜分掉了；向有錢的外國借吧，又因中共實行“一邊倒”政策，把帝國主義都趕跑了，此時欲借又無門；環顧整個社會，還比較有錢的唯有民族資產階級。因此，從民族資產階級頭上搜刮錢財來充任朝鮮戰爭經費，對於中共來說已是勢在必行。但是怎樣一個拿法？由於民族資產階級是《共同綱領》規定的“人民”的一份子，赤裸裸地、像對待地主階級一樣直接對民族資產階級進行財產劫奪，理由上站不住腳，傳出去也太難聽。於是為了“師出有名”，毛澤東先以“三反”運動做鋪墊，然後再發動“五反”，以私營工商者“偷稅”“漏稅”的罪名逼迫他們繳出“罰款”。中共靠著這個“五反”，果然收獲巨大，一舉解決了“抗美援朝”缺乏戰費的困難。其實，“三反”“五反”都是在十分勉強的理由下發動的。絕大多數“三反”中的“老虎”和“五反”中的“五毒分子”，其實都是無辜的受害者。民族資產階級經過“五反”，無論在政治上還是經濟上都遭到了嚴重打擊，從此一蹶不振。而這又是導致一九五六年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提前到來並得以順利進行的原因。
我對“五反”運動作這樣的判斷，根據主要來自下三個方麵：
一，中共發動“五反”運動的時代背景。分析“五反”發生的時代背景，就可以看出中共發動這個運動的真實意圖。因為任何一個大的政治運動都不可能無緣無故發生，也都離不開它特定的時代背景。時代背景清楚了，運動的目的也可猜個八九不離十了。
二，毛澤東的有關講話和中共有關文件。毛澤東有不少講話、批示以及中共的一些文件，都在某種程度上暴露了他發動“五反”的目的。而暴露得比較清楚的一次是毛澤東一九五二年八月四日在全國政協第一屆第三十八次會議上的講話。那時“五反”運動已經基本結束，還在掃尾階段。毛澤東在那次講話中得意洋洋地說：
“朝鮮戰爭的局勢，去年七月以後定下來了，但是國內的財政經濟狀況，能不能穩下來，那時還沒有把握。過去隻是講‘物價基本穩定，收支接近平衡’，意思是說，物價還不能穩定，收支還沒有平衡。收入少，支出多，這是個問題。因此，中共中央在去年九月開了一次會，提出增加生產，厲行節約。十月我又在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上，提出增產節約。在增產節約運動中，揭發出相當嚴重的貪汙、浪費、官僚主義的問題，到十二月開展了‘三反’運動，接著又開展了‘五反’運動。現在‘三反’‘五反’運動勝利結束，問題完全清楚了，天下大定。”（《團結起來，劃清敵我界限》，《毛澤東選集》第五卷，P66。）
中共從一九四九年到五十年代初的三、四年中，財政一直非常困難，入不敷出，赤字龐大，主要靠大量印行鈔票在支撐。“抗美援朝”開始以後突然增加的軍費開支更令財政困難雪上加霜。然而，搞了一個“三反”“五反”運動以後，這些困難竟然都沒有了。天上不會掉金元寶，地上也不會真有搖錢樹。若非是中共從“五反”中搞到了大筆金錢，天下何能“大定”？！
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二日，毛澤東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二十四次會議上說：“打仗要用錢。可是，抗美援朝戰爭用的錢也不十分多。打了幾年仗，用了還不到一年的工商業稅。”（《抗美援朝的偉大勝利和今後的任務》，《毛澤東選集》第五卷，P104。）
朝鮮戰爭用錢多不多，下麵會有事實來說話，不是毛澤東說不多就不多的。關鍵問題是哪一年的工商業稅能收那麽多，竟然可供打幾年仗還用不完？如果我們將這話與毛澤東去年八月四日“天下大定”的講話聯係起來看，則這他所說的“一年”指的就是一九五二年。中共從一九五〇年起就開始加強稅收工作，非但增加稅種，擴大征稅對象，還提高了稅率。假如一九五二年的工商業稅是如五〇、五一年那樣的征收法，則五〇、五一年的財政赤字並沒有得到解決，何以到了一九五二年就能解決了呢？俗語說“人無橫財不富，馬無夜草不肥”。若非中共從“五反”中狠狠地撈到了一筆橫財，幾年不能解決的財政困難何能一朝而解除呢？如果正常的工商業稅收一年可以支持幾年朝鮮戰爭的戰費，那當時的中國就不應該是“一窮二白”落後的農業國，而是工商業發達、經濟繁榮的先進工業國了。所以，毛澤東的這些講話，實際上是自己暴露了朝鮮戰爭戰費的來曆，暴露了 “三反”“五反”與抗美援朝的關係。
三，在“三反”“五反”運動中發生了許多令人詫異的怪現象。將這些怪現象綜合起來分析，則一個經過精心安排、層層偽裝的陰謀就無所遁形了。
筍殼要一層層地剝，偽裝也要一層層地揭。下麵我就先從“三反”“五反”運動發生前，中共的財政狀況說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