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三，殺狗運動和“除四害”運動
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中共曾發動過許多大大小小的“運動”，如“土改運動”、“鎮壓反革命運動”、“抗美援朝運動”、“農業合作化運動”、“反右派運動”、“大躍進”、“四清”、“文化大革命”等等，這些都是全國性的大運動，此外還有一些比較小的或地方性的運動。這裏就談談五十年代初的“殺狗”運動和一九五八年的“除四害”運動。
“殺狗運動”進行時我還很小，大概在一九五一、五二年左右吧。在此之前，我們鎮上有好多狗，既有有人養的家狗，也有野狗。這些狗常常搖著尾巴大搖大擺地在街上走，我們小孩見了很害怕，遠遠見了就趕緊躲起來或避開它。但它們都很安全，除了咬人的狗，一般不會有人無緣無故去打它們，更不會有人去殺害它們。一到晚上，街上時不時會傳來幾聲狗吠聲。這是那些家養的狗，對接近它主人家的陌生人發出的警告。據說狗最忠心，不少人家養狗除了喜歡狗，也是用來防盜的。因此那時候晚上能聽到幾聲狗吠聲反而覺得安心，因為有狗在幫他們“站崗放哨”。但是“解放”後不多久，我們這地區就發動了一場殺狗運動。聽說這是共產黨從“老解放區”帶來的習慣。當年他們“打遊擊”常常在晚上出沒，狗吠往往會暴露他們的行蹤，因此狗也就成了他們的“敵人”，誓要將狗滅光不可。一九四九年這批“老解放區”的幹部隨軍南下，把這習慣也帶到了我們“新解放區”。
“殺狗運動”進行時最高興的當屬鎮上幾個“無業遊民”了。我所以稱他們為“無業遊民”是因為他們都無正當職業，衣著破爛，常在街上東遊西蕩，在當地鎮民眼中他們是介於“乞丐”和“潑皮”之間的人，看不起他們但又有點怕他們，大多對他們抱敬而遠之的態度。在這場“殺狗運動”中，這些人充當了主力軍。一天到晚，他們一手提一個鐵絲圈，一手拿一個鐵錘，在街上四處巡邏捉狗。他們是如何捉狗的呢？有一次我在“聖堂”前玩耍，正好看到一個“遊民”捉狗的過程。那時候因為天天有狗被捉被殺，狗也是有靈性的動物，許多都躲起來了。但那天這條狗也許是因為饑餓，竟然走到街上來，正巧被一個“遊民”看到了。那條狗大概也認出這個遊民對它是個危險，想躲避已來不及。隻見那遊民趕上一步，準確快捷地將鐵絲圈往狗頸上套去，當那個鐵絲圈套上狗頸後，那個“遊民”就猛地將鐵絲圈抽緊提高，狗的上半身就被提起離了地，然後另一手拿的鐵錘對準狗頭猛力一擊，那條狗僅來得及嗚咽了幾聲就沒了聲息。於是那“遊民”就一手拖著狗逍遙地離去。我那時因為好奇心重，就遠遠地跟著這人一直走到一條叫混堂浜的後麵、一條已經荒廢的、平時沒人經過的雜草叢生的小巷裏，看見小巷深處還有兩個遊民正在那裏殺狗。他們把狗吊在一根樹樁上，正在剝狗皮。旁邊還有一口大鐵鍋，估計是準備煮狗肉的。我想這條被套住的狗，等一下估計也是這樣下場了。這些遊民一天要殺好幾條狗，自己是吃不完的。聽說這些狗肉煮熟後，部分會賣給鎮民。我們當地沒有吃狗肉的習慣，但聽說狗肉很香，在我們那兒狗肉也叫“香肉”，因此不排除會有人去問他們買來吃。
經過這場殺狗運動，此後差不多三十年間我們鎮上見不到一條狗。記得在那次“殺狗運動” 後的第二或第三年，那時我還正在讀小學二年級，一次課間休息我們在操場上玩，忽然發現學校後麵的農田田埂上有一條狗一樣的動物，不知從哪兒跑來的。這匹動物身材頗高大，一身黃色的皮毛在陽光照耀下金燦燦的，顯得格外高大威猛。學校中好多老師、學生都遠遠看著不敢走近。有人說是狗，也有人說是狼。但我們這兒是平原，而且從來沒有狼，所以我想應該是狗。因為很長時間不見狗了，弄得大家也懷疑起來，吃不準這究竟是狗還是狼了。那狗看到有這麽多人看它，先是站著不動，也盯著我們看，但突然間轉頭就跑了。以後有很長一段時間這條狗成了盤踞我心頭的一個疑問，久久無法解開。我一直想，如果這是條狗，別的狗都被殺了，何以它沒有被殺？是因為它生得高大威猛，人們不敢殺它？還是因為它聰明，總是能躲開危險？這些年它藏在哪裏？以什麽為生？它從什麽地方來，又去了什麽地方？啊，但願不要被人逮住啊，逮住了就沒命了！到以後，再見到有人牽著狗在街上走，那已是文革後八十年代的事了。
以上說的是“殺狗運動”，接下來說的是“除四害運動”。“除四害”最初是一九五六年中共中央在《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中提出來的。《綱要》第二十七條說：“從一九五六年起，在十二年內，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消滅老鼠、臭蟲、蒼蠅和蚊子。”《綱要》公布後“除四害”沒有立即成為實際行動，要到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除四害講衛生的指示》，才出現了大規模的、群眾性的“除四害”運動。不過，這個《指示》中的“四害”，臭蟲已被排除在外，換成了麻雀。按理說，這蒼蠅、蚊子、老鼠和臭蟲都是人人痛恨的東西，除掉它們是人心所向。但什麽原因竟被麻雀頂替了臭蟲的地位，也成了必須消滅的“四害”了呢？據當時中共的說法，說根據科學家研究，一隻麻雀一年要吃掉多少斤稻穀，全國估計有多少億隻麻雀，合起來被吃掉的糧食就有多少億斤。當時有句話，據說是毛澤東說的，叫“以糧為綱”、“以鋼為綱”；又有一句話叫“手中有糧，心中不慌”。他努力推廣農業合作化，其中一個原因是認為合作化可以促進生產力，提高糧食產量。他還大力提倡種植“雙季稻”，也是為了提高糧食產量。而一隻麻雀一年要吃掉這麽多糧食，不除掉它，豈不是人們辛辛苦苦增產的糧食都白增了？所以非消滅不可。
那麽當時“除四害”是怎麽除的呢？先說除蒼蠅。那時候無論大人、小孩，幾乎人手一隻蒼蠅拍，見到蒼蠅就拍。拍到的蒼蠅要放在空的火柴盒或空的香煙殼中，每天上交街道、學校。拍到多少蒼蠅都要計數，一天必須上交多少隻蒼蠅才算完成任務。當時很多大人小孩都不太懂衛生，拍到蒼蠅都是用手去拿來放火柴盒中的，抓了蒼蠅也不洗手。隻有少數講究的才會想到用竹筷劈開做成鑷子去撿。
除蚊子，除了家家戶戶都要檢查自己家的院子、天井，把露天放的壇壇罐罐裏的積水倒掉翻轉放，地上不平有積水的要填平，不給蚊子有產卵的地方；此外還每天傍晚焚燒“六六粉”殺蚊。“六六粉”是街道分發的，每戶按地方大小給一包或幾包，基本是每一間可以密封的房間焚燒一包。當時很多人家有銅的腳爐或手爐，實在沒有的可用瓦罐等物，先在腳爐內放一些廢紙、薄的木片等易燃物，然後把“六六粉”紙包打開放在上麵等待煙熏殺蚊。到了傍晚統一時間，一般此時都已吃過晚飯，街道幹部一聲令下就一起點火焚燒“六六粉”。統一殺蚊時間的目的，是為了在盡可能大的範圍內不使逃逸的蚊子有別的藏身之處。因此到了傍晚統一點火滅蚊時，家家冒煙，村村冒煙，不知道的還以為發生了大火災。後來不燒“六六粉”了，改成燒“敵敵畏”農藥。這個毒性更強，據說滅蚊效果也更好。滅蚊好像持續了二個夏天，到後來大饑荒實在太嚴重了才停下來。用農藥殺蚊果然是有點效果的，那個夏天的蚊子確實少了不少。但是，其不良後果也慢慢呈現。從六十年代初起，發現癌症的人漸漸多了起來。當然，癌症病人多起來也不全是用農藥殺蚊造成的，與那時越來越多使用農藥殺農作物病蟲害也有莫大關係。
滅老鼠沒有像滅蒼蠅、蚊子那樣容易。除了養貓人家，一般人家滅老鼠就靠放滅鼠夾板，因此家家都要買幾個夾板來滅鼠。一旦夾到老鼠，隻需把老鼠尾巴剪下來上交街道就可以了，沒有硬性規定的任務。
滅以上“三害”要興師動眾，但最大陣仗的莫過於滅麻雀。麻雀會飛，反應敏捷，一般人很難抓到它。怎麽辦？不知是哪個“聰明人”想出來的辦法：用疲勞戰術累死它，用“人民戰爭”的聲勢嚇死它。據說麻雀膽小不經嚇。具體辦法是安排人爬到屋頂、樹上，或駐守在田頭、曠野，布下“天羅地網”，連續幾個小時不停地敲鑼打鼓、高聲呐喊、揮舞紅旗，讓麻雀飛在空中嚇得不敢落地。如此幾小時連續不停地飛，而且受到驚嚇，麻雀就會支持不住而從空中掉下來。除此之外就是用槍打。為了滿足運動需要，各地都趕製了一批使用黑火藥和鐵砂子的鳥槍。由於這些槍支大多是土法上馬製造的，質量很成問題，常有炸膛或打傷人的事件發生。我們鎮上有一個姓董的年輕人，原是“袁同濟”藥店的學徒，一天他去打麻雀，不料鳥槍炸膛，火藥、鐵砂從後膛噴出來都噴在臉上。練塘衛生院沒有救治本事，馬上送朱家角、上海醫院搶救，人沒死，但一張臉毀了。後來隔了好長一段時間我再見到他，右邊半張臉都是青紫色的，青紫色中還有數不清的黑色斑點，比《水滸》中“青麵獸”楊誌那張臉還要難看。還有那時我們農業中學掛名的校長，一天從公社出來，聽見河對岸一棵樹上有麻雀叫聲，就急忙回公社拿鳥槍出來，對準那棵樹就是一槍轟過去。不料那棵樹旁邊有一戶人家，牆壁是竹籬笆泥糊的，鐵砂射穿薄薄的牆壁，打在了屋內的人身上。幸虧這鳥槍本身力量不大，又隔了一層牆壁，屋內人隻是受了一些外傷，不然被真的獵槍打中恐怕命也沒有。
麻雀成為“四害”之一，據說是科學家的“研究”不夠科學造成的。後來弄清楚了說麻雀雖然吃掉糧食但也吃掉不少害蟲，兩相比較功大於過，於是就給麻雀“平反”了。為了仍然補足“四害”，就又把“臭蟲”補了上去。中共把除麻雀的責任推到了科學家頭上。但是，我就疑心這些科學家怎麽這麽粗心，在解剖麻雀時竟然隻發現麻雀會吃糧食而不發現麻雀也吃害蟲？分不清究竟是害蟲對糧食的危害大還是麻雀的危害大，對這個問題不做研究？這幾乎是不可能的。再蹩腳的科學家，隻要稍稍具備一些科學研究的基本常識都不可能犯這樣的錯誤。如果不是因為某種政治壓力，這些科學家怎會得出這樣不科學的結論！而據有關資料，當時卻也有不少科學家提出過不同意見，但都被中共壓下去了，有些還受到了批判。所以，把麻雀列為“四害”，根本的原因是中共普遍的官僚主義和先入為主的偏見造成的。事實上，自從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以後，不單是文藝工作者要成為“團結人民，打擊敵人的武器”，所有各行各業的科研人員都成了中共手中的工具，科學要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於是，上之所好，就成了科研的方向。往昔是“楚王好細腰，宮女多餓死”；現在是領袖抓糧食，麻雀成“四害”。若不是緊接著因為發生了餓死幾千萬人的大饑荒，而造成大饑荒的諸多原因中有一條與麻雀被大量消滅，造成蟲害泛濫有關，恐怕麻雀至今仍是“四害”之一。
說起來，中共提出“除四害”，出發點不壞。與此相似的還有毛澤東在一九五五年提出的“一定要消滅血吸蟲病”的號召。但做法大可商榷。一九五八年江西餘江縣上報中央說消滅了血吸蟲病，毛澤東興奮地寫了七律《送瘟神二首》，認為憑著發動人民戰爭，“天連五嶺銀鋤落，地動山河鐵臂搖”，血吸蟲病一定可以消滅掉。因此消滅血吸蟲病與“除四害”一樣，勞師動眾，不知花費了多少人力物力。當時上海第一醫學院的蘇德隆教授提出不同看法，說消滅一種生物是不可能的（大意）。結果蘇教授受到批判。現在幾十年過去了，證諸現實，許多已經宣布消滅了血吸蟲病的地方血吸蟲病卷土重來。而蒼蠅、蚊子等“四害”也至今沒有消滅。看來蘇教授的話是符合科學的。在這方麵（僅僅在這方麵），我不懷疑毛澤東的好心，但我總覺得他缺乏現代的科學知識，總是憑個人的意誌蠻幹，以為人定勝天，不惜花費大量人力物力，但往往落個“勞命傷財”的結果。以我的看法，就目前人類擁有的各種手段，控製某種疾病流行或控製某種生物大規模繁殖，或許是可以做到的。但要人為消滅一種生物，真還很難，除非它是自然淘汰。
2024年9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