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和曆史
—— 談有人對南京大屠殺“三十萬”的質疑
上海震旦學院的宋庚一因在課堂上質疑南京大屠殺的被害人數被聽者錄像而曝光。宋庚一質疑南京大屠殺受難者30萬這個數字沒有實際數據支撐，指責抗戰勝利後國共兩代政府都沒有進行對於具體數字的調查，並且明確地給出了一種統計和驗證受難者確是數字的方法：查戶口。
這種見解符合曆史和新聞界的技術派的特征。我比較讚成技術派的方法和態度，因為這是基於比較實際可靠的條件推定過往事實的途徑，較少因人為假定而引起的偏差。可是，以真實和有效為目的的技術派是必須是站在客觀立場上的。是要盡可能多方麵考察各個有關角度的數據，經逐項衡量、相互驗證和全麵分析，繼而確定數據的可靠性，綜合得出結論。如此才能對結論給予可靠程度的客觀衡量。如果隻考慮某些方麵的數據，忽略其他相關數據，在未掌握關鍵且真實數據的情況下，就做出對一事件的全部肯定或者否定，那就不是技術派，而是技術打擊派。因為這種做法是有意或無意地忽視了相關數據事實，而得出具有偏向的結果，或者原本就是偏依向某一個預設立場，而故意玩弄數據的偽技術派。
這位宋庚一在那節課上的講話，就表現出了一個典型的偽技術派。
作為技術派，若要對於某一個研究結果作支持，就要確認得出此結果的技術手段是合理、可行、客觀的，在邏輯上是連貫的。依托的數據有多少可靠程度，就支持結論到什麽程度。不能用觀點立場去提高或降低，選高或選低。若要對於某一個結果作批評，就要指出得到此結果的手段邏輯上的模糊、技術環節上的缺失或原始依據的不確定。同樣不能把自己觀點立場使偏力。
宋庚一對“三十萬”這個數據，一開始就說是“沒有數據支持的”，是“從一個人的筆記裏麵的大概估計”，是“解放以後中國曆史學家找了其中一個人話語”，“然後一直保留下來”。但是事實上“三十萬”這個數據是有出處，有統計，有原始文字資料的。宋庚一用看上去很內行地說“其實這是很好統計的。第一，國民政府時期有身份證號碼。”，“死了哪些人”，“每家可以報失蹤”，“一定可以統計出來”。且不說她的“有身份證號碼”一說是怎麽編出來（國民政府實在十年後的1947年才首先在重慶發放第一代統一身份證的），就算國民政府在首都南京實行了大致完整的戶籍製度，就能是“很好統計出來”嗎？我想，宋庚一也不會說是在日軍占領時期做統計，哪怕到了日本投降之後，南京的戶籍資料仍然完整，到那時還剩有多少被殺的人的家人留在南京。這個比例會很大麽？如果不大，這種統計就會大大縮水。
發生大屠殺的時候是個戰爭極其激烈殘酷的時期。在日軍登陸金山，一步步逼近南京時，在南京和上海附近的大量百姓離開家鄉，進入南京這所堅固的都城去躲避戰亂，這是人們曆來慣用的逃難方式之一。所以幾乎每次戰爭或者自然災難之後，城市都會新增一批人口。而此時，等到日軍包圍了南京，攻克了南京，躲到南京城的百姓有多少會尋到住處，會在南京建立戶口。而這些人是最難以躲避日軍的。在日軍眼裏，當然最像是更該殺死的人。這些人如果被殺，在戰後的戶籍中是無法體現的。
在日軍攻下南京時，由於中國軍隊突然棄守，慌忙撤退，軍人和民夫中隻有少數能夠北渡長江逃離。其餘大量的是被東、南西三麵包圍逼迫逃進或者留在南京城裏，他們就是日軍計劃必殺的人。即使中間有些人弄到了一身便裝，那種不合常態，又屬年輕力壯年的男子，日軍絕不會放過。他們的死在戰後的戶籍資料裏能體現嗎？
在日軍屠城之後，雖然戰火已經平定，但社會秩序和經濟秩序混亂，南京的居民的生活陷於絕境。有大量的存活者離開南京，撤向後方，或者流散到全國各地謀求生路。他們在南京的生活根基在南京失陷的時候，在之後八年連綿戰爭中，很大部分已經蕩然無存。等到戰後，他們中間能夠活著熬過來並可以回到南京繼續生活的人的比例有多大，至少遠遠不是全部。他們家人的生死，即使有戰後的戶籍資料，又如何“每家可以報失蹤”呢？
南京大屠殺“三十萬”這個數字絕對不是像宋庚一所說的“解放以後中國曆史學家找了其中一個人話語”，而是基於最早遠東國際法庭法官之一的梅汝璈指出的，對於南京大屠殺一案“花了差不多三個星期的工夫專事聽取來自中國、親曆目睹的中外證人（人數在十名以上）的口頭證言，及檢查和被告律師雙方的對質辯難，接受了一百件以上的書麵證詞和有關文件，並且鞫訊了鬆井石根本人”，“審理是特別嚴肅認真的”的調查結果。這或許就是宋庚一口中的“從一個人的筆記裏麵的大概估計”。
遠東國際法庭的判決書上寫道：“在日軍占領後最初六個星期內，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殺的平民和俘虜，總數達二十萬人以上。這種估計並不誇張，這由掩埋隊及其他團體所埋屍體達十五萬五千人的事實就可以證明（由紅十字會掩埋的是43071人，由崇善堂收埋的是112266人，這些數字是由這兩個團體的負責人根據各該團體當時的記錄和檔案向遠東法庭鄭重提出的）。根據這些團體的報告說，屍體大多是被反綁著兩手的。這個數字還沒有將被日軍所燒毀的屍體，以及投入到長江或以其他方法處分的人們計算在內”。
具體地，南京大屠殺的“三十萬”是基於當時南京的數個慈善機構、南京偽政權、侵華日軍、和一些南京市民所收集、掩埋屍體數字，經總合、整理、排除重複後得出的數字。這個數字在1948年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已經認證並以如上所述的“二十萬人以上”承述（注意有“以上”二字）。到解放後數年內的進一步補充超過了二十九萬。
這些數字主要來自世界紅十字會八卦洲分(支) 會、南京代葬局、順安善堂、明德慈善堂、眾誌複善堂、偽區公所、一百多名受訪日軍軍人和一些分散的市民。除了分散的個人，各個機構都有原始文字記錄可循。
可以肯定，在統計死亡人數的時候，清點屍體應該是最直接、最可靠的方式。在清點準確的情況下，真實死亡人數是等於屍體的。對於一個事件死亡人數統計時，真實死亡人數是大於等於屍體數字的。當然，這裏必須要排除清點時的重複計數以求清點準確。在統計南京大屠殺受難人數時，各個掩埋屍體的機構的記錄雖然不可能完全排除重複，但那些出於真實記錄的文字材料的數字，所含有的重複計數，大部分應該是比較容易排除的。
根據當時的曆史狀況，從死人找死人的掩埋屍體的記錄統計應該是最直接可靠的，而事後從戶籍記錄，從活人找死人的方法絕對是個昏招。
在宋庚一隨意地說“三十萬”是個隨意的數字後，又用了另一個技術性的方式否定了“三十萬”的技術基礎。她說：“死的是誰，有名有姓的是誰。如果你沒有名，沒有姓，沒有身份證號，你這個三十萬隻是一個中國曆史小說寫作的一個概述...”，“有學者根據數據統計，根據有名有姓的都沒統計出來幾千個人”。
的確，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的統計中，至今收集到的受難者名單隻有一萬出頭一點的人名，更不用說其中任何一人能夠查到在大屠殺發生十年後才實行的生份證製度的身份證號碼了。但如果說，一群死難者，如果沒有留下姓名，即使確是存在他們受難後的屍體，仍然不能確定他們的死亡，而非要去找出他們的姓名才算死亡，那不是比鄭人置履更加荒唐的邏輯了嗎？隻有偽技術派才會偷用錯誤邏輯來蒙混技術上的荒謬。
回到當時的社會實情，南京市跟中國其他所有的大城市一樣，有相當多的居民是流浪漂泊的，即使他們不屬於中國當時大量的無姓名者，他們的姓名也沒人在意，被殺後更是煙消雲散。另外，如上文所述，當時有大量的難民湧入南京，大量的軍人被困在南京，他們被殺時怎麽留下姓名？要核查受難者的姓名，在技術上不可行。即使實施。也不可靠，因為當時中國社會並不是重視每個人姓名的。雖然不少城市有戶籍製度，對於平民，那隻是一個應付。在日常生活中的很多場合，隨便一個綽號，一個手印，畫一個圈，一句“等數人”就是他們的身份，就可以用於完成例如一樁刑事犯罪記錄。當發生大量人死亡的事件，即使在當時算是非常認真的地方誌中很多也隻能記錄大致受難人數。所以，從收屍埋屍記錄，從千人塚墓碑收集受難者人數往往是相對最可靠，最可行和最接近事實的方式。
再說，在中國人民對日軍侵華在南京的屠殺罪行的正式記錄中的“三十萬”，明明白白寫明的是“人數”，而不是“名單”。強求“名單”類否定“人數”，是何用意？
有人會像宋庚一那樣質問：“然後你再看一看德國納粹對猶太人的屠殺，所有的猶太人都是有姓名記載的，都是有家庭記載的”，“所以他們都是統計出了屠殺了的，逃難的猶太人的數字”。是的，猶太人怎麽可以收集那樣的受難者名單呢，中國卻不能呢？這是因為，中國人在南京受到日軍的大屠殺，跟猶太人受到德國納粹的大屠殺，兩個事件沒有可比性。
從事件發生的過程看，南京大屠殺是在南京城被突然攻破，二十多萬攻城日軍，除小比例傷亡外，大量湧進城內。所有日軍發起了對城裏城外中國軍民為期一個多月的集中大屠殺。凡有人居住的地方和可以藏人的地方，大多都發生殺戮，屍體處處可見。此時每個人都到了極度驚慌的程度，極少有人可以有幸能安定到注意旁人被殺，甚至連家人被殺都顧不了。殺戮後，死者無法說話，幸存者一刻不能鬆懈地尋求生路，有多少人有能力，又能從容地記載受難者的姓名。更不用說接下來就是十多年的戰亂。
猶太人被屠殺的過程完全是另外一種情況。他們受過很普及的教育，有堅實的經濟能力。還有固定的、強約束力的宗教團體和場所，相互熟悉。不比中國的主要宗教，是自主性、離散性、可選擇性、非約束的，沒有固定的團體性的。在南京這樣的城市，連宗族性也已經比較鬆散了。在猶太平民被納粹分子殺害時，確有一部分是在街上，在場地上立即被殺的，但基本上都在非戰爭的環境中。有人可以見證，可以收屍掩埋。除此以外其他猶太受難者幾乎都是被一個個或者一家家地，拿上隨身用品和個人財物，在大庭廣眾麵前，公開地被帶走。他們的熟人就在觀望者中間，他們被帶走之後自己也可以做記錄。他們在關押地可能遇到熟人，也可以結識新朋友。雖然受虐待，還是可以暫時沒有性命之憂。他們相互交流，相互記憶，而不像南京被害者那樣瞬間消失，連一聲叫喊都留不下。
當時猶太人是一個遠比其他人更富有的人群，他們在世界各地行商和遊曆，在世界各國廣有交往。他們的書信、地址、照片傳遞到世界各地。當他們中的不幸者被關押被屠殺時，他們在納粹勢力未及國家的親友會保留他們的線索和材料。這是南京受難者完全無法想象的。
在尋找猶太人被害者的線索資料時，有另外一個來源不應該被忽視。即對於猶太人的被捕、運送、關押、苦役、被殺，德國納粹都有專門記錄，或許發自於德國人嚴謹性。這些記錄有相當一部分沒有來得及銷毀，成為以色列及猶太大屠殺紀念館追蹤、收集大屠殺資料的重要源頭。相比於德國納粹這種嚴肅的、認真的、有計劃有步驟的、當成一種任務和信仰的屠殺行為，雖然殘酷至極，日本軍國主義對中國人民的屠殺是如此隨意的、無節製的、競賽的、取樂的行為，是比殘酷至極更為殘酷的行為。理應比納粹對猶太人的屠殺更加永世銘記。
對於猶太人被害者統計數據，有相當大多數的人認為那是精確地。這實際上是帶有迷信的。很大多數人認為有了確實的姓名，就是一對一地確定了一個受難者。以色列猶太大屠殺紀念館的對外官方材料就說明姓名的統計是可能有重複計數的，生或死帶有推定的。實際上這種推定會包括相當數量的猶太人因為在最後階段失去聯係，可能並不曾在納粹控製之下，也可能是死於其他原因，甚至是因為投靠了納粹而隱姓埋名的。即使是最終死於納粹集中營，因疾病而死亡的人往往也盡量被記入被屠殺或者被謀殺的受害者。在關押中死於疾病無疑是悲慘的，但與被謀殺之間是存在一條灰色地帶的。而，南京大屠殺的受難者，他們是直接地死於針對他們的，而且往往是麵對麵的，使用專用於殺人武器的。他們的死，是在敵人的直視目光下，以不致於死地不罷休的野蠻手段，逐個的，確確實實地一樁一樁地發生。他們以他們無法辨認、無法記名的屍體，把南京大屠殺三十萬受難同胞的事實銘刻在民族苦難的曆史中，如同三十萬座倒塌的紀念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