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月有痕（稿）
訪北京大學化學學院劉美德老師
編者按：劉美德老師生於1930年，1949年考入燕京大學，畢業後留北大化學係任教。因為工作需要，劉老師1960年調入新成立的北大附中工作，並任副校長（校長由北大副教務長尹企卓兼任）。劉老師很好地執行了北大校黨委製定的辦學思路，並在教育管理方麵有開創性的貢獻。1966年文革開始後，劉老師受到了殘酷的人身攻擊，留下了慘痛的記憶。1972年劉老師回到北大化學係，文革結束後曾擔任副係主任，在恢複正常教學秩序、彌補文革造成的教育損失等方麵做了很多很重要的工作。
（一）解放之初的燕園
劉美德祖籍浙江寧波。江浙一帶有聚族而居的傳統，家族有祠堂和公共田產，由威望比較高的族長管理，除了祭祀活動外，還會資助同族的孩子上學。而且江南商業相對發達，他們也很早就認識到女孩也要上學，這樣才能更好地打理家務、教育子女、協助丈夫處理賬目，因此劉美德的祖母、母親都是有一定文化和見識的知識女性。劉美德的祖父50多歲因為肺結核去世了，去世前曾在上海的教會醫院接受免費的治療，祖母也因此信了基督教，接觸到了更多地西方文明，所以後來就想辦法把劉美德的父親劉彭年送到美國讀書。劉先生獲得了哥倫比亞大學的統計學博士學位，二戰結束後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工作，此後因為工作和政治原因一直未能回國。這件事情也成了劉美德老師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隱患。
“我1949年高中畢業，全國大概有200所大學，但戰爭還沒結束，能選擇的很少，不過那時能上得起學的人也不多。那時考大學跟現在也不一樣，通常每個人都會報考好幾個學校，這些學校的考試時間也是盡量錯開的。我報考了上海交大、清華、北大，還有燕京大學及東吳大學，相當於一個月內參加了5次高考。各個學校的考題風格也有很大差異，大概跟各自的辦學宗旨有關。比如燕京大學更重視英文水平，題目也比較新穎，有一道題是讓我照著一幅畫講個故事。當時我的中學老師跟我們說，現在解放了，需要建設人才，所以最好還是考理工科。那時候化學、化工很熱門，所以我第一誌願都報的化學係。”
“我是1949年考上燕京大學的。剛解放，燕大的教材和教學方式還是延續過去的傳統，像化學教材都是用英文的，而且由任課老師指定，換一位老師也許就換一本教材。課程還是學分製，選課也相當自由。我們上課要求提前預習，然後經常會有小測驗，根據測驗的情況，老師再給講一講。解放後學校裏各種政治活動比較多，對我們學習有一定影響，而且國家確實需要很多人才盡快充實到全國各地、各行各業中去，我們這一屆的化學、物理等專業提前一年畢業，1952年就參加工作了。所以我留校當老師以後還得補課，沒上過的課再去聽一遍，包括實驗課等。”
“我畢業之後，正趕上’院係調整’，燕大合並到北大，北大化學係新加入了原燕大化學係及清華大學化學係的師生，規模大了很多。然後教育‘全盤蘇化’，大部分專業都要改用蘇聯的教材，過去的英美教材一概不能用了。蘇聯高等教育的特點是建了很多專業學院，我們也仿照他們興建了航空學院、石油學院、鋼鐵學院、農學院、法學院、民族學院等，燕大原來的家政係、醫學係、音樂係等都分出去了。”
“學蘇聯最大的問題是俄語原來是個小語種，而無論是教材還是跟蘇聯專家溝通都需要大量的俄語翻譯，而且涉及很多專業問題，普通的俄語翻譯也難以勝任，隻能是我們邊教邊學。學校裏辦了俄語班，北大有俄語係，高年級的學生就當老師，除了老教授以外，其他人都學俄語。當時化學教材用莫斯科大學的，我們教研室主任張青蓮先生組織了二十幾個學了一點俄語的人翻譯，拿著’俄華字典’一點一點啃下來，然後全國大學化學係都用。”
“那時候教育部還送了很多人到蘇聯進修，葉於浦（我老伴）也是這個時候有幸被選中去蘇聯留學的。給他的任務原本是進修兩年回來，可他在俄專也就學了半年俄語，還有很多政治學習，所以俄語聽課就很困難。教育部就聯係了一位當地的蘇聯老太太，每天陪他們四五個人聊聊天，提高一下俄語水平。不過他們聽課還是困難很大，一些人就跟教育部反映，後來他們就改成讀研究生，55年到60年回來，獲得了副博士學位，相當於現在的博士。”
“全民學蘇聯，光派留學生遠遠不夠，還請了蘇聯專家來講課。我記得那時候化學係請三位蘇聯專家過來，一位膠化方向的，資格比較老，在北大還兼校長顧問；另外無機專業也請了兩位蘇聯專家。蘇聯專家要配俄語翻譯，但俄語人才本來就缺乏，而且大都不懂專業，所以我們隻能從化學係老師中選拔幾位俄語相對比較好的擔任。蘇聯專家業務水平也不一樣，有的人在我們的教學工作上實際也沒起多大作用。”
“教學上學蘇聯，我覺得一個非常大的改變是普通化學課考試一度改成了口試。那時我是普化的助教，也要主持口試，不過題目是由任課教員出。記得有一次我口試一位學生，他是工農速成中學畢業的，基礎比較差，但因為’根正苗紅’我又不能不讓他過，所以他很緊張，我也很緊張。在他回答時我不斷啟發他，總算通過了。當時正好有一位學校領導過來聽我口試，考試結束後就說我問的問題啟發性太多了。化學係每年有近200名學生，口試工作量太大，所以後來還是改成了傳統的筆試。”
“化學係的基礎課教學還是過去幾位老教授主持，傅鷹、邢其毅、張青蓮、唐有祺等。尤其傅鷹老師，課講得非常好，非常生動、深入淺出。但他說自己已經年紀那麽大了，你們得給我找個接班人，並選了華彤文老師。華老師那時是唐有祺老師剛剛培養出來的研究生，非常難得的人才，怕唐老師不同意，因為我那時是教學秘書，就派我去跟唐先生談。結果我跟唐先生一談，他當即就同意了，那時候教學絕對是頭等大事。傅鷹老師講課用自己編的教材，所以化學係很早就不是全盤蘇化了。”
“教學方麵難度最大的還是實驗課。儀器、藥品都非常缺乏，那時不像現在這樣方便采購，有錢也沒處買，何況經費少得可憐。那時候真是自力更生、因陋就簡，充分發揮大家的聰明才智，大多數情況隻能購買一些零件或原材料自己安裝、研製儀器，自己製備一些藥品。有些無法自製的儀器和藥品要輾轉從香港購買，不過周期很長，經常要等上一年半載。那時好多學校專門成立了設備科，抽調理科院係懂專業的精幹力量來負責設備的規劃與采購。”
（二）“革命”年代的教育悲歌
在那個特殊的曆史年代，軍人、工人和’貧下中農’的政治地位很高，而知識分子大都有出身問題（解放前貧困家庭不太可能有受正規教育的機會），因而普遍受到歧視。特別是如果發表了跟領導或現行政策不一致的意見，可能就會受到批鬥，甚至有牢獄之災。
“傅先生在反右的時候也差一點給劃成右派。傅先生是一位愛國誌士，他在美國聽到解放軍向長江裏的英國軍艦紫石英號開炮的消息，感覺真是一雪鴉片戰爭以來的百年國恥，因此毅然決定回國，為新中國建設出力。傅先生是很正直的人，實事求是，尊重科學，不會見風使舵。之前他說過一句話：沒有拿過試管的人，不能夠領導化學係。意思是外行不能領導內行。這在反右的時候成了一大罪狀，上綱上線為要跟黨爭奪領導權。而且傅先生來北大之前在北京石油學院任過教，他怕別人亂動他的東西，做實驗的時候藥品標簽寫的不是標準的化學名稱，而是別人看不懂的編號，有人就說他有什麽陰謀。那時候劃右派是有指標的，揪出’隱藏在人民群眾中的階級敵人’是立功受獎的大好機會。我們係的黨委書記到北京動物園那邊的暢觀樓去跟當時的北京市委書記彭真匯報北大化學係的情況，就把這件事說了。彭真知道傅鷹這個人，往北京市報告的時候沒有把傅鷹定為右派，算是保護了他。傅鷹這話可能有一定代表性，所以從反右開始就形成了一種‘極左’風氣：外行就要領導內行，外行就能領導內行。大部分院係的黨總支書記都替換成了不懂業務的幹部。不過我們那時的副係主任是文重老師，他原來是校長辦公室主任，老黨員，為人比較正派，有心保護本單位的同事，盡可能不擴大矛盾，所以我們化學係劃的右派相對比較少。”
“那時我是黨總支委員，各種政治學習、批判會沒完沒了，開會經常到半夜，根本沒時間認真備課。我專業都荒廢了，覺得自己什麽都沒做好，就跟一位有同感的同事（桂琳琳，後來北大校長丁石孫的愛人）到係總支書記王孝庭那裏報怨：‘毛主度說要又紅又專，我們現在既沒時間閱讀馬克思列寧毛主席著作，也沒時間備課搞專業，這樣下去既不紅也不專。’王孝庭就訓斥我們：‘你們是黨員，已經是紅了；讓你們上課，就是專了。’ 看來是否’政治正確’，還是要看誰有最終解釋權。”
“文革的時候化學係還出了一件令人非常痛心的事。那時有個地方把很長的牆上畫上了革命宣傳圖畫，報紙上當典型宣傳了，說是詩畫滿園，很有革命氣氛。於是全國仿效，上級也讓化學搞，這個任務就交給了我們係總支副書記，叫盧錫坤，他是膠化專業的。盧錫坤是一個非常溫和的人，從來不發脾氣，而且交給他什麽任務都是認認真真地完成，但這件事情沒辦好，主要是化學係也沒什麽人懂畫畫，畫好大幅牆畫也不是容易的事情。再加上他年輕的時候正值中國抗戰時期，美國支持中國抗戰，他做過美軍的翻譯。於是被人貼大字報，說他裏通外國，這在當時是非常嚴重的罪名，他受不了壓力就拿一把菜刀割脈自殺了。當時沒死，他愛人發現後怕連累別人，自己用自行車載他去了醫院，結果流血太多，沒搶救過來。他愛人也是化學係的職工，管器材的，因為悲傷絕望過度，幾天後也自殺了，留下兩個年幼的女兒。萬幸的是，在化學係同事的關照下，兩個孩子都健康長大了，都讀了大學，一個還成了教授。”
劉美德老師的人生道路也深受政治運動的影響。本來雖然條件簡陋，政治風暴不斷，但隻要堅持在教學科研崗位上，也能像大多數同事那樣，等到改革開放的時機，在學術領域有所貢獻。但依照上級的安排，劉老師去參加了北大附中的建設，也因此領教了當年紅衛兵的鐵拳摧殘，度過了人生最為慘痛的一頁
“上世紀50年代末，中科院化學所的柳大綱主張開發西北的鹽湖並得到了國家的大力支持。他就找了張青蓮先生，商量一起合作完成這個國家任務。1959年夏天，我帶了幾個四年級的學生，到柴達木去實習做實驗，相當於做畢業論文。那時鐵路隻通到蘭州，以後就是坐大卡車，抗美援朝時用過的解放牌大卡車。正規的公路也幾乎沒有，大多是沙石、泥土路麵，坑窪不平，顛簸的厲害。開車的是朝鮮戰場下來的老司機，習慣了開快車，我們裹著被子坐著行李，一路還是顛得夠嗆。那邊氣候條件也非常惡劣，風沙是家常便飯。雖然是夏天，海拔高的地方還很冷，經過日月山的時候還下雪了，上級還給我們一人發了一件羊皮大衣穿上。結果我們到了山頂上遇到山體滑坡，路被堵了，走不了，那時我們都餓了一天沒吃東西了，隻好步行下山。在山下幸好見到修路工人的班房，工人們很熱情，招待我們吃了犛牛肉。總之我們是曆盡艱辛，終於到達了柴達木盆地的大柴旦鹽湖。”
“鹽湖的工作很辛苦，生活條件也是異常困難。每人每天隻有一缸子飲用水，洗澡是根本不可能，但大家’革命熱情’很高，都準備為開發鹽湖大幹一場。我們59年的國慶前回了趟北京，參加完國慶活動以後，就到北戴河去開鹽湖開發的誓師會，保證一定完成上級交給的任務。正在這個時候，係總支書記找我談話，說要把我調到附中去。那時候講都是革命工作，要有螺絲釘精神，黨指到哪裏就打到哪裏，所以我也沒有多想，感謝組織上的信任，60年就到附中上班了，從此離開了化學教學科研崗位。”
1959年，北大附中剛剛建校。雖然之前有104中的基礎，但104中隻有初中，校舍、師資都嚴重不足，所以北大附中在校園建設、師資調配、課程設置方麵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劉美德老師擔任副校長，但由於校長是兼任，所以大部分學校的工作是劉老師主持進行的。當時上級對劉老師委以重任，也確實體現了組織上對她工作能力的信任。劉老師為附中建設做出了很大貢獻，那時奠定的附中教育理念與學風也一直延續至今。
“我是1960年7月1日去附中報到的。報到前一個星期陸平校長找我談話，跟我談對附中的規劃和辦學思路等。北大從各係還抽調了其他20多名年輕教師支援附中，緊接著我們開了幾天會討論教學任務及其它工作的分配和要求，然後就正式上班了。1960年7月1日的北大附中還是一片工地，到9月1日開學時，高中樓仍未裝修完工，部分同學隻能在初中樓、宿舍樓上課。住校同學的床也未能及時運到，同學們晚上隻能睡在地上。記得高一的同學還參加勞動，他們和工人師傅一起裝修高中樓。”
“那時學生都住校的，所以除學習外還有許多生活上的問題需要老師去抓。老師們白天晚上都在學校，特別是班主任老師，經常是晚上等同學們都入睡後，才能離開學校。當初從北大調來的這批老師對北大附中的發展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的。現在他們也都退休了，把自己的青春年華全部獻給了北大附中。”
“北大對附中的各項工作也是非常支持。記得在那年冬天，為了不讓孩子們凍著，北大拉取暖煤時先往附中運，首先保證附中的用煤。附中第一任校長尹企卓，是北大的教務長，他經常到附中來自不必說，北大校長陸平也常在星期天到附中來，看看附中的情況，問問需要什麽、有什麽問題。另外，後來北大的化學係、物理係等還常把一些淘汰的或多餘的儀器設備送給附中。為了保證辦法質量，北大可以將優秀的老師派到附中任職。陸平校長擔心各係不舍得，所以在黨委擴大會上，各係總支書記都在場，他說：我希望由劉美德挑選各係優秀的青年教師到附中去。”
“附中建校之初就有來自北大的眾多老師加盟，他們帶來了更為深遠的人才培養理念。附中教育從來不是知識點的死記硬背，而是刨根問底，力求係統地理解所學內容。我們非常注重啟發同學的獨立思考、獨立判斷的能力，鼓勵學生的興趣發展。我們教學時沒有讓同學覺得念書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我同時還擔任化學課的老師，無論是我在講台上，還是在聽其他老師課的時候，都能明顯看到同學專注的神情，那種因為學有所獲而愉悅的感受溢於言表。比如當時章熊老師、陳三老師的語文課，聽了以後你會覺得這一堂課是文學上的享受，我覺得這才是真正的教育。”
1966年6月，“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了，一代中國人的命運都卷入了時代的災難。劉美德老師作為北大附中的校領導，遭到了慘無人道的批鬥與虐待，身心都受到極大摧殘，九死一生。
“眾所周知，北大是文革的起源地，而聶元梓充當了急先鋒。那天也巧了，北大黨委要開各單位書記會通知到我，我騎自行車從附中過來，在北大南門要進校門的時候，看到一輛紅旗轎車把聶元梓送了回來。一位領導模樣的人下車對聶元梓說：你放心了，好好幹。後來我聽人說那個人就是曹軼歐，著名’整人專家’康生的妻子。”
“我認識聶元梓，她之前因為孩子上學的事情到附中來過。解放後中學裏要開俄語課，當時附中外語分俄語班和英語班。聶元梓的兒子是中途轉到附中來讀書的，她找到學校要求她的兒子必須上英語班。當時隻有一個英語班，名額早就滿了，我們教導主任就跟她說，你的孩子隻能上俄語班，不能上英語班了。聶元梓不高興，就去跟陸平告狀，那是在一次會議上，聶元梓不知道我也在場，她不認識我，我跟她也一直沒有過直接的交往。她跟陸平說，劉美德他們附中不講理，我要把我兒子放在英語班，他們硬是不同意。陸平當然沒理她。她估計因為這事也懷恨在心，這個人心胸是極為狹隘的，文革中的做法基本都是以革命的名義公報私仇。”
在那個年代，堅持讓孩子學英語，完全可以扣上一頂諸如崇拜美帝、居心叵測的帽子，予以“批倒批臭”，但此人竟成了革命代表，一度掌握了北大的領導權。可見文革不僅是思想領域的大混亂，更多地是不擇手段的權力之爭，而不明真相的群眾要麽被裹挾一同作惡，要麽成了時代的犧牲品。
“我們附中有一個專職黨支部書記，叫張春林。起先我是書記，他是副書記，但他業務能力差，不能教課，就讓他當了專職書記。他說他是工農兵’三位一體’，農民出身後來招工進了工廠，又參過軍，所以根正苗紅。而我算是資產階級出身，父親還在美國。估計他早就看我不順眼了，文革機會來了，就下狠手整我。張春林因為我有海外關係，就誣陷我是國際間諜，裏通外國，又加上隨意捏造的其它一些罪名。煽動附中學生抄家、打砸搶、毆打老師，張春林‘功不可沒’”。
北大附中是北京市最早對學校校長和老師進行野蠻毆打的地方。劉老師被剃了“陰陽頭”（剪去半邊頭發），被強迫在操場上爬行，還有紅衛兵把髒東西塞進她的嘴裏。有一天她被拉上一張方桌跪下，一個紅衛兵站在她身後，把一隻腳踩在她背上，由一名記者照相後，一腳把她從桌子上踢到地下去。學校裏有學生軍訓當步槍用的木棍子，紅衛兵拿來打人。劉老師記得打她的時候“棍子都打斷了”。當年北大附中有不少高幹子女，他們不知從哪裏搞來用橡皮包裹的鋼絲鞭子，也用來抽打劉美德和其他老師。“這種’刑具’打人，皮膚一點事兒沒有，不紅不腫，但真是痛徹肺腹。”
一天晚上，紅衛兵還把劉老師從家中押出去，讓她用木棍扛著一個不知什麽東西繞著附中操場跑了好幾圈，所幸隨後就把劉老師送回來了，沒有受到進一步的迫害。“那時我跟老伴說，說不定哪一天我就回不來了，但我絕不會‘畏罪自殺’，因為我無罪。那時其實已經不覺得害怕了，是一種逆來順受的麻木心情，但我還是堅信這場惡夢總會過去，我黨終有一天會糾正這個曆史錯誤，隻是不知道自己能否活到那一天。”當時劉老師已經懷孕7個月，由於受傷和營養不良，後來孩子生下不久就夭折了。劉老師能活下來，已經是萬幸了。
“被批鬥期間，我每天都要按時到校報到，不挨打挨鬥的時候就要幹活，掃廁所、樓道之類，還在陰暗潮濕的菜窖裏勞動過。因為被剃了陰陽頭，紅衛兵還’開恩’給我一頂破草帽。每天‘下班’回家，路過一戶農民的宅子，他家有一個十三、四歲的半大男孩都會追上我，把我帽子扯下來扔到很遠的地上。我去追帽子的時候，馬路上的行人都用一種奇怪、輕蔑的眼光看著我，那時真是恨不得找個地縫鑽進去。紅衛兵會暗中派一個人跟著我，主要是怕我自殺，這些事情他們是不會管的。”
“隻要被打倒，任何人都可以辱罵甚至毆打你，而你自己不能有絲毫辯解，否則就會被認為是’不老實’，而受到更為嚴厲的批鬥甚至拳打腳踢。知情的同事大多也因為害怕受到牽連，也很少有人能說句公道話。附中的總務主任是104中的老職工，工作能力很強，他母親患肺結核，我還去看望過並表達了學校的一點心意。後來老太太去世了，不知誰說這事是我害的，然後學校就貼了好幾處標語，讓我‘血債要用血來還！’。這麽明顯荒誕的事情，我也不能辯白。”
“改革開放後有一年附中校慶，我也回去了。走在學校裏，有幾個過去的學生向我鞠躬、道歉。其實我不怪他們，他們針對的不是我個人，我隻是被貼上了’階級敵人’的標簽，不幸成了上層權力鬥爭的犧牲品，而他們後來也成了被拋棄的工具。”
“據我所知，我是最早收到當年紅衛兵個人道歉的受害者。附中紅衛兵頭目，’聯動’（即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主要發起人之一，牛皖平，曾到我家裏當麵鞠躬道歉，當時還有《北京日報》的記者在場。我算是比較‘幸運’的，很多受到比我更嚴重迫害的人一生都沒等來道歉。”
“文革第二年，造反派覺得我們這些’牛鬼蛇神’每天能回家還是太‘舒服’了，所以決定晚上集中關押。後來全國推廣，被稱為關‘牛棚’。我住的‘牛棚’是學生宿舍改造的，比季羨林先生在《牛棚雜憶》中描寫的情況要好很多，不過也跟監獄差不多，一人一間，隻有床板，墊子褥子都沒有，冬天還把暖氣關掉。我愛人膽小，都不敢給我送鋪蓋過來。我也可以理解，如果他再牽連進來，全家就完了。睡覺前造反派要給我們訓話，讓我們背《毛主席語錄》，背不對就扇耳光。紅衛兵一晚上查房好幾次，雖然冷得無法入睡，我還是躺在床上不動，聽他們說：‘劉美德居然睡得著。’晚上住‘牛棚’，白天還有勞動，所幸中午可以休息一個小時。那種情況下，我居然沒病倒，也真是奇跡。”
“‘軍宣隊’來到北大之後，軍代表到附中考察時對我說：’劉美德你當初為什麽入團入黨參加革命？就是混進革命隊伍來跟我們鬥。’不過那時聽了這個話，我心裏已經沒有任何波動了。軍代表既然這樣定了性，對我的‘改造’自然還會繼續。牛棚之後是到海澱的‘五七幹校’，然後又去工地勞動。那時我很瘦弱，但居然能扛起100斤的水泥袋子。”
……
“‘工宣隊’、’軍宣隊’入駐北大後武鬥停止了，但學校還處於停課狀態。1972年‘複課鬧革命’，我回到北大，當時的北大人事處長問我有什麽要求？我說我沒有別的要求，隻要不讓我再回北大附中，我就滿意了，我都哭了。他說能理解，因為他也都挨過鬥。人事處長還是把我分回化學係了，可是我已經離開化學係12年了，所以我就專職做行政工作。起先是辦公室主任，後來是副係主任。文革前入學的大學生，很多人隻念了一兩年就算畢業分配工作了，文革後化學係就辦了補習班，畢業後重新分配，這方麵的組織工作是我負責的。分配時有的人跟我說希望到哪去，如果理由充分且條件允許的話，能滿足他就滿足他。還有老師們的生活及待遇問題需要解決，我也管這事。從文革開始以後，所有的人都沒漲工資。那時大家都很窮，當然都希望能漲工資，提高待遇，有人一大早就到辦公室門口堵著我，跟我講家裏的困難。但那時學校也沒錢，漲工資都是有名額和指標的，所以隻能分個先後次序。我也沒別的辦法，隻好論資排輩，按年齡，有人不服氣但也無話可說了。另外我還有管實驗員的工作。那個時候實驗員不夠，要招實驗員，招了以後要考試。總之，文革後我在化學係做了一些比較瑣碎的事情，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給了大家一些幫助，好在沒出現什麽大的矛盾。那時候行政係統和辦事規則也沒有現在這麽複雜，比如丁石孫校長，他就騎個自行車上下班，騎著車或走在路上，人家就可以把他攔住說個什麽事，或提個什麽要求、什麽意見。”
劉美德老師是北大及中國教育一段重要曆史的見證人。我們本著實事求是、對曆史負責的態度整理了劉老師的親身經曆及所見所聞，既不粉飾太平，也不誇大苦難。無論是光榮還是恥辱，都有可供借鑒的經驗與教訓。也正是有很多人的奮鬥、犧牲，乃至痛苦和無奈，才有了後來的改革開放，有了大力發展經濟和文化教育、尊重科學規律的全民共識，才有了今天的繁榮和強大。希望後人銘記這段曆史，吸取教訓，不要在麵臨痛苦與災難的時候才知道是非對錯，這樣國家的未來一定會有更好的發展。讓我們共同祝願民族的繁榮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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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訪時間：
2024年1月26日，上午10:00至12:00；
2024年3月20日，上午10:00至11:00;
2024年4月5日，上午10:30至11:30。
采訪記者：郭九苓、王穎霞、高珍、肖熠
錄音整理：郭九苓
文字編輯：郭九苓
定稿日期：2024年4月9日，經劉美德老師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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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師簡介
劉美德，女，1930年出生。1949年考入燕京大學化學係，由於國家建設需要，1952後提前畢業留北大化學係任教。1960年調入北京大學附屬中學，任副校長。1972年回到北大化學係，主要從事行政管理工作，曾任副係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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